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中國如何麵對2012年
一個奧斯汀榮譽市民的美國生活 作者：畢勝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三十三章：海外萬家燈火天下奇聞軼事之四
30、中國如何麵對2012年
對中國官員來說，實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會不會繼續下去，這個問題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就在幾天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中國加入他說“中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毫無疑問，展望未來十年，不會有任何人或機構推翻這個表態，也就是說，中國會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至少政府表態會如此。
但據我所知，中國的問題不都像說得那麽簡單。改革開放是政府推出的一種政策，所以也隻有政府能定義什麽是改革和開放。而中國政府在定義自己的政策時展示了罕見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還能同樣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因此，倘若未來可預見的政府采用了“某某模式”，采取了某些在現在看來簡直是告別改革的行動，那也不影響堅持改革這一基本原則。
當然，作為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根本國策，經曆過1989年考驗的改革開放肯定不會輕易變動。但改革開放同時也是根據世界形勢指定的外向國策，隨時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有趣的是，在中國極為重要的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一場幾十年來最大的風暴，正在降臨到改革開放頭上――那就是歐元區瀕臨解體。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社評所說，由於歐元製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成員國政府未能兌現其動聽的承諾，曾被視為不堪設想，因而被人不屑一顧的歐元區解體這個構想，現已作為一種可能性得到各方公開的談論。如果現在不能遏製歐洲債務危機，救助代價就可能開始扶搖直上，超出政界人士的掌控範圍。
對歐元區來說，最好的結果無疑是各國達成共識，拯救歐元;差一點的結果將是穩定的分離，回到統一貨幣之前的共同體概念;但同樣不能不談的是，歐洲一些比較邊緣化的國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可能在這場危機中跟歐元一起破產，從而造成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發生在西方的最大危機。
哪怕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中國也難以對這樣的事情保持冷靜。中國政府擁有據說價值達11萬億元的國有企業，因此中國的各級官員對“賺錢”這一概念的敏感度高於外國同行。意大利的官員也許認為國家麵臨破產風險，或者幹脆直接破產了都沒有什麽，但中國人理解的破產卻似乎是失去一切財富和榮譽。
如果意大利脫離歐元區，靠大量印錢來償還國債，那麽不僅僅是官員，整個中國都會把意大利當成90年代初的俄羅斯，把歐盟解體和蘇聯解體當成一回事。占絕大多數並不太熟悉世界經濟的官員將把這樣的國家視為loser國家，對於往這個方向走感到恐懼。
據我所知，這種看法在官員中絕非一種預言，而是早已流傳開來的想法。如果歐元區解體得足夠快，那麽，*在十八大之前就會把這一事件的檢討變為全黨共識，而這對改革開放無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在政治的改革上也一樣。從我來中國的2003年直到去年的今天，政治體製改革在中國都是一個熱門的詞匯，官方媒體不斷鼓吹“積極穩妥”推進政改。而在一年後的今天，大家已經看到“穩妥”到了“積極”的前麵。我認為這與“茉莉花革命”不無相關。
中國官員在政治領域跟經濟領域一樣，基本以實用主義為出發點。中國既然會在蘇聯解體之後迅速拋棄計劃經濟模式，那麽，在歐洲出了問題之後，中國也完全可能會對西方模式進行反思和批判，最終得出類似這樣的結論：“歐元區解體的原因就是歐盟缺乏黨的領導”，“意大利的悲劇根源在於對德國資本過於開放”。
這樣的虛擬結論或許有些可笑，但從官員整體的利益上看，即使對歐元區進行更有深度的思考，恐怕結論也不會有什麽不一樣。政府支持改革的根本動機和他們做任何事的動機一樣，來自於確保他們主導的體製穩定。而確保政治穩定就需要保持經濟的發展速度，需要外部的市場、投資和技術。
過去中國因融入世界而獲得的獎品是歐盟正在奪回自己對地中海和非洲的影響力，美國和亞太國家談論的合作框架是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環太平洋經濟戰略合作協議)，中國人對此毫不熱心――不是因為它威脅中國的利益，而恰恰是因為一旦中國加入的話就會威脅美國的利益。無論怎麽改革，中國再也不會得到獎品了。
采取一些*裸的保守措施反而有利於中國得到西方的認可。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
這是《共產黨宣言》的原文，但華爾街的三大評級機構毫不介意中國政府真的這樣做。評級機構給予中國相當高的主權信用等級，這意味著更多的外國投資和更容易發行國債。
相反，如果中國購買大量希臘國債以支援歐洲，評級機構將毫不猶豫地降低中國的信用等級，就像他們把援助希臘的法國銀行降級一樣。完全獨立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評級機構隻是越來越強大的跨國公司的一個縮影，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必須與西方國家接近以換取跨國公司的進入，現在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已經不需要考慮西方的國家意誌。
假如歐元區的分裂在使中國在2012年告別改革，那麽，從長期來看，改革會徹底地被“穩妥”嗎?告別了改革的中國還能穩定嗎?這個問題，恐怕無人能回答。因為誰也說不清改革到底是怎麽回事，開放到底意味著什麽。
鄧小平先生作為總設計師所製定並推行的改革開放其實並不是一種設計，它隻規定了一個方向性的目標而已：在21世紀中期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卻沒有規劃好該怎麽做到，隻是讓官員們摸著石頭過河。人們甚至說不清改革開放目前的成功，究竟是因為其本身的正確性，還是因為*確實強大無比的好運氣。而運氣，則是無法預測、評估的。
文章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30、中國如何麵對2012年
對中國官員來說，實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會不會繼續下去，這個問題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就在幾天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中國加入他說“中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毫無疑問，展望未來十年，不會有任何人或機構推翻這個表態，也就是說，中國會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至少政府表態會如此。
但據我所知，中國的問題不都像說得那麽簡單。改革開放是政府推出的一種政策，所以也隻有政府能定義什麽是改革和開放。而中國政府在定義自己的政策時展示了罕見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還能同樣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因此，倘若未來可預見的政府采用了“某某模式”，采取了某些在現在看來簡直是告別改革的行動，那也不影響堅持改革這一基本原則。
當然，作為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根本國策，經曆過1989年考驗的改革開放肯定不會輕易變動。但改革開放同時也是根據世界形勢指定的外向國策，隨時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有趣的是，在中國極為重要的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一場幾十年來最大的風暴，正在降臨到改革開放頭上――那就是歐元區瀕臨解體。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社評所說，由於歐元製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成員國政府未能兌現其動聽的承諾，曾被視為不堪設想，因而被人不屑一顧的歐元區解體這個構想，現已作為一種可能性得到各方公開的談論。如果現在不能遏製歐洲債務危機，救助代價就可能開始扶搖直上，超出政界人士的掌控範圍。
對歐元區來說，最好的結果無疑是各國達成共識，拯救歐元;差一點的結果將是穩定的分離，回到統一貨幣之前的共同體概念;但同樣不能不談的是，歐洲一些比較邊緣化的國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可能在這場危機中跟歐元一起破產，從而造成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發生在西方的最大危機。
哪怕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中國也難以對這樣的事情保持冷靜。中國政府擁有據說價值達11萬億元的國有企業，因此中國的各級官員對“賺錢”這一概念的敏感度高於外國同行。意大利的官員也許認為國家麵臨破產風險，或者幹脆直接破產了都沒有什麽，但中國人理解的破產卻似乎是失去一切財富和榮譽。
如果意大利脫離歐元區，靠大量印錢來償還國債，那麽不僅僅是官員，整個中國都會把意大利當成90年代初的俄羅斯，把歐盟解體和蘇聯解體當成一回事。占絕大多數並不太熟悉世界經濟的官員將把這樣的國家視為loser國家，對於往這個方向走感到恐懼。
據我所知，這種看法在官員中絕非一種預言，而是早已流傳開來的想法。如果歐元區解體得足夠快，那麽，*在十八大之前就會把這一事件的檢討變為全黨共識，而這對改革開放無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在政治的改革上也一樣。從我來中國的2003年直到去年的今天，政治體製改革在中國都是一個熱門的詞匯，官方媒體不斷鼓吹“積極穩妥”推進政改。而在一年後的今天，大家已經看到“穩妥”到了“積極”的前麵。我認為這與“茉莉花革命”不無相關。
中國官員在政治領域跟經濟領域一樣，基本以實用主義為出發點。中國既然會在蘇聯解體之後迅速拋棄計劃經濟模式，那麽，在歐洲出了問題之後，中國也完全可能會對西方模式進行反思和批判，最終得出類似這樣的結論：“歐元區解體的原因就是歐盟缺乏黨的領導”，“意大利的悲劇根源在於對德國資本過於開放”。
這樣的虛擬結論或許有些可笑，但從官員整體的利益上看，即使對歐元區進行更有深度的思考，恐怕結論也不會有什麽不一樣。政府支持改革的根本動機和他們做任何事的動機一樣，來自於確保他們主導的體製穩定。而確保政治穩定就需要保持經濟的發展速度，需要外部的市場、投資和技術。
過去中國因融入世界而獲得的獎品是歐盟正在奪回自己對地中海和非洲的影響力，美國和亞太國家談論的合作框架是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環太平洋經濟戰略合作協議)，中國人對此毫不熱心――不是因為它威脅中國的利益，而恰恰是因為一旦中國加入的話就會威脅美國的利益。無論怎麽改革，中國再也不會得到獎品了。
采取一些*裸的保守措施反而有利於中國得到西方的認可。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
這是《共產黨宣言》的原文，但華爾街的三大評級機構毫不介意中國政府真的這樣做。評級機構給予中國相當高的主權信用等級，這意味著更多的外國投資和更容易發行國債。
相反，如果中國購買大量希臘國債以支援歐洲，評級機構將毫不猶豫地降低中國的信用等級，就像他們把援助希臘的法國銀行降級一樣。完全獨立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評級機構隻是越來越強大的跨國公司的一個縮影，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必須與西方國家接近以換取跨國公司的進入，現在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已經不需要考慮西方的國家意誌。
假如歐元區的分裂在使中國在2012年告別改革，那麽，從長期來看，改革會徹底地被“穩妥”嗎?告別了改革的中國還能穩定嗎?這個問題，恐怕無人能回答。因為誰也說不清改革到底是怎麽回事，開放到底意味著什麽。
鄧小平先生作為總設計師所製定並推行的改革開放其實並不是一種設計，它隻規定了一個方向性的目標而已：在21世紀中期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卻沒有規劃好該怎麽做到，隻是讓官員們摸著石頭過河。人們甚至說不清改革開放目前的成功，究竟是因為其本身的正確性，還是因為*確實強大無比的好運氣。而運氣，則是無法預測、評估的。
文章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