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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來了。這一年的秋天，注定將不平靜。
民主政府的農民們收獲了他們今年的收成，他們中來的較早的一批，已經是在民主政府的第二次收獲了。在采用民主政府提供的作物與種子，還有派下來工作組的一些栽培和耕作的指導下，獲得豐盛的收成，這些人已經沒有了第一年看到時的那種不可思議的驚訝與喜悅，轉而變成一種付出勞動後得到回報的充實與滿足。經過這一年來的許多事情，還有工作組在下麵的宣傳，這些原本是屬於一個個相互獨立聚居點的農民，開始對民主政府有了認同和歸屬感。如果說第一年的時候大部分加入的人對於民主政府不向農民征糧收稅的做法，還抱著有便宜就占、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的念頭，讓他們不繳就不繳悶聲發大財的話，進入第二個年頭，看著在民主政府的日子有盼頭，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想著怎麽才能把這些官府（下麵的農民還不能很清楚地區分民主政府和以往的官府有何不同，隻知道民主政府可能是為了收買人心不向農民征糧收稅）給自己的讓步保留下來，最少也要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這其中有些年長一些的，就商量著咱們既然歸了民主政府管了，這皇糧國稅總是少不了的，政府說不收這皇糧國稅，那是恤民愛民，免了這新開荒種地的糧稅，可咱們不能不知道好歹。眼看著地裏的收成一年比一年高，就是新遷來的農民，一年也就緩過勁來了，民主政府是說了不用交皇糧，總不好第二年就反悔。若是咱們也繃著不交，非要等到改政策了，那就說不好要交多少才是個準數。不如現在咱們主動交上去，定個差不多的數量，也給官府一個台階下，這樣成了定例，以後咱們心裏也踏實。再者說，這對民主政府也是個好事啊，國庫有了糧食，國家才能穩定，要辦啥事也有底氣不是？這麽一合計，就有村民主動去納糧。
清河村的事情告一段落後，孫安海如願以償的回到軍隊，軍銜提升後專門負責特戰部隊的事情，李鎮鎮長的職務，經過李鎮及下屬村莊有選舉權的公民和平民推舉，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落在了民主政府最近大力宣傳的女英雄胡蘭身上。和孫安海辦好交接，剛熟悉了自己手下的一班人馬，胡蘭就碰到了她上任後的第一此考驗：李鎮轄下的村民們，推選了一些代表，帶著第一批收獲的糧食，來鎮上繳皇糧國稅了。
民主政府的政策，像這種自耕自種的農民，是沒有任何稅的，也不用繳納公糧（農民口中的皇糧）。隻有大規模雇傭農業工人的農墾企業和國營農場，經營者要按規定繳納稅金。對於這樣下麵農民自發交糧交稅的情況，下麵的工作組不知道該怎麽處理。開始還隻有極少數人，也是先交到當地的工作組的。工作組的組員還能勸一勸，讓他們把繳來的東西拿回去。不過勸說的時候，組員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麽民主政府就不收農民的糧、稅，再加上農民主動交糧交稅，組員們心裏也很得意，勸說的時候自然沒那麽盡心，隻說是民主政府的政策，還有這方麵的法律明文規定。後來有幾個宣傳員想到這也是民主政府的人民對政府擁戴的一個典型事例，按劉委員說的，宣傳要抓住典型才有說服力。這幾個宣傳員就把這件事編成一個短劇排演了一下。按照他們的理解，在短劇裏，對於主動交糧的農民有意無意的作了正麵宣傳的處理。短劇很快流傳開（目前除了劉星羽主持排演的《白毛女》，這種貼近現實生活的原創劇目還很少，也很容易流傳），這下子，那些以加入民主政府兩年的人為主體的村子，都要向民主政府交公糧。民主政府最初的兩座城都靠近海邊，這些村子主要圍繞著李鎮，也算李鎮這個民主政府首座自己建立起來的鎮子的轄區。民眾一發動起來，村子裏的工作組勸也勸不住，隻有疏導了一下，推選了一些代表，趕著車，運著錢糧，由村裏的基層民兵保護著，一個村一個村的匯集起來，一起運到鎮子裏來了。搞得那些才加入民主政府不久的人很奇怪也很不安：民主政府不是說不收農民的糧、稅嗎？現在這是怎麽回事？
對於這件事情，民主政府高層的看法也不太統一，很多人認為這體現了民心所向和老百姓對民主政府的認同，再加上傳統的影響，心裏是願意接受百姓上繳公糧的；一部分人表示反對，也是出於維護民主政府法律的角度，認為既然法律規定不用交，那這次政府就不能收，要收也要等修改相關法律後才行，而且也不具有前溯性；隻有少數幾個人，真正理解民主政府製定這條法律的用義，事情剛一出來，就對此持堅決地反對態度，這幾個人數雖然少，卻占了民主政府核心決策層中的大多數，其中就有劉星羽。說服了持其他意見的人後，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教育民眾。因此，對於最初的一些苗頭，民主政府沒有發表公開的官方意見，隻是隨時留意事態的發展。等下麵的民眾大批的發動起來，集體向鎮政府交糧時，劉星羽帶著幾個幹事，也到了李鎮，準備借機對民眾進行一次影響深遠的宣傳民主政府法律政策和教育民眾的工作。
胡蘭對劉星羽的見解非常佩服，她雖然也不讚同農民的這次自發行動，但是很多道理卻很難想的清楚。還好劉星羽及時趕到，事先對這個問題和她進行了交流，統一了鎮政府工作人員的看法，再給民眾解釋起來心理比較有底。胡蘭在基層民眾中的影響力可以說是民主政府各級領導中最大的：麵對追兵掩護百姓撤退，身陷敵營侃侃而談勸說敵首，上次清河村攻防中胡蘭的表現不用誇大，就是一篇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在這個時代本來就容易傳開。再加上民主政府對宣傳工作的重視而發揮出的威力，可不是那種自發的民間傳說能比擬的。造成的結果就是，現在不知道民主政府主席、不知道劉委員的基層群眾大有人在，不知道胡蘭這個大智大勇的女英雄的百姓，說出去都能遭人白眼。因此，說服教育群眾的工作主要由她來做，劉星羽等隻是邊上的陪襯。再說，她是李鎮的鎮長，這也正好在她的工作職權範圍內。
胡蘭先召集了幾個下麵民眾中德高望重的長者，還有村長和工作組成員代表，在鎮政府的會議室接見他們。這次除了劉星羽，孔氏兄妹也來了。孔璋在濱海聽完劉星羽對這次事件的見解後，認為這又是一個聖人之道在平常生活中得到恰當運用的最佳範例，一定要跟著來。他現在是學院裏掛了號的老師，這陣子課不緊張，其他的籌備工作也不差他一個人，說了一聲就來了。孔玲則是比較清閑，名義上她歸外交這一塊，現在沒什麽事，到處跟著湊熱鬧。要是哥哥不來，孔玲一個人還不太好意思和劉星羽出來，哥哥要來，她自然也跟上了。
胡蘭開始還是用民主政府有法律規定的理由說服他們，隻是在最後她道：“人無信不立，一個國家的政府更是如此。民主政府既然有了這樣的法律，各級政府更應該帶頭遵守，而不是為了似是而非的理由和眼前利益違反它。你們這樣做也是想著為了民主政府好，這個心意我理解。但是這樣做的後果卻是對民主政府的法律產生損害，最終有可能對民主政府的長遠和根本利益造成損害。所以，這樣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下麵的代表們互相看看，幾個基層工作組的代表一聲不吭，臉上的表情很古怪。他們經過培訓，這其中的利害關係模模糊糊多少也能想到一些。隻是這次的事情，一是確實為民眾自發所為，基層工作組並沒有從中推動，實際上開始他們也阻攔來著，後來覺得阻攔不住了才順應民意跟著一起來說明情況的，來的時候問心無愧，還覺得挺理直氣壯的；二是這件事情他們自己心裏也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農民自發向政府交糧交稅，這不正表明了民主政府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嗎？想的再遠一點，這不就是天下歸心的征兆嗎？所以他們沒有更深入的思考這件事對民主政府的影響。現在被胡蘭這麽一說，他們心裏那些模糊的擔心逐漸清晰起來，覺得這件事恐怕不僅僅是表麵這點好處，可能會有很嚴重的後果。對於前麵樂觀其成的想法現在他們也不那麽確定了，原先覺得是順應民意，自己的做法問心無愧的想法，現在也沒那麽有把握了，心裏暗自回想：要是當時我們做工作時，立場更堅定些，理由再充分些，道理再深刻些，可能就不會是今天坐在這裏左右為難的局麵了。
村民代表們也有些不那麽堅定了。同樣的道理村裏的工作組也講過，可是話由不同的人說出來，分量大不相同。以前聽工作組講，村民們還抱著這樣的念頭，認為這是上麵有意吩咐工作組這樣推托幾次，以顯示出下麵民眾的誠意。後來各村的工作組不再阻攔，甚至有意無意的促成村民主動向政府上交糧稅，更是堅定了村民們的這種想法。而現在胡蘭還是這樣說，態度還很誠懇，一點兒也沒有那種欲擒故縱的意思。胡蘭那是誰啊，近來民主政府風頭最勁的女英雄，新任的李鎮鎮長。村民們還搞不太懂民主政府的政治架構，以前接觸到的民主政府工作人員無不是平易近人，沒有什麽官場架子的，平時做的事情也和平頭百姓接觸的很多，少了那種神秘，誰也沒把他們當作官。鎮長可是村民們第一個明確聽說民主政府負責治理地方的職務，要說起來，這可是父母官大老爺啊（這個印象，造成民主政府的百姓很長時間內認為鎮長就是民主政府最高的官職，在往上，大概就該是皇帝一級的了）。官就有官威，雖說這頭兩任鎮長（前一任是孫安海）都挺和氣，那是人家修養好，可不能因此就輕視人家。鎮長講的話可代表官府，那可不能亂說話。胡蘭既然這樣說了，看來官府的確是這樣考慮的。村民代表們也開始猶豫：本來咱們也是出於好心，這下是不是給官府添亂了。
靜了一陣子，村民代表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站起來拱手行了一禮，正要說話。劉星羽見老者行禮，趕忙也站起來回禮。這下亂了套，胡蘭跟著也起來回禮，後麵孔璋、孔玲，還有其他的政府工作人員也跟著站起來行禮。對麵的民眾代表一見他們站起來行禮，也忙不迭的起來回禮，好一陣忙亂。最後胡蘭忍住笑，忙勸大家都坐下好好說話。那老者坐下來，抬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他可沒想到自己按照見官府的規矩，說話前先行了個禮竟引出這麽大的動靜，慌亂中一下想不起自己剛才要說什麽，借著喘氣的功夫整理一下思路，一時沒有開口。大家都靜下來要聽他說，老者年歲大了思維沒有那麽敏捷，半天也沒想好剛才的話題。見別人都看著他，老者有些心急，越急越想不出，額頭上剛擦去的汗水又冒了出來。
劉星羽見狀，有意緩和一下，便問道：“老人家，您貴姓啊？今年貴庚幾何啊？看您身體還挺棒的，還下田地勞作嗎？”
老漢道：“小老兒姓張，今年六十七了。種田人，就是這個賤命，能動就閑不住，哪有什麽貴不貴的。”
“看您說的。咱們民主政府，隻有分工不同，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要我說啊，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用勞動創造財富，這才是最高貴的。”
張老漢聽到別人誇獎，心裏喜滋滋的。雖然不知道這個劉委員是個什麽官，不過能坐在這間屋子裏的除了和他一起來的民眾代表，每一個都是有一定地位的。能得他們一句讚，感覺那可是大不一般。
胡蘭也道：“就是。要不怎麽剛才那一禮，我們都受不起呢。”見張老漢又想站起來說話，忙製止他，“您坐著說。”
張老漢坐著讚歎道：“還是咱民主政府好啊。老漢活了六十多年，當年這是大宋朝的時候，俺家裏也算耕讀世家，早先也是讀過幾年聖賢書的。在這裏經過了大宋、大金，還有著前十幾年紛紛亂亂的，不知道該算哪朝哪代。啥時候咱們這些種田的在官府麵前都是低人一等，見官的規矩就不說了，那些衙役差人，哪一個見了咱們不是呼來喝去，派糧派差的。再說後來這亂哄哄的十幾年，倒是沒了官府衙役差人，沒了錢糧捐稅，可這村寨之間，也沒了公斷說理的地方，一點小事就能釀成爭鬥，村寨之間互相提防，看別人都跟強盜似的。這要說起來呀，民主政府到來之前咱們過的那麽稀惶，少了個大家接受的斷是非的衙門才是主要原因。要說咱們民主政府，那好處就多了，派工作組下鄉，提供農具牲口……”
說到這裏，劉星羽插了一句，“農具牲口是你們借錢自己買的，政府隻是提供了擔保，將來你們還要連本帶利把錢還給銀行（民主政府把錢莊叫銀行）。”
張老漢道：“那不跟白給一樣，分五年還，每年隻要半分利，還不帶利滾利。咱們第一年還不知道，工作組帶下來種子作物產量那麽高，民主政府又規定了最低限價，產的再多也不怕糧食賤，農具牲口也不算貴。”說著說著，他慢慢想起一開始想說的話，接著道：“俺們第一年不知道，還照著這十幾年養成的習慣，覺著不交糧稅才對。可是這一年下來，發生了這麽多的事情，俺們種田人也不是不明白事理，有了民主政府和俺們自個顧自個活著那陣子不一樣了。這個俺說不太好，覺著咱們又有個公斷說理的地方，村寨之間不用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了。怎麽說呢，打個比方說，就是咱們又有個朝廷了，而且比以前的好的太多。對了，咱們叫民主政府。”說著，張老漢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又道：“咱這個朝廷，不，民主政府，要管事總要養活官員差役（胡蘭插話“我們是幹部，是政府工作人員，不是官”），不是這個叫法，就是個意思，總是要有辦事的人。對了，還有軍隊，和別的朝廷不一樣，咱們民主政府還有單獨的法庭。聽工作組的人說，咱們民主政府還有專門的匠人，哦，工人。這些人，都是少不了的。他們自己不種糧食，工人不算，工人也生產，還能換來糧食。其他人，少了他們，咱們又要回到那十幾年亂糟糟的樣子。可是他們也要吃飯，也要養家糊口，咱民主政府不征糧征稅，怎麽養活這些人，沒了這些人，民主政府怎麽才能維持下去。想通了這個理，俺們才巴巴的要來交糧稅。這好日子才開頭，俺們可是想一直這麽好下去。”
周圍的村民代表聽張老漢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一邊聽一邊連連點頭。
胡蘭道：“可是，民主政府有法律規定像你們這樣的農民，沒有糧稅。”
張老漢道：“老漢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法律不外乎人之情事之理，若是不和人情事理，這樣的法律應該修改。”
劉星羽在一旁道：“老人家說的不錯。法律不外人情事理，不過我們製定的這一條法律，自有它自己的道理。您剛才說的道理也對，一個國家要想維持正常的運作和發展，必然需要不少不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除了您剛才提到的，還有教師、科研人員等等等等，細分起來，還有很多。他們的生活來源，都是從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那裏，由國家通過稅收等手段，獲取生活資料根據他們的職業和崗位特點，二次分配得來的。還有一些提供服務的人員，他們也不生產實物產品，但是他們的勞動也是不可或缺的，則是通過提供服務獲得報酬來獲得生活資源。這一部分先不考慮，單說第一部分。剛才老人家說民主政府不征糧征稅，這可不完全對，民主政府隻是對農民這樣，對工業、商業、服務業，甚至從事農業生產的企業，都是征稅的。實際上，民主政府還有針對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和購買奢侈品的奢侈稅，時機成熟還打算開征遺產稅。這些稅收，足以維持民主政府的正常開支，甚至還有富餘。”
村民代表們第一次聽到這麽多稅，一個個腦袋暈忽忽的。過了一會兒，其中一人道：“那這些稅都和我們沒關係啦？”說著話，代表們的眼睛卻都是瞟向胡蘭，似乎隻有得到胡蘭的肯定他們才放心。
“沒錯。和你們沒關係。”胡蘭肯定的點著頭。
“那不對啊。”一個年輕的村民代表喊起來，“要這麽說，我們什麽也不用交啦。怎麽工作組讓我們交村提留？”
話一出口，邊上一個年紀大的就狠狠地拍了他一掌道：“你小子，叫你別來你偏來！別的什麽都不交，交點村提留咋啦？交的又不多，咋還不知足呢你！”一幅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這位年輕的代表問得很有道理啊。看來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多不足。”劉星羽等大家安靜下來才開口道。“在座的代表中有沒有村長？”有代表舉手。劉星羽接著道：“那各位村長知不知道這村提留交上去都由誰掌管，怎麽使用，又派什麽用場呢？”
“我知道。”一名村長道。“村提留交上來，由村裏選出的幾名德高望重的村民掌管，用的時候要經過經手人書麵申請，村民委員會同意，村長簽字。村提留主要用於改善村裏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還有為村裏的基層民兵購買裝備用的。”
“不錯。村提留就是取之於村，用之於村，工作組隻是起一個監督作用。這和稅收有很大的不同，村提留沒有進入政府的財政體係，完全是村集體的收支項目。這樣說可能還有點不太容易懂。簡單說，就是村子裏的設施、裝備等等一切公共財產，都是村民自己掏錢攢起來的。這些設施和裝備就必須為村民服務。比方說我餓了，掏錢買了一塊餅，那這塊餅就理所當然的歸我支配，填飽我的肚子。村提留既然是每一個村民都掏了錢的，當然就是服務於全體村民了。不過這裏要說清楚，村提留是為村民的共同利益服務的，不能為了某個人或某些人的利益濫用。否則就是損害了別的村民的利益。”
那個年輕的代表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說呢，怎麽村裏會給民兵們發武器，而不是讓大家自備，原來是這個道理啊。”
“怎麽，你是民兵？你們的指導員難道沒有給你們講過這些道理？”
“講過。不過沒有劉委員講得好，我聽不太懂。”
邊上工作組的代表坐不住了，雖然這個暴露出來的不是他們村的，不過同樣的問題在他們村裏也存在。一個工作組的成員道：“劉委員，都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到家。”
“誰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會做工作的。一下做不好不要緊，在實踐中鍛煉提高嘛。你們可都是民主政府重要的幹部儲備力量，將來地方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都要靠你們來挑起重任。對了，剛才這位代表，”說著，劉星羽向那位年輕的代表點了點頭，“這位代表說工作組讓交村提留，這是怎麽回事？我記得村提留應該是村民委員會決定交多少和何時交的，工作組隻是起監督作用，怎麽你們也幹預起村裏的工作了。是少數幾個村這樣嗎？還是大部分都是如此。”
工作組的代表還沒說話，一個村長代表說道：“這件事我清楚，這不怪他們。本來村提留是該村民委員會決定的。不過俺們都算不清楚要多少村提留才夠，最後是村裏決定讓工作組的人幫我們算算交多少的。大部分村子都是這樣。”
“哦，這樣啊。怎麽，工作組沒在村子裏開設文化課嗎？”
“有啊。一開始俺們沒弄明白，覺著教的那些不是科考的文章，還以為不重要，又是上夜校，都沒好好學，還是工作組的人硬勸著俺們學的。還有各家的孩子，地裏有活了就不去上課，三天兩頭的缺課，學得很慢。現在俺們知道了，回去一定好好學，孩子打著也要按在教室裏，再怎麽下輩人也不能沒文化了。”村民代表們在下麵議論紛紛。
“好啊。回去後不光是你們，還要給沒來的人講，讓他們也明白這個理。”
村民代表們又和劉星羽等聊了一陣子。看看時間差不多了，胡蘭道：“今天大家談的很開心，很多以前不太明白的道理也說開了。時間差不多了，這樣，鎮政府準備了午飯，大家先去吃飯。吃完了想談的咱們接著再談。至於你們拉來的糧食，我看就不用再費力拉回去了，你們就在鎮上賣掉，看看有什麽好買的買一些帶回去。政府是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的，這裏也有幾家糧店，他們的收購價可能還要高一些，你們可以先去看看他們還收不收，不收了再去政府的收購點。”
胡蘭的話剛一說完，村民代表紛紛喊道：“俺們就賣給政府，別的地方收的再高也不賣。”
大家從房間裏出來正往政府食堂走，一名工作人員過來對胡蘭道：“鎮長，有個事情需要你處理一下。”胡蘭答應一聲，讓其他人先去，跟著來人進了辦公室。
辦公室裏，甘勇和崔永光已經在等著她。見他進來，甘勇顧不得讓小兩口先寒暄一下，開口道：“有一個壞消息，這次大金的軍隊真的要打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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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來了。這一年的秋天，注定將不平靜。
民主政府的農民們收獲了他們今年的收成，他們中來的較早的一批，已經是在民主政府的第二次收獲了。在采用民主政府提供的作物與種子，還有派下來工作組的一些栽培和耕作的指導下，獲得豐盛的收成，這些人已經沒有了第一年看到時的那種不可思議的驚訝與喜悅，轉而變成一種付出勞動後得到回報的充實與滿足。經過這一年來的許多事情，還有工作組在下麵的宣傳，這些原本是屬於一個個相互獨立聚居點的農民，開始對民主政府有了認同和歸屬感。如果說第一年的時候大部分加入的人對於民主政府不向農民征糧收稅的做法，還抱著有便宜就占、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的念頭，讓他們不繳就不繳悶聲發大財的話，進入第二個年頭，看著在民主政府的日子有盼頭，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想著怎麽才能把這些官府（下麵的農民還不能很清楚地區分民主政府和以往的官府有何不同，隻知道民主政府可能是為了收買人心不向農民征糧收稅）給自己的讓步保留下來，最少也要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這其中有些年長一些的，就商量著咱們既然歸了民主政府管了，這皇糧國稅總是少不了的，政府說不收這皇糧國稅，那是恤民愛民，免了這新開荒種地的糧稅，可咱們不能不知道好歹。眼看著地裏的收成一年比一年高，就是新遷來的農民，一年也就緩過勁來了，民主政府是說了不用交皇糧，總不好第二年就反悔。若是咱們也繃著不交，非要等到改政策了，那就說不好要交多少才是個準數。不如現在咱們主動交上去，定個差不多的數量，也給官府一個台階下，這樣成了定例，以後咱們心裏也踏實。再者說，這對民主政府也是個好事啊，國庫有了糧食，國家才能穩定，要辦啥事也有底氣不是？這麽一合計，就有村民主動去納糧。
清河村的事情告一段落後，孫安海如願以償的回到軍隊，軍銜提升後專門負責特戰部隊的事情，李鎮鎮長的職務，經過李鎮及下屬村莊有選舉權的公民和平民推舉，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落在了民主政府最近大力宣傳的女英雄胡蘭身上。和孫安海辦好交接，剛熟悉了自己手下的一班人馬，胡蘭就碰到了她上任後的第一此考驗：李鎮轄下的村民們，推選了一些代表，帶著第一批收獲的糧食，來鎮上繳皇糧國稅了。
民主政府的政策，像這種自耕自種的農民，是沒有任何稅的，也不用繳納公糧（農民口中的皇糧）。隻有大規模雇傭農業工人的農墾企業和國營農場，經營者要按規定繳納稅金。對於這樣下麵農民自發交糧交稅的情況，下麵的工作組不知道該怎麽處理。開始還隻有極少數人，也是先交到當地的工作組的。工作組的組員還能勸一勸，讓他們把繳來的東西拿回去。不過勸說的時候，組員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麽民主政府就不收農民的糧、稅，再加上農民主動交糧交稅，組員們心裏也很得意，勸說的時候自然沒那麽盡心，隻說是民主政府的政策，還有這方麵的法律明文規定。後來有幾個宣傳員想到這也是民主政府的人民對政府擁戴的一個典型事例，按劉委員說的，宣傳要抓住典型才有說服力。這幾個宣傳員就把這件事編成一個短劇排演了一下。按照他們的理解，在短劇裏，對於主動交糧的農民有意無意的作了正麵宣傳的處理。短劇很快流傳開（目前除了劉星羽主持排演的《白毛女》，這種貼近現實生活的原創劇目還很少，也很容易流傳），這下子，那些以加入民主政府兩年的人為主體的村子，都要向民主政府交公糧。民主政府最初的兩座城都靠近海邊，這些村子主要圍繞著李鎮，也算李鎮這個民主政府首座自己建立起來的鎮子的轄區。民眾一發動起來，村子裏的工作組勸也勸不住，隻有疏導了一下，推選了一些代表，趕著車，運著錢糧，由村裏的基層民兵保護著，一個村一個村的匯集起來，一起運到鎮子裏來了。搞得那些才加入民主政府不久的人很奇怪也很不安：民主政府不是說不收農民的糧、稅嗎？現在這是怎麽回事？
對於這件事情，民主政府高層的看法也不太統一，很多人認為這體現了民心所向和老百姓對民主政府的認同，再加上傳統的影響，心裏是願意接受百姓上繳公糧的；一部分人表示反對，也是出於維護民主政府法律的角度，認為既然法律規定不用交，那這次政府就不能收，要收也要等修改相關法律後才行，而且也不具有前溯性；隻有少數幾個人，真正理解民主政府製定這條法律的用義，事情剛一出來，就對此持堅決地反對態度，這幾個人數雖然少，卻占了民主政府核心決策層中的大多數，其中就有劉星羽。說服了持其他意見的人後，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教育民眾。因此，對於最初的一些苗頭，民主政府沒有發表公開的官方意見，隻是隨時留意事態的發展。等下麵的民眾大批的發動起來，集體向鎮政府交糧時，劉星羽帶著幾個幹事，也到了李鎮，準備借機對民眾進行一次影響深遠的宣傳民主政府法律政策和教育民眾的工作。
胡蘭對劉星羽的見解非常佩服，她雖然也不讚同農民的這次自發行動，但是很多道理卻很難想的清楚。還好劉星羽及時趕到，事先對這個問題和她進行了交流，統一了鎮政府工作人員的看法，再給民眾解釋起來心理比較有底。胡蘭在基層民眾中的影響力可以說是民主政府各級領導中最大的：麵對追兵掩護百姓撤退，身陷敵營侃侃而談勸說敵首，上次清河村攻防中胡蘭的表現不用誇大，就是一篇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在這個時代本來就容易傳開。再加上民主政府對宣傳工作的重視而發揮出的威力，可不是那種自發的民間傳說能比擬的。造成的結果就是，現在不知道民主政府主席、不知道劉委員的基層群眾大有人在，不知道胡蘭這個大智大勇的女英雄的百姓，說出去都能遭人白眼。因此，說服教育群眾的工作主要由她來做，劉星羽等隻是邊上的陪襯。再說，她是李鎮的鎮長，這也正好在她的工作職權範圍內。
胡蘭先召集了幾個下麵民眾中德高望重的長者，還有村長和工作組成員代表，在鎮政府的會議室接見他們。這次除了劉星羽，孔氏兄妹也來了。孔璋在濱海聽完劉星羽對這次事件的見解後，認為這又是一個聖人之道在平常生活中得到恰當運用的最佳範例，一定要跟著來。他現在是學院裏掛了號的老師，這陣子課不緊張，其他的籌備工作也不差他一個人，說了一聲就來了。孔玲則是比較清閑，名義上她歸外交這一塊，現在沒什麽事，到處跟著湊熱鬧。要是哥哥不來，孔玲一個人還不太好意思和劉星羽出來，哥哥要來，她自然也跟上了。
胡蘭開始還是用民主政府有法律規定的理由說服他們，隻是在最後她道：“人無信不立，一個國家的政府更是如此。民主政府既然有了這樣的法律，各級政府更應該帶頭遵守，而不是為了似是而非的理由和眼前利益違反它。你們這樣做也是想著為了民主政府好，這個心意我理解。但是這樣做的後果卻是對民主政府的法律產生損害，最終有可能對民主政府的長遠和根本利益造成損害。所以，這樣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下麵的代表們互相看看，幾個基層工作組的代表一聲不吭，臉上的表情很古怪。他們經過培訓，這其中的利害關係模模糊糊多少也能想到一些。隻是這次的事情，一是確實為民眾自發所為，基層工作組並沒有從中推動，實際上開始他們也阻攔來著，後來覺得阻攔不住了才順應民意跟著一起來說明情況的，來的時候問心無愧，還覺得挺理直氣壯的；二是這件事情他們自己心裏也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農民自發向政府交糧交稅，這不正表明了民主政府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嗎？想的再遠一點，這不就是天下歸心的征兆嗎？所以他們沒有更深入的思考這件事對民主政府的影響。現在被胡蘭這麽一說，他們心裏那些模糊的擔心逐漸清晰起來，覺得這件事恐怕不僅僅是表麵這點好處，可能會有很嚴重的後果。對於前麵樂觀其成的想法現在他們也不那麽確定了，原先覺得是順應民意，自己的做法問心無愧的想法，現在也沒那麽有把握了，心裏暗自回想：要是當時我們做工作時，立場更堅定些，理由再充分些，道理再深刻些，可能就不會是今天坐在這裏左右為難的局麵了。
村民代表們也有些不那麽堅定了。同樣的道理村裏的工作組也講過，可是話由不同的人說出來，分量大不相同。以前聽工作組講，村民們還抱著這樣的念頭，認為這是上麵有意吩咐工作組這樣推托幾次，以顯示出下麵民眾的誠意。後來各村的工作組不再阻攔，甚至有意無意的促成村民主動向政府上交糧稅，更是堅定了村民們的這種想法。而現在胡蘭還是這樣說，態度還很誠懇，一點兒也沒有那種欲擒故縱的意思。胡蘭那是誰啊，近來民主政府風頭最勁的女英雄，新任的李鎮鎮長。村民們還搞不太懂民主政府的政治架構，以前接觸到的民主政府工作人員無不是平易近人，沒有什麽官場架子的，平時做的事情也和平頭百姓接觸的很多，少了那種神秘，誰也沒把他們當作官。鎮長可是村民們第一個明確聽說民主政府負責治理地方的職務，要說起來，這可是父母官大老爺啊（這個印象，造成民主政府的百姓很長時間內認為鎮長就是民主政府最高的官職，在往上，大概就該是皇帝一級的了）。官就有官威，雖說這頭兩任鎮長（前一任是孫安海）都挺和氣，那是人家修養好，可不能因此就輕視人家。鎮長講的話可代表官府，那可不能亂說話。胡蘭既然這樣說了，看來官府的確是這樣考慮的。村民代表們也開始猶豫：本來咱們也是出於好心，這下是不是給官府添亂了。
靜了一陣子，村民代表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站起來拱手行了一禮，正要說話。劉星羽見老者行禮，趕忙也站起來回禮。這下亂了套，胡蘭跟著也起來回禮，後麵孔璋、孔玲，還有其他的政府工作人員也跟著站起來行禮。對麵的民眾代表一見他們站起來行禮，也忙不迭的起來回禮，好一陣忙亂。最後胡蘭忍住笑，忙勸大家都坐下好好說話。那老者坐下來，抬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他可沒想到自己按照見官府的規矩，說話前先行了個禮竟引出這麽大的動靜，慌亂中一下想不起自己剛才要說什麽，借著喘氣的功夫整理一下思路，一時沒有開口。大家都靜下來要聽他說，老者年歲大了思維沒有那麽敏捷，半天也沒想好剛才的話題。見別人都看著他，老者有些心急，越急越想不出，額頭上剛擦去的汗水又冒了出來。
劉星羽見狀，有意緩和一下，便問道：“老人家，您貴姓啊？今年貴庚幾何啊？看您身體還挺棒的，還下田地勞作嗎？”
老漢道：“小老兒姓張，今年六十七了。種田人，就是這個賤命，能動就閑不住，哪有什麽貴不貴的。”
“看您說的。咱們民主政府，隻有分工不同，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要我說啊，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用勞動創造財富，這才是最高貴的。”
張老漢聽到別人誇獎，心裏喜滋滋的。雖然不知道這個劉委員是個什麽官，不過能坐在這間屋子裏的除了和他一起來的民眾代表，每一個都是有一定地位的。能得他們一句讚，感覺那可是大不一般。
胡蘭也道：“就是。要不怎麽剛才那一禮，我們都受不起呢。”見張老漢又想站起來說話，忙製止他，“您坐著說。”
張老漢坐著讚歎道：“還是咱民主政府好啊。老漢活了六十多年，當年這是大宋朝的時候，俺家裏也算耕讀世家，早先也是讀過幾年聖賢書的。在這裏經過了大宋、大金，還有著前十幾年紛紛亂亂的，不知道該算哪朝哪代。啥時候咱們這些種田的在官府麵前都是低人一等，見官的規矩就不說了，那些衙役差人，哪一個見了咱們不是呼來喝去，派糧派差的。再說後來這亂哄哄的十幾年，倒是沒了官府衙役差人，沒了錢糧捐稅，可這村寨之間，也沒了公斷說理的地方，一點小事就能釀成爭鬥，村寨之間互相提防，看別人都跟強盜似的。這要說起來呀，民主政府到來之前咱們過的那麽稀惶，少了個大家接受的斷是非的衙門才是主要原因。要說咱們民主政府，那好處就多了，派工作組下鄉，提供農具牲口……”
說到這裏，劉星羽插了一句，“農具牲口是你們借錢自己買的，政府隻是提供了擔保，將來你們還要連本帶利把錢還給銀行（民主政府把錢莊叫銀行）。”
張老漢道：“那不跟白給一樣，分五年還，每年隻要半分利，還不帶利滾利。咱們第一年還不知道，工作組帶下來種子作物產量那麽高，民主政府又規定了最低限價，產的再多也不怕糧食賤，農具牲口也不算貴。”說著說著，他慢慢想起一開始想說的話，接著道：“俺們第一年不知道，還照著這十幾年養成的習慣，覺著不交糧稅才對。可是這一年下來，發生了這麽多的事情，俺們種田人也不是不明白事理，有了民主政府和俺們自個顧自個活著那陣子不一樣了。這個俺說不太好，覺著咱們又有個公斷說理的地方，村寨之間不用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了。怎麽說呢，打個比方說，就是咱們又有個朝廷了，而且比以前的好的太多。對了，咱們叫民主政府。”說著，張老漢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又道：“咱這個朝廷，不，民主政府，要管事總要養活官員差役（胡蘭插話“我們是幹部，是政府工作人員，不是官”），不是這個叫法，就是個意思，總是要有辦事的人。對了，還有軍隊，和別的朝廷不一樣，咱們民主政府還有單獨的法庭。聽工作組的人說，咱們民主政府還有專門的匠人，哦，工人。這些人，都是少不了的。他們自己不種糧食，工人不算，工人也生產，還能換來糧食。其他人，少了他們，咱們又要回到那十幾年亂糟糟的樣子。可是他們也要吃飯，也要養家糊口，咱民主政府不征糧征稅，怎麽養活這些人，沒了這些人，民主政府怎麽才能維持下去。想通了這個理，俺們才巴巴的要來交糧稅。這好日子才開頭，俺們可是想一直這麽好下去。”
周圍的村民代表聽張老漢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一邊聽一邊連連點頭。
胡蘭道：“可是，民主政府有法律規定像你們這樣的農民，沒有糧稅。”
張老漢道：“老漢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法律不外乎人之情事之理，若是不和人情事理，這樣的法律應該修改。”
劉星羽在一旁道：“老人家說的不錯。法律不外人情事理，不過我們製定的這一條法律，自有它自己的道理。您剛才說的道理也對，一個國家要想維持正常的運作和發展，必然需要不少不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除了您剛才提到的，還有教師、科研人員等等等等，細分起來，還有很多。他們的生活來源，都是從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那裏，由國家通過稅收等手段，獲取生活資料根據他們的職業和崗位特點，二次分配得來的。還有一些提供服務的人員，他們也不生產實物產品，但是他們的勞動也是不可或缺的，則是通過提供服務獲得報酬來獲得生活資源。這一部分先不考慮，單說第一部分。剛才老人家說民主政府不征糧征稅，這可不完全對，民主政府隻是對農民這樣，對工業、商業、服務業，甚至從事農業生產的企業，都是征稅的。實際上，民主政府還有針對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和購買奢侈品的奢侈稅，時機成熟還打算開征遺產稅。這些稅收，足以維持民主政府的正常開支，甚至還有富餘。”
村民代表們第一次聽到這麽多稅，一個個腦袋暈忽忽的。過了一會兒，其中一人道：“那這些稅都和我們沒關係啦？”說著話，代表們的眼睛卻都是瞟向胡蘭，似乎隻有得到胡蘭的肯定他們才放心。
“沒錯。和你們沒關係。”胡蘭肯定的點著頭。
“那不對啊。”一個年輕的村民代表喊起來，“要這麽說，我們什麽也不用交啦。怎麽工作組讓我們交村提留？”
話一出口，邊上一個年紀大的就狠狠地拍了他一掌道：“你小子，叫你別來你偏來！別的什麽都不交，交點村提留咋啦？交的又不多，咋還不知足呢你！”一幅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這位年輕的代表問得很有道理啊。看來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多不足。”劉星羽等大家安靜下來才開口道。“在座的代表中有沒有村長？”有代表舉手。劉星羽接著道：“那各位村長知不知道這村提留交上去都由誰掌管，怎麽使用，又派什麽用場呢？”
“我知道。”一名村長道。“村提留交上來，由村裏選出的幾名德高望重的村民掌管，用的時候要經過經手人書麵申請，村民委員會同意，村長簽字。村提留主要用於改善村裏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還有為村裏的基層民兵購買裝備用的。”
“不錯。村提留就是取之於村，用之於村，工作組隻是起一個監督作用。這和稅收有很大的不同，村提留沒有進入政府的財政體係，完全是村集體的收支項目。這樣說可能還有點不太容易懂。簡單說，就是村子裏的設施、裝備等等一切公共財產，都是村民自己掏錢攢起來的。這些設施和裝備就必須為村民服務。比方說我餓了，掏錢買了一塊餅，那這塊餅就理所當然的歸我支配，填飽我的肚子。村提留既然是每一個村民都掏了錢的，當然就是服務於全體村民了。不過這裏要說清楚，村提留是為村民的共同利益服務的，不能為了某個人或某些人的利益濫用。否則就是損害了別的村民的利益。”
那個年輕的代表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說呢，怎麽村裏會給民兵們發武器，而不是讓大家自備，原來是這個道理啊。”
“怎麽，你是民兵？你們的指導員難道沒有給你們講過這些道理？”
“講過。不過沒有劉委員講得好，我聽不太懂。”
邊上工作組的代表坐不住了，雖然這個暴露出來的不是他們村的，不過同樣的問題在他們村裏也存在。一個工作組的成員道：“劉委員，都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到家。”
“誰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會做工作的。一下做不好不要緊，在實踐中鍛煉提高嘛。你們可都是民主政府重要的幹部儲備力量，將來地方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都要靠你們來挑起重任。對了，剛才這位代表，”說著，劉星羽向那位年輕的代表點了點頭，“這位代表說工作組讓交村提留，這是怎麽回事？我記得村提留應該是村民委員會決定交多少和何時交的，工作組隻是起監督作用，怎麽你們也幹預起村裏的工作了。是少數幾個村這樣嗎？還是大部分都是如此。”
工作組的代表還沒說話，一個村長代表說道：“這件事我清楚，這不怪他們。本來村提留是該村民委員會決定的。不過俺們都算不清楚要多少村提留才夠，最後是村裏決定讓工作組的人幫我們算算交多少的。大部分村子都是這樣。”
“哦，這樣啊。怎麽，工作組沒在村子裏開設文化課嗎？”
“有啊。一開始俺們沒弄明白，覺著教的那些不是科考的文章，還以為不重要，又是上夜校，都沒好好學，還是工作組的人硬勸著俺們學的。還有各家的孩子，地裏有活了就不去上課，三天兩頭的缺課，學得很慢。現在俺們知道了，回去一定好好學，孩子打著也要按在教室裏，再怎麽下輩人也不能沒文化了。”村民代表們在下麵議論紛紛。
“好啊。回去後不光是你們，還要給沒來的人講，讓他們也明白這個理。”
村民代表們又和劉星羽等聊了一陣子。看看時間差不多了，胡蘭道：“今天大家談的很開心，很多以前不太明白的道理也說開了。時間差不多了，這樣，鎮政府準備了午飯，大家先去吃飯。吃完了想談的咱們接著再談。至於你們拉來的糧食，我看就不用再費力拉回去了，你們就在鎮上賣掉，看看有什麽好買的買一些帶回去。政府是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的，這裏也有幾家糧店，他們的收購價可能還要高一些，你們可以先去看看他們還收不收，不收了再去政府的收購點。”
胡蘭的話剛一說完，村民代表紛紛喊道：“俺們就賣給政府，別的地方收的再高也不賣。”
大家從房間裏出來正往政府食堂走，一名工作人員過來對胡蘭道：“鎮長，有個事情需要你處理一下。”胡蘭答應一聲，讓其他人先去，跟著來人進了辦公室。
辦公室裏，甘勇和崔永光已經在等著她。見他進來，甘勇顧不得讓小兩口先寒暄一下，開口道：“有一個壞消息，這次大金的軍隊真的要打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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