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天道無常，生命無常，讓我們一起為雲南災區的同胞祈福，願苦難真的能夠興邦
1901年國慶過後，宋驍飛著手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但不久發生的一件事，讓宋驍飛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這件事就是政府製定的“減租減息”政策在農村施行起來頗為曲折。
按照宋驍飛第二個總統任期開始時就製定的《新土地法》，規定“佃農田租一般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並且“正產物全收獲百分之五十為最高租額”。
宋驍飛認為，農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所以交租25%，這是一個溫和的改良方案，減輕農民的負擔，而且民族工商業會因為農民購買力增加而繁盛。
但沒想到，這麽好的政策，還未實施兩年，內閣總理盛宣懷就來找宋驍飛，說：“減租減息政策執行不下去，農村經濟之破產失業者繁多，農民和地主兩方之生計，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趨尖銳化，影響於整個社會之秩序”。
宋驍飛問：“這是怎麽回事？
盛宣懷回答說：“土地是中國數千年來鄉村社會的主要財富。自前年試辦二五減租辦法以來，地主和農民兩方糾紛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萬苦，粗衣惡食，齒積蠅頭。購得薄田數畝，或數十畝，藉為一家數口或數十口養生之資者。莫不俯首帖耳，他們指責減租之舉是‘苦樂不均，倒置主佃名義，抵製減租’，把出租給佃戶的土地以各種借口撤回來。誰家佃戶要求減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挾，使農民不敢提減租的事情。農民說‘不敢減。減了租就不要咱種地了’。另外，中國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個村莊裏。鄉裏鄉親的，不好意思讓地主減租。有些地方的農民覺得‘咱沒牛借牛，沒錢借錢，要減租就把掌櫃虧了’。很多農民反而動員其他佃戶給地主多交租子。”
宋驍飛一聽。這舊社會的農村農民和地主看起來並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還充滿著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棄，對盛宣懷說：“改革總是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難而中輟，不可因噎而廢食。減租乃是我複興黨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那些反對減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給農民的土豪劣紳、惡田主及農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來槍斃一批。”
盛宣懷搖搖頭。說：“反對減租的大多是士紳，‘紳為一鄉之望。士為四民之首’，中國鄉間本是個牢固的宗法社會，自明清以降，鄉紳勢力坐大，滲透甚至控製著宗族、鄉族組織。這些士紳地主，主持經營著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務，如學務、教化、公產、水利、橋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橋梁為例，官修10座，官紳合修3座，紳修34座，民修18座。容縣橋梁，官修1座，紳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紳修21處，民修22處，官府則未修一處。這些鄉紳，還承擔著學務、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動，社學、私塾普遍為鄉紳主辦，鄉約等教化活動亦常由鄉紳主持。實際上，我們政府任命的縣長隻有獲得當地士紳的合作才能進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慮本地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農民卻吃虧了。過去有些地區的地租從未達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災荒之年，地主還會主動免租，一改革反而超過了過去實交租額，因此在農民中引起了反感。”
“遇到災荒之年，地主還會主動給農民免租？”宋驍飛對此表示懷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當中，地主都是黃世仁、周扒皮。
盛宣懷回答說：“是的。地主和農民都是鄉裏鄉親，地主是農民的東家，很多地主也不想農民餓死。有時，鄉坤地主還會組織賑災。”
宋驍飛回憶起當年自己到河南賑旱災的情景，的確謝家福等鄉紳出資出力不少，舊社會的卻是鄉裏的公共事務聽由宗族、鄉族長老特別是鄉紳打理、操辦。對目不識丁、智識未開的廣大民眾來說，紳士乃是由儒學教義確定的綱常倫紀的衛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這些儒學教義規定了中國社會以及人際關係的準則。紳士所受的是這種儒學體係的教育，並由此獲得管理社會事務的知識，具備這些知識正是他們在中國社會中擔任領導作用的主要條件。而且基層的保正、甲長、牌頭一般由當地民眾公舉，報縣官點充，其任職資格為誠實、識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輪流充任，以均勞逸，這甚至和現代的民主自治沒有多大差別。不過中國人大多都講“理”，遇事要討“說法”。
“看來改革不能光在上麵拍腦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宋驍飛說：“議會那邊，我會盡快跟容閎議長溝通，讓他們修改《土地法》中的有關規定。政府也盡快把政策做一下調整吧，佃農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礎上，減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製定一個農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過國債從大地主那裏購買來的土地，田租也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對於那些失地農民，都往東北三省和遠東地區移民，那裏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過免租的方式，鼓勵農民往關外遷移。”
盛宣懷表示同意宋驍飛的意見。宋驍飛說：“今後我們的政策，都要從實際出發，先試點，再全麵鋪開，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穩，寧可慢一點，也不要亂，中國現在是一個五萬萬人口的大國，一旦亂了，後果不堪設想。”
送走了內閣總理盛宣懷，宋驍飛對中國現在的國情適不適合馬上進行憲政改革，產生了疑慮，他雖然也在書中看了很多關於憲政的書，但覺得“紙上得來終覺淺”，親自打電話給司法總長梁啟超，讓他來總統辦公室。
梁啟超見了宋驍飛，行完禮，道：“大總統找我來所為何事？”
宋驍飛說：“前些日子容閎曾和我談起憲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覺得，改革還是要根據國情慢慢來，我準備讓你率團前往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家考察具體的憲政程序和措施，並且考察各國當時的法律和社會，看哪一些措施是適合中國憲政改革的。”
梁啟超點點頭，說：“大總統說得有道理，我這就回去準備。”(未完待續。。)
1901年國慶過後，宋驍飛著手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但不久發生的一件事，讓宋驍飛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這件事就是政府製定的“減租減息”政策在農村施行起來頗為曲折。
按照宋驍飛第二個總統任期開始時就製定的《新土地法》，規定“佃農田租一般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並且“正產物全收獲百分之五十為最高租額”。
宋驍飛認為，農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所以交租25%，這是一個溫和的改良方案，減輕農民的負擔，而且民族工商業會因為農民購買力增加而繁盛。
但沒想到，這麽好的政策，還未實施兩年，內閣總理盛宣懷就來找宋驍飛，說：“減租減息政策執行不下去，農村經濟之破產失業者繁多，農民和地主兩方之生計，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趨尖銳化，影響於整個社會之秩序”。
宋驍飛問：“這是怎麽回事？
盛宣懷回答說：“土地是中國數千年來鄉村社會的主要財富。自前年試辦二五減租辦法以來，地主和農民兩方糾紛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萬苦，粗衣惡食，齒積蠅頭。購得薄田數畝，或數十畝，藉為一家數口或數十口養生之資者。莫不俯首帖耳，他們指責減租之舉是‘苦樂不均，倒置主佃名義，抵製減租’，把出租給佃戶的土地以各種借口撤回來。誰家佃戶要求減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挾，使農民不敢提減租的事情。農民說‘不敢減。減了租就不要咱種地了’。另外，中國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個村莊裏。鄉裏鄉親的，不好意思讓地主減租。有些地方的農民覺得‘咱沒牛借牛，沒錢借錢，要減租就把掌櫃虧了’。很多農民反而動員其他佃戶給地主多交租子。”
宋驍飛一聽。這舊社會的農村農民和地主看起來並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還充滿著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棄，對盛宣懷說：“改革總是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難而中輟，不可因噎而廢食。減租乃是我複興黨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那些反對減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給農民的土豪劣紳、惡田主及農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來槍斃一批。”
盛宣懷搖搖頭。說：“反對減租的大多是士紳，‘紳為一鄉之望。士為四民之首’，中國鄉間本是個牢固的宗法社會，自明清以降，鄉紳勢力坐大，滲透甚至控製著宗族、鄉族組織。這些士紳地主，主持經營著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務，如學務、教化、公產、水利、橋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橋梁為例，官修10座，官紳合修3座，紳修34座，民修18座。容縣橋梁，官修1座，紳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紳修21處，民修22處，官府則未修一處。這些鄉紳，還承擔著學務、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動，社學、私塾普遍為鄉紳主辦，鄉約等教化活動亦常由鄉紳主持。實際上，我們政府任命的縣長隻有獲得當地士紳的合作才能進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慮本地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農民卻吃虧了。過去有些地區的地租從未達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災荒之年，地主還會主動免租，一改革反而超過了過去實交租額，因此在農民中引起了反感。”
“遇到災荒之年，地主還會主動給農民免租？”宋驍飛對此表示懷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當中，地主都是黃世仁、周扒皮。
盛宣懷回答說：“是的。地主和農民都是鄉裏鄉親，地主是農民的東家，很多地主也不想農民餓死。有時，鄉坤地主還會組織賑災。”
宋驍飛回憶起當年自己到河南賑旱災的情景，的確謝家福等鄉紳出資出力不少，舊社會的卻是鄉裏的公共事務聽由宗族、鄉族長老特別是鄉紳打理、操辦。對目不識丁、智識未開的廣大民眾來說，紳士乃是由儒學教義確定的綱常倫紀的衛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這些儒學教義規定了中國社會以及人際關係的準則。紳士所受的是這種儒學體係的教育，並由此獲得管理社會事務的知識，具備這些知識正是他們在中國社會中擔任領導作用的主要條件。而且基層的保正、甲長、牌頭一般由當地民眾公舉，報縣官點充，其任職資格為誠實、識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輪流充任，以均勞逸，這甚至和現代的民主自治沒有多大差別。不過中國人大多都講“理”，遇事要討“說法”。
“看來改革不能光在上麵拍腦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宋驍飛說：“議會那邊，我會盡快跟容閎議長溝通，讓他們修改《土地法》中的有關規定。政府也盡快把政策做一下調整吧，佃農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礎上，減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製定一個農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過國債從大地主那裏購買來的土地，田租也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對於那些失地農民，都往東北三省和遠東地區移民，那裏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過免租的方式，鼓勵農民往關外遷移。”
盛宣懷表示同意宋驍飛的意見。宋驍飛說：“今後我們的政策，都要從實際出發，先試點，再全麵鋪開，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穩，寧可慢一點，也不要亂，中國現在是一個五萬萬人口的大國，一旦亂了，後果不堪設想。”
送走了內閣總理盛宣懷，宋驍飛對中國現在的國情適不適合馬上進行憲政改革，產生了疑慮，他雖然也在書中看了很多關於憲政的書，但覺得“紙上得來終覺淺”，親自打電話給司法總長梁啟超，讓他來總統辦公室。
梁啟超見了宋驍飛，行完禮，道：“大總統找我來所為何事？”
宋驍飛說：“前些日子容閎曾和我談起憲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覺得，改革還是要根據國情慢慢來，我準備讓你率團前往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家考察具體的憲政程序和措施，並且考察各國當時的法律和社會，看哪一些措施是適合中國憲政改革的。”
梁啟超點點頭，說：“大總統說得有道理，我這就回去準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