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的災難年代，年代之初日軍就開始對中國發起挑釁，七七事變則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麵進攻，積弱太久、力量渙散的中國軍隊在日軍剛開始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中國進入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國民黨政府被迫從南京遷至武漢而至重慶，蔣介石也被迫飛往各個戰場進行督戰，也是事態所逼。嚴峻的事態並沒有給蔣介石時間和機會去思考和調整國內事務。1938年10月後，日軍隨著占領地的擴大，兵力已不夠分配，同時由於其它各方麵的複雜因素，諸如借錢打仗，國際信用度降低；軍費巨大的開支，迫使國內租稅加重，國內人民的厭戰情緒增加等，日本開始改變戰略，進攻步伐逐漸緩慢下來，為蔣介石解決國內事務、消除自己的憂慮和恐懼提供了時間和機會，同時日本的新戰略也給了蔣介石心理上的空間，注意力轉向了國內。
日本的新戰略在政治上從反蔣轉為拉蔣，將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蔣介石可以暫時從抗日事務中脫身出來，所以蔣介石才會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
日本的侵略也給了蔣介石統一全國的政治機會。中國多年來一直處於各路諸侯、各派勢力獨霸一方的局麵，雖然表麵上蔣介石政府重新統一了中國，但中央政府形同虛設，除了對中共的憂慮和恐懼之外，各派軍閥勢力也是蔣介石頭痛的問題。日軍的侵略給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借機統一全國、發展自身的藉口和機會。
中共的軍隊在抗戰中得到了發展，同樣在抗戰中國民黨的軍隊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國民黨軍隊“自開戰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時為1938年11月20日。），共計補前方兵員為一百九十四萬七千餘（其川滇桂晉冀魯各軍自行補充此尚未計及）”。雖然抗戰初期中國軍隊遭到了重大損失，傷亡總數截至五中全會前約一百一十萬人，但兵額較開戰時還有增多，“現時共約二百五十餘萬人，開始時共約一百七十餘萬人”，並且何應欽認為：“我國軍隊現有之武器較諸開戰時，在數量上及素質上，均優勝。”所以對蔣介石國民黨來說，堅持抗戰的大旗，不僅是民族主義之必須，而且給自身帶來莫大的實惠。蔣介石借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消除和減少一切不利因素，實現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是五中全會召開的一大背景。當然，英、美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犧牲中國以求同日本妥協，對國民黨進行勸降，這方麵的背景也不可忽視。
中共雖然隻有約20萬左右的軍隊，但卻是國民黨最頭痛的問題。閻錫山稱王山西，但威脅不大。馮玉祥調至中央，難有作為。將全國劃分成幾個戰區，李宗仁就被迫離開廣西，成為無水之龍。其餘如劉湘、龍雲之流也難有作為，假以時日，應可收服。並且在抗戰大旗下，蔣介石可以隨時任意支配他們的軍隊，如調李品仙、廖磊軍把守津浦線南段，雲南的盧漢軍拱衛武漢等，並進可隨時進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著李宗仁、閻錫山等軍閥所沒有的猛烈的發展勢頭。
國共之間有著很尖銳的矛盾，在日軍進攻局勢緊張時，被遮蔽了，當局勢緩和下來後，很快凸顯，這正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與國共關係變化的症結所在，同樣也是隨後出現的愈演愈烈的國共磨擦的症結之所在。
抗戰爆發後的國共合作雖然消弭了兩黨間的戰火，但國民黨內對中共的敵視依然存在。其實國民黨認為中共進行國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圖，缺乏合作抗戰的誠意，這在國共兩黨就合作問題洽談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在國民黨人看來，中共借“和平團結，共同禦辱”的旗號來保護自己，並會借機發展壯大。
餘飆聚精會神的閱讀著剛剛下發的《**問題處置辦法》，此時國民黨已不惜運用武力來解決問題，國共在軍事上的摩擦日益嚴重。據他得到的消息，1939年4月，秦啟榮部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在河北，張蔭梧率部襲擊冀中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6月12日，國民黨要取消中共西安重慶辦事處以外的各地辦事處而製造了平江慘案……
餘飆慨歎一聲，將文件放到了桌上。對於同室操戈，他向來是深惡痛絕也不感興趣，但是指揮部裏人多嘴雜，他隻不好妄加評論。
“所謂國共聯合陣線，為目前計，固不能不虛與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誠心，不過假借特區名義，名正言順，整頓充實，一俟坐大，伺機反噬，亦即所謂‘不戰而屈我’陰謀，手段原自高人一等。”剛剛抵達的國民黨河北省省府趙科長推了推眼鏡在旁沉聲說道：“我們當以八九年來一貫之國策為重，而以苟求一時表麵之安定為輕。”
“同室操戈，固為本國之恥辱，也易為外敵所乘，不可不慎。”副司令吳新民皺著眉頭說道。
“**之參加抗日，一是以聯合陣線之名，取得參戰之一員，雖居我黨之下亦甘之如詒。二是以國共合作之口號，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開之保障，為其他各黨各派作護符。三俟實力既充與我對峙作正式戰，而以各黨各派擔任遊擊，使我腹背受敵，內外夾攻，而致潰敗，其計至毒，其法至妙。而我黨內其他人卻不能了解，此甚為悲哀。”趙科長語氣很沉痛，好象國民黨內部隻有他一個明白人，別人都糊裏糊塗似的。
餘飆伸展開手臂，手指在桌上快速敲了個《義勇軍進行曲》的節奏，將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淡淡一笑，“任何政策都應從實際出發，因地製宜才有效果。我們身處敵後，形勢錯綜複雜，除了日本鬼子，現在勢力最廣最大的恐怕應該是GCD八路軍了，如果輕易開罪了他們，友軍遠水不解近渴，我們費盡心力打下了這塊基地恐怕就要付之東流了。”
日本的新戰略在政治上從反蔣轉為拉蔣，將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蔣介石可以暫時從抗日事務中脫身出來，所以蔣介石才會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
日本的侵略也給了蔣介石統一全國的政治機會。中國多年來一直處於各路諸侯、各派勢力獨霸一方的局麵，雖然表麵上蔣介石政府重新統一了中國，但中央政府形同虛設，除了對中共的憂慮和恐懼之外，各派軍閥勢力也是蔣介石頭痛的問題。日軍的侵略給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借機統一全國、發展自身的藉口和機會。
中共的軍隊在抗戰中得到了發展，同樣在抗戰中國民黨的軍隊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國民黨軍隊“自開戰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時為1938年11月20日。），共計補前方兵員為一百九十四萬七千餘（其川滇桂晉冀魯各軍自行補充此尚未計及）”。雖然抗戰初期中國軍隊遭到了重大損失，傷亡總數截至五中全會前約一百一十萬人，但兵額較開戰時還有增多，“現時共約二百五十餘萬人，開始時共約一百七十餘萬人”，並且何應欽認為：“我國軍隊現有之武器較諸開戰時，在數量上及素質上，均優勝。”所以對蔣介石國民黨來說，堅持抗戰的大旗，不僅是民族主義之必須，而且給自身帶來莫大的實惠。蔣介石借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消除和減少一切不利因素，實現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是五中全會召開的一大背景。當然，英、美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犧牲中國以求同日本妥協，對國民黨進行勸降，這方麵的背景也不可忽視。
中共雖然隻有約20萬左右的軍隊，但卻是國民黨最頭痛的問題。閻錫山稱王山西，但威脅不大。馮玉祥調至中央，難有作為。將全國劃分成幾個戰區，李宗仁就被迫離開廣西，成為無水之龍。其餘如劉湘、龍雲之流也難有作為，假以時日，應可收服。並且在抗戰大旗下，蔣介石可以隨時任意支配他們的軍隊，如調李品仙、廖磊軍把守津浦線南段，雲南的盧漢軍拱衛武漢等，並進可隨時進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著李宗仁、閻錫山等軍閥所沒有的猛烈的發展勢頭。
國共之間有著很尖銳的矛盾，在日軍進攻局勢緊張時，被遮蔽了，當局勢緩和下來後，很快凸顯，這正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與國共關係變化的症結所在，同樣也是隨後出現的愈演愈烈的國共磨擦的症結之所在。
抗戰爆發後的國共合作雖然消弭了兩黨間的戰火，但國民黨內對中共的敵視依然存在。其實國民黨認為中共進行國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圖，缺乏合作抗戰的誠意，這在國共兩黨就合作問題洽談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在國民黨人看來，中共借“和平團結，共同禦辱”的旗號來保護自己，並會借機發展壯大。
餘飆聚精會神的閱讀著剛剛下發的《**問題處置辦法》，此時國民黨已不惜運用武力來解決問題，國共在軍事上的摩擦日益嚴重。據他得到的消息，1939年4月，秦啟榮部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在河北，張蔭梧率部襲擊冀中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6月12日，國民黨要取消中共西安重慶辦事處以外的各地辦事處而製造了平江慘案……
餘飆慨歎一聲，將文件放到了桌上。對於同室操戈，他向來是深惡痛絕也不感興趣，但是指揮部裏人多嘴雜，他隻不好妄加評論。
“所謂國共聯合陣線，為目前計，固不能不虛與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誠心，不過假借特區名義，名正言順，整頓充實，一俟坐大，伺機反噬，亦即所謂‘不戰而屈我’陰謀，手段原自高人一等。”剛剛抵達的國民黨河北省省府趙科長推了推眼鏡在旁沉聲說道：“我們當以八九年來一貫之國策為重，而以苟求一時表麵之安定為輕。”
“同室操戈，固為本國之恥辱，也易為外敵所乘，不可不慎。”副司令吳新民皺著眉頭說道。
“**之參加抗日，一是以聯合陣線之名，取得參戰之一員，雖居我黨之下亦甘之如詒。二是以國共合作之口號，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開之保障，為其他各黨各派作護符。三俟實力既充與我對峙作正式戰，而以各黨各派擔任遊擊，使我腹背受敵，內外夾攻，而致潰敗，其計至毒，其法至妙。而我黨內其他人卻不能了解，此甚為悲哀。”趙科長語氣很沉痛，好象國民黨內部隻有他一個明白人，別人都糊裏糊塗似的。
餘飆伸展開手臂，手指在桌上快速敲了個《義勇軍進行曲》的節奏，將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淡淡一笑，“任何政策都應從實際出發，因地製宜才有效果。我們身處敵後，形勢錯綜複雜，除了日本鬼子，現在勢力最廣最大的恐怕應該是GCD八路軍了，如果輕易開罪了他們，友軍遠水不解近渴，我們費盡心力打下了這塊基地恐怕就要付之東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