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鬆動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通貨膨脹。
實際上，自從1979年年底，京城統一提高了豬肉、羊肉、牛肉、家禽、鮮蛋、蔬菜、水產品這八種副食品的價格以來。
僅僅經曆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平穩期，這八種副食品的價格就開始有脫韁之勢，陸續開始上漲。
翻過年來，甚至還出現了相關產品搭車漲價，和大量議價商品充斥市場的現象。
比如散裝啤酒，國家定價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錢。
可由於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兩分錢，賣兩毛錢一大碗。
顧客當然不樂意了，寧衛民的鄰居羅師傅就較過這真兒。
“不是一毛八嗎？怎麽變成兩毛了呢？再說了，你給的也不是滿滿一碗啊！”
服務員卻滿不在乎。
而且正因為工作量增加了，沒個好氣兒，話當然是橫著出來的。
“就這還沒貨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嘿，你小子夠橫的，你還講不講理？”
“你要講理是吧？告訴你，別家都往散啤裏扔冰塊，知道不知道？我沒這麽幹就夠對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純啤。挺大歲數？怎麽占了便宜還賣乖啊？”
於是兩人就吵了起來，弄的不亦樂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這樣每日都離不開的生活必需品就更嚴重了。
尤其這東西還是分等的，一向是什麽等的，賣什麽價錢。
想想看，每天那麽多種菜要湊在一起對外銷售，那是相當複雜的價格體係。
自然就更容易出現爭執，以及商店擅自提價的問題。
於是為了防止類似情況，政府的臨時應對之法，就是讓報紙每天公布政府頒發的調整價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養成了帶著報紙去買菜的習慣。
隻有這樣對照的看著，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亂漲價啊。
可惜這種辦法純屬理論性的，很多時候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像寧衛民的鄰居米嬸兒，就是煤市街副食店裏賣菜的，對此體會最深。
比如說有一天，按照報紙上的價錢，小白菜兒應該是兩分錢一斤，調低五厘錢。
可副食店還是按照前一天的價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來賣。
結果因為菜價多了五厘錢，當天便屢屢有顧客提意見，和米嬸兒爭論。
偏偏這副食店和餐館還不一樣，守著家門口兒，眼瞅著好多都是熟人。
米嬸兒委屈也沒法摔咧子啊，隻能好言好語解釋。
“各位街坊，快馬趕不上青菜行啊。那麽多種菜，都一天一個價兒，哪兒來得及調整呀？何況領導就讓我按這價兒賣，那我也沒辦法啊。大夥兒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錢是國家的，也不是進我兜兒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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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賣了一天的菜，也著了一天的急。
米嬸兒嘴皮子差點沒磨破了。
就這，還好幾次差點沒忍住，懸得乎的嗆嗆起來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這兒會說，多五厘錢或者少五厘錢，不就是半分錢嗎？至於的嗎？
可當年就是這樣，還真至於。
說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關鍵是當年的錢，真可以做到一分錢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買糖塊來說，經濟賬就能算得比半分還細。
同樣也是這個時期，京城有一個顧客在《京城晚報》上刊登文章，專門給商店的糖果櫃台提了意見。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塊是一元一毛一分錢，數量應該在一百一十四塊左右。
那麽以此推論，一毛錢起碼應該給十一塊糖才比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錢，售貨員順手抓了七八塊給孩子，這是不對的。
應該童叟無欺嘛，對於小顧客更不能欺騙。
這件事，當然不至於這麽上綱上線。
因為商店又不是售貨員開的，人家圖什麽啊？
隻能說是圖省事罷了！
可這也更加證明了一點，當年的人們對價格就是那樣的敏感。
所以，從1980年開始，“價格”這個詞開始逐步成為社會最受關注熱點詞。
從此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在各種調查中。
有關商品“價格”的關注度，幾乎總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這種敏感性和熱度，就像今天的人們麵對房價問題似的。
也是從這時候起，物價大檢查開始盛行，物價局變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各地的物價檢查所、監督站，也成為了最威風凜凜的實權部門。
要說實話，這樣的曆史時期其實是個挺特殊的時間段兒。
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多少有點缺乏安全感。
大多數人的心裏既感到飄忽，又覺得惶然。
因為幾乎人身邊都有急需解決，卻又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
或是為工作，或是為生活，或是為家庭，或是為子女，或是國家大事，或是柴米油鹽……
尤其是出於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未知，不知國家與自己的未來究竟會朝什麽方向去變化，更是讓人們感到如同腳踩在棉花堆上那樣忐忑不安。
但也別說，偏偏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寧衛民這小子倒是越活越如魚得水了。
這當然得歸功於他身為一個穿越人士的特別屬性上。
要知道，目前這些讓大多數人困擾不已的問題，對於熟知曆史走向的他來說，卻完全沒有“霧裏看花終隔一層”的擔心。
是的，東西是在漲價。
而且所有副食品，都在漲。
這還是建國之後頭一次，人們感到生活成本在持續性的一日高於一日。
可這在未來，那就是天天都在發生的事兒啊。
他寧衛民什麽沒見過啊？
蒜你狠，豆你玩，薑你軍，糖高宗……
哪一樣，不比眼下這漲勢凶猛啊？
就連他喝穿越的那頓酒飯，桌上一盤紅燒肉，成本都過百了，不也該吃照吃嘛。
說白了，他根本不在乎眼下這小白菜漲個幾分，肉貴上幾毛的。
這全是小打小鬧，老百姓早早晚晚會適應的。
何況反過來說，他寧衛民又是靠什麽吃飯的啊？
作為一個來自未來，立誌靠投機生發暴富的人。
當然體製越放鬆，價格越靈活，於他越有利了。
他真正無法適應的，倒是剛穿越過來時，那種嚴絲合縫，一點空子都找不到的社會環境。
說真的，要不是當時身邊幸好有個康老頭，能指點他去東郊垃圾場討生活。
別說他沒有絲毫辦法抓住從身邊溜達而過的猴票了。
光每天去哪兒弄柴米油鹽，怎麽填飽自己的肚子，就夠他發愁的了。
而現在這社會環境，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物價一鬆動，感覺幹什麽都好說了。
就拿吃早點舉例，他剛回來那陣兒，沒糧票的話，人家當真不賣。
不是人家死性，是製度死性。
不收糧票店方沒法入賬，也沒辦法進糧油。
現在就靈活多了，有點市場經濟的意思了。
錢能頂糧票用了，如果身上沒帶夠，隻要肯加點錢，一樣可以買。
另外，盡管回城知青越來越多，公交車越來越不好擠了。
可這對寧衛民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知青返城，暫時難找到工作，這必然給許多家庭帶來了額外經濟支出。
時間一長，再加上物價的變動，很多家庭就受不了了，不得不把家裏值錢東西送到信托商店。
像二手全鋼男表一向是信托商店的熱門貨。
原本寧衛民想買比較新的，不是很容易，隻有較大的信托商店才可能見著。
特別是像滬海牌、京城牌、雙菱牌這樣的一類全鋼手表，那更得碰運氣。
但現在隨便街上一家信托商店，少說也有六七隻適合翻新的一類全鋼手表可供他挑選。
甚至還能見到浪琴、歐米伽、勞力士、梅花、西馬、羅馬、大英格、百浪多……諸如此類的進口表呢。
還有外匯券這東西，更是萬能的解決貨源渠道。
隻要舍得花錢兌換，無論什麽稀罕東西都能從友誼商店買到。
所以市場上可供寧衛民選擇的貨源也越來越豐富。
他不但足可以供得上那幫盲流子的需求。
甚至他都琢磨好了繼續忽悠盲流子們的套路了。
那就是繼續進行消費升級。
國產表買完了之後，他可以忽悠他們買外國表啊。
外國表之後可以買話匣子，話匣子之後再買自行車，買三輪車，甚至還能買電視呢……
人的欲望就是個無底洞。
隻要這幫盲流子有銅、有錢，那他就可以“無窮匱也”的吃下去。
他現在真正擔心在意的，反倒是工業券千萬別太早取消了。
那會直接影響他的收益。
實際上，自從1979年年底，京城統一提高了豬肉、羊肉、牛肉、家禽、鮮蛋、蔬菜、水產品這八種副食品的價格以來。
僅僅經曆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平穩期，這八種副食品的價格就開始有脫韁之勢，陸續開始上漲。
翻過年來，甚至還出現了相關產品搭車漲價，和大量議價商品充斥市場的現象。
比如散裝啤酒，國家定價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錢。
可由於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兩分錢，賣兩毛錢一大碗。
顧客當然不樂意了，寧衛民的鄰居羅師傅就較過這真兒。
“不是一毛八嗎？怎麽變成兩毛了呢？再說了，你給的也不是滿滿一碗啊！”
服務員卻滿不在乎。
而且正因為工作量增加了，沒個好氣兒，話當然是橫著出來的。
“就這還沒貨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嘿，你小子夠橫的，你還講不講理？”
“你要講理是吧？告訴你，別家都往散啤裏扔冰塊，知道不知道？我沒這麽幹就夠對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純啤。挺大歲數？怎麽占了便宜還賣乖啊？”
於是兩人就吵了起來，弄的不亦樂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這樣每日都離不開的生活必需品就更嚴重了。
尤其這東西還是分等的，一向是什麽等的，賣什麽價錢。
想想看，每天那麽多種菜要湊在一起對外銷售，那是相當複雜的價格體係。
自然就更容易出現爭執，以及商店擅自提價的問題。
於是為了防止類似情況，政府的臨時應對之法，就是讓報紙每天公布政府頒發的調整價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養成了帶著報紙去買菜的習慣。
隻有這樣對照的看著，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亂漲價啊。
可惜這種辦法純屬理論性的，很多時候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像寧衛民的鄰居米嬸兒，就是煤市街副食店裏賣菜的，對此體會最深。
比如說有一天，按照報紙上的價錢，小白菜兒應該是兩分錢一斤，調低五厘錢。
可副食店還是按照前一天的價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來賣。
結果因為菜價多了五厘錢，當天便屢屢有顧客提意見，和米嬸兒爭論。
偏偏這副食店和餐館還不一樣，守著家門口兒，眼瞅著好多都是熟人。
米嬸兒委屈也沒法摔咧子啊，隻能好言好語解釋。
“各位街坊，快馬趕不上青菜行啊。那麽多種菜，都一天一個價兒，哪兒來得及調整呀？何況領導就讓我按這價兒賣，那我也沒辦法啊。大夥兒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錢是國家的，也不是進我兜兒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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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賣了一天的菜，也著了一天的急。
米嬸兒嘴皮子差點沒磨破了。
就這，還好幾次差點沒忍住，懸得乎的嗆嗆起來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這兒會說，多五厘錢或者少五厘錢，不就是半分錢嗎？至於的嗎？
可當年就是這樣，還真至於。
說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關鍵是當年的錢，真可以做到一分錢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買糖塊來說，經濟賬就能算得比半分還細。
同樣也是這個時期，京城有一個顧客在《京城晚報》上刊登文章，專門給商店的糖果櫃台提了意見。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塊是一元一毛一分錢，數量應該在一百一十四塊左右。
那麽以此推論，一毛錢起碼應該給十一塊糖才比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錢，售貨員順手抓了七八塊給孩子，這是不對的。
應該童叟無欺嘛，對於小顧客更不能欺騙。
這件事，當然不至於這麽上綱上線。
因為商店又不是售貨員開的，人家圖什麽啊？
隻能說是圖省事罷了！
可這也更加證明了一點，當年的人們對價格就是那樣的敏感。
所以，從1980年開始，“價格”這個詞開始逐步成為社會最受關注熱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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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商品“價格”的關注度，幾乎總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這種敏感性和熱度，就像今天的人們麵對房價問題似的。
也是從這時候起，物價大檢查開始盛行，物價局變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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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實話，這樣的曆史時期其實是個挺特殊的時間段兒。
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多少有點缺乏安全感。
大多數人的心裏既感到飄忽，又覺得惶然。
因為幾乎人身邊都有急需解決，卻又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
或是為工作，或是為生活，或是為家庭，或是為子女，或是國家大事，或是柴米油鹽……
尤其是出於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未知，不知國家與自己的未來究竟會朝什麽方向去變化，更是讓人們感到如同腳踩在棉花堆上那樣忐忑不安。
但也別說，偏偏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寧衛民這小子倒是越活越如魚得水了。
這當然得歸功於他身為一個穿越人士的特別屬性上。
要知道，目前這些讓大多數人困擾不已的問題，對於熟知曆史走向的他來說，卻完全沒有“霧裏看花終隔一層”的擔心。
是的，東西是在漲價。
而且所有副食品，都在漲。
這還是建國之後頭一次，人們感到生活成本在持續性的一日高於一日。
可這在未來，那就是天天都在發生的事兒啊。
他寧衛民什麽沒見過啊？
蒜你狠，豆你玩，薑你軍，糖高宗……
哪一樣，不比眼下這漲勢凶猛啊？
就連他喝穿越的那頓酒飯，桌上一盤紅燒肉，成本都過百了，不也該吃照吃嘛。
說白了，他根本不在乎眼下這小白菜漲個幾分，肉貴上幾毛的。
這全是小打小鬧，老百姓早早晚晚會適應的。
何況反過來說，他寧衛民又是靠什麽吃飯的啊？
作為一個來自未來，立誌靠投機生發暴富的人。
當然體製越放鬆，價格越靈活，於他越有利了。
他真正無法適應的，倒是剛穿越過來時，那種嚴絲合縫，一點空子都找不到的社會環境。
說真的，要不是當時身邊幸好有個康老頭，能指點他去東郊垃圾場討生活。
別說他沒有絲毫辦法抓住從身邊溜達而過的猴票了。
光每天去哪兒弄柴米油鹽，怎麽填飽自己的肚子，就夠他發愁的了。
而現在這社會環境，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物價一鬆動，感覺幹什麽都好說了。
就拿吃早點舉例，他剛回來那陣兒，沒糧票的話，人家當真不賣。
不是人家死性，是製度死性。
不收糧票店方沒法入賬，也沒辦法進糧油。
現在就靈活多了，有點市場經濟的意思了。
錢能頂糧票用了，如果身上沒帶夠，隻要肯加點錢，一樣可以買。
另外，盡管回城知青越來越多，公交車越來越不好擠了。
可這對寧衛民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知青返城，暫時難找到工作，這必然給許多家庭帶來了額外經濟支出。
時間一長，再加上物價的變動，很多家庭就受不了了，不得不把家裏值錢東西送到信托商店。
像二手全鋼男表一向是信托商店的熱門貨。
原本寧衛民想買比較新的，不是很容易，隻有較大的信托商店才可能見著。
特別是像滬海牌、京城牌、雙菱牌這樣的一類全鋼手表，那更得碰運氣。
但現在隨便街上一家信托商店，少說也有六七隻適合翻新的一類全鋼手表可供他挑選。
甚至還能見到浪琴、歐米伽、勞力士、梅花、西馬、羅馬、大英格、百浪多……諸如此類的進口表呢。
還有外匯券這東西，更是萬能的解決貨源渠道。
隻要舍得花錢兌換，無論什麽稀罕東西都能從友誼商店買到。
所以市場上可供寧衛民選擇的貨源也越來越豐富。
他不但足可以供得上那幫盲流子的需求。
甚至他都琢磨好了繼續忽悠盲流子們的套路了。
那就是繼續進行消費升級。
國產表買完了之後，他可以忽悠他們買外國表啊。
外國表之後可以買話匣子，話匣子之後再買自行車，買三輪車，甚至還能買電視呢……
人的欲望就是個無底洞。
隻要這幫盲流子有銅、有錢，那他就可以“無窮匱也”的吃下去。
他現在真正擔心在意的，反倒是工業券千萬別太早取消了。
那會直接影響他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