十九日,王人文再奏說:“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一千餘人,討論合同及於國家鐵路存亡之關係,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紛四出,禁不勝禁,防不勝防。”


    同時上疏嚴參盛宣懷喪路權、國權,要求治以欺君誤國之罪,並請將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謝盛宣懷”。二十七日,他又把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簽注批駁的原件及公呈人全體姓名上奏,並附片自請處分。


    清廷申諭嚴飭,並將王人文.革.職。


    王人文,白族,雲南大理人。清同治二年生。光緒十三年(1883年)癸未科進士。曆任貴州湄潭、貴築、開泰縣知事,廣西南寧平樂府、奉城錦州府知府,廣西桂平梧道,廣東按察使、提學使,陝西布政使。


    一九一一年曾以布政使的身份短期“署理四川總督”的職務。


    在辛亥革命後,王人文曾被武昌政府譽為四川革命的“八大功臣之一”。 一九一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四月,任川滇宣慰使。一九一三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後脫離國民黨。國會解散後,離開北京。國會重開,遂入京,仍任參議院議員。一九一二年第二次恢複國會時仍任參議院議員。


    晚年王人文一直過著寓公生活,一九三零年病逝於天津。


    此為後話。


    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谘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以及保路同誌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


    當晚,曹篤和革命黨人朱國琛等人裁截木板數百塊,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誌速起自保自救”字樣,然後將木板塗上桐油,投入江中,順流而下。


    這就是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水電報”。


    名揚四海的“水電報”把消息傳遍川南、川東各地,更進一步掀起了各地群眾揭竿而起的革命浪潮。


    曹篤,字叔實,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是民國元老之一。


    先後就讀於自流井炳文書院、富順江陽書院、瀘州經緯學堂(現瀘州職業技術學院)。一九零七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立誌反清救國,與黃複生、熊克武、謝奉琦奉孫中山之命主持川省中國同盟會的工作。


    先後參與策劃成都、瀘州、江安反清武裝起義,四川保路民軍起義,曹篤領銜籌備成立國民黨四川省支部,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川黔邊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中國國民黨四川特派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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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期間力主對日作戰,抱病率四川抗敵慰問團去前線慰問抗日官兵,旗幟鮮明地反對內戰。


    曹篤晚年棄政從醫,出任四川省國醫館館長,開辦中醫學院,培養中醫人才。一九四五年病逝。


    曹篤性格豪爽,胸懷坦蕩,以一生之傳奇為世人所稱道。


    此亦為後話。


    蒲殿俊、羅綸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開,各街坊傳告各鋪家坐戶,無論老幼男女,各出一人,有的光頂光緒神位紙條,有的手舉一炷香,潮水般地湧進督署請願,有的人還跪地磕頭哭泣,要求釋放蒲、羅等人。


    麵對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趙爾豐早就發出“擁擠上院,格殺勿論”的指令。他一麵指使警務公所提調路廣鍾在督署附近聯升巷放火燒房子,意在製造誣陷群眾暴動的口實;一麵命令衛隊向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三十二人,受傷者不計其數。趙爾豐又派巡防軍分站各街口,開槍亂擊行人及學生小兒,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內凶耗,人人頭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請願。趙爾豐又下令官兵開槍,擊斃群眾數十人。對督署內外被槍殺的群眾,趙爾豐竟下令三日內不準收屍。


    趙爾豐,字季和,祖籍遼寧遼陽市,盛京將軍趙爾巽之弟。其父是道光進士,其兄弟爾震、爾巽、爾萃均考取進士,唯趙爾豐屢試不第,隻能以納捐為官,也就是買官,任職於廣東。一八八四年任山西靜樂知縣,一八八八年調永濟縣令,得山西巡撫錫良賞識,隨任於河南。


    一九零三年錫良調任四川總督,趙又隨之入川,先後任永寧道、建昌道、川滇邊務大臣、四川總督。


    武昌起義後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淩晨,在成都皇城壩召開公審大會公審趙爾豐,當眾盡斥其罪,並將趙爾豐當場處決於皇城“明遠樓”。


    當然,這也是後話。


    血案發生後,趙爾豐發布戒嚴令,緊閉城門。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開市,封鎖郵電交通,繼續逮捕同誌會骨幹和青年學生,砸抄鐵路公司和鐵道學堂,查封所有宣傳保路鬥爭的報刊。


    血腥的屠殺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發生的第二天,各地同誌軍便紛紛揭竿而起,猛撲成都。保路風潮遂由同誌會的文明爭路演變成全川同誌軍的武裝大起義。


    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誌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麵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


    僅在十餘天內,成都附近州縣的同誌軍“皆呼號而起”,“每縣數起,每起數千或至數萬”,從四麵八方把成都圍住。


    這些起義隊伍總數不下二十多萬,統稱為保路同誌軍或國民軍。他們砍斷電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與清軍戰鬥不下數百次,多次重創清軍。


    同誌軍圍攻成都十幾天,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指揮和作戰經驗,武器裝備又不足,沒能攻下成都,他們就分散進入地方各州縣。


    在四川的各州縣中,榮縣的群眾基礎較好,同盟會會員王天傑就在這裏從事革命的聯絡和組織工作,並組織民團一千餘人。


    九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宣布榮縣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東南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


    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誌軍起義的消息後,嚇得手忙腳亂。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帶兵到四川資州時被相應武昌起義的新軍斬首),並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


    繼川西的同誌軍起義後,川東地區的群眾也紛起響應,占領城口縣城以及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群眾,也都加入同誌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到十月上旬,同誌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廷又急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造成了武昌空虛,給武昌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如果沒有立憲請願活動、保路運動、特別是遍布四川的“同誌軍”地暴動,武昌起義的勝利是很難設想的。


    袁家的人發現,自家老爺這段時間特別的亢奮,特別的關心時局,關注各方麵的消息。


    已經好些天沒“蓑衣垂釣”了,一再地叮囑家人,有電報和信件,要第一時間拿給他。


    大家都有一種預感,這個家的平靜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


    事實上,從去年的年底起,朝廷就開始不斷有人呼籲,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凱,特別是外務部的呼聲更高。


    袁世凱在外務部時,對下屬要求特別嚴,大家都很懼怕他,也很煩他,幾乎都盼望他快點離開外務部。


    他被開缺時,雖然沒有人敢有所表示,但絕大多數人心裏是樂開了花的。


    但袁世凱離開後,外務部的業務處處幹不上去,總是遭致方方麵麵的指責,大家又想起了袁世凱在的日子。


    那時候累是很累,每天也很緊張,但幹起事來痛快呀!也有成就感。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以後,唐紹儀因為外交上屢屢受挫,幾乎天天鼓動軍機大臣們起用袁世凱,以應付外交上所麵臨的危機。


    這是個真誠的人,他一直被視為袁黨,但卻無所畏懼。從袁世凱被開缺的那一天開始,就公然為其鳴不平。


    東三省,由於日、俄都在加快侵略地步伐,為應對東三省的危機,以奕劻為首的十多名重臣,力保袁世凱出任東三省總督。


    當責任內閣遭到各方麵的攻擊時,協理大臣那桐心灰意冷。在提出辭呈時,竟公然說,自己這樣的人,十個也頂不住一個袁世凱。


    徐世昌為避嫌,不好直接提袁世凱的名字。但幾次提出要求,破格啟用扶危濟困之才,誰都能聽出來,這扶危濟困之人,是非袁世凱莫屬。


    就連載灃的親弟弟,海軍大臣載洵等人,也認為應當起用袁世凱。


    一些列強,也大造袁世凱應東山再起的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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