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日戰爭，日本隻損失軍隊，而中國除了損失軍隊還損失大量平民的話，戰爭的平衡必然偏向日本一方。即使日本投降了，他們的重建工作也將比中國更迅速，因為他們的損失比中國小得多。為了扳回這個平衡，中國人必須盡全力殺死一切能見到的日本人。年老的日本人過去侵略過中國，年幼的日本人將來長大了會侵略中國，日本女人會給日本孕育下一代侵略分子，因此他們都是中國的敵人。所以各位不必為對老幼婦孺下手覺得不忍心、不仗義，殺死每一個日本人都是在為抗日戰爭做貢獻，都是在延緩甚至阻止日本戰後的重建。
“你這弄的有點偏激吧？”李如萍停下筆，探詢的問道：“在唐朝，日本可是還派遣唐使來著，還稱臣於中國呢！”
“這就是日本人的本性。”餘飆緩緩說道：“中國強盛時，日本人是中國人的門生，中國人奉日本人為上賓；中國衰弱時，中國人卻淪為日本人的刀下鬼。而且日本對中國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時即已顯露無疑，白江口之戰不就是和小日本打的？”
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不過是他們崇拜強權的特性的表現。當時的日本尚處於近乎蒙昧的時代，無論在文化技術和國力上都遠遠落後於大唐。於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製造工藝、建築美術、典章製度等等，並仿照中文草書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開始走出原始時代，完成所謂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稱臣的目的，無非是要同過引進文化來改善他們蒙昧落後的狀態。
二戰後，日本同樣對美國千依百順，連天皇也每天早晨起來就去給麥克阿瑟鞠躬行禮，獲得美國的信任，以從中國和亞洲掠得的財富購買設備和獲取先進的技術，如汽車、電器、半導體等。一旦感到羽翼豐滿，就開始看不起美國人，把美國的工程技術和管理水平說得一無是處，《日本敢於說不》就是一個例子。
由此可見說中日人民有過友好的曆史完全是完全違背事實的，持這種說法的中國人的唯一根據是唐代日本留學生與一些中國學者的密切交往。然而，這種交往是由中國向日本單方向的文化和技術輸出，日本留學生對其中國導師的尊重根本不能作為日本對中國友好的證明，隻能證明中國人對日本的無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後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國，日本人對中國不但沒有尊重，反而一有機會就瘋狂地侵略破壞、燒殺搶掠。日本對中國懷有的根深蒂固的惡意。
日本人以惡意對待中國人，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任何對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為我們教了日本人太多的東西。日本沒有創造自己的文明，他們引進了中國文明作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稱霸世界，必須首先徹底打垮它的啟蒙老師─中國，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滅了中國，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標榜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這種心理，和那些武俠故事中不肖弟子藝成之後要殺害恩師是同樣的。
“無論是日本軍隊還是日本平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國都是極端仇視的，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做危害中國人的事。在中國施行三光的日本兵當然不用說，那些控製中國礦山工廠的日本管理人員用最殘忍的方法折磨中國勞工，製造了數以百計的萬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也被日本平民殘酷迫害而大量死亡，當日軍占領南京時，日本全國一片歡騰，《東京日日新聞》上連載兩日兵百人斬比賽的比分的進度成了他們飯後的談資。”餘飆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如果我們不以實證的態度去回答這些問題，而是泛泛地認為任何地方好人總比壞人多，甚至憑空斷言日本人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訓了。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準則去估量別的民族，不能假定別的民族有著和我們類似的善惡觀念，否則，日本的所有行為就會變得無法理解。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特有的個性。我們應當從他們的行為總結出他們的習性，研究他們思維和行為的規律。就象自豐臣秀吉敗亡後，日本的戰略家們便開始不斷研究和製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田中義一的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對中國的資源人文的了解程度與其用心之險惡、計劃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國人看了都會出一身冷汗。”
“田中奏折，確實陰險毒辣，看過之後令人心驚。”李如萍皺起了秀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製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麵麵，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嘩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國。
“你這弄的有點偏激吧？”李如萍停下筆，探詢的問道：“在唐朝，日本可是還派遣唐使來著，還稱臣於中國呢！”
“這就是日本人的本性。”餘飆緩緩說道：“中國強盛時，日本人是中國人的門生，中國人奉日本人為上賓；中國衰弱時，中國人卻淪為日本人的刀下鬼。而且日本對中國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時即已顯露無疑，白江口之戰不就是和小日本打的？”
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不過是他們崇拜強權的特性的表現。當時的日本尚處於近乎蒙昧的時代，無論在文化技術和國力上都遠遠落後於大唐。於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製造工藝、建築美術、典章製度等等，並仿照中文草書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開始走出原始時代，完成所謂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稱臣的目的，無非是要同過引進文化來改善他們蒙昧落後的狀態。
二戰後，日本同樣對美國千依百順，連天皇也每天早晨起來就去給麥克阿瑟鞠躬行禮，獲得美國的信任，以從中國和亞洲掠得的財富購買設備和獲取先進的技術，如汽車、電器、半導體等。一旦感到羽翼豐滿，就開始看不起美國人，把美國的工程技術和管理水平說得一無是處，《日本敢於說不》就是一個例子。
由此可見說中日人民有過友好的曆史完全是完全違背事實的，持這種說法的中國人的唯一根據是唐代日本留學生與一些中國學者的密切交往。然而，這種交往是由中國向日本單方向的文化和技術輸出，日本留學生對其中國導師的尊重根本不能作為日本對中國友好的證明，隻能證明中國人對日本的無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後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國，日本人對中國不但沒有尊重，反而一有機會就瘋狂地侵略破壞、燒殺搶掠。日本對中國懷有的根深蒂固的惡意。
日本人以惡意對待中國人，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任何對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為我們教了日本人太多的東西。日本沒有創造自己的文明，他們引進了中國文明作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稱霸世界，必須首先徹底打垮它的啟蒙老師─中國，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滅了中國，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標榜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這種心理，和那些武俠故事中不肖弟子藝成之後要殺害恩師是同樣的。
“無論是日本軍隊還是日本平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國都是極端仇視的，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做危害中國人的事。在中國施行三光的日本兵當然不用說，那些控製中國礦山工廠的日本管理人員用最殘忍的方法折磨中國勞工，製造了數以百計的萬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也被日本平民殘酷迫害而大量死亡，當日軍占領南京時，日本全國一片歡騰，《東京日日新聞》上連載兩日兵百人斬比賽的比分的進度成了他們飯後的談資。”餘飆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如果我們不以實證的態度去回答這些問題，而是泛泛地認為任何地方好人總比壞人多，甚至憑空斷言日本人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訓了。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準則去估量別的民族，不能假定別的民族有著和我們類似的善惡觀念，否則，日本的所有行為就會變得無法理解。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特有的個性。我們應當從他們的行為總結出他們的習性，研究他們思維和行為的規律。就象自豐臣秀吉敗亡後，日本的戰略家們便開始不斷研究和製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田中義一的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對中國的資源人文的了解程度與其用心之險惡、計劃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國人看了都會出一身冷汗。”
“田中奏折，確實陰險毒辣，看過之後令人心驚。”李如萍皺起了秀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製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麵麵，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嘩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