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大街上,或節日的公園裏,人頭攢動,人山人海。他們的衣著萬紫千紅,化妝品色香各異,臉模樣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律的聰明,一個個全是智慧的腦瓜兒。如若不信,你隨便拽出一個人來問問吧,他要麽是經理,要麽是科長,最不濟也有大專以上的文憑。這樣的一些人走在大街上,就讓這世界瀟灑了許多,精彩了許多,當然也可怕了許多。


    比方,你開車進城吧,他要拿水管子衝一下你的車,爾後收你十五元;你進飯館吃頓飯吧,她跟你擠眉弄眼兒,上一些假煙假酒或不幹淨的東西糊弄你,爾後再把你來嘲笑:任你玩瀟灑,吃了一頓偽劣假;你去買張郵票吧,他要麽在那裏數錢,要麽弄一些票據翻來翻去,他永遠在那裏數錢或翻票據,你急,他比你還急,不等你不耐煩的他就要發火……


    聰明人多了,聰明的職業也多了。我的一位朋友曾在一個檔次稍高點的酒家做過一次調查:一桌十個人中,有兩位經理,一個廠長,一個總編(當然是有內部準印號的報紙的總編),一個記者(據說還能搞書號,並出過一本報告文學集),一個搞廣告策劃的,一個為某電視劇拉讚助的,一個籌劃著辦貴族學校的,兩個司機,全是些上層建築或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人,沒有一個是搞糧棉油生產的。這也許沒什麽代表性,你可以說正好就有那麽一桌聰明人讓你碰上了。但你若遇見個描眉畫眼兒的小妮子,她說不定就演過什麽電視劇或傍過大款也是事實。還是這位朋友,他於前年文人下海的熱潮中企圖籌劃著辦個公司,結果幾個月跑下來,公司沒辦成,還拉了一屁股債,他最大的體會就是,誰都能當顧問,誰都能搞策劃,可就找不著一個具體辦事兒的,如今你要找一個傻瓜比找一個天才還要難。


    問題來了:如今還有傻瓜嗎?如果有,都跑到哪裏去了呢?


    我大略地調查了一下,傻瓜仍在那灰塵飛揚的田野裏,傻瓜在那隆隆響的車間裏,火車站的廣場上有一些,煤礦的井下全都是。傻瓜很少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更不敢把那燈紅酒綠的社交場合來光顧。


    稍微地分析一下吧,那些仍然悶著頭直接從事糧棉油或工業品生產,以及一切仍靠工資生活的,差不多都是傻瓜了。


    我所說的傻瓜當然不是指因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弱智或低能兒,而主要是從德行上講的,類似過去常提的那種革命的老黃牛、革命的傻子。他們都是些安心本職、老實本分的人,是勤儉持家、增產節約的模範;表情永遠是想為你幹點什麽,走路低著頭,看地上有螺絲釘或廢鐵絲沒有。現在的聰明人甭說拾螺絲釘了,就是地上有一角以下的小鋼崩兒,他能彎下他那個高貴的腰屈尊去揀嗎?


    於某次小會上,我提到糧食是傻瓜種的,大樓是傻瓜蓋的,一個傻瓜生產出一斤糧食來,九個聰明人在那裏商量著如何坑他以及圍繞著這斤糧食如何大賺其錢,諸如往裏頭摻多少沙子為宜或如何哄抬糧價等等。對黨和政府的政策也如此,看過一幅漫畫:樓上一個諸葛亮製定政策,樓下三個諸葛亮在那裏研究對策,就覺得挺形象、挺真實。有同誌不同意我這個說法,他說籠統地歌頌革命的傻子已不合時宜,如今的企業有不少是私營企業,即使國有企業也大都承包了,你若給他當傻子,千方百計地為他增產節約,可他看著你忠厚老實反過頭來給你低工資或整治你怎麽辦?他恰恰又是個偷稅漏稅的不法戶或貪汙犯呢?這就複雜了,所以我說如今你想將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說明白都很難了,原因還是因為太聰明。但有一個道理很簡單:任何單位,都不會招些人去專門算計他,讓他既不節支又不增產,怎麽垮台得快怎麽幹的。


    交朋友也如此。太聰明的人沒什麽長久的朋友,他理論太多,你無法跟他交流。比方他將你的大褂兒剝去了,你跟他要,他能找出一千條理由不還你。你要急了,他說你賣國,就如魯迅先生所寫的:“現在東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隻嚷你自己的大衫,你這利己主義者,你這豬玀!”


    今年夏天,聰明人又出新花招:辦學。所謂去年辦報,今年辦學,都是錢來得快、來得容易的買賣。某地一個所謂的人才服務中心與外地某機電學院的一幫騙子相勾結,抓著高考落榜青年急於上大學的心理,以畢業之後頒發國家承認的大專文憑並分配工作為名,從我省招去了幾十個農村青年,結果到那裏一看,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兒,所謂大專文憑是要你參加當年的全國自學考試,合格了再發文憑。讓人家參加自學考試,何必千裏迢迢跑到你這裏上學?可憐那些家長,省吃儉用攢的三、四千塊錢就讓這幫騙子輕而易舉地拿走了,讓你無處告無處討。一上當青年的家長找到我,痛哭失聲而又百思不解:如今是怎麽了?教書育人的地方也騙錢?


    我也這麽想,是呀,如今怎麽了?有傻子瓜籽,就沒有傻瓜學校?想到這裏,真想到大街上喊一聲:傻瓜你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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