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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樞要求宋驍飛罷免魯迅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宋驍飛很為難。當時，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貧苦家庭的青年學生，因為力挺魯迅和社會不公，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國，公民遊行示威的自由，是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
宋驍飛知道，這次從魯迅文章引發的罵戰，到學生走上街頭，都隻是國內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索。中國經濟雖然每年都高速增長，但社會不公的現象卻日積月累，國富民窮的局麵沒有根本改觀。1908年爆發世界大戰，轉移了人們的視線。現在，戰爭結束了，劉坤一、張之洞等一大批帝國的元老，也相繼病逝，可以說國內的政治到了更新換代的節點，民眾對政府深化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盡管從1895年起，總統宋驍飛和內閣總理盛宣懷大力推行各項政府改革，後來的財政總長席家棟也很懂經濟，但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之低，不是宋驍飛這個雄心勃勃的大總統和各級政府官員所能決定的。同其他曆史悠久的文明一樣，中華文明的轉型比較慢。中華帝國繼承下來的晚清帝國，總的來說是貧困和落後的，民眾愚昧，舊官僚階層腐朽守舊，絕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鄉紳地主仍掌握國家的文化和經濟命脈，直到商人階層的迅速崛起。
宋驍飛熟知後現代的曆史，明白經濟發展不一定就能帶來國家的現代化。即便是在二戰之後，世界上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數來數去，也就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蘊藏豐富的國家，伊拉克、伊朗、沙特、敘利亞、利比亞。要麽政治經濟皆失敗，要麽窮得就剩錢了，現代政治文明一塌糊塗。整個中東幾乎就是一個坐在石油上的火藥桶，成為整個世界動蕩的中心。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威權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機製，也沒有形成完善的私有產權保護製度，造成了這些國家內部的動蕩。
所以，盡管剛開始推行開明專製，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宋驍飛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一直謹慎推行。1910年，作為國際上的超級大國，還有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宋驍飛的權力如日中天，遠超歐洲那些虛位君主的甚至父輩們祖輩們，連美國總統也望塵莫及。但他還缺什麽呢?他的多數人民，還是和以前那樣守舊落後。盡管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雄起，讓數千萬中國人先富裕起來，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績，但對宋驍飛這樣一個有大抱負的總統來說，多數人民的命運，必須被改變，越快越好!
在過去。對於國家現代化和進步的強烈願望，大總統不受製約的絕對權力，中國人民慣於對於權威順從、缺乏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的前現代社會。大大減輕了改革的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宋驍飛已經進行了一係列宏大的“社會革命”。
比如中國迅速擴大了全民教育，全民醫療等社會福利的規模。對於一小部反對“社會革命”的保守勢力，宋驍飛則利用軍警對他們實施了鎮壓。這些重要的“社會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紅、婦女選舉權、鄉村掃盲等，一直持續到1910年，包括二十項改革計劃。
這些社會改革實施以後，加上此前的工業積累和戰爭刺激的需求，中國主要社會經濟指標確實得到了極大地提高。從1895年到1910年，中華帝國就像1992年確定市場經濟之後的中國。短短十幾年時間，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也沒有哪個國家對中國搞技術封鎖，中國積極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還有頂尖人才，經濟多年連續實現兩位數增長。
中國各地迅速進行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城市裏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鐵路不斷延伸。北京、上海、廣州、哈爾濱等都從古老的小城發展成一個現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吃穿用度幾乎與歐美國家無異，社會文化空前開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黃金時代”，宋驍飛的夫人們也表現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們贏得了民眾廣泛的愛戴和歡迎。
席幕嫣執掌中國的紅十字會，不停地走訪中國各地，頻繁地參加國內教育和醫療機構的開幕典禮，在國際舞台為中國慈善事業和人道主義奔走呼籲，走訪中國最偏遠和貧困的地區，比如雲南和貴州，以表達對當地人的關心。席慕嫣也相當睿智，能勝任她的角色。她已經習慣於為自己深愛的丈夫辯護，以至於可以駕輕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銳的問題。在陪著宋驍飛出訪美國的活動上，一位美國左翼記者提問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撿食垃圾，你跟大總統該如何解釋?”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紐約也能看到有人撿食垃圾!我們還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我們在飛速進步!”
而容蓉，不僅對歐洲文藝很了解，她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藝術也情有獨鍾。身為一國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來發展中國的文化和藝術事業。她從政府財政收入中申請了專項資金用於從國外和民間購買流落海外的中國文物，包括圓明園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驍飛對她此舉也比較支持，因為他意識到，中國必須對自己的曆史文化有“適當”收藏。此外，容蓉還建立和資助了大量的博物館與藝術館，並且建立了用以運營和維護這些文化藝術機構，向世人展示著曾經輝煌的中華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黃金時代”的快速改革，觸動了傳統地主鄉紳階層的利益，特別是土地改革，將大量他們擁有的土地通過國家債券贖買的方式。分配給了無地農民，直接傷害了這些人的經濟利益。而且工商立國帶來的各種思想衝擊，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將他們這些人逐漸邊緣化。他們對日益物欲橫流的社會，感覺到無所適從。
而且。公共衛生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口的增長率，也改變了中國的人口結構，提升了年輕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掃盲運動，使中國的識字率從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長到40%。還有上百萬的留學生到歐美國家留學歸來。同時，工商立國讓極少數人暴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權威體製下，中國國家計劃與市場並存的混合經濟，又導致政府官員尋租造成的大麵積腐敗。此外，一些經濟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擴大政治參與，所以很多人對複興黨的權威獨裁亦多有不滿。
並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輕人，較高的期望與並不盡如人意的社會現實，更加劇了年輕人的不滿。尤其是一些歐美國家的留學生，所以他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要求複興黨
宋驍飛知道。中國的大改革必須立即啟動了。當阮忠樞讓宋驍飛罷免魯迅，宋驍飛思考了良久，說：“你馬上通知在京的複興黨中央委員明天到國民議會召開全會。”
阮忠樞知道宋驍飛準備回應社會關切了，他有點擔心地說：“我到現在還記得大總統轉述李鴻章總統的那句話：‘路要一步一步走，飯要一口一口吃’，現在學生們還在街頭示威，還是先解決魯迅的問題吧。黨內反對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擊他，認為他不適合再擔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
宋驍飛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曆史責任和使命。現在我們的孩子們都長大了，我們是該給年輕人一個公平公正的世界了。”
阮忠樞說：“就怕年輕人心太急呀。對了。談起我們的孩子，還真不讓人省心呀。有消息說。克仁和義勇也參加了學生的街頭遊行。”
袁克仁是宋驍飛的長子，克仁是宋驍飛給起的名字。袁克仁的生母是於小婉。生下不久，被過繼給大夫人秋伊。因為秋伊膝下無子女，對袁克仁溺愛有加，幾乎到了百依百順的地步。
袁克仁也十分聰明，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從小立誌做一名仁人誌士。因此宋驍飛對他有些偏愛，送他去了美國西點軍校深造，十五歲就畢業回國。他開明又富有雄心壯誌，醉心於西方的文化和製度，審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裝，他最喜歡的行頭就是西點的軍禮服，藍色的呢絨，寬闊的肩章，絲綢綬帶。
阮義勇是阮忠樞的次子，是袁克仁在西點軍校的同學。和他們一起上街的，還有馮國璋極為器重的三兒子馮家遇，畢業於北洋陸軍士官學校。馮家遇聰明好學，且性格剛倔，好勝心極強，進入學堂後，便以一名普通學員的姿態勤奮學習各科學業，從不依仗父親的名勢，進校很久，同學中竟無人知悉這個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馮三公子。另外，還有段祺瑞弟弟的兒子段宏綱，他自幼跟隨伯父段祺瑞長大。
這四人都是家境顯赫的官二代，他們以袁克仁為首，在北京城號稱“太子黨”。四人上街參加遊行的照片被記者拍到刊登見報，消息傳開後，上街遊行的青年人就越來越多，要求複興黨馬上進行選舉改革，並且打擊黑心的地產商。
宋驍飛聽說兒子袁克仁也參加了遊行示威，歎了一口氣，對阮忠樞說：“你趕快去準備明天複興黨中央委員會議吧，主題就定為法治中國。”
阮忠樞說：“現在當務之急，複興黨必須要就魯迅罵戰表態，而且上街遊行的學生要盡快驅散。”
宋驍飛說：“遊行示威不是什麽洪水猛獸，隻是人民表達訴求的一種手段，我們回應社會關切就可以了。”
晚上，宋驍飛回家與家人吃完晚飯，把袁克仁叫到了書房，問道：“聽說你和朋友們參加了遊行示威？有這回事嗎？”
袁克仁是大長腿，身高一米八一，麵容俊秀，看起來很斯文，氣質不錯，去演韓國現代的偶像劇都沒什麽問題。他穿著白色襯衣，灰色西裝，站得筆直，他對父親是很崇敬的，不敢撒謊，輕聲回答說：“是的，父親。”
宋驍飛問道：“為什麽？”
袁克仁回答說：“為了社會公平正義。”
宋驍飛說：“在你們年輕人眼裏，什麽樣的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
袁克仁摸了摸後腦勺，說：“無論貴賤，人人平等。不論出身，要得到就應該努力付出。像我現在這樣安逸的生活，我沒有付出什麽，我隻是有幸生在總統的家庭而已。這就不公平。還有那些富二代，他們生下來就能過上有錢的生活。他們也沒有付出什麽努力。”
宋驍飛笑著說：“你們這些年輕人，還真是喜歡平等呀，平等不等於平均。你今天的享受，是你老子我當年浴血奮戰得到的。那些富二代的安逸生活，也是當年他們的父母篳路藍縷、艱苦努力得到的。為了家庭，為了自己的孩子而努力工作，這是社會前進的動力，哪是什麽不公平呢？人人都一樣的社會，那些研究發明飛機的人，和社會上賣茶葉蛋的一樣的社會，就是你們認為的公平和正義？你知道為什麽布爾什維克最終會導致了一幕幕人間悲劇？人們想象的公平正義，實際上在現實中，就扭曲了。你們年輕人對政治的熱情，我很讚賞，但是激情不能代替理性，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路要一步一步走，飯要一口一口吃！”
袁克仁一時語塞。宋驍飛說：“在現實的社會，每個人關於公平正義的想法是不一樣的，那些偷竊的、搶劫的、甚至殺人的，很多都認為是社會不公正而造成了他們的不幸。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那怎麽辦呢？”
袁克仁這時問道：“父親，那你認為什麽樣的社會才公平正義呢？”
宋驍飛說：“對於公平正義，社會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又都認為自己是對的，‘我的人生順利，世界就是公平正義的，我的人生不順，那世界就是肮髒的’，那剩下的公平正義，就隻有法律了！所以我希望你們年輕人去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麽抽象的平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才會有公平正義的社會！雖然法治的進程很慢，但是隻有法治中國，才能真正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接下來我要做的事，也希望你將來能接著做下去。”
袁克仁問道：“那怎麽樣保證人們付出的和得到的公平正義呢？”
宋驍飛說：“市場經濟。大家都是自由的，這樣，如果你覺得賣茶葉蛋不公平，你可以選擇去做科學家，隻要你有那個能力。法治的市場經濟，這就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改革方向！”
袁克仁說：“我懂了，父親，我會去說服我的朋友。”
宋驍飛歎了一口氣，自責地說：“很久沒抽出時間跟你談心，這是我的失誤。”(未完待續)
阮忠樞要求宋驍飛罷免魯迅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宋驍飛很為難。當時，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貧苦家庭的青年學生，因為力挺魯迅和社會不公，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國，公民遊行示威的自由，是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
宋驍飛知道，這次從魯迅文章引發的罵戰，到學生走上街頭，都隻是國內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索。中國經濟雖然每年都高速增長，但社會不公的現象卻日積月累，國富民窮的局麵沒有根本改觀。1908年爆發世界大戰，轉移了人們的視線。現在，戰爭結束了，劉坤一、張之洞等一大批帝國的元老，也相繼病逝，可以說國內的政治到了更新換代的節點，民眾對政府深化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盡管從1895年起，總統宋驍飛和內閣總理盛宣懷大力推行各項政府改革，後來的財政總長席家棟也很懂經濟，但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之低，不是宋驍飛這個雄心勃勃的大總統和各級政府官員所能決定的。同其他曆史悠久的文明一樣，中華文明的轉型比較慢。中華帝國繼承下來的晚清帝國，總的來說是貧困和落後的，民眾愚昧，舊官僚階層腐朽守舊，絕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鄉紳地主仍掌握國家的文化和經濟命脈，直到商人階層的迅速崛起。
宋驍飛熟知後現代的曆史，明白經濟發展不一定就能帶來國家的現代化。即便是在二戰之後，世界上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數來數去，也就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蘊藏豐富的國家，伊拉克、伊朗、沙特、敘利亞、利比亞。要麽政治經濟皆失敗，要麽窮得就剩錢了，現代政治文明一塌糊塗。整個中東幾乎就是一個坐在石油上的火藥桶，成為整個世界動蕩的中心。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威權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機製，也沒有形成完善的私有產權保護製度，造成了這些國家內部的動蕩。
所以，盡管剛開始推行開明專製，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宋驍飛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一直謹慎推行。1910年，作為國際上的超級大國，還有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宋驍飛的權力如日中天，遠超歐洲那些虛位君主的甚至父輩們祖輩們，連美國總統也望塵莫及。但他還缺什麽呢?他的多數人民，還是和以前那樣守舊落後。盡管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雄起，讓數千萬中國人先富裕起來，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績，但對宋驍飛這樣一個有大抱負的總統來說，多數人民的命運，必須被改變，越快越好!
在過去。對於國家現代化和進步的強烈願望，大總統不受製約的絕對權力，中國人民慣於對於權威順從、缺乏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的前現代社會。大大減輕了改革的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宋驍飛已經進行了一係列宏大的“社會革命”。
比如中國迅速擴大了全民教育，全民醫療等社會福利的規模。對於一小部反對“社會革命”的保守勢力，宋驍飛則利用軍警對他們實施了鎮壓。這些重要的“社會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紅、婦女選舉權、鄉村掃盲等，一直持續到1910年，包括二十項改革計劃。
這些社會改革實施以後，加上此前的工業積累和戰爭刺激的需求，中國主要社會經濟指標確實得到了極大地提高。從1895年到1910年，中華帝國就像1992年確定市場經濟之後的中國。短短十幾年時間，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也沒有哪個國家對中國搞技術封鎖，中國積極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還有頂尖人才，經濟多年連續實現兩位數增長。
中國各地迅速進行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城市裏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鐵路不斷延伸。北京、上海、廣州、哈爾濱等都從古老的小城發展成一個現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吃穿用度幾乎與歐美國家無異，社會文化空前開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黃金時代”，宋驍飛的夫人們也表現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們贏得了民眾廣泛的愛戴和歡迎。
席幕嫣執掌中國的紅十字會，不停地走訪中國各地，頻繁地參加國內教育和醫療機構的開幕典禮，在國際舞台為中國慈善事業和人道主義奔走呼籲，走訪中國最偏遠和貧困的地區，比如雲南和貴州，以表達對當地人的關心。席慕嫣也相當睿智，能勝任她的角色。她已經習慣於為自己深愛的丈夫辯護，以至於可以駕輕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銳的問題。在陪著宋驍飛出訪美國的活動上，一位美國左翼記者提問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撿食垃圾，你跟大總統該如何解釋?”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紐約也能看到有人撿食垃圾!我們還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我們在飛速進步!”
而容蓉，不僅對歐洲文藝很了解，她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藝術也情有獨鍾。身為一國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來發展中國的文化和藝術事業。她從政府財政收入中申請了專項資金用於從國外和民間購買流落海外的中國文物，包括圓明園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驍飛對她此舉也比較支持，因為他意識到，中國必須對自己的曆史文化有“適當”收藏。此外，容蓉還建立和資助了大量的博物館與藝術館，並且建立了用以運營和維護這些文化藝術機構，向世人展示著曾經輝煌的中華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黃金時代”的快速改革，觸動了傳統地主鄉紳階層的利益，特別是土地改革，將大量他們擁有的土地通過國家債券贖買的方式。分配給了無地農民，直接傷害了這些人的經濟利益。而且工商立國帶來的各種思想衝擊，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將他們這些人逐漸邊緣化。他們對日益物欲橫流的社會，感覺到無所適從。
而且。公共衛生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口的增長率，也改變了中國的人口結構，提升了年輕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掃盲運動，使中國的識字率從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長到40%。還有上百萬的留學生到歐美國家留學歸來。同時，工商立國讓極少數人暴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權威體製下，中國國家計劃與市場並存的混合經濟，又導致政府官員尋租造成的大麵積腐敗。此外，一些經濟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擴大政治參與，所以很多人對複興黨的權威獨裁亦多有不滿。
並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輕人，較高的期望與並不盡如人意的社會現實，更加劇了年輕人的不滿。尤其是一些歐美國家的留學生，所以他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要求複興黨
宋驍飛知道。中國的大改革必須立即啟動了。當阮忠樞讓宋驍飛罷免魯迅，宋驍飛思考了良久，說：“你馬上通知在京的複興黨中央委員明天到國民議會召開全會。”
阮忠樞知道宋驍飛準備回應社會關切了，他有點擔心地說：“我到現在還記得大總統轉述李鴻章總統的那句話：‘路要一步一步走，飯要一口一口吃’，現在學生們還在街頭示威，還是先解決魯迅的問題吧。黨內反對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擊他，認為他不適合再擔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
宋驍飛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曆史責任和使命。現在我們的孩子們都長大了，我們是該給年輕人一個公平公正的世界了。”
阮忠樞說：“就怕年輕人心太急呀。對了。談起我們的孩子，還真不讓人省心呀。有消息說。克仁和義勇也參加了學生的街頭遊行。”
袁克仁是宋驍飛的長子，克仁是宋驍飛給起的名字。袁克仁的生母是於小婉。生下不久，被過繼給大夫人秋伊。因為秋伊膝下無子女，對袁克仁溺愛有加，幾乎到了百依百順的地步。
袁克仁也十分聰明，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從小立誌做一名仁人誌士。因此宋驍飛對他有些偏愛，送他去了美國西點軍校深造，十五歲就畢業回國。他開明又富有雄心壯誌，醉心於西方的文化和製度，審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裝，他最喜歡的行頭就是西點的軍禮服，藍色的呢絨，寬闊的肩章，絲綢綬帶。
阮義勇是阮忠樞的次子，是袁克仁在西點軍校的同學。和他們一起上街的，還有馮國璋極為器重的三兒子馮家遇，畢業於北洋陸軍士官學校。馮家遇聰明好學，且性格剛倔，好勝心極強，進入學堂後，便以一名普通學員的姿態勤奮學習各科學業，從不依仗父親的名勢，進校很久，同學中竟無人知悉這個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馮三公子。另外，還有段祺瑞弟弟的兒子段宏綱，他自幼跟隨伯父段祺瑞長大。
這四人都是家境顯赫的官二代，他們以袁克仁為首，在北京城號稱“太子黨”。四人上街參加遊行的照片被記者拍到刊登見報，消息傳開後，上街遊行的青年人就越來越多，要求複興黨馬上進行選舉改革，並且打擊黑心的地產商。
宋驍飛聽說兒子袁克仁也參加了遊行示威，歎了一口氣，對阮忠樞說：“你趕快去準備明天複興黨中央委員會議吧，主題就定為法治中國。”
阮忠樞說：“現在當務之急，複興黨必須要就魯迅罵戰表態，而且上街遊行的學生要盡快驅散。”
宋驍飛說：“遊行示威不是什麽洪水猛獸，隻是人民表達訴求的一種手段，我們回應社會關切就可以了。”
晚上，宋驍飛回家與家人吃完晚飯，把袁克仁叫到了書房，問道：“聽說你和朋友們參加了遊行示威？有這回事嗎？”
袁克仁是大長腿，身高一米八一，麵容俊秀，看起來很斯文，氣質不錯，去演韓國現代的偶像劇都沒什麽問題。他穿著白色襯衣，灰色西裝，站得筆直，他對父親是很崇敬的，不敢撒謊，輕聲回答說：“是的，父親。”
宋驍飛問道：“為什麽？”
袁克仁回答說：“為了社會公平正義。”
宋驍飛說：“在你們年輕人眼裏，什麽樣的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
袁克仁摸了摸後腦勺，說：“無論貴賤，人人平等。不論出身，要得到就應該努力付出。像我現在這樣安逸的生活，我沒有付出什麽，我隻是有幸生在總統的家庭而已。這就不公平。還有那些富二代，他們生下來就能過上有錢的生活。他們也沒有付出什麽努力。”
宋驍飛笑著說：“你們這些年輕人，還真是喜歡平等呀，平等不等於平均。你今天的享受，是你老子我當年浴血奮戰得到的。那些富二代的安逸生活，也是當年他們的父母篳路藍縷、艱苦努力得到的。為了家庭，為了自己的孩子而努力工作，這是社會前進的動力，哪是什麽不公平呢？人人都一樣的社會，那些研究發明飛機的人，和社會上賣茶葉蛋的一樣的社會，就是你們認為的公平和正義？你知道為什麽布爾什維克最終會導致了一幕幕人間悲劇？人們想象的公平正義，實際上在現實中，就扭曲了。你們年輕人對政治的熱情，我很讚賞，但是激情不能代替理性，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路要一步一步走，飯要一口一口吃！”
袁克仁一時語塞。宋驍飛說：“在現實的社會，每個人關於公平正義的想法是不一樣的，那些偷竊的、搶劫的、甚至殺人的，很多都認為是社會不公正而造成了他們的不幸。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那怎麽辦呢？”
袁克仁這時問道：“父親，那你認為什麽樣的社會才公平正義呢？”
宋驍飛說：“對於公平正義，社會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又都認為自己是對的，‘我的人生順利，世界就是公平正義的，我的人生不順，那世界就是肮髒的’，那剩下的公平正義，就隻有法律了！所以我希望你們年輕人去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麽抽象的平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才會有公平正義的社會！雖然法治的進程很慢，但是隻有法治中國，才能真正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接下來我要做的事，也希望你將來能接著做下去。”
袁克仁問道：“那怎麽樣保證人們付出的和得到的公平正義呢？”
宋驍飛說：“市場經濟。大家都是自由的，這樣，如果你覺得賣茶葉蛋不公平，你可以選擇去做科學家，隻要你有那個能力。法治的市場經濟，這就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改革方向！”
袁克仁說：“我懂了，父親，我會去說服我的朋友。”
宋驍飛歎了一口氣，自責地說：“很久沒抽出時間跟你談心，這是我的失誤。”(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