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計曆史影像依舊模糊的三代，自秦統一後的中國曆史也已經夠長，但仔細盤點盤點，其中能確立相對長期安定秩序的統一王朝，還真不多。蘇轍說，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別指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蘇轍沒機會看到的明、清兩代，也無非漢、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夾在這個序列裏麵，又似乎多少有點尷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對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稱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幾朝相比，顯得格局褊狹、氣象暗弱。宋朝立國兩次，又兩次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摧毀，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僅有。尤其是靖康之變，二帝北狩，在嚴別夷夏之防的傳統思維中，更是奇恥大辱。於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類簡明扼要的文字對宋代作了定評，此後的曆史敘述中，便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積貧積弱”作為概括宋代整體特征的首選詞匯。甚至有人描繪宋代的人格形象，應該是“哭哭啼啼”的，對遼戰爭失敗、對夏戰爭失敗、對金戰爭失敗、對蒙戰爭失敗，輕則喪師辱國，失地納幣，重則宗廟顛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嗎？總之一個字：弱！即便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這些權威學者對於宋代文化的高度評價，都不足以取代因軍事失敗而鑄就的宋代形象。民間文學中楊家將故事和嶽飛事跡的流傳，好像也是特意用來反諷宋代軍政的萎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宋代不貧，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曆史敘述中開始“脫貧”了。但軍事上的“弱”，由於諸多戰敗事實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鐵案。
果真如此嗎？有好事者經過統計，意外地發現，宋代對外戰爭的得勝率居然超過唐代！更有不少軍事史研究著作已經注意到宋代兵種的齊全與協調作戰能力的強大，與素來宋代軍事力量薄弱的通見並不匹配。或許這些零零碎碎的論據尚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成見，促使人們從整體上重新認識宋代軍事史，但曾瑞龍博士的兩本著作：《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卻已經為我們重新審視宋代軍事史打開了新窗。
《經略幽燕》的副標題叫“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拓邊西北》的副題則是“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不用多說，光看副標題，讀者也能明白這兩部書的具體研究範圍與旨趣所在。《經略幽燕》引入戰略分析視角，試圖將宋遼戰爭作為整合軍事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論上極富創新和啟示性意義，而經過細微入裏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顛覆性的結論。故此書出版後不久，就引起宋史學界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強烈反響，且在2004年大陸宋史年會上，被授予“鄧廣銘學術成果獎”。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港版書畢竟難得，曾瑞龍博士也並未活躍於大陸學界，故其人其書的名聲還基本局限在專業圈子裏。然而宋代的軍事曆史，又恰恰是一般讀者樂於談論、業餘研究者紮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讓這兩本書擁有更多的讀者。
以往檢討宋代軍事失敗的論著，不管具體持論如何，都會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宋初的幾個立國政策，從中尋找宋代軍事災難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最躲不過後世史家口誅筆伐的，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先南後北”三大國策。強幹弱枝造成邊防軍事力量薄弱，重文輕武使得軍事人才匱乏，先南後北則錯失收複燕雲的良機。這些長期以來占據宋代軍事史研究主流話語權的論說，看起來頗有理據，其實根本經不起曆史細節的推敲。
比如強幹弱枝問題，曾瑞龍博士舉出早在北魏時期已有“深固根本，強幹弱枝”（《經略幽燕》第一章“北宋軍事失敗的宏觀解釋”，頁4）的戰略主張。筆者想在這裏補充一則更為具體的例證：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書?陸贄傳》）
這是中唐名臣陸贄給唐德宗奏章中的說辭，所描繪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強幹弱枝之策。而且陸贄顯然認為這一策略是正確的，並假設若不是後代沒有堅守這個國策，安史之亂根本無緣發生。其實關於宇文泰以後至唐代，曆代帝王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其在軍事上相應的重本輕末策略，陳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早有詳細論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礙於王朝畛域而未暇關注，此又斷代研究不盡通識之一例。
由此可見，“強幹弱枝”的軍事分布策略並非宋代的發明，而是北朝以來就有的深厚傳統。史家以此來批評宋代軍事之不振，頗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來看看“重文輕武”問題。宋代文治發達，是眾所公認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導致輕武，此間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證明。與這一想當然式的邏輯武斷相反，曾瑞龍博士另一本名著《拓邊西北》，給我們講述了很多胸懷壯誌的文士積極投身邊事，謀取開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該書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討論的以種樸為中心的種氏幾代人的經邊活動，都能與我們熟知的青年張載好論兵事而被範仲淹責以讀《中庸》的故事相印證。熟悉武術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術最講究實用，流傳至今的很多實用技擊術，都可以溯源至宋。這些都告訴我們，宋代的社會風尚，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沒有因重文而導致“唯武不揚”。至於宋軍的作戰能力究竟如何，還是請大家細讀曾博士的那兩本書。兩書對宋遼戰爭、宋夏戰爭中幾次關乎戰略形勢轉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內容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如果我們僅據最終結果來判分，而忽略既複雜豐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摻雜著某些偶然因素的曆史細部環境，難免墮入“成王敗寇”式庸俗曆史觀的窠臼。
相比之下，對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所進行的批評最為無稽。論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複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遺誌，趁契丹內政紊亂之際大張北伐，則燕雲故土唾手可得，無奈太祖改北伐為南征，坐失完璧國土之良機。且不說並沒有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周世宗在對遼戰爭中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即這種論說本身就犯了曆史研究最大的忌諱：以一種未發生的曆史假設作為立論的依據。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複燕雲嗎？契丹內政上的問題一定會徹底拖垮它的邊防能力嗎？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第一次伐遼，不正欲趁戡定北漢、士氣高漲之勢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遼，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國疑的機會嗎？結果如何？受過係統史學研究訓練的學者都很容易察覺到這一立論的先天闕失，完全有理由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學偽問題。但奇怪的是，關於“先南後北”之是非的討論曾一度持續得很熱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與現代宋史研究自其開創以來即為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強烈的領域有關。正如亡明遺老王夫之對宋代貧弱的批評中蘊含著異代同悲的熾熱情感，現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立以來，也一直與當時中國的危困時局緊密糾結，尤其是對外戰爭史的研究。南宋高舉功利主義旗幟的浙東學派、高調提倡北伐的陳亮等人物在那個時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個明證。這一思維一則滲透到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二則持續影響至今。二十世紀下半葉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很多議題，仍能清晰地顯露出背後民族主義立場的投影，“先南後北”問題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關於因民族主義情緒而扭曲宋代軍事史，曾瑞龍博士在《經略幽燕》的學術史回顧部分已有論及。本文前述三個議題，不僅“先南後北”問題的討論，其背後有民族主義立場的預設，即如對“強幹弱枝”與“重文輕武”的討論，也是以民族國家的大關懷為其前提的。曾氏已經發現，在宋代的內部並找不出太明顯的因重文而輕武的例證，“重文輕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給宋人，並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頁9-10）。綜合這些認知，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中國史學在一般狀態下接受宋代積貧積弱的形象，尤其指責它在軍事上的無能，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意識下的產物。曆史認知無法根本擺脫認識者當時的語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筆者並無意指責晚近以來史家的這一偏向。但為澄清曆史而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偏頗，也是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為廓清宋代曆史的原本麵貌作努力。相關的研究如張希清等編著《澶淵之盟新論》，以澶淵之盟為核心展開宋遼關係的討論，以及大陸有關出版社引進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晉生《宋遼關係史》，都給大陸學界調整思路，重新審視宋代提供了幫助。
若能耐心讀完《經略幽燕》與《拓邊西北》這兩本書，必能使我們在重新認識宋代問題上有所收獲。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龍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於英年之際，這兩部必將對未來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竟都成了遺著。曾先生早年師從著名宋遼關係史專家陶晉生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教席，盡心宋代軍事史、對外關係史研究二十餘年。2003年初，曾先生將親自編輯好的《經略幽燕》付梓，當時誰也想不到，等數月後書稿正式麵市時，先生已作古人。《拓邊西北》則為先生遺孀與二三同門師兄弟匯集其遺稿而成。筆者的專業領域是學術思想史，對軍事史本是外行，與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主辦的“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從參與《拓邊西北》編輯的何冠環教授處得知了一些相關情況。回滬後披讀兩書，深為其中新穎的論調吸引，才對曾瑞龍博士其人其學有了更多了解。讀竟掩卷，懷著對人事與為學的雙重感慨，寫下了這篇短文，算是一些讀後感吧。
不計曆史影像依舊模糊的三代，自秦統一後的中國曆史也已經夠長，但仔細盤點盤點，其中能確立相對長期安定秩序的統一王朝，還真不多。蘇轍說，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別指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蘇轍沒機會看到的明、清兩代，也無非漢、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夾在這個序列裏麵，又似乎多少有點尷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對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稱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幾朝相比，顯得格局褊狹、氣象暗弱。宋朝立國兩次，又兩次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摧毀，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僅有。尤其是靖康之變，二帝北狩，在嚴別夷夏之防的傳統思維中，更是奇恥大辱。於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類簡明扼要的文字對宋代作了定評，此後的曆史敘述中，便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積貧積弱”作為概括宋代整體特征的首選詞匯。甚至有人描繪宋代的人格形象，應該是“哭哭啼啼”的，對遼戰爭失敗、對夏戰爭失敗、對金戰爭失敗、對蒙戰爭失敗，輕則喪師辱國，失地納幣，重則宗廟顛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嗎？總之一個字：弱！即便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這些權威學者對於宋代文化的高度評價，都不足以取代因軍事失敗而鑄就的宋代形象。民間文學中楊家將故事和嶽飛事跡的流傳，好像也是特意用來反諷宋代軍政的萎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宋代不貧，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曆史敘述中開始“脫貧”了。但軍事上的“弱”，由於諸多戰敗事實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鐵案。
果真如此嗎？有好事者經過統計，意外地發現，宋代對外戰爭的得勝率居然超過唐代！更有不少軍事史研究著作已經注意到宋代兵種的齊全與協調作戰能力的強大，與素來宋代軍事力量薄弱的通見並不匹配。或許這些零零碎碎的論據尚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成見，促使人們從整體上重新認識宋代軍事史，但曾瑞龍博士的兩本著作：《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卻已經為我們重新審視宋代軍事史打開了新窗。
《經略幽燕》的副標題叫“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拓邊西北》的副題則是“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不用多說，光看副標題，讀者也能明白這兩部書的具體研究範圍與旨趣所在。《經略幽燕》引入戰略分析視角，試圖將宋遼戰爭作為整合軍事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論上極富創新和啟示性意義，而經過細微入裏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顛覆性的結論。故此書出版後不久，就引起宋史學界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強烈反響，且在2004年大陸宋史年會上，被授予“鄧廣銘學術成果獎”。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港版書畢竟難得，曾瑞龍博士也並未活躍於大陸學界，故其人其書的名聲還基本局限在專業圈子裏。然而宋代的軍事曆史，又恰恰是一般讀者樂於談論、業餘研究者紮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讓這兩本書擁有更多的讀者。
以往檢討宋代軍事失敗的論著，不管具體持論如何，都會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宋初的幾個立國政策，從中尋找宋代軍事災難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最躲不過後世史家口誅筆伐的，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先南後北”三大國策。強幹弱枝造成邊防軍事力量薄弱，重文輕武使得軍事人才匱乏，先南後北則錯失收複燕雲的良機。這些長期以來占據宋代軍事史研究主流話語權的論說，看起來頗有理據，其實根本經不起曆史細節的推敲。
比如強幹弱枝問題，曾瑞龍博士舉出早在北魏時期已有“深固根本，強幹弱枝”（《經略幽燕》第一章“北宋軍事失敗的宏觀解釋”，頁4）的戰略主張。筆者想在這裏補充一則更為具體的例證：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書?陸贄傳》）
這是中唐名臣陸贄給唐德宗奏章中的說辭，所描繪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強幹弱枝之策。而且陸贄顯然認為這一策略是正確的，並假設若不是後代沒有堅守這個國策，安史之亂根本無緣發生。其實關於宇文泰以後至唐代，曆代帝王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其在軍事上相應的重本輕末策略，陳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早有詳細論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礙於王朝畛域而未暇關注，此又斷代研究不盡通識之一例。
由此可見，“強幹弱枝”的軍事分布策略並非宋代的發明，而是北朝以來就有的深厚傳統。史家以此來批評宋代軍事之不振，頗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來看看“重文輕武”問題。宋代文治發達，是眾所公認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導致輕武，此間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證明。與這一想當然式的邏輯武斷相反，曾瑞龍博士另一本名著《拓邊西北》，給我們講述了很多胸懷壯誌的文士積極投身邊事，謀取開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該書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討論的以種樸為中心的種氏幾代人的經邊活動，都能與我們熟知的青年張載好論兵事而被範仲淹責以讀《中庸》的故事相印證。熟悉武術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術最講究實用，流傳至今的很多實用技擊術，都可以溯源至宋。這些都告訴我們，宋代的社會風尚，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沒有因重文而導致“唯武不揚”。至於宋軍的作戰能力究竟如何，還是請大家細讀曾博士的那兩本書。兩書對宋遼戰爭、宋夏戰爭中幾次關乎戰略形勢轉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內容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如果我們僅據最終結果來判分，而忽略既複雜豐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摻雜著某些偶然因素的曆史細部環境，難免墮入“成王敗寇”式庸俗曆史觀的窠臼。
相比之下，對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所進行的批評最為無稽。論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複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遺誌，趁契丹內政紊亂之際大張北伐，則燕雲故土唾手可得，無奈太祖改北伐為南征，坐失完璧國土之良機。且不說並沒有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周世宗在對遼戰爭中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即這種論說本身就犯了曆史研究最大的忌諱：以一種未發生的曆史假設作為立論的依據。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複燕雲嗎？契丹內政上的問題一定會徹底拖垮它的邊防能力嗎？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第一次伐遼，不正欲趁戡定北漢、士氣高漲之勢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遼，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國疑的機會嗎？結果如何？受過係統史學研究訓練的學者都很容易察覺到這一立論的先天闕失，完全有理由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學偽問題。但奇怪的是，關於“先南後北”之是非的討論曾一度持續得很熱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與現代宋史研究自其開創以來即為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強烈的領域有關。正如亡明遺老王夫之對宋代貧弱的批評中蘊含著異代同悲的熾熱情感，現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立以來，也一直與當時中國的危困時局緊密糾結，尤其是對外戰爭史的研究。南宋高舉功利主義旗幟的浙東學派、高調提倡北伐的陳亮等人物在那個時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個明證。這一思維一則滲透到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二則持續影響至今。二十世紀下半葉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很多議題，仍能清晰地顯露出背後民族主義立場的投影，“先南後北”問題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關於因民族主義情緒而扭曲宋代軍事史，曾瑞龍博士在《經略幽燕》的學術史回顧部分已有論及。本文前述三個議題，不僅“先南後北”問題的討論，其背後有民族主義立場的預設，即如對“強幹弱枝”與“重文輕武”的討論，也是以民族國家的大關懷為其前提的。曾氏已經發現，在宋代的內部並找不出太明顯的因重文而輕武的例證，“重文輕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給宋人，並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頁9-10）。綜合這些認知，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中國史學在一般狀態下接受宋代積貧積弱的形象，尤其指責它在軍事上的無能，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意識下的產物。曆史認知無法根本擺脫認識者當時的語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筆者並無意指責晚近以來史家的這一偏向。但為澄清曆史而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偏頗，也是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為廓清宋代曆史的原本麵貌作努力。相關的研究如張希清等編著《澶淵之盟新論》，以澶淵之盟為核心展開宋遼關係的討論，以及大陸有關出版社引進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晉生《宋遼關係史》，都給大陸學界調整思路，重新審視宋代提供了幫助。
若能耐心讀完《經略幽燕》與《拓邊西北》這兩本書，必能使我們在重新認識宋代問題上有所收獲。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龍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於英年之際，這兩部必將對未來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竟都成了遺著。曾先生早年師從著名宋遼關係史專家陶晉生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教席，盡心宋代軍事史、對外關係史研究二十餘年。2003年初，曾先生將親自編輯好的《經略幽燕》付梓，當時誰也想不到，等數月後書稿正式麵市時，先生已作古人。《拓邊西北》則為先生遺孀與二三同門師兄弟匯集其遺稿而成。筆者的專業領域是學術思想史，對軍事史本是外行，與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主辦的“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從參與《拓邊西北》編輯的何冠環教授處得知了一些相關情況。回滬後披讀兩書，深為其中新穎的論調吸引，才對曾瑞龍博士其人其學有了更多了解。讀竟掩卷，懷著對人事與為學的雙重感慨，寫下了這篇短文，算是一些讀後感吧。
不計曆史影像依舊模糊的三代，自秦統一後的中國曆史也已經夠長，但仔細盤點盤點，其中能確立相對長期安定秩序的統一王朝，還真不多。蘇轍說，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別指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蘇轍沒機會看到的明、清兩代，也無非漢、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夾在這個序列裏麵，又似乎多少有點尷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對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稱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幾朝相比，顯得格局褊狹、氣象暗弱。宋朝立國兩次，又兩次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摧毀，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僅有。尤其是靖康之變，二帝北狩，在嚴別夷夏之防的傳統思維中，更是奇恥大辱。於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類簡明扼要的文字對宋代作了定評，此後的曆史敘述中，便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積貧積弱”作為概括宋代整體特征的首選詞匯。甚至有人描繪宋代的人格形象，應該是“哭哭啼啼”的，對遼戰爭失敗、對夏戰爭失敗、對金戰爭失敗、對蒙戰爭失敗，輕則喪師辱國，失地納幣，重則宗廟顛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嗎？總之一個字：弱！即便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這些權威學者對於宋代文化的高度評價，都不足以取代因軍事失敗而鑄就的宋代形象。民間文學中楊家將故事和嶽飛事跡的流傳，好像也是特意用來反諷宋代軍政的萎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宋代不貧，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曆史敘述中開始“脫貧”了。但軍事上的“弱”，由於諸多戰敗事實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鐵案。
果真如此嗎？有好事者經過統計，意外地發現，宋代對外戰爭的得勝率居然超過唐代！更有不少軍事史研究著作已經注意到宋代兵種的齊全與協調作戰能力的強大，與素來宋代軍事力量薄弱的通見並不匹配。或許這些零零碎碎的論據尚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成見，促使人們從整體上重新認識宋代軍事史，但曾瑞龍博士的兩本著作：《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卻已經為我們重新審視宋代軍事史打開了新窗。
《經略幽燕》的副標題叫“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拓邊西北》的副題則是“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不用多說，光看副標題，讀者也能明白這兩部書的具體研究範圍與旨趣所在。《經略幽燕》引入戰略分析視角，試圖將宋遼戰爭作為整合軍事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論上極富創新和啟示性意義，而經過細微入裏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顛覆性的結論。故此書出版後不久，就引起宋史學界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強烈反響，且在2004年大陸宋史年會上，被授予“鄧廣銘學術成果獎”。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港版書畢竟難得，曾瑞龍博士也並未活躍於大陸學界，故其人其書的名聲還基本局限在專業圈子裏。然而宋代的軍事曆史，又恰恰是一般讀者樂於談論、業餘研究者紮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讓這兩本書擁有更多的讀者。
以往檢討宋代軍事失敗的論著，不管具體持論如何，都會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宋初的幾個立國政策，從中尋找宋代軍事災難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最躲不過後世史家口誅筆伐的，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先南後北”三大國策。強幹弱枝造成邊防軍事力量薄弱，重文輕武使得軍事人才匱乏，先南後北則錯失收複燕雲的良機。這些長期以來占據宋代軍事史研究主流話語權的論說，看起來頗有理據，其實根本經不起曆史細節的推敲。
比如強幹弱枝問題，曾瑞龍博士舉出早在北魏時期已有“深固根本，強幹弱枝”（《經略幽燕》第一章“北宋軍事失敗的宏觀解釋”，頁4）的戰略主張。筆者想在這裏補充一則更為具體的例證：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書?陸贄傳》）
這是中唐名臣陸贄給唐德宗奏章中的說辭，所描繪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強幹弱枝之策。而且陸贄顯然認為這一策略是正確的，並假設若不是後代沒有堅守這個國策，安史之亂根本無緣發生。其實關於宇文泰以後至唐代，曆代帝王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其在軍事上相應的重本輕末策略，陳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早有詳細論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礙於王朝畛域而未暇關注，此又斷代研究不盡通識之一例。
由此可見，“強幹弱枝”的軍事分布策略並非宋代的發明，而是北朝以來就有的深厚傳統。史家以此來批評宋代軍事之不振，頗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來看看“重文輕武”問題。宋代文治發達，是眾所公認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導致輕武，此間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證明。與這一想當然式的邏輯武斷相反，曾瑞龍博士另一本名著《拓邊西北》，給我們講述了很多胸懷壯誌的文士積極投身邊事，謀取開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該書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討論的以種樸為中心的種氏幾代人的經邊活動，都能與我們熟知的青年張載好論兵事而被範仲淹責以讀《中庸》的故事相印證。熟悉武術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術最講究實用，流傳至今的很多實用技擊術，都可以溯源至宋。這些都告訴我們，宋代的社會風尚，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沒有因重文而導致“唯武不揚”。至於宋軍的作戰能力究竟如何，還是請大家細讀曾博士的那兩本書。兩書對宋遼戰爭、宋夏戰爭中幾次關乎戰略形勢轉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內容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如果我們僅據最終結果來判分，而忽略既複雜豐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摻雜著某些偶然因素的曆史細部環境，難免墮入“成王敗寇”式庸俗曆史觀的窠臼。
相比之下，對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所進行的批評最為無稽。論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複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遺誌，趁契丹內政紊亂之際大張北伐，則燕雲故土唾手可得，無奈太祖改北伐為南征，坐失完璧國土之良機。且不說並沒有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周世宗在對遼戰爭中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即這種論說本身就犯了曆史研究最大的忌諱：以一種未發生的曆史假設作為立論的依據。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複燕雲嗎？契丹內政上的問題一定會徹底拖垮它的邊防能力嗎？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第一次伐遼，不正欲趁戡定北漢、士氣高漲之勢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遼，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國疑的機會嗎？結果如何？受過係統史學研究訓練的學者都很容易察覺到這一立論的先天闕失，完全有理由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學偽問題。但奇怪的是，關於“先南後北”之是非的討論曾一度持續得很熱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與現代宋史研究自其開創以來即為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強烈的領域有關。正如亡明遺老王夫之對宋代貧弱的批評中蘊含著異代同悲的熾熱情感，現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立以來，也一直與當時中國的危困時局緊密糾結，尤其是對外戰爭史的研究。南宋高舉功利主義旗幟的浙東學派、高調提倡北伐的陳亮等人物在那個時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個明證。這一思維一則滲透到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二則持續影響至今。二十世紀下半葉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很多議題，仍能清晰地顯露出背後民族主義立場的投影，“先南後北”問題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關於因民族主義情緒而扭曲宋代軍事史，曾瑞龍博士在《經略幽燕》的學術史回顧部分已有論及。本文前述三個議題，不僅“先南後北”問題的討論，其背後有民族主義立場的預設，即如對“強幹弱枝”與“重文輕武”的討論，也是以民族國家的大關懷為其前提的。曾氏已經發現，在宋代的內部並找不出太明顯的因重文而輕武的例證，“重文輕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給宋人，並被近人接受的（
第一章，頁9-10）。綜合這些認知，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中國史學在一般狀態下接受宋代積貧積弱的形象，尤其指責它在軍事上的無能，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意識下的產物。曆史認知無法根本擺脫認識者當時的語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筆者並無意指責晚近以來史家的這一偏向。但為澄清曆史而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偏頗，也是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為廓清宋代曆史的原本麵貌作努力。相關的研究如張希清等編著《澶淵之盟新論》，以澶淵之盟為核心展開宋遼關係的討論，以及大陸有關出版社引進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晉生《宋遼關係史》，都給大陸學界調整思路，重新審視宋代提供了幫助。
若能耐心讀完《經略幽燕》與《拓邊西北》這兩本書，必能使我們在重新認識宋代問題上有所收獲。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龍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於英年之際，這兩部必將對未來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竟都成了遺著。曾先生早年師從著名宋遼關係史專家陶晉生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教席，盡心宋代軍事史、對外關係史研究二十餘年。2003年初，曾先生將親自編輯好的《經略幽燕》付梓，當時誰也想不到，等數月後書稿正式麵市時，先生已作古人。《拓邊西北》則為先生遺孀與二三同門師兄弟匯集其遺稿而成。筆者的專業領域是學術思想史，對軍事史本是外行，與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主辦的“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從參與《拓邊西北》編輯的何冠環教授處得知了一些相關情況。回滬後披讀兩書，深為其中新穎的論調吸引，才對曾瑞龍博士其人其學有了更多了解。讀竟掩卷，懷著對人事與為學的雙重感慨，寫下了這篇短文，算是一些讀後感吧。（未完待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宋代不貧，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曆史敘述中開始“脫貧”了。但軍事上的“弱”，由於諸多戰敗事實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鐵案。
果真如此嗎？有好事者經過統計，意外地發現，宋代對外戰爭的得勝率居然超過唐代！更有不少軍事史研究著作已經注意到宋代兵種的齊全與協調作戰能力的強大，與素來宋代軍事力量薄弱的通見並不匹配。或許這些零零碎碎的論據尚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成見，促使人們從整體上重新認識宋代軍事史，但曾瑞龍博士的兩本著作：《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卻已經為我們重新審視宋代軍事史打開了新窗。
《經略幽燕》的副標題叫“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拓邊西北》的副題則是“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不用多說，光看副標題，讀者也能明白這兩部書的具體研究範圍與旨趣所在。《經略幽燕》引入戰略分析視角，試圖將宋遼戰爭作為整合軍事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論上極富創新和啟示性意義，而經過細微入裏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顛覆性的結論。故此書出版後不久，就引起宋史學界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強烈反響，且在2004年大陸宋史年會上，被授予“鄧廣銘學術成果獎”。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港版書畢竟難得，曾瑞龍博士也並未活躍於大陸學界，故其人其書的名聲還基本局限在專業圈子裏。然而宋代的軍事曆史，又恰恰是一般讀者樂於談論、業餘研究者紮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讓這兩本書擁有更多的讀者。
以往檢討宋代軍事失敗的論著，不管具體持論如何，都會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宋初的幾個立國政策，從中尋找宋代軍事災難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最躲不過後世史家口誅筆伐的，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先南後北”三大國策。強幹弱枝造成邊防軍事力量薄弱，重文輕武使得軍事人才匱乏，先南後北則錯失收複燕雲的良機。這些長期以來占據宋代軍事史研究主流話語權的論說，看起來頗有理據，其實根本經不起曆史細節的推敲。
比如強幹弱枝問題，曾瑞龍博士舉出早在北魏時期已有“深固根本，強幹弱枝”（《經略幽燕》第一章“北宋軍事失敗的宏觀解釋”，頁4）的戰略主張。筆者想在這裏補充一則更為具體的例證：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書?陸贄傳》）
這是中唐名臣陸贄給唐德宗奏章中的說辭，所描繪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強幹弱枝之策。而且陸贄顯然認為這一策略是正確的，並假設若不是後代沒有堅守這個國策，安史之亂根本無緣發生。其實關於宇文泰以後至唐代，曆代帝王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其在軍事上相應的重本輕末策略，陳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早有詳細論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礙於王朝畛域而未暇關注，此又斷代研究不盡通識之一例。
由此可見，“強幹弱枝”的軍事分布策略並非宋代的發明，而是北朝以來就有的深厚傳統。史家以此來批評宋代軍事之不振，頗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來看看“重文輕武”問題。宋代文治發達，是眾所公認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導致輕武，此間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證明。與這一想當然式的邏輯武斷相反，曾瑞龍博士另一本名著《拓邊西北》，給我們講述了很多胸懷壯誌的文士積極投身邊事，謀取開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該書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討論的以種樸為中心的種氏幾代人的經邊活動，都能與我們熟知的青年張載好論兵事而被範仲淹責以讀《中庸》的故事相印證。熟悉武術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術最講究實用，流傳至今的很多實用技擊術，都可以溯源至宋。這些都告訴我們，宋代的社會風尚，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沒有因重文而導致“唯武不揚”。至於宋軍的作戰能力究竟如何，還是請大家細讀曾博士的那兩本書。兩書對宋遼戰爭、宋夏戰爭中幾次關乎戰略形勢轉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內容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如果我們僅據最終結果來判分，而忽略既複雜豐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摻雜著某些偶然因素的曆史細部環境，難免墮入“成王敗寇”式庸俗曆史觀的窠臼。
相比之下，對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所進行的批評最為無稽。論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複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遺誌，趁契丹內政紊亂之際大張北伐，則燕雲故土唾手可得，無奈太祖改北伐為南征，坐失完璧國土之良機。且不說並沒有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周世宗在對遼戰爭中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即這種論說本身就犯了曆史研究最大的忌諱：以一種未發生的曆史假設作為立論的依據。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複燕雲嗎？契丹內政上的問題一定會徹底拖垮它的邊防能力嗎？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第一次伐遼，不正欲趁戡定北漢、士氣高漲之勢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遼，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國疑的機會嗎？結果如何？受過係統史學研究訓練的學者都很容易察覺到這一立論的先天闕失，完全有理由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學偽問題。但奇怪的是，關於“先南後北”之是非的討論曾一度持續得很熱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與現代宋史研究自其開創以來即為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強烈的領域有關。正如亡明遺老王夫之對宋代貧弱的批評中蘊含著異代同悲的熾熱情感，現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立以來，也一直與當時中國的危困時局緊密糾結，尤其是對外戰爭史的研究。南宋高舉功利主義旗幟的浙東學派、高調提倡北伐的陳亮等人物在那個時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個明證。這一思維一則滲透到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二則持續影響至今。二十世紀下半葉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很多議題，仍能清晰地顯露出背後民族主義立場的投影，“先南後北”問題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關於因民族主義情緒而扭曲宋代軍事史，曾瑞龍博士在《經略幽燕》的學術史回顧部分已有論及。本文前述三個議題，不僅“先南後北”問題的討論，其背後有民族主義立場的預設，即如對“強幹弱枝”與“重文輕武”的討論，也是以民族國家的大關懷為其前提的。曾氏已經發現，在宋代的內部並找不出太明顯的因重文而輕武的例證，“重文輕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給宋人，並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頁9-10）。綜合這些認知，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中國史學在一般狀態下接受宋代積貧積弱的形象，尤其指責它在軍事上的無能，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意識下的產物。曆史認知無法根本擺脫認識者當時的語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筆者並無意指責晚近以來史家的這一偏向。但為澄清曆史而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偏頗，也是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為廓清宋代曆史的原本麵貌作努力。相關的研究如張希清等編著《澶淵之盟新論》，以澶淵之盟為核心展開宋遼關係的討論，以及大陸有關出版社引進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晉生《宋遼關係史》，都給大陸學界調整思路，重新審視宋代提供了幫助。
若能耐心讀完《經略幽燕》與《拓邊西北》這兩本書，必能使我們在重新認識宋代問題上有所收獲。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龍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於英年之際，這兩部必將對未來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竟都成了遺著。曾先生早年師從著名宋遼關係史專家陶晉生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教席，盡心宋代軍事史、對外關係史研究二十餘年。2003年初，曾先生將親自編輯好的《經略幽燕》付梓，當時誰也想不到，等數月後書稿正式麵市時，先生已作古人。《拓邊西北》則為先生遺孀與二三同門師兄弟匯集其遺稿而成。筆者的專業領域是學術思想史，對軍事史本是外行，與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主辦的“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從參與《拓邊西北》編輯的何冠環教授處得知了一些相關情況。回滬後披讀兩書，深為其中新穎的論調吸引，才對曾瑞龍博士其人其學有了更多了解。讀竟掩卷，懷著對人事與為學的雙重感慨，寫下了這篇短文，算是一些讀後感吧。
不計曆史影像依舊模糊的三代，自秦統一後的中國曆史也已經夠長，但仔細盤點盤點，其中能確立相對長期安定秩序的統一王朝，還真不多。蘇轍說，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別指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蘇轍沒機會看到的明、清兩代，也無非漢、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夾在這個序列裏麵，又似乎多少有點尷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對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稱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幾朝相比，顯得格局褊狹、氣象暗弱。宋朝立國兩次，又兩次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摧毀，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僅有。尤其是靖康之變，二帝北狩，在嚴別夷夏之防的傳統思維中，更是奇恥大辱。於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類簡明扼要的文字對宋代作了定評，此後的曆史敘述中，便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積貧積弱”作為概括宋代整體特征的首選詞匯。甚至有人描繪宋代的人格形象，應該是“哭哭啼啼”的，對遼戰爭失敗、對夏戰爭失敗、對金戰爭失敗、對蒙戰爭失敗，輕則喪師辱國，失地納幣，重則宗廟顛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嗎？總之一個字：弱！即便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這些權威學者對於宋代文化的高度評價，都不足以取代因軍事失敗而鑄就的宋代形象。民間文學中楊家將故事和嶽飛事跡的流傳，好像也是特意用來反諷宋代軍政的萎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宋代不貧，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曆史敘述中開始“脫貧”了。但軍事上的“弱”，由於諸多戰敗事實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鐵案。
果真如此嗎？有好事者經過統計，意外地發現，宋代對外戰爭的得勝率居然超過唐代！更有不少軍事史研究著作已經注意到宋代兵種的齊全與協調作戰能力的強大，與素來宋代軍事力量薄弱的通見並不匹配。或許這些零零碎碎的論據尚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成見，促使人們從整體上重新認識宋代軍事史，但曾瑞龍博士的兩本著作：《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卻已經為我們重新審視宋代軍事史打開了新窗。
《經略幽燕》的副標題叫“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拓邊西北》的副題則是“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不用多說，光看副標題，讀者也能明白這兩部書的具體研究範圍與旨趣所在。《經略幽燕》引入戰略分析視角，試圖將宋遼戰爭作為整合軍事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論上極富創新和啟示性意義，而經過細微入裏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顛覆性的結論。故此書出版後不久，就引起宋史學界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強烈反響，且在2004年大陸宋史年會上，被授予“鄧廣銘學術成果獎”。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港版書畢竟難得，曾瑞龍博士也並未活躍於大陸學界，故其人其書的名聲還基本局限在專業圈子裏。然而宋代的軍事曆史，又恰恰是一般讀者樂於談論、業餘研究者紮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讓這兩本書擁有更多的讀者。
以往檢討宋代軍事失敗的論著，不管具體持論如何，都會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宋初的幾個立國政策，從中尋找宋代軍事災難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最躲不過後世史家口誅筆伐的，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先南後北”三大國策。強幹弱枝造成邊防軍事力量薄弱，重文輕武使得軍事人才匱乏，先南後北則錯失收複燕雲的良機。這些長期以來占據宋代軍事史研究主流話語權的論說，看起來頗有理據，其實根本經不起曆史細節的推敲。
比如強幹弱枝問題，曾瑞龍博士舉出早在北魏時期已有“深固根本，強幹弱枝”（《經略幽燕》第一章“北宋軍事失敗的宏觀解釋”，頁4）的戰略主張。筆者想在這裏補充一則更為具體的例證：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書?陸贄傳》）
這是中唐名臣陸贄給唐德宗奏章中的說辭，所描繪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強幹弱枝之策。而且陸贄顯然認為這一策略是正確的，並假設若不是後代沒有堅守這個國策，安史之亂根本無緣發生。其實關於宇文泰以後至唐代，曆代帝王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其在軍事上相應的重本輕末策略，陳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早有詳細論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礙於王朝畛域而未暇關注，此又斷代研究不盡通識之一例。
由此可見，“強幹弱枝”的軍事分布策略並非宋代的發明，而是北朝以來就有的深厚傳統。史家以此來批評宋代軍事之不振，頗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來看看“重文輕武”問題。宋代文治發達，是眾所公認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導致輕武，此間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證明。與這一想當然式的邏輯武斷相反，曾瑞龍博士另一本名著《拓邊西北》，給我們講述了很多胸懷壯誌的文士積極投身邊事，謀取開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該書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討論的以種樸為中心的種氏幾代人的經邊活動，都能與我們熟知的青年張載好論兵事而被範仲淹責以讀《中庸》的故事相印證。熟悉武術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術最講究實用，流傳至今的很多實用技擊術，都可以溯源至宋。這些都告訴我們，宋代的社會風尚，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沒有因重文而導致“唯武不揚”。至於宋軍的作戰能力究竟如何，還是請大家細讀曾博士的那兩本書。兩書對宋遼戰爭、宋夏戰爭中幾次關乎戰略形勢轉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內容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如果我們僅據最終結果來判分，而忽略既複雜豐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摻雜著某些偶然因素的曆史細部環境，難免墮入“成王敗寇”式庸俗曆史觀的窠臼。
相比之下，對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所進行的批評最為無稽。論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複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遺誌，趁契丹內政紊亂之際大張北伐，則燕雲故土唾手可得，無奈太祖改北伐為南征，坐失完璧國土之良機。且不說並沒有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周世宗在對遼戰爭中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即這種論說本身就犯了曆史研究最大的忌諱：以一種未發生的曆史假設作為立論的依據。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複燕雲嗎？契丹內政上的問題一定會徹底拖垮它的邊防能力嗎？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第一次伐遼，不正欲趁戡定北漢、士氣高漲之勢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遼，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國疑的機會嗎？結果如何？受過係統史學研究訓練的學者都很容易察覺到這一立論的先天闕失，完全有理由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學偽問題。但奇怪的是，關於“先南後北”之是非的討論曾一度持續得很熱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與現代宋史研究自其開創以來即為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強烈的領域有關。正如亡明遺老王夫之對宋代貧弱的批評中蘊含著異代同悲的熾熱情感，現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立以來，也一直與當時中國的危困時局緊密糾結，尤其是對外戰爭史的研究。南宋高舉功利主義旗幟的浙東學派、高調提倡北伐的陳亮等人物在那個時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個明證。這一思維一則滲透到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二則持續影響至今。二十世紀下半葉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很多議題，仍能清晰地顯露出背後民族主義立場的投影，“先南後北”問題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關於因民族主義情緒而扭曲宋代軍事史，曾瑞龍博士在《經略幽燕》的學術史回顧部分已有論及。本文前述三個議題，不僅“先南後北”問題的討論，其背後有民族主義立場的預設，即如對“強幹弱枝”與“重文輕武”的討論，也是以民族國家的大關懷為其前提的。曾氏已經發現，在宋代的內部並找不出太明顯的因重文而輕武的例證，“重文輕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給宋人，並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頁9-10）。綜合這些認知，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中國史學在一般狀態下接受宋代積貧積弱的形象，尤其指責它在軍事上的無能，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意識下的產物。曆史認知無法根本擺脫認識者當時的語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筆者並無意指責晚近以來史家的這一偏向。但為澄清曆史而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偏頗，也是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為廓清宋代曆史的原本麵貌作努力。相關的研究如張希清等編著《澶淵之盟新論》，以澶淵之盟為核心展開宋遼關係的討論，以及大陸有關出版社引進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晉生《宋遼關係史》，都給大陸學界調整思路，重新審視宋代提供了幫助。
若能耐心讀完《經略幽燕》與《拓邊西北》這兩本書，必能使我們在重新認識宋代問題上有所收獲。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龍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於英年之際，這兩部必將對未來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竟都成了遺著。曾先生早年師從著名宋遼關係史專家陶晉生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教席，盡心宋代軍事史、對外關係史研究二十餘年。2003年初，曾先生將親自編輯好的《經略幽燕》付梓，當時誰也想不到，等數月後書稿正式麵市時，先生已作古人。《拓邊西北》則為先生遺孀與二三同門師兄弟匯集其遺稿而成。筆者的專業領域是學術思想史，對軍事史本是外行，與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主辦的“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從參與《拓邊西北》編輯的何冠環教授處得知了一些相關情況。回滬後披讀兩書，深為其中新穎的論調吸引，才對曾瑞龍博士其人其學有了更多了解。讀竟掩卷，懷著對人事與為學的雙重感慨，寫下了這篇短文，算是一些讀後感吧。
不計曆史影像依舊模糊的三代，自秦統一後的中國曆史也已經夠長，但仔細盤點盤點，其中能確立相對長期安定秩序的統一王朝，還真不多。蘇轍說，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別指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蘇轍沒機會看到的明、清兩代，也無非漢、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夾在這個序列裏麵，又似乎多少有點尷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對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稱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幾朝相比，顯得格局褊狹、氣象暗弱。宋朝立國兩次，又兩次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摧毀，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僅有。尤其是靖康之變，二帝北狩，在嚴別夷夏之防的傳統思維中，更是奇恥大辱。於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類簡明扼要的文字對宋代作了定評，此後的曆史敘述中，便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積貧積弱”作為概括宋代整體特征的首選詞匯。甚至有人描繪宋代的人格形象，應該是“哭哭啼啼”的，對遼戰爭失敗、對夏戰爭失敗、對金戰爭失敗、對蒙戰爭失敗，輕則喪師辱國，失地納幣，重則宗廟顛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嗎？總之一個字：弱！即便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這些權威學者對於宋代文化的高度評價，都不足以取代因軍事失敗而鑄就的宋代形象。民間文學中楊家將故事和嶽飛事跡的流傳，好像也是特意用來反諷宋代軍政的萎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宋代不貧，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曆史敘述中開始“脫貧”了。但軍事上的“弱”，由於諸多戰敗事實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鐵案。
果真如此嗎？有好事者經過統計，意外地發現，宋代對外戰爭的得勝率居然超過唐代！更有不少軍事史研究著作已經注意到宋代兵種的齊全與協調作戰能力的強大，與素來宋代軍事力量薄弱的通見並不匹配。或許這些零零碎碎的論據尚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成見，促使人們從整體上重新認識宋代軍事史，但曾瑞龍博士的兩本著作：《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卻已經為我們重新審視宋代軍事史打開了新窗。
《經略幽燕》的副標題叫“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拓邊西北》的副題則是“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不用多說，光看副標題，讀者也能明白這兩部書的具體研究範圍與旨趣所在。《經略幽燕》引入戰略分析視角，試圖將宋遼戰爭作為整合軍事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論上極富創新和啟示性意義，而經過細微入裏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顛覆性的結論。故此書出版後不久，就引起宋史學界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強烈反響，且在2004年大陸宋史年會上，被授予“鄧廣銘學術成果獎”。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港版書畢竟難得，曾瑞龍博士也並未活躍於大陸學界，故其人其書的名聲還基本局限在專業圈子裏。然而宋代的軍事曆史，又恰恰是一般讀者樂於談論、業餘研究者紮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讓這兩本書擁有更多的讀者。
以往檢討宋代軍事失敗的論著，不管具體持論如何，都會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宋初的幾個立國政策，從中尋找宋代軍事災難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最躲不過後世史家口誅筆伐的，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先南後北”三大國策。強幹弱枝造成邊防軍事力量薄弱，重文輕武使得軍事人才匱乏，先南後北則錯失收複燕雲的良機。這些長期以來占據宋代軍事史研究主流話語權的論說，看起來頗有理據，其實根本經不起曆史細節的推敲。
比如強幹弱枝問題，曾瑞龍博士舉出早在北魏時期已有“深固根本，強幹弱枝”（《經略幽燕》第一章“北宋軍事失敗的宏觀解釋”，頁4）的戰略主張。筆者想在這裏補充一則更為具體的例證：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書?陸贄傳》）
這是中唐名臣陸贄給唐德宗奏章中的說辭，所描繪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強幹弱枝之策。而且陸贄顯然認為這一策略是正確的，並假設若不是後代沒有堅守這個國策，安史之亂根本無緣發生。其實關於宇文泰以後至唐代，曆代帝王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其在軍事上相應的重本輕末策略，陳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早有詳細論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礙於王朝畛域而未暇關注，此又斷代研究不盡通識之一例。
由此可見，“強幹弱枝”的軍事分布策略並非宋代的發明，而是北朝以來就有的深厚傳統。史家以此來批評宋代軍事之不振，頗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來看看“重文輕武”問題。宋代文治發達，是眾所公認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導致輕武，此間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證明。與這一想當然式的邏輯武斷相反，曾瑞龍博士另一本名著《拓邊西北》，給我們講述了很多胸懷壯誌的文士積極投身邊事，謀取開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該書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討論的以種樸為中心的種氏幾代人的經邊活動，都能與我們熟知的青年張載好論兵事而被範仲淹責以讀《中庸》的故事相印證。熟悉武術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術最講究實用，流傳至今的很多實用技擊術，都可以溯源至宋。這些都告訴我們，宋代的社會風尚，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沒有因重文而導致“唯武不揚”。至於宋軍的作戰能力究竟如何，還是請大家細讀曾博士的那兩本書。兩書對宋遼戰爭、宋夏戰爭中幾次關乎戰略形勢轉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內容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如果我們僅據最終結果來判分，而忽略既複雜豐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摻雜著某些偶然因素的曆史細部環境，難免墮入“成王敗寇”式庸俗曆史觀的窠臼。
相比之下，對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所進行的批評最為無稽。論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複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遺誌，趁契丹內政紊亂之際大張北伐，則燕雲故土唾手可得，無奈太祖改北伐為南征，坐失完璧國土之良機。且不說並沒有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周世宗在對遼戰爭中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即這種論說本身就犯了曆史研究最大的忌諱：以一種未發生的曆史假設作為立論的依據。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複燕雲嗎？契丹內政上的問題一定會徹底拖垮它的邊防能力嗎？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第一次伐遼，不正欲趁戡定北漢、士氣高漲之勢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遼，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國疑的機會嗎？結果如何？受過係統史學研究訓練的學者都很容易察覺到這一立論的先天闕失，完全有理由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學偽問題。但奇怪的是，關於“先南後北”之是非的討論曾一度持續得很熱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與現代宋史研究自其開創以來即為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強烈的領域有關。正如亡明遺老王夫之對宋代貧弱的批評中蘊含著異代同悲的熾熱情感，現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立以來，也一直與當時中國的危困時局緊密糾結，尤其是對外戰爭史的研究。南宋高舉功利主義旗幟的浙東學派、高調提倡北伐的陳亮等人物在那個時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個明證。這一思維一則滲透到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二則持續影響至今。二十世紀下半葉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很多議題，仍能清晰地顯露出背後民族主義立場的投影，“先南後北”問題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關於因民族主義情緒而扭曲宋代軍事史，曾瑞龍博士在《經略幽燕》的學術史回顧部分已有論及。本文前述三個議題，不僅“先南後北”問題的討論，其背後有民族主義立場的預設，即如對“強幹弱枝”與“重文輕武”的討論，也是以民族國家的大關懷為其前提的。曾氏已經發現，在宋代的內部並找不出太明顯的因重文而輕武的例證，“重文輕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給宋人，並被近人接受的（
第一章，頁9-10）。綜合這些認知，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中國史學在一般狀態下接受宋代積貧積弱的形象，尤其指責它在軍事上的無能，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意識下的產物。曆史認知無法根本擺脫認識者當時的語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筆者並無意指責晚近以來史家的這一偏向。但為澄清曆史而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偏頗，也是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為廓清宋代曆史的原本麵貌作努力。相關的研究如張希清等編著《澶淵之盟新論》，以澶淵之盟為核心展開宋遼關係的討論，以及大陸有關出版社引進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晉生《宋遼關係史》，都給大陸學界調整思路，重新審視宋代提供了幫助。
若能耐心讀完《經略幽燕》與《拓邊西北》這兩本書，必能使我們在重新認識宋代問題上有所收獲。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龍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於英年之際，這兩部必將對未來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竟都成了遺著。曾先生早年師從著名宋遼關係史專家陶晉生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教席，盡心宋代軍事史、對外關係史研究二十餘年。2003年初，曾先生將親自編輯好的《經略幽燕》付梓，當時誰也想不到，等數月後書稿正式麵市時，先生已作古人。《拓邊西北》則為先生遺孀與二三同門師兄弟匯集其遺稿而成。筆者的專業領域是學術思想史，對軍事史本是外行，與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主辦的“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從參與《拓邊西北》編輯的何冠環教授處得知了一些相關情況。回滬後披讀兩書，深為其中新穎的論調吸引，才對曾瑞龍博士其人其學有了更多了解。讀竟掩卷，懷著對人事與為學的雙重感慨，寫下了這篇短文，算是一些讀後感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