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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初,海軍總長劉步蟾、北洋艦隊副司令馬吉芬、左翼總兵黎元洪等接到宋驍飛總統的密令,率領“蘇州”號、“洞庭號”等十五艘巡洋鐵甲艦,以平均22節的航速直撲古巴島,去保護古巴的四萬苦力華僑,用30天完成了15,000海裏的航程。這些經過國防工業部改造過的軍艦,不僅速度提升了不少,火炮也增加了一倍。隨海軍出征的,還有虎將劉永福率領的一萬五千名新黑旗軍。


    劉永福1837年出生於廣東欽州縣古森垌小峰鄉的農民家庭,8歲時父親經營小生意破產,舉家遷徙至廣西上思州平福新圩八甲村,幫助堂兄弟種幾畝薄地過活。家庭貧困,使劉永福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但這並沒有磨滅年少的劉傳福出人頭地的夢想,他十三歲便外出做灘艇傭工,因熟悉江河水情,被推舉為帶水的灘艇師,十六歲那一年,父母和叔父在貧病之中先後死去,劉永福靠著父親傳授的一身武藝,在江湖上闖蕩。1857年,終日辛勞而不得溫飽的劉永福決定造反,投奔上思隆安地區的天地會旗頭鄭三,開始了他曲折而頗具傳奇色彩的軍事生涯,後來兵敗入越南組織黑旗軍,“為越南削平敵寇”,“為中國捍蔽邊疆”。


    中法戰爭之後,劉永福率黑旗軍三千將士回國。但因為他是天地會的土匪出身,當時的清廷對他很不信任,各方麵的歧視和刁難,下令裁減,黑旗軍顯示裁撤到1200人,次年又逐漸裁減至300人。宋驍飛向李鴻章舉薦。李鴻章也認為劉永福“真乃高人一籌,諸統領莫及焉!”,他的黑旗軍得以恢複到八個營,三千二百人。調到越南駐紮。


    張之洞對劉永福也甚為欣賞。認為劉永福為“數千年中華吐氣”的“義勇奇男子”。第二共和國成立後,經過副總統張之洞的大力舉薦。宋驍飛總統任命劉永福為越南都督。他早在中法戰爭時,就意識到黑旗軍的裝備落後,於是在越南練就了新黑旗軍二萬人,全部換上了洋槍洋炮。


    劉永福帶兵很有一套。和黑旗軍同甘共苦,加上他的主將黃守忠、吳鳳典等二十多名大小將領都是廣西上思、寧明一帶的壯族,這支兩萬的黑旗新軍經過三年的訓練,英勇善戰。因為黑旗軍擅長在越南茂密的森林中作戰,雖然越南並不是非常典型的熱帶雨林,但處於季風區,和古巴的熱帶雨林的自然地理條件很相似。加上劉傳福還熟悉江河水情,所以宋驍飛決定派劉永福的黑旗新軍遠征古巴。


    劉永福的副將吳鳳典不想遠征,憂心忡忡對他說:“我們黑旗新軍剛練成,大總統就迫不及待派我們不遠萬裏征討古巴。這明顯是要削弱我們的力量。我聽說古巴的叢林當中,毒蛇猛獸巨多,我們去必然死傷慘重。大總統和清廷一樣,對我們黑旗新軍還是不信任。”


    劉永福聽了吳鳳典的話,臉色頓時陰沉得像要下雨,他生氣不是對宋驍飛起了疑心,而是吳鳳典竟然對大總統的用兵之意妄加揣度,狠狠一耳光扇了過去。劉永福雖然已經61歲,但因為長期習武,身體還很硬朗,力氣也很大,吳鳳典的臉挨了重重的一耳光,頓時留了紅紅的指印。


    劉永福怒斥吳鳳典:“予心惕惕,終不以官爵為榮,隻知捍衛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國人為責任。今四萬同胞在古巴生死未卜,海軍總長劉步蟾都親自率艦隊遠征,總統會欺我等?此身雖老,熱血常存。倘為國用,自宜竭力馳軀,不惜以鐵血鑄山河,強大種族,以期臻於五大洲最強美之國!汝何敢妄自揣度上意,亂我軍心?”


    劉永福毅然帶著一萬五千黑旗軍隨著中國艦隊遠征古巴,隻留下五千黑旗軍駐守越南。宋驍飛聽說後,下令褒獎。他對前來聽候指示的外交總長伍廷芳說:“我中國有劉銘傳、劉永福、劉步蟾這‘三劉’,都是猛將,打西班牙這個沒落的帝國,不會有問題,外交部的腰杆子可以硬直起來。”


    劉步蟾率領軍艦到達古巴後,分成兩支分艦隊,一支艦隊由北洋艦隊副司令馬吉芬、左翼總兵黎元洪帶領,八艘軍艦抵達聖地亞哥港,另外由他帶領,七艘軍艦封鎖古巴的沿海。


    宋驍飛並不想中國首先挑起戰爭,於是讓外交總長伍廷芳強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國政府的條件:一是必須對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種植園、礦山受虐待致死的華工給予補償,按國際標準,每人賠償一千兩白銀,中國死亡的苦力華工,有記錄的共計十萬人左右,須賠付白銀一億兩;對於在集中營裏被虐死的華人,每人賠償五千兩白銀,共計二萬人,須賠付白銀一億兩,共計兩億兩白銀;二是必須給那些合同期滿並希望回國的華工提供船費,還須給那些願意留下來的人重新訂約,提供住房,允許其自由活動;三是禁止雇主對華工施行監禁與苛罰;允許建立華人工會,並允許勞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違法案件均由中國領事處理。五是馬上與古巴的“叛亂起義者”停戰,結束萬惡的集中營製度。


    當時西班牙處於波旁王朝時期,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歲,他的母親,來自奧地利的瑪麗亞.克裏斯蒂娜攝政,她這人極為自負,跟中國的慈禧太後一樣,對權力極為嗜好,但又沒有控製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極為混亂。


    接到伍廷芳的“最後通牒”後,尤其是第一條的兩億兩白銀賠款,極為憤怒,當場把中國的外交書撕毀。當時,西班牙還是一個歐洲強國,擁有陸軍四十萬,在古巴駐軍二十萬。在當時歐洲人的眼裏,世界分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列強,為文明發達國家,美國、中國、日本等屬於半開化的國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屬於野蠻的國家。中國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後通牒,簡直是對“歐洲文明強國”的侮辱,於是讓古巴總督韋勒積極備戰,並派海軍中將雪爾維拉為艦隊司令,率領七艘西班牙鐵甲軍艦前往古巴支援韋勒。


    宋驍飛深深知道戰爭中的輿論,意味著人心向背,意味著軍心士氣等,會讓讓瞬息萬變的戰場動態更加撲朔迷離,以致深刻影響著一場戰爭的走向。他將輿論宣傳上升為國家戰略,讓阮忠樞重金收買英美的報紙,揭露數十萬古巴人趕出家門,被韋勒集中到指定的營地加以囚禁,然後分別隔離盤查。集中營裏食宿惡劣,醫療闕如,傳染病蔓延,成千上萬的人死去的慘象,讓英國中央通訊社發表一次有償新聞,中方付給2000銀元;通過路透社發布有償新聞,則每次付給606英鎊,經過英美報紙添油加醋的報道後,韋勒很快被世人斥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蠻名聲頓時“頂風臭萬裏”,“西班牙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製和獨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國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占據優勢,出兵古巴也就順理成章了。


    宋驍飛這一招,是跟曆史上的日本人學習的。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就跟中國大打輿論戰,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國家輿論宣傳的總指揮,收買英美主流通訊社和報紙,把中國和日本“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並有計劃地引導西方媒體形成共識。如經過策劃,《紐約新聞報》就曾發表評論說:“中國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製和獨裁中得到解放。”


    日本朝野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新聞媒體,向本國人民灌輸“朝鮮獨立論”“義戰論”“文野之戰論”和對中國的“蔑視論”,以營造國內支持戰爭的輿論氛圍。如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論中就叫囂:“我帝國必須援助朝鮮,並有堅決維護其國體之決心”“此實為我帝國之天職,順天之責任”。緊接著《北國新聞》《朝野新聞》《東京曙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等報刊也隨聲附和,為軍事侵略“正名”。反觀清政府在戰爭期間由於對國內輿論的不聞不問,放任其“自由”,致使輿論到了混亂的程度。戰前,國內報刊上很多報紙主張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尋求和平;還有的重複過去那一套痛罵,並宣稱不久將徹底消滅日本的自負言論,也有對戰局悲觀預測的文章,總之,在外國人眼裏,當時的國內輿論是“無知、自負和可笑的”。


    宋驍飛當然知道”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但他吸取了曆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對輿論極為重視。在訓政階段,他在國內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筆杆子。在對西班牙戰爭期間,他一邊對外的報紙進行收買,一邊將國內那些無知、自負和可笑的記者都下放到農村的牛棚去體驗生活,控製了國內外的輿論!


    萬事具備,宋驍飛隻盼著劉永福和劉步蟾戰場上給中國帶來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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