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朝科舉舊製，會試由十八房考官閱卷，分為優、中、差三等，優等試卷報主副考官複審，決定是否取中；中式舉子殿試策論由內閣輔弼重臣與六部九卿會同閱卷，商議酌定名次，前十名報皇上禦覽裁定。7z小說?可是，製科不經會試大比，二百八十六名應試生員直接殿試，比起以前每科百十位會試中式舉子，就給那些參與閱卷的朝廷重臣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內閣輔弼重臣與六部九卿壓下手頭不急的公務，齊聚內閣值房，二十多人肩並肩地擠在一字排開的大案兩邊，集體審閱製科應試生員的策論。內閣首輔嚴嵩則因其子嚴世蕃應試，照例該當回避，如今已自覺地回到所兼任的禮部衙門處理公務了。
不過，這也是朱厚熜明確要求並一再強調的。概因這一次製科取士，一要直言時弊；二要提出改易方略，應試生員所提方略，那些出身翰林院的十八房考官不見得能看得懂，而且如若確係可行之策，接下來便要有司衙門施行，那些部衙堂官們早一點接觸也有好處。
此外，由於製科不確定名次。朱厚熜提出，應效法會試初選之例，將試卷分等，優等八十名全部呈送禦前，由他親自確定是否取中。既食物君祿，便要忠君之事。皇上尚且親為表率，誰敢在皇上如此重視的製科取士上殆廢臣職？三月二十八日製科殿試結束，到了四月初二，內閣便呈上了擬定優等的八十份墨卷。
國朝積弊之多，多如牛毛，應試生員隻要留心政務，便俯拾皆是。而且，被舉薦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生員們都是有備而來，所提建議無不切中時弊，言辭之激烈，比那些信奉“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的科道言官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將閱卷的那些內閣學士、六部九卿看得膽戰心驚，就連早就有心理準備的朱厚熜也是冷汗直冒，卻又不勝欣慰之至。(.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有的生員縱論國朝大政，所提建議高屋建瓴。比如朱厚熜如今最關注的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的，就有兩位應試生員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革方略，讓朱厚熜讀來忍不住拍案叫好：
其中一位應試生員提出，該當廢除“鋪戶當行買辦”之製，改為“招商買辦”和“僉商買辦”的建議。所謂“鋪戶當行買辦”，即規定各行鋪戶必須輪流義務當差，替官府采辦貨物。辦貨的錢表麵上由官府發給，但實際上，卻往往並不給足，到底給多少，那就得看官員個人的品行、胃口而定，其間伸縮性很大。而大明朝的官員，大多數都是見了銀子不要命的人，指望他們如數付款，實屬癡心妄想。那麽，不足部分就得由各行當值的鋪戶自己補足，由之造成的虧損，也得由他們自行承擔。鋪戶畏懼官府的勢力，隻有忍痛認賠。這個製度實行多年，將各行各業的鋪戶們逼迫的叫苦連天；有辦法的富商，總是賄賂當道，投靠官府，逃脫差役；那些沒有辦法的中小商人，往往被弄得傾家蕩產，甚至還有賣兒賣女，投河上吊的。鋪戶們不堪重負，聯合起來歇業罷市的事情也屢有發生。
該生員認為，該廢弛“鋪戶當行買辦”之製，改以招商買辦，“上有所納，給予價值”；“著有司核定時價，價照時估，如數給予，是以國用既不匱乏，而商又得利。”若遇朝廷大宗采買，則“乞將年例錢糧辦納之數，以難易定其多寡，以遲速定其先後。多者預支十分之四，遞減至一分。半年以內全給，一年以外先給其半。”
還有一位應試生員也議論的是這個問題。不過，他是從經濟角度入手，暢論了朝廷對於商賈課以重稅的弊端。
明朝開征商業稅的名目本來就很多，而且稅種愈來愈繁，稅額愈來愈高。開店鋪的有市肆門攤稅；一應塌房、庫房、店舍、停儲客商貨物的棧房，必須每日納鈔；驢騾車受雇裝載貨物，出入京城或其他城市的，每輛亦必要繳納車馬稅。水陸通道，各設關卡稅監，按照路程遠近、裝載貨物多少，分別征收船料稅、條稅、門稅、關稅。其他諸如魚課、酒醋稅、牙稅、香稅、頭匹稅、落地稅等，難以盡錄。而且，上至宮廷皇室、朝廷戶工兩部，下到各省、府、州、縣的官吏胥役，都向商人伸手，大小管道分別唆吸錢財，籌算及至骨髓，不遺錙銖。公私交征，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於是，商業遂陷於重困，商賈罕至、貨殖不通，進而影響到了國家稅收的持續增長。顯而易見，這種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實際上是自堵稅源，破壞財政平衡的愚蠢做法，與明中葉以來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趨勢更是背道而馳。
該生員認為，“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通無以濟也。”也就是說，農商必應相互倚賴，農與商雖然職業分工不同，但異業而同心，都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都能夠對社會做出不同的貢獻。明確提出了“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建議朝廷不能無視農商之間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不能忽視商力所能承擔的限度，故此，必須在榷稅製度上作較大幅度的改革，從整頓榷稅製度，肅清巧立名目以增課，減少重複征稅，嚴禁濫肆罰借入手，嚴申法令，革除積弊，抑平物價，減除中飽，限定稅額，才有可能暢通物資交流，保證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促進貿易繁榮。
看到這兩份策論，使朱厚熜聯想到了時務科經濟科有兩位進士的策論，一是建議朝廷取消商人“市籍”，準許商人自由經商；一是建議朝廷廢弛“牙行”包買包賣製度，準許行商按地域設立會館，自行覓主發賣。
所謂“市籍”，指的是凡要在城鎮經營工商業的人，必須先到官府登記，取得批準，才可以“占市籍”。如果未獲準“占市籍”而擅自經營工商業的，就屬於違法，可以按照遊民處理，或被驅逐或被拘捕。之所以朝廷要專門立有“市籍”，一方麵是為了加強對工商業者的控製和限製；另一方麵則用以作為對占籍者征調各種繁重差役的依據。一些工商業戶“占籍未及數年，富者必貧，貧者必轉徙”，不少人因此隻好被迫逃籍。
而坐地牙商包買包賣，則是行腳商人的一大苦處。行商揚帆載貨，將本圖利，比之要辦理“市籍”，承擔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許多自由；但一買一賣，都要受製於牙行，不經牙行，便不能購貨，也不能發賣。牙行商人仗著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說，還將自己不得不承受的買辦之苦轉嫁到外來行商頭上，甚至還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來行商，賺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該生員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險惡、手法之詭異，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結舌：
大凡商貨初到，牙商照例宰雞設宴，招妓演戲，殷勤招待。及至商貨到了牙行的貨棧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說，還往往壓住商貨，不覓主發賣，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數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將貨物脫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個不是把身家性命壓在行情漲落之上，被牙行這麽一壓，好端端的熱貨便成了冷貨，簡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說商貨跌價，牙行也並無好處，但他們一味招攬，自己做不來也不許行商自行發賣，到了貨賤之時，牙行更是壓著不發，卻照舊要向行商收取客棧租金和俗稱“牙用”的傭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經營，哪裏受得了牙行這樣折騰？隻好任由他們擺布，趕緊忍痛將貨物低價賤賣了事。說起來，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經營的牙商，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早在明朝中葉就已經出現，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發展，一大原因就是因為明清兩朝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責以義務性的派買，橫加盤剝；並對商人嚴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經商要有市籍。種種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就絕無可能，更不用說是對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形成根本性的衝擊。隻是他並未深入研究過經商之道，不知道該從哪裏著手進行改革，這幾份策論雖說都隻是從一個方麵論述了這個問題，但結合起來，不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一整套方案嗎？
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在那兩份奏疏上麵用朱筆畫了一個圈，準備等取士完畢之後，將之與經濟科兩位進士的策論一並交由內閣會同有司仔細研究，通盤考慮，拿出具體可行的章程，對明朝“重農抑商”的現行國策進行改良，至於要旨，也是現成的——“厚農而資商”和“厚商而利農”。
一次開製科和時務科取士，就解決了這麽重要的一個關係到國家發展根本大計的問題，令朱厚熜感慨萬千：看來，明朝並非沒有可用之才，而是都埋沒於草野之中，這一科取士，真是物超所值啊！
海瑞議複井田製的策論並未出現在那八十份優等墨卷之中，這本在朱厚熜預料之中，但想來想去，他還是有些舍不得……
不過，這也是朱厚熜明確要求並一再強調的。概因這一次製科取士，一要直言時弊；二要提出改易方略，應試生員所提方略，那些出身翰林院的十八房考官不見得能看得懂，而且如若確係可行之策，接下來便要有司衙門施行，那些部衙堂官們早一點接觸也有好處。
此外，由於製科不確定名次。朱厚熜提出，應效法會試初選之例，將試卷分等，優等八十名全部呈送禦前，由他親自確定是否取中。既食物君祿，便要忠君之事。皇上尚且親為表率，誰敢在皇上如此重視的製科取士上殆廢臣職？三月二十八日製科殿試結束，到了四月初二，內閣便呈上了擬定優等的八十份墨卷。
國朝積弊之多，多如牛毛，應試生員隻要留心政務，便俯拾皆是。而且，被舉薦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生員們都是有備而來，所提建議無不切中時弊，言辭之激烈，比那些信奉“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的科道言官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將閱卷的那些內閣學士、六部九卿看得膽戰心驚，就連早就有心理準備的朱厚熜也是冷汗直冒，卻又不勝欣慰之至。(.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有的生員縱論國朝大政，所提建議高屋建瓴。比如朱厚熜如今最關注的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的，就有兩位應試生員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革方略，讓朱厚熜讀來忍不住拍案叫好：
其中一位應試生員提出，該當廢除“鋪戶當行買辦”之製，改為“招商買辦”和“僉商買辦”的建議。所謂“鋪戶當行買辦”，即規定各行鋪戶必須輪流義務當差，替官府采辦貨物。辦貨的錢表麵上由官府發給，但實際上，卻往往並不給足，到底給多少，那就得看官員個人的品行、胃口而定，其間伸縮性很大。而大明朝的官員，大多數都是見了銀子不要命的人，指望他們如數付款，實屬癡心妄想。那麽，不足部分就得由各行當值的鋪戶自己補足，由之造成的虧損，也得由他們自行承擔。鋪戶畏懼官府的勢力，隻有忍痛認賠。這個製度實行多年，將各行各業的鋪戶們逼迫的叫苦連天；有辦法的富商，總是賄賂當道，投靠官府，逃脫差役；那些沒有辦法的中小商人，往往被弄得傾家蕩產，甚至還有賣兒賣女，投河上吊的。鋪戶們不堪重負，聯合起來歇業罷市的事情也屢有發生。
該生員認為，該廢弛“鋪戶當行買辦”之製，改以招商買辦，“上有所納，給予價值”；“著有司核定時價，價照時估，如數給予，是以國用既不匱乏，而商又得利。”若遇朝廷大宗采買，則“乞將年例錢糧辦納之數，以難易定其多寡，以遲速定其先後。多者預支十分之四，遞減至一分。半年以內全給，一年以外先給其半。”
還有一位應試生員也議論的是這個問題。不過，他是從經濟角度入手，暢論了朝廷對於商賈課以重稅的弊端。
明朝開征商業稅的名目本來就很多，而且稅種愈來愈繁，稅額愈來愈高。開店鋪的有市肆門攤稅；一應塌房、庫房、店舍、停儲客商貨物的棧房，必須每日納鈔；驢騾車受雇裝載貨物，出入京城或其他城市的，每輛亦必要繳納車馬稅。水陸通道，各設關卡稅監，按照路程遠近、裝載貨物多少，分別征收船料稅、條稅、門稅、關稅。其他諸如魚課、酒醋稅、牙稅、香稅、頭匹稅、落地稅等，難以盡錄。而且，上至宮廷皇室、朝廷戶工兩部，下到各省、府、州、縣的官吏胥役，都向商人伸手，大小管道分別唆吸錢財，籌算及至骨髓，不遺錙銖。公私交征，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於是，商業遂陷於重困，商賈罕至、貨殖不通，進而影響到了國家稅收的持續增長。顯而易見，這種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實際上是自堵稅源，破壞財政平衡的愚蠢做法，與明中葉以來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趨勢更是背道而馳。
該生員認為，“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通無以濟也。”也就是說，農商必應相互倚賴，農與商雖然職業分工不同，但異業而同心，都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都能夠對社會做出不同的貢獻。明確提出了“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建議朝廷不能無視農商之間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不能忽視商力所能承擔的限度，故此，必須在榷稅製度上作較大幅度的改革，從整頓榷稅製度，肅清巧立名目以增課，減少重複征稅，嚴禁濫肆罰借入手，嚴申法令，革除積弊，抑平物價，減除中飽，限定稅額，才有可能暢通物資交流，保證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促進貿易繁榮。
看到這兩份策論，使朱厚熜聯想到了時務科經濟科有兩位進士的策論，一是建議朝廷取消商人“市籍”，準許商人自由經商；一是建議朝廷廢弛“牙行”包買包賣製度，準許行商按地域設立會館，自行覓主發賣。
所謂“市籍”，指的是凡要在城鎮經營工商業的人，必須先到官府登記，取得批準，才可以“占市籍”。如果未獲準“占市籍”而擅自經營工商業的，就屬於違法，可以按照遊民處理，或被驅逐或被拘捕。之所以朝廷要專門立有“市籍”，一方麵是為了加強對工商業者的控製和限製；另一方麵則用以作為對占籍者征調各種繁重差役的依據。一些工商業戶“占籍未及數年，富者必貧，貧者必轉徙”，不少人因此隻好被迫逃籍。
而坐地牙商包買包賣，則是行腳商人的一大苦處。行商揚帆載貨，將本圖利，比之要辦理“市籍”，承擔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許多自由；但一買一賣，都要受製於牙行，不經牙行，便不能購貨，也不能發賣。牙行商人仗著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說，還將自己不得不承受的買辦之苦轉嫁到外來行商頭上，甚至還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來行商，賺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該生員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險惡、手法之詭異，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結舌：
大凡商貨初到，牙商照例宰雞設宴，招妓演戲，殷勤招待。及至商貨到了牙行的貨棧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說，還往往壓住商貨，不覓主發賣，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數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將貨物脫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個不是把身家性命壓在行情漲落之上，被牙行這麽一壓，好端端的熱貨便成了冷貨，簡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說商貨跌價，牙行也並無好處，但他們一味招攬，自己做不來也不許行商自行發賣，到了貨賤之時，牙行更是壓著不發，卻照舊要向行商收取客棧租金和俗稱“牙用”的傭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經營，哪裏受得了牙行這樣折騰？隻好任由他們擺布，趕緊忍痛將貨物低價賤賣了事。說起來，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經營的牙商，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早在明朝中葉就已經出現，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發展，一大原因就是因為明清兩朝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責以義務性的派買，橫加盤剝；並對商人嚴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經商要有市籍。種種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就絕無可能，更不用說是對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形成根本性的衝擊。隻是他並未深入研究過經商之道，不知道該從哪裏著手進行改革，這幾份策論雖說都隻是從一個方麵論述了這個問題，但結合起來，不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一整套方案嗎？
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在那兩份奏疏上麵用朱筆畫了一個圈，準備等取士完畢之後，將之與經濟科兩位進士的策論一並交由內閣會同有司仔細研究，通盤考慮，拿出具體可行的章程，對明朝“重農抑商”的現行國策進行改良，至於要旨，也是現成的——“厚農而資商”和“厚商而利農”。
一次開製科和時務科取士，就解決了這麽重要的一個關係到國家發展根本大計的問題，令朱厚熜感慨萬千：看來，明朝並非沒有可用之才，而是都埋沒於草野之中，這一科取士，真是物超所值啊！
海瑞議複井田製的策論並未出現在那八十份優等墨卷之中，這本在朱厚熜預料之中，但想來想去，他還是有些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