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煌正在皇帝的支持下構建的皇事院、內閣和司法部的三權分立，這一點對於方孝孺並不難看出來，這種分權，已經嚴重的打擊了儒家在朝野之間的地位。特別是司法部的成立，儒家將要麵對著法家的反擊，這一點是方孝孺尤其不能忍受的。
他們在進行著一些準備工作，其中獲得太子的支持，在北方大力發展儒家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朱雄英又請旨尊崇衍聖公，並禦賜十字：希言公承彥宏聞貞尚衍，作為孔氏家族輩分用字。
此時孔公鑒繼任衍聖公的稱號，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遷衢州孔廟回曲阜，對於衍聖公家族南北宗進行合並。以保持儒家的正統性。
原來，宋金時期，南北對峙，由於社會劇烈動蕩，“衍聖公”出現了南宗與北宗。
北宋末年，女真人起兵南下，徽、欽二帝被俘，趙構建立了南宋。孔子四十八代孫“衍聖公”孔端友於建炎二年離曲阜去揚州陪祀，遷居衢州（今浙江衢州），這就是南宗。
金兵入主中原後，建立了偽齊劉豫政權，劉豫為拉攏漢族士大夫階級，在阜昌二年將孔端友之弟孔端超的二兒子孔璠，封為“衍聖公”，主持孔廟祭祀。偽齊政權滅亡後，金熙宗天眷二年，仍封孔璠為“衍聖公”。這就是北宗。
南宋孔端友沒有兒子，用他弟弟端操的四子孔玠為繼承人，其後子孫孔搢、孔文遠、孔萬春、孔洙都享有南宋的“衍聖公”封號。北宗孔璠是南宗孔玠的二哥。先後傳子孫孔拯、孔元紘、孔元措、孔之固等。到孔湞時，因孔湞是孔元措的侄子的小妾所生。曾隨母親被正室趕走改嫁，長大後才被孔元措領會作繼承人。因此。被其它孔氏族人攻擊為不是孔子的後代，被免去“衍聖公”的封號。
蒙古占領中原後，也需要孔子的思想籠絡人心，另封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用為襲封“衍聖公”；其後又以孔元用的兒子孔之全為“衍聖公”。這時，金、宋、蒙古各有一個“衍聖公”。蒙古滅金後，取得了金代“衍聖公”，便仍以孔元措為襲封“衍聖公”，而改任孔之全為世襲曲阜縣尹。
元滅宋後，又取得了宋封的南宗“衍聖公”孔洙。忽必烈要封孔洙為“衍聖公”。孔洙讓位於居住在曲阜的孔子的後代，不願意受封於蒙元，忽必烈無奈，便改封他為國子監祭酒，免去“衍聖公”封號，暫時結束了北宗、南宗並列的局麵。
但是當年孔端友隨宋高宗南下，不屈從異族的氣節卻保留在江南士子的心裏，無形之中，還是在心裏刻意的將孔子家族的南北宗分開。理由是北方長期被蒙元等異族盤踞。曲阜孔廟卻沒有起到應該的教化作用，而是選擇了投靠異族。
所以江南士子在心裏還是將衢州的孔廟奉為正宗，同時，也造就了江南士林中的人才輩出。方孝孺認為，要贏得更多士子的擁護，那就要將文化中心重新搬回北方來。mianhuatang.info打造曲阜孔廟的威信，成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這樣做。不但可以打擊江南儒林的士氣，而且趁勢可以樹立北方儒林的正宗。方孝孺考慮了很久時間，沒有以自己出身於江南士林有絲毫顧忌，反而大膽的開始通過自己的學生還有太子想要達成這個事情。
在他的心裏，江南士子已經被商賈們腐化了，特別是最近十餘年浙江永嘉、永康學派的抬頭，更是讓方孝孺對江南士林的失望，他要在曲阜打造新儒學，趁機統一儒家的思想，因為這樣才能挽回士子們已經被腐化了的心。
說起衍聖公，當然不能不說大明建立以來孔家的發展曆程了。
蒙元時期，借助其殘暴的本性，元帝結束了南北宗的分裂局麵。南宗最後一位衍聖公孔洙於至元十九年讓爵於北宗，孔氏南宗失去了衍聖公，開始走向衰敗。在此後的二百餘年中，南宗政治上、經濟上都大不如以前，家廟破舊了，無力整修，祭田免稅特權被廢，族人中入仕做官的很少，少數的幾位也隻是做書院山長、儒學提舉之類的學官。
孔氏南宗在經曆了一百餘年的衰落之後，景泰四年，在楊傑等人的奏請下，龐煌下詔南宗重新複爵，正式授於南宗孔議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享受減免祭田賦稅的優遇，中斷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孔氏南宗重新恢複襲爵，但其爵位低於北宗衍聖公，隻相當於衍聖公次子。
但是天下士子出江南，從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可以看出，北方的士子遠遠遜色於南方士子，由此天下人都已經認可了南宗正宗的地位，對北宗很少去關注。雖然都是孔子的後人，可是在士子的眼裏卻是天淵之別。
而且大明的第一代衍聖公孔克堅，在蒙元時期曾經任禮部尚書，知貢舉之事。隨後又擢升為陝西行台侍禦史。當時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為爭奪秦隴地區而相互攻殺，朝廷無力加以製止，看到蒙元的大勢已去，孔克堅遂辭去為國子監祭酒之職，不再願居官任職了，就以病為由謝絕了，回到故鄉，在距今曲阜城十裏多的地方修築了一座別墅，名“終吉村”，種植花草鬆柏及棗、梨、桃、杏等果樹自樂自娛，直至元朝滅亡。
或許正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曆，接到朱元璋的諭旨，孔克堅頗有點為難，一方麵，他是元朝的舊臣，元王朝在北方還有一定的軍事勢力，未必沒有轉機；另一方麵，朱元璋造反稱帝，是個起事的“賊”，能否稱霸天下尚未可知。為穩妥起見，他便以有病為由，派其子孔希學進京謁見。
朱元璋對孔克堅這種首鼠兩端的態度大為惱火。立即親筆敕諭孔克堅，這份敕諭恩威並施。既表明我大明王朝仍將尊禮孔子，同時又威脅孔克堅：我朱元璋雖出身布衣。卻也是一個皇帝，不容你不來朝見我。
果然，朱元璋的敕諭起了作用，孔克堅接到敕諭後，誠惶誠恐，兼程進京朝見。為了表示尊孔崇儒的誠意，朱元璋當即賜給孔克堅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令孔克堅回曲阜代祀孔子。
與此緊密相關聯的是。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堅的同時，對孔克堅之子、蒙元時所襲封的衍聖公孔希學也予以承認。充分顯現了朱元璋利用孔子儒學鞏固其封建政權的目的。
從這一目的出發，朱元璋對孔子後裔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優禮：命孔希學繼續襲封衍聖公，秩進二品，官階為資善大夫，且每歲入朝，班亞丞相，皆加宴賚。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又令衍聖公班列文官之首。衍聖公每次朝見。都給予優厚的禮遇。
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訥襲封，朱元璋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之後，孔訥每年進京朝見。皇帝都給符乘傳。在蒙元時期已有掌書官、管勾官、典籍官、司樂官的基礎上，又新設知印一員、書寫一員、尼山書院和洙泗書院山長各一員、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和學祿各一員。各屬官的任用，均由衍聖公保舉。呈省擢用。
不但如此，比如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為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其所收入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為衍聖公俸祿。撥孔廟等灑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在曲阜附近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應。下詔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詔定樂舞生一百四十六名，禮生一百名，以供祭祀時樂舞讚禮之用。
可以說，朱元璋對孔子後裔的優禮，奠定了孔氏的地位。龐煌即位之後，在方孝孺、黃子澄等人的奏請下，又對孔子後裔進行了某些方麵的優禮，繼續抬高衍聖公地位。繼續賜田，並蠲免租稅等。
但是楊傑等人卻對於欽封的衍聖公不太認可，命永嘉學派名士黃磊、彭方等人為首，奏請以衍聖公弟襲封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斷拉高已經沒落的南宗孔子後人的地位，其實，孔子後人無形中成為兩派互相追逐的戰場。
方孝孺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楊傑等人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讀書人之間的地位，兩者起了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隱藏在暗處的，不能說透，也永遠說不清楚的矛盾。
僅僅是文化的一種衝突也就算了，龐煌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也出現了，那就是這兩種矛盾終於開始在朝堂上對立，不但是有了黨爭之勢，而且參雜進儲君之爭來。
龐煌將方孝孺、黃子澄等人為領袖的儒家學派稱為複古派，而將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江南儒家稱為激進派。一直命令內廠監視著雙方的舉動。隻要不起大的衝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們。
但是出來這兩支儒家學派的分支之外，隨著拜占庭傳教士的進入大明，也產生了一種新的學派，當然這個學派依然披著儒家的外衣。
踏著威尼斯商人的足跡，西方傳教士也蜂擁而至。景泰十五年，大明全麵開放海禁，基督教會的傳教士經過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抵達距廣州。設法向中國內地滲透。景泰十六年，得到皇帝的批準，進入中國內地，在廣東肇慶天寧寺居住，正式傳教。
他們懷著對宗教的狂熱，極快地熟悉了大明，並適時地變通其傳教原則，因而得以在大明長期居住和傳教。傳教士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極高的科學素養，能解釋一些中國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輕而易舉地震懾了大明之人，這也是龐煌允許其進入內地進行傳教的原因，因為這些傳教士知道的雖然不會比他多，但是傳播速度卻遠遠高於他這個大明皇帝的教諭。
特別是關於歐洲和大明之間隔著無數海陸地帶的解釋，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對歐洲的恐懼。使大明的官員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們是善良和有學問的人。當時文人、學士紛紛信其說，投刺交歡。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
傳教士在向大明傳遞西方文明的同時。也對中國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極大的尊敬，他們真誠地希望能從與中國正常的文化交流中獲益。使歐洲文明獲得更大的進步。龐煌投其所好，正好讓道教和基督教派進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發展體係。在基督教會進入大明的同時，道教作為交換，也開始陸續進入中亞等地區進行傳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間，也到過歐洲一些地方，獲取了大量的資料。
作為西方傳教士，他們當然也極容易地看到儒學的缺點和內在不足。早期傳教士普遍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隻在於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哲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以倫比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彌補歐洲文化之不足。
不過，他們也指出，由於儒家早期道德哲學主要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以期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
在傳教士看來，就人類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早期儒學的基本精神與基督教文明並無二致，儒家經典中的“天”。與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創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無始無終的。是善惡的審判者與賞罰者。
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學”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升華。然而他們在研究了到當時為止的整個中國儒學史之後也明確指出，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學的一致性。僅僅在於早期儒學，並不包括漢代以後的異端思想。他們認為。先儒是真儒，後儒是偽儒、俗儒或拘儒。後儒不察正理。專於虛句，而曲論古學之真意，雖與佛老不同，實則殊途而同歸。
基於對先儒、後儒的區別，這些傳教士一般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後儒而退於先儒，迸而再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係。
因此，這些傳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學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複古學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傳教士們對漢以後的儒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為漢以後的儒學，特別是宋明時期的道學，溺於佛教與道教的“邪說”，以形而上的手法，將反映皇權和家統意識的“天理”、“太極”取代“天”和“上帝”，這就不僅和基督教的“創世記”觀點相矛盾，而且也與先儒的觀點相衝突，勢必混淆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區別。
關於這一點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導的複古學派有了衝突，方孝孺等人學習的正是兩宋時期發展的理學，怎麽會和這些紅毛綠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龐煌心中就是想把這水給攪渾，在暗中支持著基督教的超儒論調，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複古派還是激進派都有著良好的底蘊和基礎，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論調卻是一個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複古、激進兩個學派的圍攻，以至於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學說。
龐煌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輕人跟隨這些傳教士進行探討、學習。在排斥後儒的同時，對先儒的理論也作了相當的修正。爭取將其融合為自己本土的學說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傳教士的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預想的效果，他們不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歸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國官僚階層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十餘年的時間，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幾何狀的增加。
其中在龐煌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數，傳教士對先儒後儒的區別，特別是對後儒的抨擊正符合大明現在的學術潮流，因而極容易在官吏、士子階層引起共鳴。
儒家學術發展到現在，幾經變遷，已和原始儒學有較大的差異。正如傳教士所分析的那樣，兩宋儒學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試圖以太極、天理取代早期儒學中天的觀念；在學術風氣上，愈發使本來就不講究邏輯規則的儒學變得更加空疏。
當然，不可否認後儒具有某些自發的啟蒙思想因素，但對整個大明的士子階層來說，提倡九年的免費教育，造成了讀書人的泛濫，現有的儒家學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讀書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權威。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的前期。
在這個轉型期，儒學的前途有多種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學派，向程朱理學複舊。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種可能是對儒學本身進行改造，使之適應現實需要。而以楊傑、黃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學派正是這樣做的。(未完待續。。)
他們在進行著一些準備工作，其中獲得太子的支持，在北方大力發展儒家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朱雄英又請旨尊崇衍聖公，並禦賜十字：希言公承彥宏聞貞尚衍，作為孔氏家族輩分用字。
此時孔公鑒繼任衍聖公的稱號，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遷衢州孔廟回曲阜，對於衍聖公家族南北宗進行合並。以保持儒家的正統性。
原來，宋金時期，南北對峙，由於社會劇烈動蕩，“衍聖公”出現了南宗與北宗。
北宋末年，女真人起兵南下，徽、欽二帝被俘，趙構建立了南宋。孔子四十八代孫“衍聖公”孔端友於建炎二年離曲阜去揚州陪祀，遷居衢州（今浙江衢州），這就是南宗。
金兵入主中原後，建立了偽齊劉豫政權，劉豫為拉攏漢族士大夫階級，在阜昌二年將孔端友之弟孔端超的二兒子孔璠，封為“衍聖公”，主持孔廟祭祀。偽齊政權滅亡後，金熙宗天眷二年，仍封孔璠為“衍聖公”。這就是北宗。
南宋孔端友沒有兒子，用他弟弟端操的四子孔玠為繼承人，其後子孫孔搢、孔文遠、孔萬春、孔洙都享有南宋的“衍聖公”封號。北宗孔璠是南宗孔玠的二哥。先後傳子孫孔拯、孔元紘、孔元措、孔之固等。到孔湞時，因孔湞是孔元措的侄子的小妾所生。曾隨母親被正室趕走改嫁，長大後才被孔元措領會作繼承人。因此。被其它孔氏族人攻擊為不是孔子的後代，被免去“衍聖公”的封號。
蒙古占領中原後，也需要孔子的思想籠絡人心，另封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用為襲封“衍聖公”；其後又以孔元用的兒子孔之全為“衍聖公”。這時，金、宋、蒙古各有一個“衍聖公”。蒙古滅金後，取得了金代“衍聖公”，便仍以孔元措為襲封“衍聖公”，而改任孔之全為世襲曲阜縣尹。
元滅宋後，又取得了宋封的南宗“衍聖公”孔洙。忽必烈要封孔洙為“衍聖公”。孔洙讓位於居住在曲阜的孔子的後代，不願意受封於蒙元，忽必烈無奈，便改封他為國子監祭酒，免去“衍聖公”封號，暫時結束了北宗、南宗並列的局麵。
但是當年孔端友隨宋高宗南下，不屈從異族的氣節卻保留在江南士子的心裏，無形之中，還是在心裏刻意的將孔子家族的南北宗分開。理由是北方長期被蒙元等異族盤踞。曲阜孔廟卻沒有起到應該的教化作用，而是選擇了投靠異族。
所以江南士子在心裏還是將衢州的孔廟奉為正宗，同時，也造就了江南士林中的人才輩出。方孝孺認為，要贏得更多士子的擁護，那就要將文化中心重新搬回北方來。mianhuatang.info打造曲阜孔廟的威信，成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這樣做。不但可以打擊江南儒林的士氣，而且趁勢可以樹立北方儒林的正宗。方孝孺考慮了很久時間，沒有以自己出身於江南士林有絲毫顧忌，反而大膽的開始通過自己的學生還有太子想要達成這個事情。
在他的心裏，江南士子已經被商賈們腐化了，特別是最近十餘年浙江永嘉、永康學派的抬頭，更是讓方孝孺對江南士林的失望，他要在曲阜打造新儒學，趁機統一儒家的思想，因為這樣才能挽回士子們已經被腐化了的心。
說起衍聖公，當然不能不說大明建立以來孔家的發展曆程了。
蒙元時期，借助其殘暴的本性，元帝結束了南北宗的分裂局麵。南宗最後一位衍聖公孔洙於至元十九年讓爵於北宗，孔氏南宗失去了衍聖公，開始走向衰敗。在此後的二百餘年中，南宗政治上、經濟上都大不如以前，家廟破舊了，無力整修，祭田免稅特權被廢，族人中入仕做官的很少，少數的幾位也隻是做書院山長、儒學提舉之類的學官。
孔氏南宗在經曆了一百餘年的衰落之後，景泰四年，在楊傑等人的奏請下，龐煌下詔南宗重新複爵，正式授於南宗孔議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享受減免祭田賦稅的優遇，中斷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孔氏南宗重新恢複襲爵，但其爵位低於北宗衍聖公，隻相當於衍聖公次子。
但是天下士子出江南，從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可以看出，北方的士子遠遠遜色於南方士子，由此天下人都已經認可了南宗正宗的地位，對北宗很少去關注。雖然都是孔子的後人，可是在士子的眼裏卻是天淵之別。
而且大明的第一代衍聖公孔克堅，在蒙元時期曾經任禮部尚書，知貢舉之事。隨後又擢升為陝西行台侍禦史。當時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為爭奪秦隴地區而相互攻殺，朝廷無力加以製止，看到蒙元的大勢已去，孔克堅遂辭去為國子監祭酒之職，不再願居官任職了，就以病為由謝絕了，回到故鄉，在距今曲阜城十裏多的地方修築了一座別墅，名“終吉村”，種植花草鬆柏及棗、梨、桃、杏等果樹自樂自娛，直至元朝滅亡。
或許正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曆，接到朱元璋的諭旨，孔克堅頗有點為難，一方麵，他是元朝的舊臣，元王朝在北方還有一定的軍事勢力，未必沒有轉機；另一方麵，朱元璋造反稱帝，是個起事的“賊”，能否稱霸天下尚未可知。為穩妥起見，他便以有病為由，派其子孔希學進京謁見。
朱元璋對孔克堅這種首鼠兩端的態度大為惱火。立即親筆敕諭孔克堅，這份敕諭恩威並施。既表明我大明王朝仍將尊禮孔子，同時又威脅孔克堅：我朱元璋雖出身布衣。卻也是一個皇帝，不容你不來朝見我。
果然，朱元璋的敕諭起了作用，孔克堅接到敕諭後，誠惶誠恐，兼程進京朝見。為了表示尊孔崇儒的誠意，朱元璋當即賜給孔克堅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令孔克堅回曲阜代祀孔子。
與此緊密相關聯的是。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堅的同時，對孔克堅之子、蒙元時所襲封的衍聖公孔希學也予以承認。充分顯現了朱元璋利用孔子儒學鞏固其封建政權的目的。
從這一目的出發，朱元璋對孔子後裔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優禮：命孔希學繼續襲封衍聖公，秩進二品，官階為資善大夫，且每歲入朝，班亞丞相，皆加宴賚。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又令衍聖公班列文官之首。衍聖公每次朝見。都給予優厚的禮遇。
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訥襲封，朱元璋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之後，孔訥每年進京朝見。皇帝都給符乘傳。在蒙元時期已有掌書官、管勾官、典籍官、司樂官的基礎上，又新設知印一員、書寫一員、尼山書院和洙泗書院山長各一員、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和學祿各一員。各屬官的任用，均由衍聖公保舉。呈省擢用。
不但如此，比如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為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其所收入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為衍聖公俸祿。撥孔廟等灑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在曲阜附近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應。下詔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詔定樂舞生一百四十六名，禮生一百名，以供祭祀時樂舞讚禮之用。
可以說，朱元璋對孔子後裔的優禮，奠定了孔氏的地位。龐煌即位之後，在方孝孺、黃子澄等人的奏請下，又對孔子後裔進行了某些方麵的優禮，繼續抬高衍聖公地位。繼續賜田，並蠲免租稅等。
但是楊傑等人卻對於欽封的衍聖公不太認可，命永嘉學派名士黃磊、彭方等人為首，奏請以衍聖公弟襲封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斷拉高已經沒落的南宗孔子後人的地位，其實，孔子後人無形中成為兩派互相追逐的戰場。
方孝孺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楊傑等人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讀書人之間的地位，兩者起了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隱藏在暗處的，不能說透，也永遠說不清楚的矛盾。
僅僅是文化的一種衝突也就算了，龐煌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也出現了，那就是這兩種矛盾終於開始在朝堂上對立，不但是有了黨爭之勢，而且參雜進儲君之爭來。
龐煌將方孝孺、黃子澄等人為領袖的儒家學派稱為複古派，而將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江南儒家稱為激進派。一直命令內廠監視著雙方的舉動。隻要不起大的衝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們。
但是出來這兩支儒家學派的分支之外，隨著拜占庭傳教士的進入大明，也產生了一種新的學派，當然這個學派依然披著儒家的外衣。
踏著威尼斯商人的足跡，西方傳教士也蜂擁而至。景泰十五年，大明全麵開放海禁，基督教會的傳教士經過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抵達距廣州。設法向中國內地滲透。景泰十六年，得到皇帝的批準，進入中國內地，在廣東肇慶天寧寺居住，正式傳教。
他們懷著對宗教的狂熱，極快地熟悉了大明，並適時地變通其傳教原則，因而得以在大明長期居住和傳教。傳教士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極高的科學素養，能解釋一些中國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輕而易舉地震懾了大明之人，這也是龐煌允許其進入內地進行傳教的原因，因為這些傳教士知道的雖然不會比他多，但是傳播速度卻遠遠高於他這個大明皇帝的教諭。
特別是關於歐洲和大明之間隔著無數海陸地帶的解釋，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對歐洲的恐懼。使大明的官員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們是善良和有學問的人。當時文人、學士紛紛信其說，投刺交歡。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
傳教士在向大明傳遞西方文明的同時。也對中國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極大的尊敬，他們真誠地希望能從與中國正常的文化交流中獲益。使歐洲文明獲得更大的進步。龐煌投其所好，正好讓道教和基督教派進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發展體係。在基督教會進入大明的同時，道教作為交換，也開始陸續進入中亞等地區進行傳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間，也到過歐洲一些地方，獲取了大量的資料。
作為西方傳教士，他們當然也極容易地看到儒學的缺點和內在不足。早期傳教士普遍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隻在於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哲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以倫比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彌補歐洲文化之不足。
不過，他們也指出，由於儒家早期道德哲學主要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以期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
在傳教士看來，就人類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早期儒學的基本精神與基督教文明並無二致，儒家經典中的“天”。與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創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無始無終的。是善惡的審判者與賞罰者。
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學”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升華。然而他們在研究了到當時為止的整個中國儒學史之後也明確指出，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學的一致性。僅僅在於早期儒學，並不包括漢代以後的異端思想。他們認為。先儒是真儒，後儒是偽儒、俗儒或拘儒。後儒不察正理。專於虛句，而曲論古學之真意，雖與佛老不同，實則殊途而同歸。
基於對先儒、後儒的區別，這些傳教士一般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後儒而退於先儒，迸而再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係。
因此，這些傳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學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複古學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傳教士們對漢以後的儒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為漢以後的儒學，特別是宋明時期的道學，溺於佛教與道教的“邪說”，以形而上的手法，將反映皇權和家統意識的“天理”、“太極”取代“天”和“上帝”，這就不僅和基督教的“創世記”觀點相矛盾，而且也與先儒的觀點相衝突，勢必混淆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區別。
關於這一點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導的複古學派有了衝突，方孝孺等人學習的正是兩宋時期發展的理學，怎麽會和這些紅毛綠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龐煌心中就是想把這水給攪渾，在暗中支持著基督教的超儒論調，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複古派還是激進派都有著良好的底蘊和基礎，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論調卻是一個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複古、激進兩個學派的圍攻，以至於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學說。
龐煌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輕人跟隨這些傳教士進行探討、學習。在排斥後儒的同時，對先儒的理論也作了相當的修正。爭取將其融合為自己本土的學說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傳教士的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預想的效果，他們不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歸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國官僚階層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十餘年的時間，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幾何狀的增加。
其中在龐煌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數，傳教士對先儒後儒的區別，特別是對後儒的抨擊正符合大明現在的學術潮流，因而極容易在官吏、士子階層引起共鳴。
儒家學術發展到現在，幾經變遷，已和原始儒學有較大的差異。正如傳教士所分析的那樣，兩宋儒學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試圖以太極、天理取代早期儒學中天的觀念；在學術風氣上，愈發使本來就不講究邏輯規則的儒學變得更加空疏。
當然，不可否認後儒具有某些自發的啟蒙思想因素，但對整個大明的士子階層來說，提倡九年的免費教育，造成了讀書人的泛濫，現有的儒家學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讀書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權威。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的前期。
在這個轉型期，儒學的前途有多種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學派，向程朱理學複舊。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種可能是對儒學本身進行改造，使之適應現實需要。而以楊傑、黃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學派正是這樣做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