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最近訂閱下滑厲害，此為防盜版章節，請訂閱的同學半小時後再閱，謝謝理解
宋驍飛決定和帝國主義的列強合作，從背後捅俄國布爾什維克一刀，段祺瑞等出身於底層的高級將領有一些人不理解。因為在他們和一些知識分子眼中，布爾什維克代表窮苦的老百姓，是代表俄國人民的，值得同情，一些知識分子，比如陳獨秀，還在報紙上發表相關文章，呼籲中國政府支持俄國布爾什維克，派出誌願軍抗擊帝國主義國家的幹涉。
此時中國已經開放了報禁，宋驍飛不好再用查封報館的方式來平息這場爭論，為了解決國內和黨內這些人的思想混亂，就下令商務部出版社把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勒龐的《烏合之眾》譯本印發給他們，《烏合之眾》從1895年出版後，就一版再版，風靡世界。在這本書中，勒龐以法國大革命作背景思考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他通過革命中種種行為的分析發現，即使一個個有自己獨立見解的人，一旦他們加入受人民崇拜意識形態鼓惑的群體，就變成了烏合之眾中的一員，他們就如同發生化學反應一樣變成了一群瘋狂和無惡不作的家夥，而且他們在一種“曆史使命感”感召下，並沒有任何關於犯罪的意識。
十天後，宋驍飛在中央。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員參加的重要會議上說：“理解了烏合之眾的心理基礎，我們就能理解布爾什維克最近在俄國到底是怎麽回事。也能更加堅定我們的立場。更重要的是，能防止我們的社會變質，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的災難。所以。我建議全國的報紙組織討論，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現在我們可以先討論，通過一個決議。”
嚴複站起來問：“那何為烏合之眾？”
宋驍飛說：“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並不會因為聚集就變成群氓或烏合之眾，比如傳統節日的聚會、交易商品的集市、比如協作勞動的集體。也不是所有的集會都使人喪失個性而成為烏合之眾，比如科學家參與科學會議，他們是以獨立的個人參加的群體。講演者陳述自己的觀點不是表演自己或蠱惑人相信任何意義上的絕對真理，而是要使聽眾思考他提出的問題；課堂也是一樣，老師以講解引發學生思考。俄國的革命者以破壞標榜勇敢。於是人群的破壞勇氣互相激勵，破壞秩序、破壞文明、破壞生命，破壞之外還是破壞；‘真理‘以口號的形式被他們聲嘶力竭地呼喊，口號也把他們連成一體。口號裏的真理除了真理的發聲外。與真理的內涵沒有任何關係，這樣的人，就是我說的烏合之眾。”
開始討論之後，梁啟超站起來第一個發言：“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領袖羅伯斯比爾曾說：‘我們必須從崇拜上帝轉變到崇拜人民；或者說，人民就是雅各賓黨人的上帝。’可曆史所表現出的又是如此激烈地悖論，正是崇拜人民的雅各賓黨人，瘋狂地屠殺人民，是否雅各賓黨人都是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呢？絕對不是。從他們遺存的言行記錄來分析，他們的信仰崇拜人民。是十分堅定虔誠的。何以解釋他們的恐怖主義的大屠殺呢？在大革命發生時，雅各賓黨人的意識形態認為那些被屠殺者不屬於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他們認為，為了維護人民主權和人民利益，他們必須屠殺這些敵人。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也是一樣的。”
宋驍飛說：“正常人主要是從法律角度來分析一個人是否應被懲罰。是根據一個人的行為來判斷一個人的善惡，而絕不是財產的多少或有無。而雅各賓黨人和布爾什維克黨，則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判定被懲罰——殺戮的對象。像雅各賓黨領袖羅伯斯比爾，還有列寧，作為個人來說其實是個很善良的人，其它革命黨人也不是野蠻分子，可他們聚集在一起，為什麽幹出了比犯罪集團更重大的罪惡？人民以及人民主權、人民意誌、人民利益，這些詞隻是他們頭腦裏的理想性概念，並不與現實中的個人有什麽對應關係，當他們以偉大的使命感和神聖感，認為自己代表人民的時候，他們就有了獨裁的資格，作為自信為人民主權的代表，自信具有指認誰是人民的敵人的火眼金睛。”
段祺瑞問：“那人民真的能理解布爾什維克說什麽嗎？”
宋驍飛說：“像法國大革命中湧現的群眾團體是受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但如果你詢問那些參加運動、為了革命不惜犧牲生命的民眾，他們究竟對啟蒙思想知道什麽，他們很多人，可能什麽也不知道。實際上啟蒙運動的思想分析起來盡管複雜，但在大眾中隻是很簡單的口號式觀念，這種觀念的暗示性表現為詛咒：國王和貴族該死，殺了他們之後我們大家做國家的主人。窮人消滅了富人，變成國家的主人。布爾什維克反複宣傳，窮人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於富人的盤剝，隻要在這個世界上把富人們殺滅，然後把他們的財產瓜分給我們大家，從此之後我們就能到達天堂。這種累積的心理比反猶主義心理累積的曆史還古老，許多人就誤以為底層民眾的無知和愚昧具有值得崇拜的神聖力量，甚至直覺到在罷工的人群中隱藏著新世界的曙光，從合理的要求過渡到不合理的破壞，和街頭的爭吵發展到野蠻的鬥毆一樣，地主和資本家可以被瘋狂的群體無故打死。其實，隻有在狂暴革命造成巨大災難之後，人們才能體會到，社會的所有人成為富人既然不可能，貧富差距的社會就遠比普遍貧窮的社會更容易忍受，最簡單的例子。乞丐或逃荒者在前者的社會不容易被餓死。”
馮國璋說：“群體到底有什麽力量呢？”
宋驍飛說：“由於人們總是生活在人群中，個人對於人多勢眾有一種天生的心理恐懼，由於恐懼。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對集體主義心懷崇敬，在許多情況下，人們情願放棄自己的觀念而去迎合眾人，其實很多時候，群體的情感幼稚、道德敗壞、智力低下。群體的某些特點，如衝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等。”
“啊？我們不是有句老話。教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
“這句話是錯誤的。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製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搶劫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即使淳樸如中國人也很難把握住自己善良的天性。我們知道。即使一個德高望重的鄉紳，一旦被放置到被批鬥的位置上，他的被批鬥地位本身就可能成為他必須承擔屬於他本階級的一切罪惡的指控，一個和該村毫不相幹的要飯的過路人在訴苦中也使聽眾由同情的感情而轉化為憤怒的感情，仿佛要飯者的苦難都是由該鄉紳造成的，很容易被狂暴的群體打死，哪怕他的確是個靠勤儉持家致富，從來沒有傷害過鄰居的人。”
“群體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種意識形態作為真理。其專橫不僅表現在群體自身行為的野蠻專斷和智力低下，而且壓抑一切個體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讓一個群氓崇拜的群體發布對天才音樂家莫紮特或者貝多芬的指令，命令他創作使群體喜聞樂見的音樂，要求他為大眾服務、為革命階級服務，莫紮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們的玩弄成了阻礙自己飛行的累贅，反不如一隻小巧的麻雀。”
群體需要領導者，但他們所需要的領導者從來不是一個智能的人，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迎合他們口味的領袖。在群體麵前的講演家不需要啟發思想的學者，因為啟發思想必然要分散群體的注意力，是令群體反感的，講演者不能在一心要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的群體講演法律和人道主義，否則你很可能被憤怒的群體掐死後踏爛。他們需要的是簡單明了的鼓動，隻有他們希望聽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達必須是‘堅決反對‘和‘堅決擁護‘的旗幟鮮明的口號，不能囉嗦模棱兩可，隻有如此他們才‘喜聞樂見‘。掌握了什麽是群體喜聞樂見的，操控群體對領袖來說又是件並不太困難的事，這是由於群體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體隻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情感；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服於堅強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麽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即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絕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群體喜歡英雄，英雄永遠像個愷撒。他們的權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
恐怖不僅使群體對領袖所指的所謂敵人擁有無限的仇恨，而且會因此恐懼而加倍地對領袖崇拜，隻有領袖製造的恐怖足夠強烈，群體才能立即投身到消滅領袖所指的敵人的行動中，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想一想拿破侖，當他壓製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強權有了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桀驁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而重複就是把論斷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輸到群體的耳朵裏。那個發表論斷和不斷重複的領袖必須有病態的熱情，一個半瘋半癲的執著的領袖。就容易給群體造成他已經擁有最高真理的印象，我們看列寧的講演，就是這種真理製造者的典型。在他的嘴裏時刻都會滔滔不絕地產生出“科學真理”，群體不會在乎什麽是科學、什麽是真理，凡是能打動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真理。謊言重複千遍不會變成真理，但謊言重複千遍容易使群體相信被重複的謊言就是真理。
宋驍飛說：“獨裁製度是大眾民主惟一能夠理解的統治。所有狂暴的大眾民主，都會無一例外地走向獨裁製度。人類的既有曆史表明，如果民主意味著人民做自己主人，即所謂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的話。民主就從來沒有實現過。這也是我為什麽不提倡搞民眾自治。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
王士珍問：“那麽民主的意義是什麽呢？”
宋驍飛說：“民主的確切意義是防止獨裁。即存在某種約束機製，使得即使一個壞的統治者當權也不能用權力作惡，這個機製是用權力製衡權力，這才是民主的理性意義。也是民主的精髓。”
但大眾民主則與民主的理性意義相去甚遠。當群體把‘曆史使命‘賦予在自己肩頭。他們就需要思維一致、步調一致直至行動一致。如果‘民意‘全部趨向一致，那麽‘民主‘也就十分簡單，如果人民一致認為領袖的意誌時刻代表人民意誌，獨裁者的獨裁的確就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布爾什維克為什麽能在沙俄迅速崛起，原因在於它是具有活力的最後幻想。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他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基督教上帝的天堂的幻想是死後才能達到的，這種天堂幸福承諾顯然不如現世的幸福天堂承諾更有吸引力。這是為什麽地上的**天國忽然風靡沙俄的原因。當無神論采取極端宗教主義的形式似乎比有神論的宗教要科學，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和道路盡頭的理想國仿佛就在領袖的帶領下按科學必然規律指日可待。群體並不能區分可實現的現實目標和純粹的幻想之間的差別。這使得善於掌握群體的獨裁者可以把幻想的吸引力置於可實現的現實目標之上，或者幹脆，把幻想等同於可實現的現實目標。
梁啟超問：“如果承諾的幸福在某個階段不能兌現怎麽辦？”
宋驍飛說：“這很簡單。布爾什維克的辦法是宣稱因為人民中出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階級敵人；幸福目標的暫時偏離是因為有人背離了領袖的正確指引，因為一切使幸福目標偏離的錯誤絕對不會是領袖造成的，他作為人民意誌的最高體現在總路線上是絕對不會出現錯誤的，社會很快轉入對子虛烏有的階級敵人的鬥爭，階級鬥爭采取殘酷清洗和群氓武鬥的形式。人民崇拜一般都轉化為對人民的恐怖主義--對人民中可能存在一些可憐的個人主義的人實行**消滅。對所謂人民敵人的**消滅被宣傳機構宣傳為領袖帶領人民取得的重大勝利，死者的殘肢斷臂和成倍增加的火葬場的火苗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成果，這種革命成果的大躍進反過來更加劇了人民對領袖的崇拜，因為沒有比個人生命遭受危機的人更願意對領袖進行崇拜的了，既然崇拜領袖是使自己可能免於被劃分到人民敵人陣營裏的唯一方式。這就是契卡在沙俄大搞恐怖和沙俄最近在農村大搞階級鬥爭的原因。”
獨裁者的人民崇拜者表麵看是從人民出發，但他正是通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和利他主義的宣揚力圖使每個人的自我尊嚴和自我價值喪失，從而掏空了人民概念的內涵，使人民不再和具體的人發生關係。我們不否認在某些情境利他主義的必要性，比如救助落水兒童，但利他主義不能貫徹到普遍的生活中，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準則，如果每個人都應該不把自我放到中心，不是為自己改善生存條件的衣食住行奔波、為自己戀愛、生兒育女，而是絕對地利他，那麽，以多米諾骨牌推導，最終的他就沒有對應者。而實際上，獨裁者是以利他主義使那個最後的他指向自己，他當然不在乎物質利益，因為獨裁者從來不會為財產操心，他操心的是絕對權力，讓他的權杖有無上的權威是一切獨裁者最關心的。因此，如果普遍的價值觀造成人人認為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都不是最重要的，其結果就是獨裁者以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名義把人作為工具，於是人群像木偶一樣被獨裁者操控起來十分容易。
徐世昌說：“沙俄最近的失敗，是因為隻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信仰身敗名裂。最偉大的民主，全部偉大性表現在它的獨裁、恐怖、饑荒、集中營、清洗、僅此而已。戰時**政策在和平時期再也無法推行，農民們普遍抗糧不交，糧食的征收不得不動用軍隊才能完成。農民與工人的罷工活動甚至矛頭指向了蘇維埃政權。發生在坦波夫的叛亂席卷了全國，甚至連革命的中堅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蘇維埃，不要共產的蘇維埃’參與叛亂。”
宋驍飛說：“確實，布爾什維克把人類幾千年的私有製已經被公有製取代，平等實現了，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農莊和國營企業已經徹底改變了舊社會的剝削體製。但平等對自由的損害到了這樣的程度--平等地貧困，平等地饑謹、平等地成為餓殍。其實法國大革命也是一樣
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二十年裏陷入深刻的動蕩。群體的狂暴運動永遠不會是建設性的，而隻能是破壞性的，群體隻有強大的破壞力。他們的規律永遠是回到野蠻階段。有著複雜的典章製度、從本能狀態進入能夠未雨綢繆的理性狀態的文明，屬於文化的高級階段。群體無一例外地證明，僅靠他們自己，所有這些事情是不可能實現的。由於群體力量有著純粹的破壞性，因而他們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屍解體的細菌。社會革命所創造的怪胎：無限美好的理想國、無比優越的社會製度之類，它無疑還需要群體來破壞，不過群體經曆此番對破壞主義遺產的破壞後逐漸脫離了烏合之眾意義的群體，而逐漸分裂為理性自由主義的個體了。
梁啟超說，那我是不是可以這麽理解，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是信仰自由的，所以說所謂“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根本不存在。他是其敵對勢力虛構出來的假象敵人。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是通過真正的福利製度縮小貧富差距，而官僚主義的是通過反福利製度加大貧富懸殊，比如市民比農民福利多，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比人民福利多。一個幹部一年可以花掉幾百萬的醫療費，而一個農民隻能一年最多能夠得到他們的零頭。而且越是有權有勢的幹部報銷的比例越高，包銷的範圍越大，越是社會底層的窮苦農民報銷的比例越低，範圍越小，經常這樣不能報，那樣不能報。可見的反福利製度不但沒有幫助窮人享受更多的福利補貼，而且是幫助有權有勢的富人增加更多的特權享受，不但不減少貧富懸殊，而是增加貧富懸殊。
宋驍飛決定和帝國主義的列強合作，從背後捅俄國布爾什維克一刀，段祺瑞等出身於底層的高級將領有一些人不理解。因為在他們和一些知識分子眼中，布爾什維克代表窮苦的老百姓，是代表俄國人民的，值得同情，一些知識分子，比如陳獨秀，還在報紙上發表相關文章，呼籲中國政府支持俄國布爾什維克，派出誌願軍抗擊帝國主義國家的幹涉。
此時中國已經開放了報禁，宋驍飛不好再用查封報館的方式來平息這場爭論，為了解決國內和黨內這些人的思想混亂，就下令商務部出版社把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勒龐的《烏合之眾》譯本印發給他們，《烏合之眾》從1895年出版後，就一版再版，風靡世界。在這本書中，勒龐以法國大革命作背景思考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他通過革命中種種行為的分析發現，即使一個個有自己獨立見解的人，一旦他們加入受人民崇拜意識形態鼓惑的群體，就變成了烏合之眾中的一員，他們就如同發生化學反應一樣變成了一群瘋狂和無惡不作的家夥，而且他們在一種“曆史使命感”感召下，並沒有任何關於犯罪的意識。
十天後，宋驍飛在中央。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員參加的重要會議上說：“理解了烏合之眾的心理基礎，我們就能理解布爾什維克最近在俄國到底是怎麽回事。也能更加堅定我們的立場。更重要的是，能防止我們的社會變質，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的災難。所以。我建議全國的報紙組織討論，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現在我們可以先討論，通過一個決議。”
嚴複站起來問：“那何為烏合之眾？”
宋驍飛說：“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並不會因為聚集就變成群氓或烏合之眾，比如傳統節日的聚會、交易商品的集市、比如協作勞動的集體。也不是所有的集會都使人喪失個性而成為烏合之眾，比如科學家參與科學會議，他們是以獨立的個人參加的群體。講演者陳述自己的觀點不是表演自己或蠱惑人相信任何意義上的絕對真理，而是要使聽眾思考他提出的問題；課堂也是一樣，老師以講解引發學生思考。俄國的革命者以破壞標榜勇敢。於是人群的破壞勇氣互相激勵，破壞秩序、破壞文明、破壞生命，破壞之外還是破壞；‘真理‘以口號的形式被他們聲嘶力竭地呼喊，口號也把他們連成一體。口號裏的真理除了真理的發聲外。與真理的內涵沒有任何關係，這樣的人，就是我說的烏合之眾。”
開始討論之後，梁啟超站起來第一個發言：“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領袖羅伯斯比爾曾說：‘我們必須從崇拜上帝轉變到崇拜人民；或者說，人民就是雅各賓黨人的上帝。’可曆史所表現出的又是如此激烈地悖論，正是崇拜人民的雅各賓黨人，瘋狂地屠殺人民，是否雅各賓黨人都是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呢？絕對不是。從他們遺存的言行記錄來分析，他們的信仰崇拜人民。是十分堅定虔誠的。何以解釋他們的恐怖主義的大屠殺呢？在大革命發生時，雅各賓黨人的意識形態認為那些被屠殺者不屬於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他們認為，為了維護人民主權和人民利益，他們必須屠殺這些敵人。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也是一樣的。”
宋驍飛說：“正常人主要是從法律角度來分析一個人是否應被懲罰。是根據一個人的行為來判斷一個人的善惡，而絕不是財產的多少或有無。而雅各賓黨人和布爾什維克黨，則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判定被懲罰——殺戮的對象。像雅各賓黨領袖羅伯斯比爾，還有列寧，作為個人來說其實是個很善良的人，其它革命黨人也不是野蠻分子，可他們聚集在一起，為什麽幹出了比犯罪集團更重大的罪惡？人民以及人民主權、人民意誌、人民利益，這些詞隻是他們頭腦裏的理想性概念，並不與現實中的個人有什麽對應關係，當他們以偉大的使命感和神聖感，認為自己代表人民的時候，他們就有了獨裁的資格，作為自信為人民主權的代表，自信具有指認誰是人民的敵人的火眼金睛。”
段祺瑞問：“那人民真的能理解布爾什維克說什麽嗎？”
宋驍飛說：“像法國大革命中湧現的群眾團體是受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但如果你詢問那些參加運動、為了革命不惜犧牲生命的民眾，他們究竟對啟蒙思想知道什麽，他們很多人，可能什麽也不知道。實際上啟蒙運動的思想分析起來盡管複雜，但在大眾中隻是很簡單的口號式觀念，這種觀念的暗示性表現為詛咒：國王和貴族該死，殺了他們之後我們大家做國家的主人。窮人消滅了富人，變成國家的主人。布爾什維克反複宣傳，窮人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於富人的盤剝，隻要在這個世界上把富人們殺滅，然後把他們的財產瓜分給我們大家，從此之後我們就能到達天堂。這種累積的心理比反猶主義心理累積的曆史還古老，許多人就誤以為底層民眾的無知和愚昧具有值得崇拜的神聖力量，甚至直覺到在罷工的人群中隱藏著新世界的曙光，從合理的要求過渡到不合理的破壞，和街頭的爭吵發展到野蠻的鬥毆一樣，地主和資本家可以被瘋狂的群體無故打死。其實，隻有在狂暴革命造成巨大災難之後，人們才能體會到，社會的所有人成為富人既然不可能，貧富差距的社會就遠比普遍貧窮的社會更容易忍受，最簡單的例子。乞丐或逃荒者在前者的社會不容易被餓死。”
馮國璋說：“群體到底有什麽力量呢？”
宋驍飛說：“由於人們總是生活在人群中，個人對於人多勢眾有一種天生的心理恐懼，由於恐懼。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對集體主義心懷崇敬，在許多情況下，人們情願放棄自己的觀念而去迎合眾人，其實很多時候，群體的情感幼稚、道德敗壞、智力低下。群體的某些特點，如衝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等。”
“啊？我們不是有句老話。教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
“這句話是錯誤的。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製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搶劫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即使淳樸如中國人也很難把握住自己善良的天性。我們知道。即使一個德高望重的鄉紳，一旦被放置到被批鬥的位置上，他的被批鬥地位本身就可能成為他必須承擔屬於他本階級的一切罪惡的指控，一個和該村毫不相幹的要飯的過路人在訴苦中也使聽眾由同情的感情而轉化為憤怒的感情，仿佛要飯者的苦難都是由該鄉紳造成的，很容易被狂暴的群體打死，哪怕他的確是個靠勤儉持家致富，從來沒有傷害過鄰居的人。”
“群體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種意識形態作為真理。其專橫不僅表現在群體自身行為的野蠻專斷和智力低下，而且壓抑一切個體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讓一個群氓崇拜的群體發布對天才音樂家莫紮特或者貝多芬的指令，命令他創作使群體喜聞樂見的音樂，要求他為大眾服務、為革命階級服務，莫紮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們的玩弄成了阻礙自己飛行的累贅，反不如一隻小巧的麻雀。”
群體需要領導者，但他們所需要的領導者從來不是一個智能的人，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迎合他們口味的領袖。在群體麵前的講演家不需要啟發思想的學者，因為啟發思想必然要分散群體的注意力，是令群體反感的，講演者不能在一心要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的群體講演法律和人道主義，否則你很可能被憤怒的群體掐死後踏爛。他們需要的是簡單明了的鼓動，隻有他們希望聽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達必須是‘堅決反對‘和‘堅決擁護‘的旗幟鮮明的口號，不能囉嗦模棱兩可，隻有如此他們才‘喜聞樂見‘。掌握了什麽是群體喜聞樂見的，操控群體對領袖來說又是件並不太困難的事，這是由於群體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體隻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情感；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服於堅強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麽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即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絕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群體喜歡英雄，英雄永遠像個愷撒。他們的權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
恐怖不僅使群體對領袖所指的所謂敵人擁有無限的仇恨，而且會因此恐懼而加倍地對領袖崇拜，隻有領袖製造的恐怖足夠強烈，群體才能立即投身到消滅領袖所指的敵人的行動中，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想一想拿破侖，當他壓製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強權有了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桀驁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而重複就是把論斷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輸到群體的耳朵裏。那個發表論斷和不斷重複的領袖必須有病態的熱情，一個半瘋半癲的執著的領袖。就容易給群體造成他已經擁有最高真理的印象，我們看列寧的講演，就是這種真理製造者的典型。在他的嘴裏時刻都會滔滔不絕地產生出“科學真理”，群體不會在乎什麽是科學、什麽是真理，凡是能打動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真理。謊言重複千遍不會變成真理，但謊言重複千遍容易使群體相信被重複的謊言就是真理。
宋驍飛說：“獨裁製度是大眾民主惟一能夠理解的統治。所有狂暴的大眾民主，都會無一例外地走向獨裁製度。人類的既有曆史表明，如果民主意味著人民做自己主人，即所謂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的話。民主就從來沒有實現過。這也是我為什麽不提倡搞民眾自治。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
王士珍問：“那麽民主的意義是什麽呢？”
宋驍飛說：“民主的確切意義是防止獨裁。即存在某種約束機製，使得即使一個壞的統治者當權也不能用權力作惡，這個機製是用權力製衡權力，這才是民主的理性意義。也是民主的精髓。”
但大眾民主則與民主的理性意義相去甚遠。當群體把‘曆史使命‘賦予在自己肩頭。他們就需要思維一致、步調一致直至行動一致。如果‘民意‘全部趨向一致，那麽‘民主‘也就十分簡單，如果人民一致認為領袖的意誌時刻代表人民意誌，獨裁者的獨裁的確就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布爾什維克為什麽能在沙俄迅速崛起，原因在於它是具有活力的最後幻想。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他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基督教上帝的天堂的幻想是死後才能達到的，這種天堂幸福承諾顯然不如現世的幸福天堂承諾更有吸引力。這是為什麽地上的**天國忽然風靡沙俄的原因。當無神論采取極端宗教主義的形式似乎比有神論的宗教要科學，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和道路盡頭的理想國仿佛就在領袖的帶領下按科學必然規律指日可待。群體並不能區分可實現的現實目標和純粹的幻想之間的差別。這使得善於掌握群體的獨裁者可以把幻想的吸引力置於可實現的現實目標之上，或者幹脆，把幻想等同於可實現的現實目標。
梁啟超問：“如果承諾的幸福在某個階段不能兌現怎麽辦？”
宋驍飛說：“這很簡單。布爾什維克的辦法是宣稱因為人民中出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階級敵人；幸福目標的暫時偏離是因為有人背離了領袖的正確指引，因為一切使幸福目標偏離的錯誤絕對不會是領袖造成的，他作為人民意誌的最高體現在總路線上是絕對不會出現錯誤的，社會很快轉入對子虛烏有的階級敵人的鬥爭，階級鬥爭采取殘酷清洗和群氓武鬥的形式。人民崇拜一般都轉化為對人民的恐怖主義--對人民中可能存在一些可憐的個人主義的人實行**消滅。對所謂人民敵人的**消滅被宣傳機構宣傳為領袖帶領人民取得的重大勝利，死者的殘肢斷臂和成倍增加的火葬場的火苗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成果，這種革命成果的大躍進反過來更加劇了人民對領袖的崇拜，因為沒有比個人生命遭受危機的人更願意對領袖進行崇拜的了，既然崇拜領袖是使自己可能免於被劃分到人民敵人陣營裏的唯一方式。這就是契卡在沙俄大搞恐怖和沙俄最近在農村大搞階級鬥爭的原因。”
獨裁者的人民崇拜者表麵看是從人民出發，但他正是通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和利他主義的宣揚力圖使每個人的自我尊嚴和自我價值喪失，從而掏空了人民概念的內涵，使人民不再和具體的人發生關係。我們不否認在某些情境利他主義的必要性，比如救助落水兒童，但利他主義不能貫徹到普遍的生活中，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準則，如果每個人都應該不把自我放到中心，不是為自己改善生存條件的衣食住行奔波、為自己戀愛、生兒育女，而是絕對地利他，那麽，以多米諾骨牌推導，最終的他就沒有對應者。而實際上，獨裁者是以利他主義使那個最後的他指向自己，他當然不在乎物質利益，因為獨裁者從來不會為財產操心，他操心的是絕對權力，讓他的權杖有無上的權威是一切獨裁者最關心的。因此，如果普遍的價值觀造成人人認為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都不是最重要的，其結果就是獨裁者以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名義把人作為工具，於是人群像木偶一樣被獨裁者操控起來十分容易。
徐世昌說：“沙俄最近的失敗，是因為隻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信仰身敗名裂。最偉大的民主，全部偉大性表現在它的獨裁、恐怖、饑荒、集中營、清洗、僅此而已。戰時**政策在和平時期再也無法推行，農民們普遍抗糧不交，糧食的征收不得不動用軍隊才能完成。農民與工人的罷工活動甚至矛頭指向了蘇維埃政權。發生在坦波夫的叛亂席卷了全國，甚至連革命的中堅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蘇維埃，不要共產的蘇維埃’參與叛亂。”
宋驍飛說：“確實，布爾什維克把人類幾千年的私有製已經被公有製取代，平等實現了，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農莊和國營企業已經徹底改變了舊社會的剝削體製。但平等對自由的損害到了這樣的程度--平等地貧困，平等地饑謹、平等地成為餓殍。其實法國大革命也是一樣
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二十年裏陷入深刻的動蕩。群體的狂暴運動永遠不會是建設性的，而隻能是破壞性的，群體隻有強大的破壞力。他們的規律永遠是回到野蠻階段。有著複雜的典章製度、從本能狀態進入能夠未雨綢繆的理性狀態的文明，屬於文化的高級階段。群體無一例外地證明，僅靠他們自己，所有這些事情是不可能實現的。由於群體力量有著純粹的破壞性，因而他們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屍解體的細菌。社會革命所創造的怪胎：無限美好的理想國、無比優越的社會製度之類，它無疑還需要群體來破壞，不過群體經曆此番對破壞主義遺產的破壞後逐漸脫離了烏合之眾意義的群體，而逐漸分裂為理性自由主義的個體了。
梁啟超說，那我是不是可以這麽理解，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是信仰自由的，所以說所謂“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根本不存在。他是其敵對勢力虛構出來的假象敵人。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是通過真正的福利製度縮小貧富差距，而官僚主義的是通過反福利製度加大貧富懸殊，比如市民比農民福利多，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比人民福利多。一個幹部一年可以花掉幾百萬的醫療費，而一個農民隻能一年最多能夠得到他們的零頭。而且越是有權有勢的幹部報銷的比例越高，包銷的範圍越大，越是社會底層的窮苦農民報銷的比例越低，範圍越小，經常這樣不能報，那樣不能報。可見的反福利製度不但沒有幫助窮人享受更多的福利補貼，而且是幫助有權有勢的富人增加更多的特權享受，不但不減少貧富懸殊，而是增加貧富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