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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驍飛和容蓉結婚之後，容蓉也參加了宋驍飛領導下的文化革新六人小組，這小組的六個成員還包括魯迅、梁啟超、嚴複和辜鴻銘。辜鴻銘也是宋驍飛欽點的。
那天，宋驍飛在總統府的圓桌會議室主持六人會議，說：“我常常在想，中國將要往何處去？而文化革新，到底要改變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先搞清楚文明到底是什麽。我覺得，文明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把‘活著’作為人類最終價值不太確切。人吃飽了飯，就會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如果說人和其他動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活著之外，找到了若幹價值標準，即所謂的真善美。分辨美醜、善惡、真偽，這就是一國文明的價值。所以中國要走向現代，要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工業國，沒有相適應的文化是不行的，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實際上是中華文明往何處去的問題。”
容蓉點點頭，說：“我也這麽想的。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殺的種類，說明人異於禽獸。人類主觀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價值，就是文明，也就是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導致了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而且，文明不是一成不變的，文明幾千年來，一直在朝著理性和人性的方向進化。”
辜鴻銘說：“我始終強調文明不分優劣，和而不同。泰西國家。是從商業裏發展出來的地緣社會，而中國則是以家庭和家族為單位的血緣社會。地緣社會要靠契約，在訂定契約時。各人有選擇的自由，要有法律保障，而理性支配著人們的活動。而在中國這種幾千年的農業國，鄉土構建血緣社會，人們靠情感活著，生老病死，人情世故。禮尚往來，就構成了社會基石。比如親人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過去人口基本上不流動。血緣所決定的社會地位，父母、祖先，是不容個人選擇。比如誰是你的父母。”
宋驍飛說：“我不否認傳統文明在鄉村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礎和巨大的價值。中國過去的經濟是小農經濟。在經濟上每個農家。除了鹽鐵之外，必要時可關門自給。但現在，中國要實現工業化，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人們要變得富裕，傳統文化不一定行得通，要革新。大家可以首先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這時，司法總長梁啟超站起來。說，“我就先說說我工作中的一些體會。現代社會。強調法治，司法實踐和傳統文化很多地方是矛盾的。”
辜鴻銘有點不高興，說：“你倒是說來聽聽。”
梁啟超說：“敢問辜教授，傳統文化是不是強調不要打官司，即‘無訟’，比如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辜鴻銘說：“確實是這樣。傳統文明中強調禮治，如果不知道‘禮’，就成了撒野，沒規矩，被認為不是好人。百姓的父母官，鄉紳，過去主要靠教化維持禮治秩序，而不是折獄。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為有人破壞傳統的規矩。”
梁啟超說：“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麵，人和人的關係，都有一定規則：比如君親、臣忠、父慈、子孝，三綱五常。這種秩序注重修身，克己。在論語中，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辜教授，是這樣嗎？我沒說錯吧？”
辜鴻銘回答說：“早聞梁公博學，果然如此。沒錯，不懂禮的人，是敗類無疑。社會有責任要使每個人知禮。所以子不教，父之過。這也是鄉土社會中通行連坐的根據。兒子做了壞事情，父親得受刑罰，甚至教師也不能辭其咎。這種情況下，打官司成了一種可羞之事，表示這個地方的教化不夠。而且傳統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的關係很有人情味。你不妨試一試，如果有人在你門上敲著要進來，你問‘誰呀！’門外的人十之**回答你一個大聲的‘我’。這是說，你得用聲氣辨人。”
梁啟超哈哈一笑，說：“但現代都市，卻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大家都不認識，沒有血緣關係，所以不能講教化。市場經濟，人們最要講的就是契約，按合同辦事。社會中公開講個人權利，是不能侵犯的。國家出台法律保護這些權利。一個法官，並不需要考慮教化的倫理道德問題，而是要按照法律的條例判決就行。”
辜鴻銘說：“禮治也是一種規則，就好比足球規則。在泰西足球比賽時，裁判官吹了叫子，說那個人犯規，那個人就得受罰，用不到由雙方停球辯論。最理想的球賽是裁判員形同虛設，為什麽呢？那是因為每個參加比賽的球員都應當事先熟悉規則。”
宋驍飛說：“辜教授這個比喻好，社會就像是大家一起在踢足球。但這問題就來了。禮的規則，由誰製定的問題。在足球比賽中，事先約定根據雙方同意的規則之下比賽，裁判員是規則的權威。這個規則也是可以改的，比如最早的足球，是允許用手的。但後來卻改了。法律就好比這個大家約定的規則。而禮，卻是沒經過人民的同意，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很難改變。並且，禮治社會並不是文質彬彬的烏托邦，像《鏡花緣》裏所描寫的君子國。禮並不是慈善、或是見了人點個頭，禮還可以殺人，可以很野蠻。譬如殉葬，這是古禮。行軍打仗時殺人來祭旗，那是軍禮。殘酷與否。並非合禮與否的問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可見，惻隱之心並沒有使孔子同意於取消相當殘忍的行為。”
梁啟超說：“確實，禮不盡是好的。農業社會安土重遷，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人口流動很小。所以愈是經過前代生活中證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言必堯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但現代社會，人口是流動的，強調創新。所以在禮治和法治的問題上。我還是要強調法治。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的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但是理想的禮治秩序，並不常有。一個人可以為了自私的動機。偷偷越出規矩。就像理想的狀況。是每個人都守著道德過著日子。但一旦人越過了道德的底線，我們就要用法律來約束。”
容蓉說：“你們剛才討論的禮治和法治，其實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問題。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泰西是法治社會，中國是人治社會。其實不能這麽簡單區分。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係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人來執行，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所以法治，要考慮對執法人員的監督製度。防止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
宋驍飛說：“容蓉說得對，所以我一直強調用法律限製公權力，限製以權謀取私利，權力之所以引誘人，最主要是財產。如果沒有利益可得，權力也沒多大意義。大家討論到這，基本上應該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傳統儒家文化，適用於農業國的鄉土社會，而**律和契約的文明，適合於城市。”
辜鴻銘說：“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傳統的鄉土文明就是落後的。現在很多人提起傳統文明，就覺得是落後的，很多人認為鄉下人愚，因為他們不識字，稱之曰文盲。我覺得不能說不識字就是愚。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識字不識字並非愚不愚的標準。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不論他有沒有學習的能力，還是什麽都學不到。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後汽車連續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這也不是愚。就像城市裏的小姐，到了鄉下也會五穀不分。這也正如大總統剛才所說的，文明和文化，和人們現實的生活習慣有很大關係。”
宋驍飛說：“是的。不過我對傳統文化的主要不滿，就是中國的聖人們太強調存天理滅人欲，不承認私欲的合理性。在泰西，十九世紀就有了一種理論說，每個人隻要能‘自私’，滿足本性裏帶來的**，社會就會形成一個最好、最融洽的秩序。就是亞當.斯密說的，‘冥冥中那隻看不見的手’，會安排社會秩序，每個人為自己的**，合理合法追求，社會就是最好的。也就似乎說，**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否則，人們四大皆空，活著跟路邊的草木和石頭有什麽區別？如果道德不建立在承認人的私欲基礎之上，就是虛偽的道德，大多數老百姓如果做不到，就是偽道德，道德不能成為少數幾個所謂君子的玩物。”
梁啟超說：“還有傳統文化中，對金錢的態度，金錢是我們衡量價值的尺度，我們要追求的是，是掙錢的方式正當與否，而不是對錢本身有什麽不滿。整個傳統文化裏，處處鄙視利，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也使得很多人認為中國人表裏不一。所以很多官員們，天天口頭上談仁義道德，私下裏卻貪汙**。”
嚴複這時站起來補充說：“中國傳統文明中，還鄙視個體，這也是要革新的。泰西有種主義，叫個人主義，這不是自私主義，這是一個平等的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人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大家也不能隨意剝奪個人的權利，隻能在個人同意交出的權利上幹涉個人。在泰西基督宗教中，耶穌稱是天父的兒子，他甚至當著眾人的麵否認生育他的父母，這樣每個人在神麵前，人格平等才確立。而中國傳統思想，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自我主義並不限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楊朱，連儒家都該包括在內。楊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楊朱太死心眼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孔子會推己及人，可盡管放之於四海，中心還是在自己。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眾星拱之。’自己總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鬥星，所有其他的人，隨他轉動。”
容蓉說：“確實是這樣，耶穌有超於個人的天國，所以他可以犧牲自己去成全天國。孔子強調的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他不像耶穌一樣普愛天下，甚至愛他的仇敵，還要為殺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饒赦，孔子強調‘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宋驍飛說：“那我稍微總結一下，也就是說，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是適用於不同類型社會的，傳統文明更適合於鄉土社會，法治文明更適合於現代商業社會。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推動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融合。對於有衝突的地方，就要以人性為尺度，加以改變。中華文明，要成為這樣一種文明，立足於現實，滿足個人私欲和個人利益基礎之上，強調人人平等的文明，強調法治的文明，當然，在此基礎之上，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惻隱之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完全顛倒過來。這正如人可以在理性生活的基礎之上，有一些感性衝動。如果完全感性生活，那麽生活隻會一團糟，非得精神病不可！而且，新文明應該是不斷變化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開放、包容，不斷向前發展。”
在座的人都點點頭，表示讚同。宋驍飛語重心長地說，“觀念能殺人！我聽說最近北京大學就有一個有名的教授王國維，雇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死時才三十歲！可見，觀念的改變，也是一場戰爭，要取得勝利，也還任重道遠。但我們不能半途而廢！前麵說的這種開放、包容的新文明，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保障，我們要大力宣揚！否則，一邊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狂奔，一邊又試圖讓人們的精神回到傳統的鄉土社會，這隻能讓人們精神分裂，我們要少一些王國維式的悲劇！”(未完待續。。)
宋驍飛和容蓉結婚之後，容蓉也參加了宋驍飛領導下的文化革新六人小組，這小組的六個成員還包括魯迅、梁啟超、嚴複和辜鴻銘。辜鴻銘也是宋驍飛欽點的。
那天，宋驍飛在總統府的圓桌會議室主持六人會議，說：“我常常在想，中國將要往何處去？而文化革新，到底要改變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先搞清楚文明到底是什麽。我覺得，文明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把‘活著’作為人類最終價值不太確切。人吃飽了飯，就會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如果說人和其他動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活著之外，找到了若幹價值標準，即所謂的真善美。分辨美醜、善惡、真偽，這就是一國文明的價值。所以中國要走向現代，要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工業國，沒有相適應的文化是不行的，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實際上是中華文明往何處去的問題。”
容蓉點點頭，說：“我也這麽想的。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殺的種類，說明人異於禽獸。人類主觀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價值，就是文明，也就是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導致了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而且，文明不是一成不變的，文明幾千年來，一直在朝著理性和人性的方向進化。”
辜鴻銘說：“我始終強調文明不分優劣，和而不同。泰西國家。是從商業裏發展出來的地緣社會，而中國則是以家庭和家族為單位的血緣社會。地緣社會要靠契約，在訂定契約時。各人有選擇的自由，要有法律保障，而理性支配著人們的活動。而在中國這種幾千年的農業國，鄉土構建血緣社會，人們靠情感活著，生老病死，人情世故。禮尚往來，就構成了社會基石。比如親人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過去人口基本上不流動。血緣所決定的社會地位，父母、祖先，是不容個人選擇。比如誰是你的父母。”
宋驍飛說：“我不否認傳統文明在鄉村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礎和巨大的價值。中國過去的經濟是小農經濟。在經濟上每個農家。除了鹽鐵之外，必要時可關門自給。但現在，中國要實現工業化，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人們要變得富裕，傳統文化不一定行得通，要革新。大家可以首先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這時，司法總長梁啟超站起來。說，“我就先說說我工作中的一些體會。現代社會。強調法治，司法實踐和傳統文化很多地方是矛盾的。”
辜鴻銘有點不高興，說：“你倒是說來聽聽。”
梁啟超說：“敢問辜教授，傳統文化是不是強調不要打官司，即‘無訟’，比如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辜鴻銘說：“確實是這樣。傳統文明中強調禮治，如果不知道‘禮’，就成了撒野，沒規矩，被認為不是好人。百姓的父母官，鄉紳，過去主要靠教化維持禮治秩序，而不是折獄。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為有人破壞傳統的規矩。”
梁啟超說：“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麵，人和人的關係，都有一定規則：比如君親、臣忠、父慈、子孝，三綱五常。這種秩序注重修身，克己。在論語中，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辜教授，是這樣嗎？我沒說錯吧？”
辜鴻銘回答說：“早聞梁公博學，果然如此。沒錯，不懂禮的人，是敗類無疑。社會有責任要使每個人知禮。所以子不教，父之過。這也是鄉土社會中通行連坐的根據。兒子做了壞事情，父親得受刑罰，甚至教師也不能辭其咎。這種情況下，打官司成了一種可羞之事，表示這個地方的教化不夠。而且傳統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的關係很有人情味。你不妨試一試，如果有人在你門上敲著要進來，你問‘誰呀！’門外的人十之**回答你一個大聲的‘我’。這是說，你得用聲氣辨人。”
梁啟超哈哈一笑，說：“但現代都市，卻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大家都不認識，沒有血緣關係，所以不能講教化。市場經濟，人們最要講的就是契約，按合同辦事。社會中公開講個人權利，是不能侵犯的。國家出台法律保護這些權利。一個法官，並不需要考慮教化的倫理道德問題，而是要按照法律的條例判決就行。”
辜鴻銘說：“禮治也是一種規則，就好比足球規則。在泰西足球比賽時，裁判官吹了叫子，說那個人犯規，那個人就得受罰，用不到由雙方停球辯論。最理想的球賽是裁判員形同虛設，為什麽呢？那是因為每個參加比賽的球員都應當事先熟悉規則。”
宋驍飛說：“辜教授這個比喻好，社會就像是大家一起在踢足球。但這問題就來了。禮的規則，由誰製定的問題。在足球比賽中，事先約定根據雙方同意的規則之下比賽，裁判員是規則的權威。這個規則也是可以改的，比如最早的足球，是允許用手的。但後來卻改了。法律就好比這個大家約定的規則。而禮，卻是沒經過人民的同意，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很難改變。並且，禮治社會並不是文質彬彬的烏托邦，像《鏡花緣》裏所描寫的君子國。禮並不是慈善、或是見了人點個頭，禮還可以殺人，可以很野蠻。譬如殉葬，這是古禮。行軍打仗時殺人來祭旗，那是軍禮。殘酷與否。並非合禮與否的問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可見，惻隱之心並沒有使孔子同意於取消相當殘忍的行為。”
梁啟超說：“確實，禮不盡是好的。農業社會安土重遷，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人口流動很小。所以愈是經過前代生活中證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言必堯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但現代社會，人口是流動的，強調創新。所以在禮治和法治的問題上。我還是要強調法治。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的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但是理想的禮治秩序，並不常有。一個人可以為了自私的動機。偷偷越出規矩。就像理想的狀況。是每個人都守著道德過著日子。但一旦人越過了道德的底線，我們就要用法律來約束。”
容蓉說：“你們剛才討論的禮治和法治，其實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問題。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泰西是法治社會，中國是人治社會。其實不能這麽簡單區分。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係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人來執行，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所以法治，要考慮對執法人員的監督製度。防止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
宋驍飛說：“容蓉說得對，所以我一直強調用法律限製公權力，限製以權謀取私利，權力之所以引誘人，最主要是財產。如果沒有利益可得，權力也沒多大意義。大家討論到這，基本上應該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傳統儒家文化，適用於農業國的鄉土社會，而**律和契約的文明，適合於城市。”
辜鴻銘說：“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傳統的鄉土文明就是落後的。現在很多人提起傳統文明，就覺得是落後的，很多人認為鄉下人愚，因為他們不識字，稱之曰文盲。我覺得不能說不識字就是愚。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識字不識字並非愚不愚的標準。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不論他有沒有學習的能力，還是什麽都學不到。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後汽車連續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這也不是愚。就像城市裏的小姐，到了鄉下也會五穀不分。這也正如大總統剛才所說的，文明和文化，和人們現實的生活習慣有很大關係。”
宋驍飛說：“是的。不過我對傳統文化的主要不滿，就是中國的聖人們太強調存天理滅人欲，不承認私欲的合理性。在泰西，十九世紀就有了一種理論說，每個人隻要能‘自私’，滿足本性裏帶來的**，社會就會形成一個最好、最融洽的秩序。就是亞當.斯密說的，‘冥冥中那隻看不見的手’，會安排社會秩序，每個人為自己的**，合理合法追求，社會就是最好的。也就似乎說，**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否則，人們四大皆空，活著跟路邊的草木和石頭有什麽區別？如果道德不建立在承認人的私欲基礎之上，就是虛偽的道德，大多數老百姓如果做不到，就是偽道德，道德不能成為少數幾個所謂君子的玩物。”
梁啟超說：“還有傳統文化中，對金錢的態度，金錢是我們衡量價值的尺度，我們要追求的是，是掙錢的方式正當與否，而不是對錢本身有什麽不滿。整個傳統文化裏，處處鄙視利，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也使得很多人認為中國人表裏不一。所以很多官員們，天天口頭上談仁義道德，私下裏卻貪汙**。”
嚴複這時站起來補充說：“中國傳統文明中，還鄙視個體，這也是要革新的。泰西有種主義，叫個人主義，這不是自私主義，這是一個平等的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人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大家也不能隨意剝奪個人的權利，隻能在個人同意交出的權利上幹涉個人。在泰西基督宗教中，耶穌稱是天父的兒子，他甚至當著眾人的麵否認生育他的父母，這樣每個人在神麵前，人格平等才確立。而中國傳統思想，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自我主義並不限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楊朱，連儒家都該包括在內。楊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楊朱太死心眼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孔子會推己及人，可盡管放之於四海，中心還是在自己。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眾星拱之。’自己總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鬥星，所有其他的人，隨他轉動。”
容蓉說：“確實是這樣，耶穌有超於個人的天國，所以他可以犧牲自己去成全天國。孔子強調的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他不像耶穌一樣普愛天下，甚至愛他的仇敵，還要為殺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饒赦，孔子強調‘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宋驍飛說：“那我稍微總結一下，也就是說，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是適用於不同類型社會的，傳統文明更適合於鄉土社會，法治文明更適合於現代商業社會。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推動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融合。對於有衝突的地方，就要以人性為尺度，加以改變。中華文明，要成為這樣一種文明，立足於現實，滿足個人私欲和個人利益基礎之上，強調人人平等的文明，強調法治的文明，當然，在此基礎之上，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惻隱之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完全顛倒過來。這正如人可以在理性生活的基礎之上，有一些感性衝動。如果完全感性生活，那麽生活隻會一團糟，非得精神病不可！而且，新文明應該是不斷變化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開放、包容，不斷向前發展。”
在座的人都點點頭，表示讚同。宋驍飛語重心長地說，“觀念能殺人！我聽說最近北京大學就有一個有名的教授王國維，雇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死時才三十歲！可見，觀念的改變，也是一場戰爭，要取得勝利，也還任重道遠。但我們不能半途而廢！前麵說的這種開放、包容的新文明，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保障，我們要大力宣揚！否則，一邊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狂奔，一邊又試圖讓人們的精神回到傳統的鄉土社會，這隻能讓人們精神分裂，我們要少一些王國維式的悲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