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歲看水滸傳，穿越時二十七歲，如果再加上穿越後的二年，扈三娘是他潛意識裏夢寐以求十七年的女人。這番終於得到了這位絕色巾幗，遂了多年的願望。
但喜得心目中女神的愉悅心情並沒有保持很久，就被殘酷的現實給打擊的心灰意冷。
組建部隊容易，有錢有糧有口號就能拉起一支軍隊；創建製度容易，照抄後世的一些編製略作修改推行下去就好了；其他的大部分事情，都因為他是穿越分子而顯得異常容易。
但在將梁山義軍和大宋百姓帶往何處，這一點讓他異常迷失。
當盧俊義來到北宋末年之後，他理想的人生道路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排除一切萬難，將深陷在地主和官僚雙重壓迫下的人民群眾從苦難中解救出來，然後再提前九百年為中華民族洗涮或者說避免以後的厄運和恥辱。
但是他發現第一件事情就異常困難，而第一件事情的成敗卻決定著第二件事情的成敗。
通過輕度土改時的情報調查，他發現除了有少於二成的地主是極端可惡不可饒恕的之外，剩下的地主並不是像在中學政治和曆史課本上所講的那麽可惡。
司馬光、範仲淹、蘇軾和其他大多數在後世耳熟能詳的賢臣，但他們同時也都是大地主和大官僚的集合，即便那個最清廉的包拯和嶽飛也都是家有良田上千畝。連同歸順於他盧俊義的宋末賢臣張叔夜、侯蒙、宗澤等文臣和大部分武將本身都是地主，大部分都有數千畝地，有些甚有上萬畝田地。雖然他們光有田地，但他們並不是像課本上所講的那般無惡不作、欺男霸女，他們並不是依附在廣大佃戶和自耕農身上的吸血蟲，相反推動中華民族文化進程的往往是這些精英地主階層，抵禦女真和蒙古入侵的主力也是這群地主階層。
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包括宋代其實一直都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宋代之所以給人重商印象，是因為朝廷鼓勵工商，但人民的潛意識還是重農輕商。這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因此，在外地常年做官的，積攢了一些俸祿，或在外地經商發了點財的，回到家鄉第一個舉動就是購買大量田地，收租做地主。然後有些自耕農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能達到中、小地主的水平。而前兩種地主的後代往往會送子弟讀書，便成了耕讀傳家或書香門第，擁有良好的家教和社會聲譽，家族子弟也甚有敗家子，就可將家業守住或壯大，然後代代相傳。像家中田產這樣來的地主一般也甚少仗勢欺人、欺男霸女、魚肉鄉裏之舉。
盧俊義的後世，即叫做盧衝的那一世，祖上也是地主。記得他爺爺告訴他，清朝乾隆年間黃河發大水，他十世祖從外地逃荒到了河北，開始給當地一個地主做佃戶，忽然有一天他這個玄祖在地裏刨出了一塊金子，玄祖便將這塊金子獻給那位地主。可那位地主很仁義，說是你刨出來的就是上天賜予你的，你就該拿它置點田產，不要再做佃戶了。結果玄祖就按照那位好心的地主指點買了田地，辛苦經營，後來又陸續開了藥鋪做起了生意，生意上賺得錢再來買地，久而久之盧家田地最多時候足有十幾萬畝，半個縣的地都是盧家的。不過好景不長，後來鴉片興起，家族中許多子弟抽起了鴉片，便將家產敗光，全家淪為貧民。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土改時候因禍得福。
盧俊義在北宋這一世，他家族的興起純粹是依靠遼宋之間的貿易，從大宋販賣點絲綢、陶瓷、茶葉或者食鹽到遼國，再從遼國買些牛羊馬匹販賣到宋國，等靠著貿易賺到一點錢就開始在大名府購買田地，置業興家。隨後的幾代子弟不是經商就是讀書，家庭教育甚好，也就沒有出現什麽敗家子，家業一直傳承到盧俊義這一輩。
從盧俊義此生後世的遭遇來看，他對那種在中學課本裏大肆批鬥的地主階層根本沒有什麽深仇大恨，而且他漸漸地覺得導致中國日漸腐敗淪喪的並不一定都是地主階層的錯誤。
正如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貪汙搶劫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北宋時期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 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這個時代，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製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盧俊義記得他在現代問過曾經曆舊社會的爺爺一些關於地主的問題，爺爺的答案跟那課本也迥然不同。爺爺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將近八成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
到了北宋末年，盧俊義漸漸發覺。那些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八成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慈善事業，都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讚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而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這時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北宋時期的政府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興辦公益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麵，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其實，平心而論，封建社會裏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後世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從那些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也是如此，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地租就是佃戶的剩餘價值。盧俊義後來也知道那劉文彩和周扒皮的故事都純屬藝術加工，是為了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而梁山義軍那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好漢，除了陶宗旺是莊戶出身，剩下的全部都不是農民出身。有三分之一是軍官、地主、富紳，但剩下的大部分則都是無業流民、小偷、地痞流氓，換言之，梁山起義並不是什麽很有正義性的農民起義。
在設置政權，安排官員的時候，盧俊義就深深感覺到手下這些將領，因為他們的階級和從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們大部分都不適合治政，能夠去治政的都是地主階層出身的。剩下的人物，他們也許能作戰，也許能鬥爭，但他們搞不清楚盧俊義的政治主張。這是盧俊義深切的憂患，他不能指望帶著這幫人就能取得天下進而治理天下。
盧俊義那滿腦子被後世填鴨子教育灌輸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在現實中變得毫無說服力。
刨除蔡京、高俅、祝朝奉等少數民憤極大的大官僚、大地主之外，比起後世那種靠著官商勾結囤積大量土地謀取暴利的開發商（後世地主）和那些熱衷於跟開發商交朋友喜歡尋租的官員，宋朝大部分的地主和官僚簡直都是聖人，何況宋朝相當一部分地主和官僚都曾留下了傳頌千古的美麗宋詞宋詩，後世那些地主官僚隻知道用自己拙劣的題詞汙染牆壁。(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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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部隊容易，有錢有糧有口號就能拉起一支軍隊；創建製度容易，照抄後世的一些編製略作修改推行下去就好了；其他的大部分事情，都因為他是穿越分子而顯得異常容易。
但在將梁山義軍和大宋百姓帶往何處，這一點讓他異常迷失。
當盧俊義來到北宋末年之後，他理想的人生道路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排除一切萬難，將深陷在地主和官僚雙重壓迫下的人民群眾從苦難中解救出來，然後再提前九百年為中華民族洗涮或者說避免以後的厄運和恥辱。
但是他發現第一件事情就異常困難，而第一件事情的成敗卻決定著第二件事情的成敗。
通過輕度土改時的情報調查，他發現除了有少於二成的地主是極端可惡不可饒恕的之外，剩下的地主並不是像在中學政治和曆史課本上所講的那麽可惡。
司馬光、範仲淹、蘇軾和其他大多數在後世耳熟能詳的賢臣，但他們同時也都是大地主和大官僚的集合，即便那個最清廉的包拯和嶽飛也都是家有良田上千畝。連同歸順於他盧俊義的宋末賢臣張叔夜、侯蒙、宗澤等文臣和大部分武將本身都是地主，大部分都有數千畝地，有些甚有上萬畝田地。雖然他們光有田地，但他們並不是像課本上所講的那般無惡不作、欺男霸女，他們並不是依附在廣大佃戶和自耕農身上的吸血蟲，相反推動中華民族文化進程的往往是這些精英地主階層，抵禦女真和蒙古入侵的主力也是這群地主階層。
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包括宋代其實一直都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宋代之所以給人重商印象，是因為朝廷鼓勵工商，但人民的潛意識還是重農輕商。這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因此，在外地常年做官的，積攢了一些俸祿，或在外地經商發了點財的，回到家鄉第一個舉動就是購買大量田地，收租做地主。然後有些自耕農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能達到中、小地主的水平。而前兩種地主的後代往往會送子弟讀書，便成了耕讀傳家或書香門第，擁有良好的家教和社會聲譽，家族子弟也甚有敗家子，就可將家業守住或壯大，然後代代相傳。像家中田產這樣來的地主一般也甚少仗勢欺人、欺男霸女、魚肉鄉裏之舉。
盧俊義的後世，即叫做盧衝的那一世，祖上也是地主。記得他爺爺告訴他，清朝乾隆年間黃河發大水，他十世祖從外地逃荒到了河北，開始給當地一個地主做佃戶，忽然有一天他這個玄祖在地裏刨出了一塊金子，玄祖便將這塊金子獻給那位地主。可那位地主很仁義，說是你刨出來的就是上天賜予你的，你就該拿它置點田產，不要再做佃戶了。結果玄祖就按照那位好心的地主指點買了田地，辛苦經營，後來又陸續開了藥鋪做起了生意，生意上賺得錢再來買地，久而久之盧家田地最多時候足有十幾萬畝，半個縣的地都是盧家的。不過好景不長，後來鴉片興起，家族中許多子弟抽起了鴉片，便將家產敗光，全家淪為貧民。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土改時候因禍得福。
盧俊義在北宋這一世，他家族的興起純粹是依靠遼宋之間的貿易，從大宋販賣點絲綢、陶瓷、茶葉或者食鹽到遼國，再從遼國買些牛羊馬匹販賣到宋國，等靠著貿易賺到一點錢就開始在大名府購買田地，置業興家。隨後的幾代子弟不是經商就是讀書，家庭教育甚好，也就沒有出現什麽敗家子，家業一直傳承到盧俊義這一輩。
從盧俊義此生後世的遭遇來看，他對那種在中學課本裏大肆批鬥的地主階層根本沒有什麽深仇大恨，而且他漸漸地覺得導致中國日漸腐敗淪喪的並不一定都是地主階層的錯誤。
正如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貪汙搶劫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北宋時期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 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這個時代，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製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盧俊義記得他在現代問過曾經曆舊社會的爺爺一些關於地主的問題，爺爺的答案跟那課本也迥然不同。爺爺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將近八成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
到了北宋末年，盧俊義漸漸發覺。那些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八成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慈善事業，都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讚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而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這時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北宋時期的政府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興辦公益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麵，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其實，平心而論，封建社會裏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後世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從那些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也是如此，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地租就是佃戶的剩餘價值。盧俊義後來也知道那劉文彩和周扒皮的故事都純屬藝術加工，是為了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而梁山義軍那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好漢，除了陶宗旺是莊戶出身，剩下的全部都不是農民出身。有三分之一是軍官、地主、富紳，但剩下的大部分則都是無業流民、小偷、地痞流氓，換言之，梁山起義並不是什麽很有正義性的農民起義。
在設置政權，安排官員的時候，盧俊義就深深感覺到手下這些將領，因為他們的階級和從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們大部分都不適合治政，能夠去治政的都是地主階層出身的。剩下的人物，他們也許能作戰，也許能鬥爭，但他們搞不清楚盧俊義的政治主張。這是盧俊義深切的憂患，他不能指望帶著這幫人就能取得天下進而治理天下。
盧俊義那滿腦子被後世填鴨子教育灌輸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在現實中變得毫無說服力。
刨除蔡京、高俅、祝朝奉等少數民憤極大的大官僚、大地主之外，比起後世那種靠著官商勾結囤積大量土地謀取暴利的開發商（後世地主）和那些熱衷於跟開發商交朋友喜歡尋租的官員，宋朝大部分的地主和官僚簡直都是聖人，何況宋朝相當一部分地主和官僚都曾留下了傳頌千古的美麗宋詞宋詩，後世那些地主官僚隻知道用自己拙劣的題詞汙染牆壁。(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