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性格基因看來太不像他的父親了，隱忍、執著、待人寬容是曹操能夠亂世裏稱雄的原因，而偏執、自負、有仇必報是曹丕性格的總特點。
在用人上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舉，有海納百川的氣度，而曹丕多以自己的好惡劃分陣營，無意識中把人分成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兩大類，“自己人”怎麽都可以，不惜打破常規給予重用，“不是自己人”就想辦法打壓甚至迫害，失去了帝王的法度。
敢恨，是曹丕的性格；敢愛，也是他的個性。
曹休、曹真、夏侯尚、夏侯楙自不必說，對“太子四友”這些人，以及過去在奪嫡之爭中支持過自己的人，曹丕也都一律給予關照和無條件信任。曹丕稱帝不久即下詔任命“太子四友”之一的吳質以振威將軍的身份“都督河北諸軍事”，後麵是一項新職務，意思是指揮、節製河北地區的一切軍事力量。河北，指的是黃河以北，從行政區劃上說包括冀州刺史部的大部以及青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的全部。
這項職務權力很大，把整個曹魏北部地區的軍權都交給了吳質，而在此之前吳質擔任過的職務，可以查證的隻是一名縣令（朝歌長）和某將軍府裏的長史，曹操在世時似乎對此人也並不感冒。
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一名從未帶過兵、打過仗的縣令被直接提拔為將軍，這當然是一種“敢愛”的表現。“都督諸州軍事”的製度也從此定型，曹仁、曹真、曹休以及張遼等人外出領兵一般都加以“都督某州諸軍事”的名號，有的加以“持節”的授權。有這種名號和授權的將軍權力更大，不僅可以調兵，而且可以懲治轄區內某一級別的官員，類似後世的欽差大臣。
曹魏習慣上分成了四大戰區：北部戰區一般為“都督河北諸軍事”，主要職責是防禦北部少數民族部落，轄區麵積不小，但一直沒打過大仗，重要性稍差；西部戰區一般為“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或“都督隴右諸軍事”，主要職責是防禦蜀漢，通常由征西大將軍或鎮西將軍兼任；中部戰區一般為“都督荊州諸軍事”或“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主要職責是兼防蜀漢和孫吳，通常由征南大將軍兼任；東部戰區一般為“都督揚州諸軍事”或“都督青州、揚州諸軍事”，主要職責也是防禦孫吳，通常由征東大將軍或鎮東大將軍兼任。
吳質一躍成為曹魏政壇和軍界的新星，但奇怪的是《三國誌》卻沒有他的傳記，主要原因是此人脾氣很差，在生前即受到頗多議論。
黃初五年（224）吳質回洛陽朝覲，曹丕發現沒有多少人搭理吳質，吳質顯得有點孤獨，曹丕專門下詔命上將軍及特進以下高官都到吳質家裏做客，想幫吳質結結人緣。
宴會上，客人喝得怎麽樣不知道，主人先喝高了。吳質這個人，酒一喝多就把持不住，曹真這時候擔任著中軍大將軍一職，長得有點胖，同為“太子四友”的朱鑠時任中領軍，長得很瘦，吳質便拿他們二位尋開心，令伶人在宴席上表演“戲說肥瘦”的段子，不想玩笑開過了頭，曹真臉上掛不住，與吳質當場鬧翻，要責罰伶人，甚至不惜刀兵相見。
看熱鬧的人都不怕事兒大，曹洪、王忠等人想看吳質的笑話，在一旁瞎起哄，故意逗火，曹真愈加恚怒，拔刀瞋目，大罵於座：“這個伶人要是放跑了，我要拿你開斬！”曹真是什麽分量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吳質不示弱：“曹子丹，你隻不過是屠案上的肉，吳質吞你不用搖喉，咀嚼你也不用搖牙，何敢恃勢而驕？”
眼看無法收場，朱鑠從座席上起身來勸：“陛下要我們陪你作樂，你怎麽這樣？”有人勸架，順著台階下就得了，但吳質又回頭罵朱鑠：“朱鑠，你還是小心別把座席弄壞了！”朱鑠也是個急性子，被吳質嗬斥，氣得拔劍朝地上砍，其他想上來勸架的隻好坐了回去。
吳質就是這樣的臭脾氣，結果把自己弄成了政壇上的孤鳥。
不僅吳質當了“河北戰區司令”，到了黃初六年（225）的春天曹丕又突然做出了兩項重要人事任命：以陳群為鎮軍大將軍，錄行尚書事，隨車駕董督眾軍；以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守許昌，督後台文書。
吳質、陳群、司馬懿，加上擔任中領軍的朱鑠，“太子四友”全部有了軍職，這些都打破了曹魏政壇的潛規則。自曹操創業開始曹魏陣營一直以來遵循著嚴格的文臣、武將兩條路徑，文臣從不帶兵，而武將中雖有個別人短時間內兼任過太守一類的行政官員，但極少有向三公、九卿方向發展的先例。
文人就是文人，武人就是武人，這是兩個不同的集團。在曹魏的陣營裏，有人概括出這兩個集團分別各有一個核心，文人的核心是汝潁集團，武人的核心是譙沛集團。曹魏的主要文臣中荀彧、荀攸、郭嘉、鍾繇、杜襲、辛毗以及後起之秀陳群等人都是潁川郡或汝南郡人，這裏自古多奇士，世家大族輩出，故稱汝潁集團。而譙沛集團，是因為曹氏父子乃沛國譙縣人，沛譙集團其實就是“諸夏侯曹”集團。
文臣中最優秀者，如荀彧、郭嘉、荀攸和崔琰等，一生從未擔任過軍職，這既是因各人特長而造就的不同分工，也暗含著某種權力格局的製衡，有人負責決策，有人負責執行。決策的人不管執行，執行的人不考慮決策。
由“武人”而入“文人”者有一個特例，那就是程昱，他本來是一員武將，後來成為曹魏陣營的核心謀士，程昱的成功轉型是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兵權是曹魏最核心的權力，三公可以讓，九卿可以給，但兵權輕易不會給你。曹魏掌兵者不超過三種情況：一是如“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親；二是如張遼、張郃、徐晃等人，是職業軍人，為打仗而生，為打仗而死，絕對效忠於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張燕、張繡那樣曾經的地方實力派，被曹魏接收後暫時帶兵，最終兵權也被稀釋或整合。
陳群、司馬懿等“太子四友”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他們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盡管他們已身處權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賴，但他們從未奢望過染指兵權，現在兵權卻自己來了。
在給陳群、司馬懿的任命詔書裏，明確他們的軍職分別是鎮軍大將軍和撫軍大將軍，指揮的主要是“中央軍”。
曹魏軍製雖然延續了秦漢以來南軍、北軍的體製，但因為隨時都在作戰，四麵都是戰場，又加上曹魏實行特殊的五都製，除洛陽為常設首都外，鄴縣、譙縣、許昌和長安是陪都，所以軍製自然與和平年代的南軍、北軍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係部隊可以分為地方主力軍團和中央軍團兩大部分，中央軍團除中領軍、中護軍這些禁衛軍外，還有一部分守衛其他幾個都城。中領軍、中護軍簡稱“中軍”，天子到哪裏他們就守備於哪裏，其他的中央軍被編為鎮軍、撫軍等兵團，由鎮軍大將軍、撫軍大將軍指揮。
與一般雜號將軍不同，陳群、司馬懿的軍職裏還有一個“大”字，這是曹丕稱帝以後的新發明，如果沒有這個“大”字，這些將軍就是普通的將軍，相當於軍長，加了一個“大”字，地位一下子抬升了很多，至少可以與四征、四安、四鎮將軍相當，從品秩上說略低於三公但高於二千石的九卿。
陳群和司馬懿之前的身份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書令、尚書仆射，掌握了軍權，品秩也驟然提升。同時，他們仍然負責尚書台，陳群以鎮軍大將軍的身份“錄行尚書事”，即兼任朝廷的秘書長，司馬懿沒有明確是否仍兼任尚書仆射這個副秘書長，但命他“督後台文書”，說明他仍然兼職於尚書台。
文帝命他們掌兵，也可以看作是給尚書台加上了兵權，尚書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帶兵，這個恐怕連尚書台的締造者漢武帝也沒有這麽做過。
任命詔書專門講到了陳群和司馬懿的分工：“過去軒轅黃帝建四麵之號，周武王稱‘予有亂臣十人’，先賢們之所以能治國理民，都是多任用賢人的緣故。現在內有公卿鎮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軍情需要出征，軍中應該有柱石一般的賢帥，輜重所在之處也應該有重臣鎮守，那麽禦駕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沒有什麽可顧慮的了。現在，任命尚書令、潁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尚書仆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如果我親征討伐南方的敵人，就留撫軍大將軍守許昌，督後方諸軍，處理後台文書諸事；由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眾軍，代理朝廷秘書長。他們都給予假節、鼓吹，並調撥給中軍騎兵600人。”
對陳群和司馬懿來說，手裏有沒有兵權其實有本質區別，曹操生前殺掉或逼死的重量級人士，從孔融、荀彧到崔琰、楊修、婁圭、毛玠等，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文人。而武將之中，將軍以上的從未被殺過一個，也就是說，在曹魏陣營裏最危險的是文人，而最安全的是武人。
這符合權力的邏輯和遊戲規則，文人靠一張嘴，沒有實力做支撐，殺也罷，用也罷，全憑君王的心情。而每個武人的背後都是一支隊伍，君王即使不滿，也會投鼠忌器，用別的方法解決權力問題。
像張繡那樣手上有曹家血債的人，還有像臧霸那樣的土匪，曹氏父子隻得一忍再忍，找機會一點點把兵權收回來；而像荀彧、崔琰那樣忠心耿耿、為曹魏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一句話就能要命。
這不是君王冷酷，這是權力規則。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軟實力。手握兵權，才是硬實力，但兵權又是那樣遙不可及，所以詔令下達之初司馬懿、陳群尚不敢欣然接受，他們上書辭讓。
曹丕下詔，打消他們的顧慮：“我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以夜繼晝，想休息都不得空，做出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增加你們的榮耀，是讓你們為我分憂啊！”二人這才接受，上任後他們又接到了曹丕的詔書：“我常常因為後方的事感到擔憂，所以把重任交給你們。曹參雖有戰功，但論封行賞時蕭何最重，讓我沒有西顧之憂，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裏善於理政的蕭何更重要，他想讓陳群、司馬懿做好的蕭何。這種無以複加的信賴還不斷繼續著，後來曹丕專門給司馬懿下過一份詔書：“我在東方，撫軍大將軍全權處理西方的事務；我在西方，撫軍大將軍全權處理東方的事務。”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更何況皇帝的詔書？這份詔書可以理解為一份授權書，有了這項授權，司馬懿儼然成了“曹丕第二”，尚書台裏的司馬懿成為曹魏帝國僅次於皇帝的人。雖然最後麵的這份詔書隻出現在《晉書》裏，不排除是為了粉飾司馬懿而虛構的，但陳群和司馬懿迅速躋身曹魏軍界並掌握軍事大權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極大地改變了曹魏的權力結構。
在用人上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舉，有海納百川的氣度，而曹丕多以自己的好惡劃分陣營，無意識中把人分成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兩大類，“自己人”怎麽都可以，不惜打破常規給予重用，“不是自己人”就想辦法打壓甚至迫害，失去了帝王的法度。
敢恨，是曹丕的性格；敢愛，也是他的個性。
曹休、曹真、夏侯尚、夏侯楙自不必說，對“太子四友”這些人，以及過去在奪嫡之爭中支持過自己的人，曹丕也都一律給予關照和無條件信任。曹丕稱帝不久即下詔任命“太子四友”之一的吳質以振威將軍的身份“都督河北諸軍事”，後麵是一項新職務，意思是指揮、節製河北地區的一切軍事力量。河北，指的是黃河以北，從行政區劃上說包括冀州刺史部的大部以及青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的全部。
這項職務權力很大，把整個曹魏北部地區的軍權都交給了吳質，而在此之前吳質擔任過的職務，可以查證的隻是一名縣令（朝歌長）和某將軍府裏的長史，曹操在世時似乎對此人也並不感冒。
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一名從未帶過兵、打過仗的縣令被直接提拔為將軍，這當然是一種“敢愛”的表現。“都督諸州軍事”的製度也從此定型，曹仁、曹真、曹休以及張遼等人外出領兵一般都加以“都督某州諸軍事”的名號，有的加以“持節”的授權。有這種名號和授權的將軍權力更大，不僅可以調兵，而且可以懲治轄區內某一級別的官員，類似後世的欽差大臣。
曹魏習慣上分成了四大戰區：北部戰區一般為“都督河北諸軍事”，主要職責是防禦北部少數民族部落，轄區麵積不小，但一直沒打過大仗，重要性稍差；西部戰區一般為“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或“都督隴右諸軍事”，主要職責是防禦蜀漢，通常由征西大將軍或鎮西將軍兼任；中部戰區一般為“都督荊州諸軍事”或“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主要職責是兼防蜀漢和孫吳，通常由征南大將軍兼任；東部戰區一般為“都督揚州諸軍事”或“都督青州、揚州諸軍事”，主要職責也是防禦孫吳，通常由征東大將軍或鎮東大將軍兼任。
吳質一躍成為曹魏政壇和軍界的新星，但奇怪的是《三國誌》卻沒有他的傳記，主要原因是此人脾氣很差，在生前即受到頗多議論。
黃初五年（224）吳質回洛陽朝覲，曹丕發現沒有多少人搭理吳質，吳質顯得有點孤獨，曹丕專門下詔命上將軍及特進以下高官都到吳質家裏做客，想幫吳質結結人緣。
宴會上，客人喝得怎麽樣不知道，主人先喝高了。吳質這個人，酒一喝多就把持不住，曹真這時候擔任著中軍大將軍一職，長得有點胖，同為“太子四友”的朱鑠時任中領軍，長得很瘦，吳質便拿他們二位尋開心，令伶人在宴席上表演“戲說肥瘦”的段子，不想玩笑開過了頭，曹真臉上掛不住，與吳質當場鬧翻，要責罰伶人，甚至不惜刀兵相見。
看熱鬧的人都不怕事兒大，曹洪、王忠等人想看吳質的笑話，在一旁瞎起哄，故意逗火，曹真愈加恚怒，拔刀瞋目，大罵於座：“這個伶人要是放跑了，我要拿你開斬！”曹真是什麽分量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吳質不示弱：“曹子丹，你隻不過是屠案上的肉，吳質吞你不用搖喉，咀嚼你也不用搖牙，何敢恃勢而驕？”
眼看無法收場，朱鑠從座席上起身來勸：“陛下要我們陪你作樂，你怎麽這樣？”有人勸架，順著台階下就得了，但吳質又回頭罵朱鑠：“朱鑠，你還是小心別把座席弄壞了！”朱鑠也是個急性子，被吳質嗬斥，氣得拔劍朝地上砍，其他想上來勸架的隻好坐了回去。
吳質就是這樣的臭脾氣，結果把自己弄成了政壇上的孤鳥。
不僅吳質當了“河北戰區司令”，到了黃初六年（225）的春天曹丕又突然做出了兩項重要人事任命：以陳群為鎮軍大將軍，錄行尚書事，隨車駕董督眾軍；以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守許昌，督後台文書。
吳質、陳群、司馬懿，加上擔任中領軍的朱鑠，“太子四友”全部有了軍職，這些都打破了曹魏政壇的潛規則。自曹操創業開始曹魏陣營一直以來遵循著嚴格的文臣、武將兩條路徑，文臣從不帶兵，而武將中雖有個別人短時間內兼任過太守一類的行政官員，但極少有向三公、九卿方向發展的先例。
文人就是文人，武人就是武人，這是兩個不同的集團。在曹魏的陣營裏，有人概括出這兩個集團分別各有一個核心，文人的核心是汝潁集團，武人的核心是譙沛集團。曹魏的主要文臣中荀彧、荀攸、郭嘉、鍾繇、杜襲、辛毗以及後起之秀陳群等人都是潁川郡或汝南郡人，這裏自古多奇士，世家大族輩出，故稱汝潁集團。而譙沛集團，是因為曹氏父子乃沛國譙縣人，沛譙集團其實就是“諸夏侯曹”集團。
文臣中最優秀者，如荀彧、郭嘉、荀攸和崔琰等，一生從未擔任過軍職，這既是因各人特長而造就的不同分工，也暗含著某種權力格局的製衡，有人負責決策，有人負責執行。決策的人不管執行，執行的人不考慮決策。
由“武人”而入“文人”者有一個特例，那就是程昱，他本來是一員武將，後來成為曹魏陣營的核心謀士，程昱的成功轉型是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兵權是曹魏最核心的權力，三公可以讓，九卿可以給，但兵權輕易不會給你。曹魏掌兵者不超過三種情況：一是如“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親；二是如張遼、張郃、徐晃等人，是職業軍人，為打仗而生，為打仗而死，絕對效忠於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張燕、張繡那樣曾經的地方實力派，被曹魏接收後暫時帶兵，最終兵權也被稀釋或整合。
陳群、司馬懿等“太子四友”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他們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盡管他們已身處權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賴，但他們從未奢望過染指兵權，現在兵權卻自己來了。
在給陳群、司馬懿的任命詔書裏，明確他們的軍職分別是鎮軍大將軍和撫軍大將軍，指揮的主要是“中央軍”。
曹魏軍製雖然延續了秦漢以來南軍、北軍的體製，但因為隨時都在作戰，四麵都是戰場，又加上曹魏實行特殊的五都製，除洛陽為常設首都外，鄴縣、譙縣、許昌和長安是陪都，所以軍製自然與和平年代的南軍、北軍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係部隊可以分為地方主力軍團和中央軍團兩大部分，中央軍團除中領軍、中護軍這些禁衛軍外，還有一部分守衛其他幾個都城。中領軍、中護軍簡稱“中軍”，天子到哪裏他們就守備於哪裏，其他的中央軍被編為鎮軍、撫軍等兵團，由鎮軍大將軍、撫軍大將軍指揮。
與一般雜號將軍不同，陳群、司馬懿的軍職裏還有一個“大”字，這是曹丕稱帝以後的新發明，如果沒有這個“大”字，這些將軍就是普通的將軍，相當於軍長，加了一個“大”字，地位一下子抬升了很多，至少可以與四征、四安、四鎮將軍相當，從品秩上說略低於三公但高於二千石的九卿。
陳群和司馬懿之前的身份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書令、尚書仆射，掌握了軍權，品秩也驟然提升。同時，他們仍然負責尚書台，陳群以鎮軍大將軍的身份“錄行尚書事”，即兼任朝廷的秘書長，司馬懿沒有明確是否仍兼任尚書仆射這個副秘書長，但命他“督後台文書”，說明他仍然兼職於尚書台。
文帝命他們掌兵，也可以看作是給尚書台加上了兵權，尚書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帶兵，這個恐怕連尚書台的締造者漢武帝也沒有這麽做過。
任命詔書專門講到了陳群和司馬懿的分工：“過去軒轅黃帝建四麵之號，周武王稱‘予有亂臣十人’，先賢們之所以能治國理民，都是多任用賢人的緣故。現在內有公卿鎮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軍情需要出征，軍中應該有柱石一般的賢帥，輜重所在之處也應該有重臣鎮守，那麽禦駕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沒有什麽可顧慮的了。現在，任命尚書令、潁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尚書仆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如果我親征討伐南方的敵人，就留撫軍大將軍守許昌，督後方諸軍，處理後台文書諸事；由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眾軍，代理朝廷秘書長。他們都給予假節、鼓吹，並調撥給中軍騎兵600人。”
對陳群和司馬懿來說，手裏有沒有兵權其實有本質區別，曹操生前殺掉或逼死的重量級人士，從孔融、荀彧到崔琰、楊修、婁圭、毛玠等，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文人。而武將之中，將軍以上的從未被殺過一個，也就是說，在曹魏陣營裏最危險的是文人，而最安全的是武人。
這符合權力的邏輯和遊戲規則，文人靠一張嘴，沒有實力做支撐，殺也罷，用也罷，全憑君王的心情。而每個武人的背後都是一支隊伍，君王即使不滿，也會投鼠忌器，用別的方法解決權力問題。
像張繡那樣手上有曹家血債的人，還有像臧霸那樣的土匪，曹氏父子隻得一忍再忍，找機會一點點把兵權收回來；而像荀彧、崔琰那樣忠心耿耿、為曹魏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一句話就能要命。
這不是君王冷酷，這是權力規則。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軟實力。手握兵權，才是硬實力，但兵權又是那樣遙不可及，所以詔令下達之初司馬懿、陳群尚不敢欣然接受，他們上書辭讓。
曹丕下詔，打消他們的顧慮：“我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以夜繼晝，想休息都不得空，做出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增加你們的榮耀，是讓你們為我分憂啊！”二人這才接受，上任後他們又接到了曹丕的詔書：“我常常因為後方的事感到擔憂，所以把重任交給你們。曹參雖有戰功，但論封行賞時蕭何最重，讓我沒有西顧之憂，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裏善於理政的蕭何更重要，他想讓陳群、司馬懿做好的蕭何。這種無以複加的信賴還不斷繼續著，後來曹丕專門給司馬懿下過一份詔書：“我在東方，撫軍大將軍全權處理西方的事務；我在西方，撫軍大將軍全權處理東方的事務。”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更何況皇帝的詔書？這份詔書可以理解為一份授權書，有了這項授權，司馬懿儼然成了“曹丕第二”，尚書台裏的司馬懿成為曹魏帝國僅次於皇帝的人。雖然最後麵的這份詔書隻出現在《晉書》裏，不排除是為了粉飾司馬懿而虛構的，但陳群和司馬懿迅速躋身曹魏軍界並掌握軍事大權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極大地改變了曹魏的權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