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極圈的歐洲一側，二千年的最後幾天，我站在雪地裏。
現在人們到北極、南極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難事了，但一般都會選在夏天。聽說我們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裏闖北極，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來勸阻，可惜已經勸不住了。花那麽長時間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還有哪一座城市有資格作終結？沒有一條街道能收納千萬條街道，沒有一扇大門能關閉千萬扇大門。隻有冰雪荒原能夠闡述歐洲大地的本質，這是東方哲學的玄機。因此，敢於在這樣的季節摸到這裏來的，會有幾個東方人。
緊緊地裹著兩套羽絨滑雪服，還是冷得無可言喻。土著人的窩棚既不擋風也不擋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見我們凍成這個樣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過來抖抖索索端到嘴邊，隻覺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遞給了邊上的夥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窩棚外麵。這裏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趕快抬頭看星星，辨別方向。然後，朝南，心裏說一句：我走完了。
我說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啣恥出行。是從事社會實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隻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麽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後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做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裏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裏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裏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力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裏“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隻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遠了，這個理由漸漸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後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問題，卻又帶出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越走越遠，很難停步。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溝通的方式當然不會去模仿象牙塔裏的“互為觀眾”，長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聲厲氣，或唧唧噥噥。
就這樣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隻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裏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麽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汙、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我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
於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
2
與每次出行一樣，這次走歐洲，走完後的想法與出發時有很大不同。例如出發時是不準備寫書的，理由在《千年一歎》自序裏說過，但此刻我改變了主意。
仍然是空間帶來的責任。但這空間不僅僅是歐洲，還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兩個空間——敗落成恐怖的中東、中亞、南亞，和尚未敗落的中華大地。三大空間對比在眼前，渦旋在心中，產生的感受難以言表，包括某種隱憂。感受可以咽下，隱憂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個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隻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我要說，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又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有不少時空錯覺。
歐洲文明值得我們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華文明倡導“中庸之道”幾千年，至今還經常為“非此即彼”的極端性思維互損互耗，歐洲文明為什麽反倒能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德融會貫通？更羨慕街邊咖啡座裏微笑的目光，隻一閃，便覺得日月悠長、山河無恙。這種文明從早年的擴張和後來的大戰中記取了不少東西又洗刷掉不少東西，近年來歐洲各國的聯合使它更加悠閑和安詳。它甚至覺得自己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極致境界，沒有必要再作艱苦奮鬥。弗蘭西斯·福山的《曆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
d
ekoieve）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即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製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麵都已進入曆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對此我深表質疑。因為我無法忘記從中東到南亞的一路景象，而那裏離歐洲並不遙遠。不講全球一體化倒也罷了，一講，又怎能把那滿目的危機、積怨、暴力從“全球”的概念裏省略掉？然而他們卻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價值係統裏閉目塞聽。我們在那條路上穿行幾個月，幾乎沒有遇見過歐洲人，這與他們勇於冒險的前輩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其實不必說大危機，即便是成批偷渡來的移民，也已經頻頻穿插在街邊咖啡座之間，把歐洲不想正視的空間塞到了眼前。曆來最有邏輯預見性的歐洲文化人理應對世界作一點危機提醒，但已經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
記得上次剛剛穿過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區來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裏等著采訪我的發達國家的記者，他問我穿越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區時是否為自己的生命安全驚慌，我說更驚慌的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宗教衝突、人**炸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緩和的跡象。這天晚上我發給香港鳳凰衛視的日記中寫道：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裏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麵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曆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曆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在人類麵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憂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見《千年一歎》378—381頁。
這次在歐洲，更覺得他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之中。自身的優秀使他們對外部空間缺少敏感，於是也就缺少了責任，缺少責任的文化還能繼續優秀嗎？有時他們也自感到了這一點，試圖重新喚起對世界的責任，卻又因缺少切身體驗而“顛倒了輕重緩急”。
比較清醒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之時便及時地指出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的衝突就要開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軍事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文明的對峙，預計到曆史即將會衝刷掉表象顯露出本質，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對別種文明不屑一顧。隻可惜他過於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場，把剛剛剝離出來的文明課題又轉化成了政治課題。然而縱然如此，多數西方文化人也沒有聽從亨廷頓的告誡，繼續對別的文明不屑一顧又武斷揣測。最可笑的例子是，他們總是以幻想的方式來斷言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欲望，以及即將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殊不知中華文明雖然弊病多多，卻因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遊牧文明，獨獨沒有這種欲望，連遠航萬裏的鄭和也壓根兒沒往那條路上想。對於被亨廷頓列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無知，更不待說對於其他文明了。
3
漠然於空間也必然漠然於時間，這個關係，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裏已經說清楚。那麽，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曆史，尤其是曆史上那種與蒙昧、野蠻搏鬥時留下的獰厲。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纖塵無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強健的體質。李澤厚先生說，即便獰厲如饕餮也會積澱深沉的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學魅力。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這種魅力該是多麽可惜。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瑣碎、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近年來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原因是它突然還清了一切舊賬，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曆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麵的負擔，也有正麵的負擔。如果允許我以小喻大，那麽，這情景就像挪威卑爾根市的一位老婦，前些時候這位老婦向一家魚店送上一百克朗，說五十年前這家魚店多找了五個克朗她沒有退回，現在要連本帶息一起歸還。她一再向魚店的年輕主人檢討：“那年月太貧困了……”。這件小事讓我感動了好半天，一種延綿的誠實使過失上升為高貴。但我又想到，這位還清了債務的老婦人明天會怎麽樣呢？她會不會因為五十年的目標終於達到而反倒虛脫？歐洲就是這位老婦人，當曆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們沒有理由對人家的失落漠不關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時已經被部分誤讀，那麽一旦真的失落，我們就會產生雙重的混亂。因此，尋找它的真實生命也就是尋找我們自己。這在文明的淺層意義上可說是“旁觀者清”，在文明的深層意義上，彼此本是無形的聯盟。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曆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隻有找到了這一些，才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這種尋找當然不是躲在萬裏之外作學究式的考訂，而是直奔那裏，既疑惑又信賴地麵對陌生的土地，叩擊一直與蒙昧和野蠻裹卷在一起，又搏鬥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離開書齋出行後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過半，曾有記者問我為人為文的主題，我回答道：
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麽是蒙昧和野蠻，什麽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鬥，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
《文明的碎片·題敘》
我早就說了“遠遠近近”，在這一件事上沒有疆界。
這次從那片遙遠的土地深處呼喚出來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諦聽的本真之音——
開頭應該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毀滅吧，卻不是一個宗教寓言。毀滅是曆史的刪節，厚厚的火山灰下還埋藏著重現的可能，不能重現的是智者的靈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國投來最初的問詢，於是毀滅中又多毀掉了一項萬裏宿命。
毀滅後的複興除了需要穿越時間外還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災難，因此一聲聲橫貫曆史的歡呼中浸泡著太多的歎息和抽泣。那座結束了中世紀的城市把輝煌交付給整個歐洲，自己隻衛護住了受屈的兒子們，不再做聲。它引誘出了遼闊地麵上無數美妙絕倫的音符、詩句和色彩，但這一切同樣幾乎一無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蠻所包圍。此時聽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邊流浪者們揚帆遠航的起錨聲。這聲音終於使歐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歐的森林城堡間深思起來，而一次次變革又從西歐的河濱街市間轟傳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帶來了市囂又帶來了戰塵，最終在一次次毀滅和複興的輪回中帶出的，卻是平靜。
然而最大的平靜還屬於北方雪原。那兒曾把海盜們的血腥嘶叫無數次輸入歐洲腹地，帶回來的卻是教堂寬厚的鍾聲。雪原上的海盜們終於震動，開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間窺探法律和秩序，最後正是他們，以自己的脫胎換骨證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見，歐洲文明雖然至今還深沉於中部、燦爛於西部，卻以既不深沉也不燦爛的南部和北部為命脈。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偉大的出發而留下灼熱的荒涼；而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由人性俘虜獸性、由文明收編野蠻的人格大戰，留下了最具象征意義的溯風疆場。
所以，在這本書裏，我把歐洲文明重新推到艱難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讀解它的鑰匙孔，放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種文明都會由於多種原因而自我迷失，隻有把它們放回到與蒙昧和野蠻交戰的第一線，才會臨陣清醒，不斷地重新體驗自己的文明本性，並與其他文明溝通。這也體現了我們與亨廷頓教授的基本分歧：他隻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我們需要呼籲的是，這些文明如果真正稱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語言，一定有共同的敵人。
那麽，即便是與歐洲文明有著太多曆史恩怨的中華文明，也不會一味執著於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謀求自我複興，它正在漸漸明白，自我複興的主要障礙是近處和遠處的蒙昧與野蠻，因此更需要與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學習、互相提醒，然後並肩來對付散落處處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麵比較，突破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麵。為此，中華文明願意以更謙和的態度來體察歐洲文明的甘苦冷暖，並虛心求教，不管歐洲文明什麽時候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於香港。
北極圈的歐洲一側，二千年的最後幾天，我站在雪地裏。
現在人們到北極、南極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難事了，但一般都會選在夏天。聽說我們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裏闖北極，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來勸阻，可惜已經勸不住了。花那麽長時間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還有哪一座城市有資格作終結？沒有一條街道能收納千萬條街道，沒有一扇大門能關閉千萬扇大門。隻有冰雪荒原能夠闡述歐洲大地的本質，這是東方哲學的玄機。因此，敢於在這樣的季節摸到這裏來的，會有幾個東方人。
緊緊地裹著兩套羽絨滑雪服，還是冷得無可言喻。土著人的窩棚既不擋風也不擋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見我們凍成這個樣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過來抖抖索索端到嘴邊，隻覺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遞給了邊上的夥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窩棚外麵。這裏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趕快抬頭看星星，辨別方向。然後，朝南，心裏說一句：我走完了。
我說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啣恥出行。是從事社會實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隻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麽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後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做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裏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裏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裏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力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裏“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隻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遠了，這個理由漸漸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後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問題，卻又帶出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越走越遠，很難停步。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溝通的方式當然不會去模仿象牙塔裏的“互為觀眾”，長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聲厲氣，或唧唧噥噥。
就這樣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隻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裏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麽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汙、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我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
於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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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每次出行一樣，這次走歐洲，走完後的想法與出發時有很大不同。例如出發時是不準備寫書的，理由在《千年一歎》自序裏說過，但此刻我改變了主意。
仍然是空間帶來的責任。但這空間不僅僅是歐洲，還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兩個空間——敗落成恐怖的中東、中亞、南亞，和尚未敗落的中華大地。三大空間對比在眼前，渦旋在心中，產生的感受難以言表，包括某種隱憂。感受可以咽下，隱憂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個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隻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我要說，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又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有不少時空錯覺。
歐洲文明值得我們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華文明倡導“中庸之道”幾千年，至今還經常為“非此即彼”的極端性思維互損互耗，歐洲文明為什麽反倒能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德融會貫通？更羨慕街邊咖啡座裏微笑的目光，隻一閃，便覺得日月悠長、山河無恙。這種文明從早年的擴張和後來的大戰中記取了不少東西又洗刷掉不少東西，近年來歐洲各國的聯合使它更加悠閑和安詳。它甚至覺得自己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極致境界，沒有必要再作艱苦奮鬥。弗蘭西斯·福山的《曆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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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我深表質疑。因為我無法忘記從中東到南亞的一路景象，而那裏離歐洲並不遙遠。不講全球一體化倒也罷了，一講，又怎能把那滿目的危機、積怨、暴力從“全球”的概念裏省略掉？然而他們卻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價值係統裏閉目塞聽。我們在那條路上穿行幾個月，幾乎沒有遇見過歐洲人，這與他們勇於冒險的前輩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其實不必說大危機，即便是成批偷渡來的移民，也已經頻頻穿插在街邊咖啡座之間，把歐洲不想正視的空間塞到了眼前。曆來最有邏輯預見性的歐洲文化人理應對世界作一點危機提醒，但已經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
記得上次剛剛穿過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區來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裏等著采訪我的發達國家的記者，他問我穿越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區時是否為自己的生命安全驚慌，我說更驚慌的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宗教衝突、人**炸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緩和的跡象。這天晚上我發給香港鳳凰衛視的日記中寫道：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裏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麵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曆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曆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在人類麵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憂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見《千年一歎》378—381頁。
這次在歐洲，更覺得他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之中。自身的優秀使他們對外部空間缺少敏感，於是也就缺少了責任，缺少責任的文化還能繼續優秀嗎？有時他們也自感到了這一點，試圖重新喚起對世界的責任，卻又因缺少切身體驗而“顛倒了輕重緩急”。
比較清醒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之時便及時地指出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的衝突就要開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軍事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文明的對峙，預計到曆史即將會衝刷掉表象顯露出本質，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對別種文明不屑一顧。隻可惜他過於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場，把剛剛剝離出來的文明課題又轉化成了政治課題。然而縱然如此，多數西方文化人也沒有聽從亨廷頓的告誡，繼續對別的文明不屑一顧又武斷揣測。最可笑的例子是，他們總是以幻想的方式來斷言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欲望，以及即將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殊不知中華文明雖然弊病多多，卻因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遊牧文明，獨獨沒有這種欲望，連遠航萬裏的鄭和也壓根兒沒往那條路上想。對於被亨廷頓列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無知，更不待說對於其他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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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然於空間也必然漠然於時間，這個關係，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裏已經說清楚。那麽，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曆史，尤其是曆史上那種與蒙昧、野蠻搏鬥時留下的獰厲。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纖塵無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強健的體質。李澤厚先生說，即便獰厲如饕餮也會積澱深沉的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學魅力。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這種魅力該是多麽可惜。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瑣碎、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近年來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原因是它突然還清了一切舊賬，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曆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麵的負擔，也有正麵的負擔。如果允許我以小喻大，那麽，這情景就像挪威卑爾根市的一位老婦，前些時候這位老婦向一家魚店送上一百克朗，說五十年前這家魚店多找了五個克朗她沒有退回，現在要連本帶息一起歸還。她一再向魚店的年輕主人檢討：“那年月太貧困了……”。這件小事讓我感動了好半天，一種延綿的誠實使過失上升為高貴。但我又想到，這位還清了債務的老婦人明天會怎麽樣呢？她會不會因為五十年的目標終於達到而反倒虛脫？歐洲就是這位老婦人，當曆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們沒有理由對人家的失落漠不關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時已經被部分誤讀，那麽一旦真的失落，我們就會產生雙重的混亂。因此，尋找它的真實生命也就是尋找我們自己。這在文明的淺層意義上可說是“旁觀者清”，在文明的深層意義上，彼此本是無形的聯盟。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曆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隻有找到了這一些，才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這種尋找當然不是躲在萬裏之外作學究式的考訂，而是直奔那裏，既疑惑又信賴地麵對陌生的土地，叩擊一直與蒙昧和野蠻裹卷在一起，又搏鬥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離開書齋出行後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過半，曾有記者問我為人為文的主題，我回答道：
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麽是蒙昧和野蠻，什麽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鬥，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
《文明的碎片·題敘》
我早就說了“遠遠近近”，在這一件事上沒有疆界。
這次從那片遙遠的土地深處呼喚出來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諦聽的本真之音——
開頭應該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毀滅吧，卻不是一個宗教寓言。毀滅是曆史的刪節，厚厚的火山灰下還埋藏著重現的可能，不能重現的是智者的靈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國投來最初的問詢，於是毀滅中又多毀掉了一項萬裏宿命。
毀滅後的複興除了需要穿越時間外還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災難，因此一聲聲橫貫曆史的歡呼中浸泡著太多的歎息和抽泣。那座結束了中世紀的城市把輝煌交付給整個歐洲，自己隻衛護住了受屈的兒子們，不再做聲。它引誘出了遼闊地麵上無數美妙絕倫的音符、詩句和色彩，但這一切同樣幾乎一無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蠻所包圍。此時聽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邊流浪者們揚帆遠航的起錨聲。這聲音終於使歐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歐的森林城堡間深思起來，而一次次變革又從西歐的河濱街市間轟傳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帶來了市囂又帶來了戰塵，最終在一次次毀滅和複興的輪回中帶出的，卻是平靜。
然而最大的平靜還屬於北方雪原。那兒曾把海盜們的血腥嘶叫無數次輸入歐洲腹地，帶回來的卻是教堂寬厚的鍾聲。雪原上的海盜們終於震動，開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間窺探法律和秩序，最後正是他們，以自己的脫胎換骨證明了文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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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歐洲文明雖然至今還深沉於中部、燦爛於西部，卻以既不深沉也不燦爛的南部和北部為命脈。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偉大的出發而留下灼熱的荒涼；而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由人性俘虜獸性、由文明收編野蠻的人格大戰，留下了最具象征意義的溯風疆場。
所以，在這本書裏，我把歐洲文明重新推到艱難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讀解它的鑰匙孔，放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種文明都會由於多種原因而自我迷失，隻有把它們放回到與蒙昧和野蠻交戰的第一線，才會臨陣清醒，不斷地重新體驗自己的文明本性，並與其他文明溝通。這也體現了我們與亨廷頓教授的基本分歧：他隻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我們需要呼籲的是，這些文明如果真正稱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語言，一定有共同的敵人。
那麽，即便是與歐洲文明有著太多曆史恩怨的中華文明，也不會一味執著於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謀求自我複興，它正在漸漸明白，自我複興的主要障礙是近處和遠處的蒙昧與野蠻，因此更需要與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學習、互相提醒，然後並肩來對付散落處處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麵比較，突破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麵。為此，中華文明願意以更謙和的態度來體察歐洲文明的甘苦冷暖，並虛心求教，不管歐洲文明什麽時候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