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修鐵路既然也是一種投資行為，就有投資預算或投資額度地限製。做為投資方，在修成鐵路的前提下，當然是期望投入越少越好。
諸如對占用土地的賠償，對投資方來說，肯定是越少越好。但對於土地的主人，對於接受賠償方，當然是賠償的越多越好。涉及到各自的切身利益，這本來就是一對很難解決的矛盾。
加之清政府官場和官員的腐敗，土地賠償款經過層層盤剝，到真正受補償者手裏，已經所剩無幾，更加劇了這個矛盾。
當然，在這些矛盾中，也有文化差異和破除迷信的問題。
比如修鐵路遇到墳地，不可能見墳地就避開，要是那樣，鐵路就沒法修了。
按德國人的想法，我占用你墳地給你土地占用費和墳墓遷移費就可以了。
但當地民眾可不是這樣認為，墳地是有風水的，關係到後代子孫，怎麽能遷移呢？這可不是給補償就能解決的問題。
就高密事件而言，當地民眾提出的排澇問題，當然是屬於合理的訴求。但如果鐵路修高架從那裏通過，恐怕也是鐵路投資方無法承受的。
而高密民眾反對修鐵路，應該也摻雜著仇外和排外的情緒在其中。
高密事件，是前任巡撫留給袁世凱的燙手山芋。
到袁世凱來處理時，已經不是簡單的修路糾紛。經過幾次流血衝突，已經演變成了德國人和當地民眾，清廷的當地政府和當地民眾仇怨了。
清政府急著解決高密事件，是怕德國人借口高密事件出兵中國。膠州灣的借故被侵占曆曆在目，清廷已經嚇破了膽。
按朝廷的想法，袁世凱手裏有軍隊，派軍隊把當地民眾打壓下去就完事了。
袁世凱經過了解，發現事情並不那麽簡單，如果輕率的采取鎮壓的手段，很容易激起民變。
有了糾紛，就需要調解，但調解的前提是糾紛雙方有共同遵循的東西。而要解決高密事件，缺少的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一個類似於德國方和中國方在修鐵路協議的東西。
有了協議，就有了共同遵循的準則，辦事就有了透明度。
比如土地賠償，一畝地賠償多少錢大家都知道了，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間盤剝了。
德國人不是不知道這個理，但是，他們更喜歡暗箱操做。通過賄賂當地官員，買通官員去壓迫當地民眾，這樣可以常常能花小錢來解決大問題。
隻是在高密，他們的這個伎倆沒能行得通，因為當地政.府已經失去了當地民眾的信任。
袁世凱認為，要解決高密事件，首先必須要有所遵循。沒有章程，“不能按照約章持平辦案”，遇到民路糾紛沒有法律依據，交涉往往無從處理。
袁世凱一麵派當地有名望的紳員勸解安撫百姓，一麵致電德國膠澳總督葉世克，請其派員到濟南另訂詳細的路礦章程。
德國鐵路公司迫於高密、濰縣人民的反抗，不得不派人員到濟南與袁世凱談判，訂立詳細的路礦章程。
經過雙方多日協商和艱苦談判，於一九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最終訂立了《中德膠濟鐵路章程》二十八款，同時也議定了關於礦務的詳細章程《山東德華礦務章程》二十款。
二合同的主要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規定了由德商、華商共同集股辦理路礦；堪查、購地、租地、建房以及對損害人民財產賠償等都做了明文規定。
章程議定後，袁世凱命人刊印多本，下發給各級官員。有了章程，德國辦事人員也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各級官員也能夠有所遵循。
在章程的約束下，袁世凱又派官員調解德方鐵路公司和民眾的衝突。雙方也都做出了一些讓步，比如鐵路方把一段鐵路北移了一公裏，增加了一些泄洪的小橋和涵洞。雙方的矛盾逐漸得到了緩和。
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調解的，特別是對民眾的有些過激行動，袁世凱采取了一些手段進行彈壓，抓捕了幾個代頭鬧事的領頭人。
對於不做為和在當地民眾口碑特別不好的官員，袁世凱也進行了適當的撤換。
總之，經過多方的努力，德國人修造的膠濟鐵路，得以順利施工。
高密事件，也基本得到了解決。
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固然是為了在中國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掠奪中國的資源；但也更想通過這條鐵路為其謀得巨額的利潤。
他們曾經計算過這條鐵路的創利能力，按照他們的設想，這條鐵路簡直可以成為他們的聚寶盆。
但是，他們失算了。
鐵路投資的特點是投資大，見效慢。獲利是靠遠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的收益，近期投資的效果都不理想。由於運輸增加是需要時間，加之運營成本維修成本和試運營的支出，最初幾年能做到保住運營本身不虧損就不錯了，談不上投資收入和回本。
膠濟鐵路是一九零五年全線通車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以英日聯盟為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國宣戰進攻青島。
這一年的十一月，駐青島的德軍向日本投降，青島和膠濟鐵路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德國人試運營與運營膠濟鐵路，總共不到十年時間，怕是連投資都沒能收回，是為日本做了嫁衣裳。
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經營了膠濟鐵路幾十年，可謂賺得盆滿缽餘。
當然，這是後話。
一九零零年一月九日，清政府來電詢問袁世凱：在平原鎮壓義和拳被當時的山東巡撫毓賢奏請革職的，袁世凱的二哥袁世敦是否離開山東？如未離開，著即驅逐回原籍，以息人言。
繼而收到在京城的徐世昌來信，告訴他京城盛傳袁世凱在痛剿義和拳，參奏他的奏折接二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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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他已經看完了濟南、東昌、泰安三府和臨清州稟報的一百四十六起案件，其中擾害教民的一百二十七起，共三百二十八家。擾害平民十九起，共二十八家。
對義和拳的搶劫財物，擾亂社會，為害百姓的真實情況有了更加深刻地認識。
他覺得他對義和拳剿滅的做法沒有錯，對於自己剛上任沒多少時間，就有這麽多人參奏自己很惱火。對於自己二哥因為鎮壓義和拳而遭到免職，更是感到不公。
他知道盯著他二哥的肯定是毓賢，也清楚針對自己是毓賢這一類人在背後搞鬼。
一月十一日，清廷發布上諭稱：安分良民學習技藝，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互保閭裏，不能目為會匪。
今後處理教案，隻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這在無形中把義和拳默認為合法組織，義和拳的頭目們見有機可趁，借機把義和拳改為義和團。
為了防止毓賢這些人在朝廷裏興風作浪，袁世凱認為自己應當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態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原，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持，不能按照約章持平辦案……該匪（義和拳）等雖托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祇在於聚眾劫財。得財稍多，則蓄馬購械；分髒不勻，或互鬥交毆。乃猶立幟大書，侈口於洋人可滅，借以行其聳動號召之私，而不知其伎倆毫無。……
“該匪等一經勇隊抵禦，即不能知，況能舉強盛之洋人而滅之乎！就使真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州，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向邇，國家又何以製其後！且膠澳、威海逼處強鄰，倘騷擾過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則山東全省必將震動。……
“統籌全局，應分別治本、治標。所謂治本者何？在於調和民教而已。而調和民教又在於頒示約章，整頓吏治。……教不得依勢淩民，淩民者許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鬧教，鬧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飭各屬遇案不分民教，但論曲直，不許教士幹預詞訟，嚴禁胥役籍案勒索……”
“所謂治標者何？在於綏靖地方而已。而綏靖地方又在於清楚匪類，化民愚氓。一麵命官員和紳士前往開導，設法解散，一麵懸賞購線，緝拿案犯首要，不操切以激變，亦不養癰以貽患。”
諸如對占用土地的賠償，對投資方來說，肯定是越少越好。但對於土地的主人，對於接受賠償方，當然是賠償的越多越好。涉及到各自的切身利益，這本來就是一對很難解決的矛盾。
加之清政府官場和官員的腐敗，土地賠償款經過層層盤剝，到真正受補償者手裏，已經所剩無幾，更加劇了這個矛盾。
當然，在這些矛盾中，也有文化差異和破除迷信的問題。
比如修鐵路遇到墳地，不可能見墳地就避開，要是那樣，鐵路就沒法修了。
按德國人的想法，我占用你墳地給你土地占用費和墳墓遷移費就可以了。
但當地民眾可不是這樣認為，墳地是有風水的，關係到後代子孫，怎麽能遷移呢？這可不是給補償就能解決的問題。
就高密事件而言，當地民眾提出的排澇問題，當然是屬於合理的訴求。但如果鐵路修高架從那裏通過，恐怕也是鐵路投資方無法承受的。
而高密民眾反對修鐵路，應該也摻雜著仇外和排外的情緒在其中。
高密事件，是前任巡撫留給袁世凱的燙手山芋。
到袁世凱來處理時，已經不是簡單的修路糾紛。經過幾次流血衝突，已經演變成了德國人和當地民眾，清廷的當地政府和當地民眾仇怨了。
清政府急著解決高密事件，是怕德國人借口高密事件出兵中國。膠州灣的借故被侵占曆曆在目，清廷已經嚇破了膽。
按朝廷的想法，袁世凱手裏有軍隊，派軍隊把當地民眾打壓下去就完事了。
袁世凱經過了解，發現事情並不那麽簡單，如果輕率的采取鎮壓的手段，很容易激起民變。
有了糾紛，就需要調解，但調解的前提是糾紛雙方有共同遵循的東西。而要解決高密事件，缺少的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一個類似於德國方和中國方在修鐵路協議的東西。
有了協議，就有了共同遵循的準則，辦事就有了透明度。
比如土地賠償，一畝地賠償多少錢大家都知道了，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間盤剝了。
德國人不是不知道這個理，但是，他們更喜歡暗箱操做。通過賄賂當地官員，買通官員去壓迫當地民眾，這樣可以常常能花小錢來解決大問題。
隻是在高密，他們的這個伎倆沒能行得通，因為當地政.府已經失去了當地民眾的信任。
袁世凱認為，要解決高密事件，首先必須要有所遵循。沒有章程，“不能按照約章持平辦案”，遇到民路糾紛沒有法律依據，交涉往往無從處理。
袁世凱一麵派當地有名望的紳員勸解安撫百姓，一麵致電德國膠澳總督葉世克，請其派員到濟南另訂詳細的路礦章程。
德國鐵路公司迫於高密、濰縣人民的反抗，不得不派人員到濟南與袁世凱談判，訂立詳細的路礦章程。
經過雙方多日協商和艱苦談判，於一九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最終訂立了《中德膠濟鐵路章程》二十八款，同時也議定了關於礦務的詳細章程《山東德華礦務章程》二十款。
二合同的主要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規定了由德商、華商共同集股辦理路礦；堪查、購地、租地、建房以及對損害人民財產賠償等都做了明文規定。
章程議定後，袁世凱命人刊印多本，下發給各級官員。有了章程，德國辦事人員也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各級官員也能夠有所遵循。
在章程的約束下，袁世凱又派官員調解德方鐵路公司和民眾的衝突。雙方也都做出了一些讓步，比如鐵路方把一段鐵路北移了一公裏，增加了一些泄洪的小橋和涵洞。雙方的矛盾逐漸得到了緩和。
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調解的，特別是對民眾的有些過激行動，袁世凱采取了一些手段進行彈壓，抓捕了幾個代頭鬧事的領頭人。
對於不做為和在當地民眾口碑特別不好的官員，袁世凱也進行了適當的撤換。
總之，經過多方的努力，德國人修造的膠濟鐵路，得以順利施工。
高密事件，也基本得到了解決。
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固然是為了在中國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掠奪中國的資源；但也更想通過這條鐵路為其謀得巨額的利潤。
他們曾經計算過這條鐵路的創利能力，按照他們的設想，這條鐵路簡直可以成為他們的聚寶盆。
但是，他們失算了。
鐵路投資的特點是投資大，見效慢。獲利是靠遠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的收益，近期投資的效果都不理想。由於運輸增加是需要時間，加之運營成本維修成本和試運營的支出，最初幾年能做到保住運營本身不虧損就不錯了，談不上投資收入和回本。
膠濟鐵路是一九零五年全線通車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以英日聯盟為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國宣戰進攻青島。
這一年的十一月，駐青島的德軍向日本投降，青島和膠濟鐵路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德國人試運營與運營膠濟鐵路，總共不到十年時間，怕是連投資都沒能收回，是為日本做了嫁衣裳。
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經營了膠濟鐵路幾十年，可謂賺得盆滿缽餘。
當然，這是後話。
一九零零年一月九日，清政府來電詢問袁世凱：在平原鎮壓義和拳被當時的山東巡撫毓賢奏請革職的，袁世凱的二哥袁世敦是否離開山東？如未離開，著即驅逐回原籍，以息人言。
繼而收到在京城的徐世昌來信，告訴他京城盛傳袁世凱在痛剿義和拳，參奏他的奏折接二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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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他已經看完了濟南、東昌、泰安三府和臨清州稟報的一百四十六起案件，其中擾害教民的一百二十七起，共三百二十八家。擾害平民十九起，共二十八家。
對義和拳的搶劫財物，擾亂社會，為害百姓的真實情況有了更加深刻地認識。
他覺得他對義和拳剿滅的做法沒有錯，對於自己剛上任沒多少時間，就有這麽多人參奏自己很惱火。對於自己二哥因為鎮壓義和拳而遭到免職，更是感到不公。
他知道盯著他二哥的肯定是毓賢，也清楚針對自己是毓賢這一類人在背後搞鬼。
一月十一日，清廷發布上諭稱：安分良民學習技藝，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互保閭裏，不能目為會匪。
今後處理教案，隻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這在無形中把義和拳默認為合法組織，義和拳的頭目們見有機可趁，借機把義和拳改為義和團。
為了防止毓賢這些人在朝廷裏興風作浪，袁世凱認為自己應當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態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原，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持，不能按照約章持平辦案……該匪（義和拳）等雖托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祇在於聚眾劫財。得財稍多，則蓄馬購械；分髒不勻，或互鬥交毆。乃猶立幟大書，侈口於洋人可滅，借以行其聳動號召之私，而不知其伎倆毫無。……
“該匪等一經勇隊抵禦，即不能知，況能舉強盛之洋人而滅之乎！就使真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州，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向邇，國家又何以製其後！且膠澳、威海逼處強鄰，倘騷擾過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則山東全省必將震動。……
“統籌全局，應分別治本、治標。所謂治本者何？在於調和民教而已。而調和民教又在於頒示約章，整頓吏治。……教不得依勢淩民，淩民者許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鬧教，鬧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飭各屬遇案不分民教，但論曲直，不許教士幹預詞訟，嚴禁胥役籍案勒索……”
“所謂治標者何？在於綏靖地方而已。而綏靖地方又在於清楚匪類，化民愚氓。一麵命官員和紳士前往開導，設法解散，一麵懸賞購線，緝拿案犯首要，不操切以激變，亦不養癰以貽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