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感謝“滅天之劍”的打賞，求打賞、點讚支持
明治天皇發詔書承認“南朝天皇為正統”，三天後，馮國璋再度帶兵入宮麵見明治，要求日本政府以“弑君”罪，宣布黑龍會為非法組織，解散黑龍會，並在日本警察廳在全國通緝黑龍會的頭子內田良平和頭山滿，頭山滿、內田良平倉皇出逃，朱帝象等人也偷渡到美國舊金山避難。馮國璋在東京等地展開大搜捕行動，鐵血手段鎮壓黑龍會，屠殺黑龍會成員三萬多人，從此馮國璋在日本也有了“冷血屠夫”的外號，日本人嚇唬哭鬧的小孩子，都用上“馮國璋”的大名。
馮國璋在搜捕黑龍會的成員時，繳獲了大批內部資料，其中就有朱帝象和內田良平等人簽訂的割讓東北和滿洲、蒙古給日本人的合作協議，還有其他條約。他電報請示宋驍飛，宋驍飛看了這些條約，嗤之以鼻，下令將這些協議的原文刊登在全國報紙上，還出錢刊登在《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知名報紙上。這些條約，聲明黑龍會幫助朱帝象顛覆中國政府後，兩國宜相提攜而定左之盟約：
第一條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第二條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
第三條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
第四條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條相期中日經濟上之協同發達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條與前項同一之日的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外國。
第七條日本須與中華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條日本須助中華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之國家。
第九條日本須讚助中華之改正條約關稅獨立及撤廢領事裁判權等事業。
第十條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
第十一條本盟約自簽訂之日起拾年間為有效，依兩國之希望更得延期。
世界輿論一片嘩然，原來黑龍會是要顛覆中國政府的，各國對馮國璋在日本的行動多了幾分理解。
這份秘密文件上隻有朱帝象和陳美其的大印，是他倆和內田良平秘密簽訂的，複民同盟會很多內部骨幹對此事都一無所知。從《紐約時報》上看到這份“密約”。複明同盟會的二號人物黃克強怒氣衝衝跑去找朱帝象，把報紙扔在他的臉上：“以前你讓我們按手印效忠你個人我也就忍了，現在竟然革命尚未成功，你就忙著和日本人幹如此苟且的勾當。你快告訴我這不是真的。不然，我今天馬上就脫離複民同盟會。”
朱帝象一臉委屈。道：“黃克強同誌，我這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我們什麽都沒有。不拿這些跟日本人合作，他們會資助我們嗎？我們現在不強大，等我們奪了政權，上了台，這些條約自然就隻是廢紙一張。”
黃克強哈哈大笑：“原來你所做的一切，都隻是為了自己能上台。”
朱帝象道：“你還是不懂政治，所謂政治。就是我們上台，讓別人下台。”
黃克強握緊拳頭，一臉鄙夷地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從即日起。我宣布脫離複民同盟會，誰願意跟著你幹，誰就幹吧。”
說完，黃克強便轉身離開了，隻剩下朱帝象孤獨落寞的眼神。
就在朱帝象最困難的時候，複民同盟會另一位元老陶章成，還落井下石，站出來揭發朱帝象收了日本人的一大筆錢，卻沒有交給複民同盟會，宣布另成立光複會，拉走了複民同盟會的一半會員，黃克強、宋仁教等人也另外成立民主同盟會。複民同盟會分裂，一分為三，朱帝象幾乎成了孤家寡人，就隻有陳美其等幾個死黨跟在身邊。（.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他忽悠一些唐人街的華僑給他捐款，但美國華僑大多也看了報紙，所以他籌款不多，最落魄的時候，不得不去美國的餐廳刷盤子。
宋驍飛在國內，也開始啟動了民主改革，成立了以他為首的中國民主改革委員會，參議長容閎、副總統張之洞、內閣總理盛宣懷、司法總長梁啟超、教育總長嚴複等人都是委員。
宋驍飛決定先從推動法治中國開始，他在主持開會時，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複興黨剛成立時，就製定了目標，要把國家建設成為富強、文明、民主的國家。現在很多人誤以為民主就是美國的兩黨輪流執政，這是大錯特錯，民主一詞源於希臘的‘demos’，意為人民。有人說我們複興黨是一黨獨裁，就是不民主，這些人，是識洋不化，一黨獨裁，換句話說，就是‘一黨長期執政’，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政治穩定，很快就能做決策，缺點就是容易照成腐敗橫行。不過隻要我們從嚴治黨，從製度上把權力關進籠子裏，腐敗這個問題會解決的。民主最核心的，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其實中國的民主程度並不低，縣級以下都沒有政府。民主社會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協的價值觀念，絕對不是那些鼓吹暴力的革命分子能理解的。而且，不是說，有了民主，國家就能一下文明富強了，人民就吃飽穿暖了，實現民主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法國1793年發生的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梁啟超說，“我讚同大總統的意見。民主有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複雜和煩瑣。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複複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誇誇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容閎說：“是的，民主還可能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數專製獨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時民主的代價太高，甚至難以承受。然而，這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而是某些政客的過錯。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觀規律，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隻會適得其反。但是，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製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製度。”
宋驍飛點點頭，說：“但其實老百姓關心的，不是民主問題，而是吃飽飯穿暖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這幾年突飛猛進，我剛簽發了大總統令，免除一半的農村稅負。現在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推進依法治國，搞好經濟和民生，其實中國具有很好的法治傳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觀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腐敗，才是當前我們要做的。我們現在有了憲法，但還要推行憲政！依法治國。”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宋驍飛推薦在座的都讀一讀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宋驍飛表示，“這是世界公認的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一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思想為原則的大革命，最後異化成斷頭台上血腥彌漫的人間夢靨，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國搞民主改革，要徹底拋棄盧梭的‘文學化的政治思維’。”
容閎說：“大總統何來此言？”
宋驍飛回答說，法國1793年大革命的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革命者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用“自由”、“平等”、“博愛”等普遍性的理論，去取代統治當時社會複雜的傳統習慣，這對“立德立言”的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這種“文學化的政治思維”，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盧梭莫屬。他也是雅各賓派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的“精神導師”。盧梭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論科學與藝術》等著作中，將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財產私有製的產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認為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顯然隻帶來道德的墮落，藝術和科學都源自懶惰和安逸。他把促進曆史發展的社會分工，看成是違背自然法則的不平等。盧梭的抽象思維，忽略了顯而易見的現實：除了在空想社會，“平等”都不可能等於“無差別”。他看不到平等在現實中，隻能是法律上的“權利”，而不可能是“財產”；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會，就會有理發師、掏糞工、餐廳服務員、老板、工人，最後人人平等隻能是法律意義上的。
容閎的臉有點掛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盧梭那樣，把自由平等掛在嘴邊，說：“大總統說得有道理。”
宋驍飛說，我不是說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東西，但我們要搞清楚它們的內涵。盧梭的思想，在脫離了舊製度的宗教、法律、習俗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成了“看來是”和“實際是”兩個樣子。這種空中樓閣一樣的思想，成為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後，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專製代替了自由，毀滅代替了博愛，大革命從“自然法則”徹底墮落成原始野蠻的暴力運動，最終，斷頭台上人頭滾滾，共和國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無可避免了。當時法國的高級官員，盲目地接受這些“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的自由平等社會，大革命才釀成了大悲劇。所以，我們這些當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時髦的政治言辭。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我們也要堅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去“借鑒人類一切文明發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強國之路。
感謝“滅天之劍”的打賞，求打賞、點讚支持
明治天皇發詔書承認“南朝天皇為正統”，三天後，馮國璋再度帶兵入宮麵見明治，要求日本政府以“弑君”罪，宣布黑龍會為非法組織，解散黑龍會，並在日本警察廳在全國通緝黑龍會的頭子內田良平和頭山滿，頭山滿、內田良平倉皇出逃，朱帝象等人也偷渡到美國舊金山避難。馮國璋在東京等地展開大搜捕行動，鐵血手段鎮壓黑龍會，屠殺黑龍會成員三萬多人，從此馮國璋在日本也有了“冷血屠夫”的外號，日本人嚇唬哭鬧的小孩子，都用上“馮國璋”的大名。
馮國璋在搜捕黑龍會的成員時，繳獲了大批內部資料，其中就有朱帝象和內田良平等人簽訂的割讓東北和滿洲、蒙古給日本人的合作協議，還有其他條約。他電報請示宋驍飛，宋驍飛看了這些條約，嗤之以鼻，下令將這些協議的原文刊登在全國報紙上，還出錢刊登在《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知名報紙上。這些條約，聲明黑龍會幫助朱帝象顛覆中國政府後，兩國宜相提攜而定左之盟約：
第一條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第二條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
第三條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
第四條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條相期中日經濟上之協同發達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條與前項同一之日的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外國。
第七條日本須與中華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條日本須助中華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之國家。
第九條日本須讚助中華之改正條約關稅獨立及撤廢領事裁判權等事業。
第十條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
第十一條本盟約自簽訂之日起拾年間為有效，依兩國之希望更得延期。
世界輿論一片嘩然，原來黑龍會是要顛覆中國政府的，各國對馮國璋在日本的行動多了幾分理解。
這份秘密文件上隻有朱帝象和陳美其的大印，是他倆和內田良平秘密簽訂的，複民同盟會很多內部骨幹對此事都一無所知。從《紐約時報》上看到這份“密約”。複明同盟會的二號人物黃克強怒氣衝衝跑去找朱帝象，把報紙扔在他的臉上：“以前你讓我們按手印效忠你個人我也就忍了，現在竟然革命尚未成功，你就忙著和日本人幹如此苟且的勾當。你快告訴我這不是真的。不然，我今天馬上就脫離複民同盟會。”
朱帝象一臉委屈。道：“黃克強同誌，我這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我們什麽都沒有。不拿這些跟日本人合作，他們會資助我們嗎？我們現在不強大，等我們奪了政權，上了台，這些條約自然就隻是廢紙一張。”
黃克強哈哈大笑：“原來你所做的一切，都隻是為了自己能上台。”
朱帝象道：“你還是不懂政治，所謂政治。就是我們上台，讓別人下台。”
黃克強握緊拳頭，一臉鄙夷地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從即日起。我宣布脫離複民同盟會，誰願意跟著你幹，誰就幹吧。”
說完，黃克強便轉身離開了，隻剩下朱帝象孤獨落寞的眼神。
就在朱帝象最困難的時候，複民同盟會另一位元老陶章成，還落井下石，站出來揭發朱帝象收了日本人的一大筆錢，卻沒有交給複民同盟會，宣布另成立光複會，拉走了複民同盟會的一半會員，黃克強、宋仁教等人也另外成立民主同盟會。複民同盟會分裂，一分為三，朱帝象幾乎成了孤家寡人，就隻有陳美其等幾個死黨跟在身邊。（.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他忽悠一些唐人街的華僑給他捐款，但美國華僑大多也看了報紙，所以他籌款不多，最落魄的時候，不得不去美國的餐廳刷盤子。
宋驍飛在國內，也開始啟動了民主改革，成立了以他為首的中國民主改革委員會，參議長容閎、副總統張之洞、內閣總理盛宣懷、司法總長梁啟超、教育總長嚴複等人都是委員。
宋驍飛決定先從推動法治中國開始，他在主持開會時，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複興黨剛成立時，就製定了目標，要把國家建設成為富強、文明、民主的國家。現在很多人誤以為民主就是美國的兩黨輪流執政，這是大錯特錯，民主一詞源於希臘的‘demos’，意為人民。有人說我們複興黨是一黨獨裁，就是不民主，這些人，是識洋不化，一黨獨裁，換句話說，就是‘一黨長期執政’，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政治穩定，很快就能做決策，缺點就是容易照成腐敗橫行。不過隻要我們從嚴治黨，從製度上把權力關進籠子裏，腐敗這個問題會解決的。民主最核心的，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其實中國的民主程度並不低，縣級以下都沒有政府。民主社會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協的價值觀念，絕對不是那些鼓吹暴力的革命分子能理解的。而且，不是說，有了民主，國家就能一下文明富強了，人民就吃飽穿暖了，實現民主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法國1793年發生的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梁啟超說，“我讚同大總統的意見。民主有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複雜和煩瑣。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複複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誇誇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容閎說：“是的，民主還可能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數專製獨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時民主的代價太高，甚至難以承受。然而，這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而是某些政客的過錯。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觀規律，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隻會適得其反。但是，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製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製度。”
宋驍飛點點頭，說：“但其實老百姓關心的，不是民主問題，而是吃飽飯穿暖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這幾年突飛猛進，我剛簽發了大總統令，免除一半的農村稅負。現在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推進依法治國，搞好經濟和民生，其實中國具有很好的法治傳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觀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腐敗，才是當前我們要做的。我們現在有了憲法，但還要推行憲政！依法治國。”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宋驍飛推薦在座的都讀一讀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宋驍飛表示，“這是世界公認的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一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思想為原則的大革命，最後異化成斷頭台上血腥彌漫的人間夢靨，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國搞民主改革，要徹底拋棄盧梭的‘文學化的政治思維’。”
容閎說：“大總統何來此言？”
宋驍飛回答說，法國1793年大革命的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革命者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用“自由”、“平等”、“博愛”等普遍性的理論，去取代統治當時社會複雜的傳統習慣，這對“立德立言”的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這種“文學化的政治思維”，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盧梭莫屬。他也是雅各賓派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的“精神導師”。盧梭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論科學與藝術》等著作中，將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財產私有製的產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認為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顯然隻帶來道德的墮落，藝術和科學都源自懶惰和安逸。他把促進曆史發展的社會分工，看成是違背自然法則的不平等。盧梭的抽象思維，忽略了顯而易見的現實：除了在空想社會，“平等”都不可能等於“無差別”。他看不到平等在現實中，隻能是法律上的“權利”，而不可能是“財產”；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會，就會有理發師、掏糞工、餐廳服務員、老板、工人，最後人人平等隻能是法律意義上的。
容閎的臉有點掛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盧梭那樣，把自由平等掛在嘴邊，說：“大總統說得有道理。”
宋驍飛說，我不是說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東西，但我們要搞清楚它們的內涵。盧梭的思想，在脫離了舊製度的宗教、法律、習俗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成了“看來是”和“實際是”兩個樣子。這種空中樓閣一樣的思想，成為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後，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專製代替了自由，毀滅代替了博愛，大革命從“自然法則”徹底墮落成原始野蠻的暴力運動，最終，斷頭台上人頭滾滾，共和國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無可避免了。當時法國的高級官員，盲目地接受這些“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的自由平等社會，大革命才釀成了大悲劇。所以，我們這些當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時髦的政治言辭。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我們也要堅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去“借鑒人類一切文明發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強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