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乃厚是我所有作品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人。當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確實也就不能準確地分辯出哪些是他真幹的，那些事裏有水分。我在盡力寫出生活中真實的劉乃厚。
劉乃厚跟我一個莊，雖然同姓劉，但並不近。我到現在鬧不清他為何管我大姐叫大姑，而管我叫大兄弟。搜尋我童年時的全部記憶，我第一個認識並能記住的莊上的人就是他。他外號叫指導員。經常在關帝廟前的石台上嘩嘩啦啦地拉槍栓。他當然就是基幹民兵，手裏有一杆老槍。整個五十年代，莊上所有的基幹民兵都有槍，但一般都不背出來。他是唯一有事兒沒事兒地就背著槍在莊上轉兩圈兒的人，而後就到關帝廟前的石台上拉槍栓。我們童年乃至少年時期對槍是何等的崇拜呀，他在那裏拉槍栓的時候，我們就去看。這時候你瞧他那個神情，那真是要多傲慢有多傲慢，嘴角撇撇著，一副真指導員的架勢。你要摸摸槍托兒，他是絕對不幹。他當然還喜歡辦其他方麵的公事兒，比方莊上殺豬的時候，他往豬腿上的小口裏吹氣兒以使死豬虛胖朧腫好褪毛了；春節過後隊上請烈軍屬吃飯的時候提水端盤子了；莊裏開會的時候，他在旁邊轉轉悠悠，爾後嗷地一嗓子：“別說話了，好好聽，嗯。”了……他是整個解放區文化的代表，衣服襤褸餓著肚子卻自覺地替穿得比他好吃得比他飽的人操心。
任何一個村莊或家庭，都有些讓人尷尬的事情。比方人家正幹著不願意讓人看見的事兒，你無意中遇上了，那就要尷尬。還有些不太好啟齒的事情，你背後說說可以，也能義憤填膺，可要讓你去當麵處理，你就不一定幹。劉乃厚弟兄四個，他是老小，到死仍是光棍兒一條。他那三個哥哥，誰都不曾為他的個人問題操過心，可誰家有尷尬的事兒，都要讓他去處理，他自己也當仁不讓，顯示出很好的品行及悲劇性格。你比方他大哥有個長得不錯的閨女，跟莊上一個也姓劉、但並不近、若按莊親那閨女須管那人叫爺爺的青年談戀愛，並把登記結婚之後才能幹的事情提前辦了，搞得一時滿莊風雨。那弟兄三個氣乎乎地湊成堆兒商量，要把那青年的“狗腿砸斷一條”。後來尋思尋思若要大張旗鼓地砸，等於敗壞自家的閨女，就不如先找那青年談談，讓他們立即斷。若要斷了自然沒話說，若要不斷再砸也不遲。可誰去找那青年談呢？那家夥還有點文化什麽的？那三位商量來商量去，就找到老四了。他們如此這般的布置好（在劉乃厚的窩棚四周埋伏著），劉乃厚將那青年叫來即開始談。農村中沒有什麽秘密能保得住，那晚上十來歲的我也去旁聽了……
——往事越來越清晰。當時的劉乃厚做擦槍狀，上來即問那青年：“你是哪個單、單位的？”那青年說，莊戶人家還什麽單位不單位啊。“你態度放老實點兒，不老實狗腿不給你砸斷！快說，你跟我侄女是怎麽個事兒。”那青年也是孬種一個，另外他可能也聽見窩棚四周悉悉索索，有鴻門宴之光景，遂乖乖地交待了。劉乃厚還不過癮，不時地提醒那青年：“還有，在棉花地裏那次你還沒說，別以為我不知道！”連續審問了三晚上，直到那青年表示堅決跟那女孩兒斷絕關係，此事辦成，他大哥請他吃了一頓飯，無非是煎餅卷豆沫之類，他感動地說是：“以後再有這種事，提前說一聲，早做準備早下手。”
1972年，我第一次從部隊回來探家。四年沒見，他見著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怪恣來！我說你恣什麽？他說，赫魯曉夫死了。我說赫魯曉夫死了有什麽可恣的？他說，世界上又少了個修正主義壞家夥，這麽死下去，咱們社會主義江山就更加萬年長了。那時，海軍的軍裝跟公安人員的服裝差不多，他悄悄問我：你給毛**當警衛員是不是？我說，我當的是海軍，不是武警。他就說，趕不上給毛**當警衛員好，什麽工作也不如給毛**當警衛員好。
……他就是這麽替別人操心，替黨和國家及其領導人操心。
我最後一次見著他，是我下一次探家的時候。他照例地來看我。那時估計莊上剛放過《列寧在一九一八》的電影，說起話來，他說是，列寧這個同誌，雞毛狗哆嗦的，沒個穩重樣兒，說起話來舞舞紮紮，那怎麽領導好革命？旁邊就有人說，你想反革命啊？列寧是無產階級偉大領袖呢，你怎麽可以說他雞毛狗哆嗦？一下子嚇得他臉幹黃，一晚上再沒說話。直到我探家期滿回部隊的時候，他到停車點送我，偷偷將我拽到一邊兒說是，大兄弟，那件事你多擔待一點兒。我說哪件事？他說，我說列寧雞毛狗哆嗦是我的不對，我覺悟不高，不知咋回事兒的怎麽就說溜了嘴呢！快五十的人了，我算白活呀！他誠惶誠恐的神情就讓我大吃一驚。直到我寫這篇短文，一閉上眼仿佛還能看見他那布滿著麻子的臉上透出的那種驚嚇與虔誠。
他於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了。我每次回去還要說起他，我大姐甚至也把他的真名實姓給忘了：“噢，你是說‘指導員’呐，指導員是守著他的稱呼，背後都叫他‘半頁子’，如今這樣的人不多了，一個個精豆子似的，誰也不管誰的事兒。”我就感慨不已：農村中部分古樸淳厚的鄉情，往往就是由劉乃厚們支撐著的；它同時也構成了農村獨特而又多彩的文化，沒有了劉乃厚，農村會是個什麽樣子呢？
寫了這篇小東西之後我也不準備再寫他了。你跟如今的些小青年說他，往往讓他蒙受恥辱：一個半吊呀！二百五呀！那就讓我們：別了，乃厚？！
劉乃厚跟我一個莊，雖然同姓劉，但並不近。我到現在鬧不清他為何管我大姐叫大姑，而管我叫大兄弟。搜尋我童年時的全部記憶，我第一個認識並能記住的莊上的人就是他。他外號叫指導員。經常在關帝廟前的石台上嘩嘩啦啦地拉槍栓。他當然就是基幹民兵，手裏有一杆老槍。整個五十年代，莊上所有的基幹民兵都有槍，但一般都不背出來。他是唯一有事兒沒事兒地就背著槍在莊上轉兩圈兒的人，而後就到關帝廟前的石台上拉槍栓。我們童年乃至少年時期對槍是何等的崇拜呀，他在那裏拉槍栓的時候，我們就去看。這時候你瞧他那個神情，那真是要多傲慢有多傲慢，嘴角撇撇著，一副真指導員的架勢。你要摸摸槍托兒，他是絕對不幹。他當然還喜歡辦其他方麵的公事兒，比方莊上殺豬的時候，他往豬腿上的小口裏吹氣兒以使死豬虛胖朧腫好褪毛了；春節過後隊上請烈軍屬吃飯的時候提水端盤子了；莊裏開會的時候，他在旁邊轉轉悠悠，爾後嗷地一嗓子：“別說話了，好好聽，嗯。”了……他是整個解放區文化的代表，衣服襤褸餓著肚子卻自覺地替穿得比他好吃得比他飽的人操心。
任何一個村莊或家庭，都有些讓人尷尬的事情。比方人家正幹著不願意讓人看見的事兒，你無意中遇上了，那就要尷尬。還有些不太好啟齒的事情，你背後說說可以，也能義憤填膺，可要讓你去當麵處理，你就不一定幹。劉乃厚弟兄四個，他是老小，到死仍是光棍兒一條。他那三個哥哥，誰都不曾為他的個人問題操過心，可誰家有尷尬的事兒，都要讓他去處理，他自己也當仁不讓，顯示出很好的品行及悲劇性格。你比方他大哥有個長得不錯的閨女，跟莊上一個也姓劉、但並不近、若按莊親那閨女須管那人叫爺爺的青年談戀愛，並把登記結婚之後才能幹的事情提前辦了，搞得一時滿莊風雨。那弟兄三個氣乎乎地湊成堆兒商量，要把那青年的“狗腿砸斷一條”。後來尋思尋思若要大張旗鼓地砸，等於敗壞自家的閨女，就不如先找那青年談談，讓他們立即斷。若要斷了自然沒話說，若要不斷再砸也不遲。可誰去找那青年談呢？那家夥還有點文化什麽的？那三位商量來商量去，就找到老四了。他們如此這般的布置好（在劉乃厚的窩棚四周埋伏著），劉乃厚將那青年叫來即開始談。農村中沒有什麽秘密能保得住，那晚上十來歲的我也去旁聽了……
——往事越來越清晰。當時的劉乃厚做擦槍狀，上來即問那青年：“你是哪個單、單位的？”那青年說，莊戶人家還什麽單位不單位啊。“你態度放老實點兒，不老實狗腿不給你砸斷！快說，你跟我侄女是怎麽個事兒。”那青年也是孬種一個，另外他可能也聽見窩棚四周悉悉索索，有鴻門宴之光景，遂乖乖地交待了。劉乃厚還不過癮，不時地提醒那青年：“還有，在棉花地裏那次你還沒說，別以為我不知道！”連續審問了三晚上，直到那青年表示堅決跟那女孩兒斷絕關係，此事辦成，他大哥請他吃了一頓飯，無非是煎餅卷豆沫之類，他感動地說是：“以後再有這種事，提前說一聲，早做準備早下手。”
1972年，我第一次從部隊回來探家。四年沒見，他見著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怪恣來！我說你恣什麽？他說，赫魯曉夫死了。我說赫魯曉夫死了有什麽可恣的？他說，世界上又少了個修正主義壞家夥，這麽死下去，咱們社會主義江山就更加萬年長了。那時，海軍的軍裝跟公安人員的服裝差不多，他悄悄問我：你給毛**當警衛員是不是？我說，我當的是海軍，不是武警。他就說，趕不上給毛**當警衛員好，什麽工作也不如給毛**當警衛員好。
……他就是這麽替別人操心，替黨和國家及其領導人操心。
我最後一次見著他，是我下一次探家的時候。他照例地來看我。那時估計莊上剛放過《列寧在一九一八》的電影，說起話來，他說是，列寧這個同誌，雞毛狗哆嗦的，沒個穩重樣兒，說起話來舞舞紮紮，那怎麽領導好革命？旁邊就有人說，你想反革命啊？列寧是無產階級偉大領袖呢，你怎麽可以說他雞毛狗哆嗦？一下子嚇得他臉幹黃，一晚上再沒說話。直到我探家期滿回部隊的時候，他到停車點送我，偷偷將我拽到一邊兒說是，大兄弟，那件事你多擔待一點兒。我說哪件事？他說，我說列寧雞毛狗哆嗦是我的不對，我覺悟不高，不知咋回事兒的怎麽就說溜了嘴呢！快五十的人了，我算白活呀！他誠惶誠恐的神情就讓我大吃一驚。直到我寫這篇短文，一閉上眼仿佛還能看見他那布滿著麻子的臉上透出的那種驚嚇與虔誠。
他於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了。我每次回去還要說起他，我大姐甚至也把他的真名實姓給忘了：“噢，你是說‘指導員’呐，指導員是守著他的稱呼，背後都叫他‘半頁子’，如今這樣的人不多了，一個個精豆子似的，誰也不管誰的事兒。”我就感慨不已：農村中部分古樸淳厚的鄉情，往往就是由劉乃厚們支撐著的；它同時也構成了農村獨特而又多彩的文化，沒有了劉乃厚，農村會是個什麽樣子呢？
寫了這篇小東西之後我也不準備再寫他了。你跟如今的些小青年說他，往往讓他蒙受恥辱：一個半吊呀！二百五呀！那就讓我們：別了，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