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長處是敢說、敢想、敢幹、敢闖,這恰恰是張之洞的不足之處。因為後者一事當前,總是顧慮很多。袁世凱的短處是想事不夠全麵,顧此失彼,而能把某件事涉及的方方麵麵都能想到,幹什麽事都反複思量,這又正是張之洞的優勢。


    或許,這就是優勢互補。


    重組後的軍機處,沒了翟鴻穖等處處和袁世凱唱反調的人。由袁世凱和張之洞主持的第二輪立憲改革,進展得很順利,也取得了一係列的成果。


    比如,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


    派汪大燮、達壽、於式枚,赴英、日、德國考察憲法。


    任命溥倫、孫家鼎出任資政院總裁,籌劃資政院建章建製。


    責成各省督撫迅速籌建谘議局和各府州縣議會,頒布憲法大綱和一係列變革法律。……


    這一係列的舉措,意義重大。


    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九日,清廷下詔決定在各省設立谘議局,並在中.央籌建資政院。


    一九零八年二十二日,清廷頒布《各省谘議局章程》和《谘議員選舉章程》。


    隨後,全國性選舉議員的選舉宣傳工作在各地全麵展開。


    士紳、地方團體派出人馬到各地講演。告訴民眾,議會是為民眾說話辦事的。選一個能表達自己的心願,能夠為大家說話辦事,敢說話,有能力說話的議員,關乎到每個人切身利益。


    清廷的立憲,雖然沒取得最終的成果,但這一係列的活動和措施,並非是無足輕重。因為,國家的變革是漸變的,是通過不斷量的積累而蛻變為質變。


    很多人看曆史,隻注重那些劃時代的事件。但是,他們忘了,沒有量的積累,是不可能有質的改變的。


    正如沒有已經壓在駱駝身上的那些草,最後一根稻草是不可能把駱駝壓倒的。


    清政.府設立資政院,是考慮到“中國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也就是說,目的在於培養鍛煉議員的能力,為成立兩院製的正式國會奠定基礎,是一個過渡性的立法機構。


    谘議局是清末改革中建立的地方審議機構,具有西方代議製立法機構的雛形。模仿西方立憲製國家地方議會的谘議局,議論本省應興應革的事件,預算、決算、稅法、公債,及省政義務等。谘議局議員選舉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選舉。


    資政院、各省谘議局和各州縣議會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地方民主化進程在體製內合法開啟,第一次在封建等級製度內部出現了特權和專權之外的民主機構。


    一方麵在不同程度上限製著封建專權,另一方麵也成為一個學校,培育民眾民主意識的學校。


    原來這個世界不是就應該長官說了算,很多重大事是要和大家商量的,是要征求大家意見的。


    從而開啟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參予政治的途徑,為新型的士紳階層提供了表達政治訴求的的平台。


    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為埋葬腐朽的封建製度,培育了掘墓人。


    進步在繼續,一九零八年,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選舉法要領》,明確了要進行預備立憲,期限為九年。


    將於一九一六年正式頒布憲法,進行第一次國會選舉。第一次國會將在一九一七年召開。


    《欽定憲法大綱》近代中國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這一文件是“憲政編查館、資政院五大臣督同館院諳習法政人員,甄采列邦之良規,折衷本國之成憲”編輯而成的,共二十三條,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君上大權,共十四條;二為臣民的權利和義務,共九條。《欽定憲法大綱》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對日本《明治憲法》的借鑒。


    《欽定憲法大綱》具有破天荒的意義。雖然,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在借鑒日本《明治憲法》時,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君權的限製條款刪去,實質上是對封建君權的又一次強化,它算不得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也因此而遭到立憲派的聲討和否定。


    但是,此前在中國,皇權從來都是至高無上的。現在至少皇權要有法律來規定了,把最高權力限製在法律和製度的範圍內的這一步,畢竟是走出來了。


    慈禧從來把皇權看得比命都重,在她的虎視眈眈下,還能過多地苛求袁世凱和張之洞嗎?


    社會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的進步,社會生活的變化,社會經濟在發展中對國家政治製度提出的改變的要求。在這個封建政權的內部,正在蠶食著這個製度本身。


    這一期間的清廷,在立憲上取得的點滴成果,都應該鐫刻上兩個人的名字,就是袁世凱和張之洞。


    這至少可以表明,兩個人不管政見有多少不同,是可以齊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


    我們說過,袁世凱是個幹事的人,不管是在什麽崗位上,也不管他管得是什麽事,他都是努力摸清情況,善於發現和解決問題。


    同樣,他在外務部尚書的位置上,他也幹了很多的實事。


    談到袁世凱在主事外務部的業績,首先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退還了部分的庚子賠款。


    庚子還歀曾經是壓在晚清貧困交加的中國人民身上的最為沉重負擔,可以說是壓得中國人民喘不上氣來。


    有人說,在晚清對外關係中,英國是和中國結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國仇怨最深的,相對關係好一點的是美國。


    袁世凱到任就聽說了一個情況,是中國駐美國公使梁誠提供。美國公使梁誠說他在和美國的各界人士接觸中,發現美國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過多,對處於苦難深重中的中國人民懷有著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凱對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於是要求奉天巡撫唐紹儀,下功夫和美國駐奉天總領事的聯絡,加強溝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凱承諾,成立東三省銀行從美國借歀,積極回應美國方的關切。


    同年,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進行秘密談判,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退還庚子賠款。


    為促成這件對國家和民族至關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當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他曾經做了很多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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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人就是美國的在華傳教士明恩溥,他曾經通過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的關係,寫信並當麵勸說過美國總統。


    外國傳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觸中國人的一個群體。他們在傳教過程中,得以與中國人近距離接觸,對中國人的性格有較為敏銳、細致的觀察。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來華,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四年,著有《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對中國人的性格進行了細致入微地剖析。


    在明恩溥看來,勤勞刻苦是中國人的顯著特點,但並不是一個值得宣揚的優點。因為在勤勞刻苦的背後,則是持續的為“活著”而勞碌、奮鬥。這一現象說明,中國的生產力與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隻有勤勞刻苦,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那必定要勤儉節約才可做到,因此,“節儉”又成了一個衍生的性格,而在中國人看來,節儉也是一種傳統美德。


    這種奇怪的邏輯讓美國人感到不解。明恩溥認為,中國人將“貧窮變成了一門學問”。


    長期的貧苦,鍛造了中國人堅韌的性格,普遍具有高強度的忍耐抗壓特點。在明恩溥看來,忍耐是一種隱蔽,是一種小心謹慎,與漁夫和獵人有相似之處。但明恩溥又將這種忍耐等同於印第安人的消極忍耐。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人。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故事中。


    經過各方的努力,美國國會終於在一九零八年,做出了退還已收庚子賠款的一半,用這筆錢培養中國赴美留學生。


    而現在的清華大學,也就是當時赴美留學預備學校,就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不應忘記,一百多年前,列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壓。但我們也應記得,有一個國家,在他們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曾經真心的幫過災難中的中國人民。


    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的任內,還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廢除《接待教士五條》。


    鴉片戰爭中國在戰敗後,在列強的壓力下,製訂了外國傳教士高人一等的《接待傳教士五條》。


    條例規定,外國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相當於地方官,這助長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


    引發庚子事變的“教案”問題,與此不無關係。


    一九零八年四月,袁世凱奏報朝廷,撤銷了這個不合理的條例。對於遏製不良教士的氣焰,緩和教民關係,具有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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