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你們搞不動產登記和工商登記有點急了，”陳策略覺惋惜，“本來這個發招換契的機會，是可以收一大筆的印花稅的。要是等新幣推開之後再搞就好了。”
印花稅具有“稅負輕、稅源旺、征收易”的特點，自荷蘭人1624年發明之後，很快為各國政府所模仿，元老院自然也不能例外。
印花稅在海南已經開始實施，但是海南的印花稅是以糧食流通券作為貨幣單位的，而廣東這邊是即將全麵推廣的銀儲券，所以並沒有立刻被移植到廣州來。
“這事我們也想過，現在所以這次發得執照和房地契我們都有年審製度。”鄭尚潔說，“營業執照一年一次，房地契三年一次――”
陳策說：“你們考慮還挺全麵啊。”
“沒法不全麵，畢竟是財源啊。”劉翔說，“印花稅這個稅種好，廣州的商業貿易很多，立契起券是家常便飯，有了印花稅，聚沙成塔，就是常年不斷的稅源了。”
“不過本時空的商賈百姓，立約起券的時候雖然有中人、保人、證人之類的名目，在衙門裏備案的卻不多。但是上衙門打官司的話，這些契約文書也算證據。我們推行這個印花稅票怕是會有阻力吧――畢竟原本在衙門備案不是強製性的要求。”鄭尚潔說。
“這個容易。”陳策胸有成竹，“沒有印花稅票的契約文書，打官司的時候不能作為憑證。隻要幾次官司一打，老百姓自然就懂了。”
他們又討論了可以征收的幾種稅收。關稅整頓是海關的事，要等海關來頒行具體的政策，劉翔決定先從流通渠道征收間接稅。
計劃是在城南和城東各設一個批發市場，經營大宗貨物批發。通過批發市場的收購和投放，來調節城內商品的供求和物價劉翔並不打算搞糧食、棉布之類的民生物資的統購統銷――這是市政府和元老院都力有未逮的。
雖然不搞統購統銷，但是糧食、棉布和燃料三項大宗商品，不論運進還是運出交易，都必需在批發市場內進行交易，以確保買賣雙方完稅。征收的稅種，以征收較為簡單的印花稅和營業稅為主。商人繳稅取得稅票之後，才準運銷。
“大宗商品強製在批發市場交易納稅，是否會引起商人駐足不前？”劉翔有些擔心。
“他們從前運到廣州，一樣要遭到牙人的盤剝，難道給牙人的中錢、倉租和盤剝不是錢嗎？”陳策笑了，“曆朝曆代為什麽要設立牙行牙人這種在我們看來收益很小，又明顯違反市場規律的事情呢？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傳統政府無力管理複雜的商業行為，無法從中獲得利益，隻好通過將利益出讓給個人來獲取少量的收入。你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種官府的包稅人。類似的例子還有明清的食鹽專賣體製，就其本意來說如出一轍：通過最簡單的方式獲取財源，簡化管理。至於結果我們都清楚，國家巨大的財源在變相的包稅製下反而年年虧損。”
“這個就和讓乞丐打更承擔治安任務一樣……”
“是的，”陳策說，“傳統政府無力承擔許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怎麽辦？那就通過讓渡部分公權力來交換服務，至於服務的水平如何，社會維持支出的實際成本有多大，官府並不操心，反正成本是由老百姓來承擔――所以說在公共服務社會化這個理念上我們是領先於世界的。”他說了來了興趣，“我們一直說大明的商業稅少。真得少嗎？不用下去調查光看史籍就知道商人的負擔並不輕――錢都去了哪裏？大多花費是消耗在‘潛規則’了。而我們的稅收體係就是把這些‘潛規則’明規化，做到征稅有法可依，減少這種灰色領域。”
“張居正搞‘一條鞭法’也是和你一樣的想法。”鄭尚潔忽然說，“我擔心……”
陳策笑了笑：“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最終失敗，不是因為他的稅法有問題，而是大明政府體製落後了。凡是現代社會體製下的稅收，除了某些奇葩國家之外，基本沒有鬧出過大問題的。”
“……另外，在城外要設立一二個大型副食品批發市場，讓商販、餐飲商家和農民直接進行交易。”鄭尚潔在地圖上比劃著，“一來我們可以就地征稅，二來可以有效調節市麵上副食品價格――現在副食品批發環節裏欺行霸市現象太嚴重了。”
關帝廟人馬在各關廂暴力壟斷了城外蔬菜、禽蛋、水產品批發渠道。強製農戶和小販都要從他們手中交易。這樣的壟斷不但流失了稅源，還加大了市民的生活負擔。打破壟斷對爭取民心和擴大收入都有直接的好處。
市政府並不直接插手批發市場的貿易，隻是作為市場管理方存在，征收稅款，收取場租之類的服務性費用。
但是市場裏元老院必需有代理人，這樣才能影響到市場的運作，各種買入、賣出的操縱市場的行為也得有一個商業實體來運作。市政府討論下來決定由大昌米行操作糧食貿易，由萬有操作副食品，由合作社操作大宗生活日用品，同時代銷專賣的食鹽和煙草。
“有了批發市場，我們就基本上控製了大宗商品的流通渠道。”鄭尚潔說，“接下來就是看成果如何了。”
張毓的爹最近喜氣洋洋，澳洲人進了城，他靠著大世界供應商的牌子，生意蒸蒸日上不說，最近又收到了甲長送來的通知，要他作為“小微工商戶”代表出席“廣州工商總會第一次代表大會”。
張毓爹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但是有張毓這個“精通澳學”的兒子，大紅請柬上這幾行字的意思明白的倒是比一般人理解的深得多。
實話說，澳洲人要請他去開會，他是多少有點意外的――不但他意外，張毓也覺得意外。因為他家的核桃酥鋪子，別看最近生意興隆，實際一直就是個夫妻老婆店，象現在這樣能用上幾個夥計學徒的，已經是近幾十年沒有的事情了。
這樣規模的小鋪子在廣州城裏，堪稱滿地都是。時時刻刻都在開張倒閉，能開三代雖然很了不起，但是在廣州的商圈裏堪稱無足輕重。市政府把他們歸類為“小微工商戶”，倒也是名符其實。
要說這廣州城裏接到請柬的商人，大多是愁眉苦臉――自古以來，官府“請”商人赴宴也好，會議也好，萬變不離其宗的就是個“錢”字。
凡有用兵、災荒、大工……官府肯定會想到商人們，要他們“樂捐樂輸”。所以一聽要“赴會赴宴”，高舉之類的富商們都會頭疼。
張毓家過去沒資格“躬逢其盛”，他們這樣的小微戶就算一家一當都賣幹淨了也拿不出三五十兩銀子來。官府自然沒興趣在他們身上花費力氣：小蝦米是留給小魚吃得。
現在突然來這麽一張請柬，張毓的爹想到的就是自家終於發達了，要知道過去隻有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豪商才有資格被官府請去“赴宴”，現在居然輪到自家了！
張毓想得卻比他爹要複雜些。雖然他不知道請他家去開會是什麽用意，不過他好歹看過許多“澳洲雜誌”，算是“澳學人才”。從那些雜誌上的文章裏，他大概猜測得出澳洲人要把商人們都統合起來――就像在臨高一樣。
不論是他看過得澳洲雜誌還是報紙，多少都有臨高和澳洲人統治區各地工商會的活動報道，報道的內容五花八門。但是核心內容他還是看得明白的。
澳洲人的工商會，實際和廣州城裏的各種行會、會館類似，隻不過它是所有工商業者的“行會”，不再按照行業或者地域劃分。澳洲人有什麽命令，通過工商會傳達執行；同樣的，商人和作坊主們有什麽要求也通過工商會上陳。平日裏還舉辦一些活動什麽的――雖然他看不出這些“活動”有什麽意義――比如一起去種樹之類的。
乍看起來，似乎和本地的行會、會館並無不同，但是從報道上看，澳洲人的官府似乎要更好相與一些，工商會有什麽問題去找官府，都能很快得到很好的解決――即方便又快捷，而且用不著花費各種雜七雜八的“規費”、“好處”。這一點張毓原本是不大相信的。但是自從他家和大世界“交上了買賣”，和大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的確是從未花費過一點“好處”卻是事實。要知道別說是和茶居做生意，就算是給大戶人家送貨，也照例要有“回傭”、“點心錢”之類的花銷。何況自從澳洲人來了之後，澳洲人的警察盡管天天從他家鋪子門前的街道經過，卻從沒有勒索過這條街上任何一家鋪子一文錢的“好處”。這可就是天大的稀罕事了！難怪對麵豆腐店的老板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未完待續。)
印花稅具有“稅負輕、稅源旺、征收易”的特點，自荷蘭人1624年發明之後，很快為各國政府所模仿，元老院自然也不能例外。
印花稅在海南已經開始實施，但是海南的印花稅是以糧食流通券作為貨幣單位的，而廣東這邊是即將全麵推廣的銀儲券，所以並沒有立刻被移植到廣州來。
“這事我們也想過，現在所以這次發得執照和房地契我們都有年審製度。”鄭尚潔說，“營業執照一年一次，房地契三年一次――”
陳策說：“你們考慮還挺全麵啊。”
“沒法不全麵，畢竟是財源啊。”劉翔說，“印花稅這個稅種好，廣州的商業貿易很多，立契起券是家常便飯，有了印花稅，聚沙成塔，就是常年不斷的稅源了。”
“不過本時空的商賈百姓，立約起券的時候雖然有中人、保人、證人之類的名目，在衙門裏備案的卻不多。但是上衙門打官司的話，這些契約文書也算證據。我們推行這個印花稅票怕是會有阻力吧――畢竟原本在衙門備案不是強製性的要求。”鄭尚潔說。
“這個容易。”陳策胸有成竹，“沒有印花稅票的契約文書，打官司的時候不能作為憑證。隻要幾次官司一打，老百姓自然就懂了。”
他們又討論了可以征收的幾種稅收。關稅整頓是海關的事，要等海關來頒行具體的政策，劉翔決定先從流通渠道征收間接稅。
計劃是在城南和城東各設一個批發市場，經營大宗貨物批發。通過批發市場的收購和投放，來調節城內商品的供求和物價劉翔並不打算搞糧食、棉布之類的民生物資的統購統銷――這是市政府和元老院都力有未逮的。
雖然不搞統購統銷，但是糧食、棉布和燃料三項大宗商品，不論運進還是運出交易，都必需在批發市場內進行交易，以確保買賣雙方完稅。征收的稅種，以征收較為簡單的印花稅和營業稅為主。商人繳稅取得稅票之後，才準運銷。
“大宗商品強製在批發市場交易納稅，是否會引起商人駐足不前？”劉翔有些擔心。
“他們從前運到廣州，一樣要遭到牙人的盤剝，難道給牙人的中錢、倉租和盤剝不是錢嗎？”陳策笑了，“曆朝曆代為什麽要設立牙行牙人這種在我們看來收益很小，又明顯違反市場規律的事情呢？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傳統政府無力管理複雜的商業行為，無法從中獲得利益，隻好通過將利益出讓給個人來獲取少量的收入。你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種官府的包稅人。類似的例子還有明清的食鹽專賣體製，就其本意來說如出一轍：通過最簡單的方式獲取財源，簡化管理。至於結果我們都清楚，國家巨大的財源在變相的包稅製下反而年年虧損。”
“這個就和讓乞丐打更承擔治安任務一樣……”
“是的，”陳策說，“傳統政府無力承擔許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怎麽辦？那就通過讓渡部分公權力來交換服務，至於服務的水平如何，社會維持支出的實際成本有多大，官府並不操心，反正成本是由老百姓來承擔――所以說在公共服務社會化這個理念上我們是領先於世界的。”他說了來了興趣，“我們一直說大明的商業稅少。真得少嗎？不用下去調查光看史籍就知道商人的負擔並不輕――錢都去了哪裏？大多花費是消耗在‘潛規則’了。而我們的稅收體係就是把這些‘潛規則’明規化，做到征稅有法可依，減少這種灰色領域。”
“張居正搞‘一條鞭法’也是和你一樣的想法。”鄭尚潔忽然說，“我擔心……”
陳策笑了笑：“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最終失敗，不是因為他的稅法有問題，而是大明政府體製落後了。凡是現代社會體製下的稅收，除了某些奇葩國家之外，基本沒有鬧出過大問題的。”
“……另外，在城外要設立一二個大型副食品批發市場，讓商販、餐飲商家和農民直接進行交易。”鄭尚潔在地圖上比劃著，“一來我們可以就地征稅，二來可以有效調節市麵上副食品價格――現在副食品批發環節裏欺行霸市現象太嚴重了。”
關帝廟人馬在各關廂暴力壟斷了城外蔬菜、禽蛋、水產品批發渠道。強製農戶和小販都要從他們手中交易。這樣的壟斷不但流失了稅源，還加大了市民的生活負擔。打破壟斷對爭取民心和擴大收入都有直接的好處。
市政府並不直接插手批發市場的貿易，隻是作為市場管理方存在，征收稅款，收取場租之類的服務性費用。
但是市場裏元老院必需有代理人，這樣才能影響到市場的運作，各種買入、賣出的操縱市場的行為也得有一個商業實體來運作。市政府討論下來決定由大昌米行操作糧食貿易，由萬有操作副食品，由合作社操作大宗生活日用品，同時代銷專賣的食鹽和煙草。
“有了批發市場，我們就基本上控製了大宗商品的流通渠道。”鄭尚潔說，“接下來就是看成果如何了。”
張毓的爹最近喜氣洋洋，澳洲人進了城，他靠著大世界供應商的牌子，生意蒸蒸日上不說，最近又收到了甲長送來的通知，要他作為“小微工商戶”代表出席“廣州工商總會第一次代表大會”。
張毓爹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但是有張毓這個“精通澳學”的兒子，大紅請柬上這幾行字的意思明白的倒是比一般人理解的深得多。
實話說，澳洲人要請他去開會，他是多少有點意外的――不但他意外，張毓也覺得意外。因為他家的核桃酥鋪子，別看最近生意興隆，實際一直就是個夫妻老婆店，象現在這樣能用上幾個夥計學徒的，已經是近幾十年沒有的事情了。
這樣規模的小鋪子在廣州城裏，堪稱滿地都是。時時刻刻都在開張倒閉，能開三代雖然很了不起，但是在廣州的商圈裏堪稱無足輕重。市政府把他們歸類為“小微工商戶”，倒也是名符其實。
要說這廣州城裏接到請柬的商人，大多是愁眉苦臉――自古以來，官府“請”商人赴宴也好，會議也好，萬變不離其宗的就是個“錢”字。
凡有用兵、災荒、大工……官府肯定會想到商人們，要他們“樂捐樂輸”。所以一聽要“赴會赴宴”，高舉之類的富商們都會頭疼。
張毓家過去沒資格“躬逢其盛”，他們這樣的小微戶就算一家一當都賣幹淨了也拿不出三五十兩銀子來。官府自然沒興趣在他們身上花費力氣：小蝦米是留給小魚吃得。
現在突然來這麽一張請柬，張毓的爹想到的就是自家終於發達了，要知道過去隻有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豪商才有資格被官府請去“赴宴”，現在居然輪到自家了！
張毓想得卻比他爹要複雜些。雖然他不知道請他家去開會是什麽用意，不過他好歹看過許多“澳洲雜誌”，算是“澳學人才”。從那些雜誌上的文章裏，他大概猜測得出澳洲人要把商人們都統合起來――就像在臨高一樣。
不論是他看過得澳洲雜誌還是報紙，多少都有臨高和澳洲人統治區各地工商會的活動報道，報道的內容五花八門。但是核心內容他還是看得明白的。
澳洲人的工商會，實際和廣州城裏的各種行會、會館類似，隻不過它是所有工商業者的“行會”，不再按照行業或者地域劃分。澳洲人有什麽命令，通過工商會傳達執行；同樣的，商人和作坊主們有什麽要求也通過工商會上陳。平日裏還舉辦一些活動什麽的――雖然他看不出這些“活動”有什麽意義――比如一起去種樹之類的。
乍看起來，似乎和本地的行會、會館並無不同，但是從報道上看，澳洲人的官府似乎要更好相與一些，工商會有什麽問題去找官府，都能很快得到很好的解決――即方便又快捷，而且用不著花費各種雜七雜八的“規費”、“好處”。這一點張毓原本是不大相信的。但是自從他家和大世界“交上了買賣”，和大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的確是從未花費過一點“好處”卻是事實。要知道別說是和茶居做生意，就算是給大戶人家送貨，也照例要有“回傭”、“點心錢”之類的花銷。何況自從澳洲人來了之後，澳洲人的警察盡管天天從他家鋪子門前的街道經過，卻從沒有勒索過這條街上任何一家鋪子一文錢的“好處”。這可就是天大的稀罕事了！難怪對麵豆腐店的老板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