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從前唐時的國教，為何會被一個外來宗教擠兌的抬不起頭，這件事就要從道家的起源開始說起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皇帝朱標召見了正一教的現任掌教張宇初，這個才四十九歲的掌教，馬上風塵仆仆的奉召由龍虎山趕來。
張宇初洪武十年繼任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總領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見，張宇初有些受寵若驚，聽到皇上的問題，當然是口若懸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莊學說，或言內外修煉，或言符籙方術，認為天地萬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社會人生都應法“道”而行，最後回歸自然。具體而言，是從“天”、“地”、“人”、“鬼”四個方麵展開教義係統的。
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漢朝，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之詐妄；西晉時，帛遠與道士王浮間亦有佛道之爭，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之正統；南朝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係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係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謠，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然於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的政策壓迫。此即曆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佛教。
三武滅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第三，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結束，都是道家領先。但是佛教憑著普世性頑強的堅持下來，宣揚一切眾生，都可以簡單的方式從中求取寄托，適合所有信眾，尤其是各種意義上的弱勢人群，婦女、老人、殘疾者等等，都無須特別的資財、時間就可以從中得到安慰。
用此來走民間路線，得到了本來就家無餘財的百姓大力支持，從而讓曆朝各代不能下決心將其禁絕。
而道教的修煉，則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時間和物質條件，也更近於“術”，這就使它適合的範圍小於佛教。隻適合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因此雖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卻因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員們的支持，也得到了執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規模。
一直到宋朝滅亡，基本上就沒有再起過很大的衝突，可是一切都隨著蒙元的入侵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而一個皇帝朱標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現了，那就是另一個時空中，金大俠筆下的長春真人丘處機。
丘處機自號“長春子”，曾拜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為師，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後來成為全真教第五任掌門。外人尊稱“長春真人”。
年屆七旬的丘處機鶴發童顏、碧眼方瞳，外界紛紛傳說他精通“長生不老之術”和“治天下之術”。這些傳言也傳到了率軍西征花剌子模國的成吉思汗耳朵裏。
此時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順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將至，身邊人又向他進言：丘處機行年三百餘歲，肯定有長生之術。這樣的神仙應該趕緊請來。於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寫下一封言詞謙虛、懇切的詔書，派劉仲祿前去邀請丘處機。
起初，接到詔書的長春真人頗感為難，全真教一向主張清心寡欲、清靜無為，不希望與亂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長春真人想到借機為民請命，勸蒙古人少殺無辜。也是為了全真教的發展，最終決定應詔。
嘉定十五年初夏，長春真人終於到達了大雪山（興都庫什山），見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見丘處機果真是仙風道骨，十分高興，便開門見山地向他討要長生之術和長生不老藥。丘處機顯然早有心理準備，他說：“世界上隻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短命之人皆因“不懂衛生之道。”而衛生之道以“清心寡欲為要”，即“一要清除雜念，二要減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寧靜。”
在後來二人朝夕相處的日子裏，長春真人還不斷以身邊小事來勸誡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獵射殺一隻野豬時突然馬失前蹄，可野豬卻不敢撲向成吉思汗。事後，長春真人便入諫說：“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現在聖壽已高，應該少出去打獵。墜馬，正是上天告誡陛下。而野豬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護著陛下。”成吉思汗對此十分信服，告訴左右人說：“隻要是神仙的勸告，以後都照做。”成吉思汗過橋時，橋一下子被雷劈斷了。長春真人便說，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順父母的蒙古人。於是，成吉思汗就詔告國人，聽從神仙的指示，要盡孝道。長春真人還多次勸導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術以“敬天愛民”為本，應該體恤百姓疾苦，保護黎民生命。
長春真人最後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認可，還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古蠻夷對漢人的殘酷殺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邊呆了一個年頭。由於思念故土。長春真人決定東歸。成吉思汗賜給他許多金銀財寶，卻遭到謝絕。於是，成吉思汗下詔免除全真教徒的賦稅，並命燕京行省將原金朝的禦花園賞給全真教建造宮觀。
由於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佛教的嫉妒不滿。但是成吉思汗在位的時間，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的積極行動起來，救黎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觸動了不少當時的佛教或者是蒙古貴族的利益，這股力量在成吉思汗在位的時候還顯示不出來。但是蒙哥即位以後，佛教已經深得蒙古權貴的尊寵，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擊。這時候，少林寺的一位長老裕公首先發難，向官府舉報道教偽造《老子化胡經》，蒙哥再次不由分說。將佛道兩家的領袖人物一齊召到和林城，要他們當麵對質，辯論是非。
在和林的萬安宮，佛教向全真教徒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最要害的一項，就是指責全真教大肆宣揚的《老子化胡經》，指責該經杜撰了老子西出關，到了印度，最終成了釋迦牟尼老師的故事，由此認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這種表現出來的中原地區的文化優越感，恰恰是蒙古人所忌諱的，“化胡”兩個字讓全真教的教領們百口莫辯，一敗塗地。
寶佑六年，當時的蒙古大汗蒙哥又委托忽必烈主持了一次僧道論辯。忽必烈再次出麵，召集兩教人士進行大辯論，兩教各出精英共五百餘人，匯聚到當時的王府開平城，儒家方麵也出動領袖人物作為中間人，仲裁兩家的勝負，一時內蒙古大草原上匯聚了大量的宗教學者。
但是此次大辯論，在忽必烈的可以維護下，全真教又一次大敗。全真教至此遭遇重創，道教經典被焚毀，五百多處道觀被勒令交給佛教徒進駐，參加這次辯論的十七名全真教領袖人物，被強行押往寺院，剃發為僧，分頭監禁，並發布文告：“其落發道士，遍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像管賊一樣“監督修行”，全真教從此一蹶不振。
全真教的落敗，標誌著道教的全麵潰敗，正一教雖然在南方受到的影響小了一些，但是也被佛教壓的抬不起頭來。
一直到如今，大明建立，在太祖高皇帝一碗水端平的情況下，道教仍隻是保持著不溫不火的發展勢頭，論普及性，還不如被皇帝朱標壓製過的佛教。
張宇初說到這裏的時候，臉上竟然露出一種不安起來，他不敢對皇上有所隱瞞，因為正一教一直走的是高層路線，在官員和宮廷之中占有一定份量，但是這種基礎遠遠不如信奉佛教之千萬百姓來的雄厚，他的底氣來自於皇家，所以對於皇家的看法保留著一絲畏懼之心。
皇帝朱標知道，父皇朱元璋不但不是虔誠的宗教信徒，甚至可能是無神論者。他對於宗教的基本態度，一直是把宗教看作是可供利用、強化皇權的工具，特別是大明立國之後，父皇朱元璋對宗教的態度乃從利用轉為利用中有所整治，並著重於“整治”，要將宗教導入非政治領域，比如說禁絕明教的宗教信仰之行為，明教可是大明立國之初的根本啊。
總之來說，老朱在建立大明前，積極的利用宗教信仰與宗教力量來匯聚其武力、建立正統性，對抗當時的蒙元與其它義軍；等到建立大明王朝，則反過來將宗教置於國家的控製之下，將宗教形塑成鞏固現王朝、或最少不能對抗現王朝的工具。
這種做法無論是哪個開國皇帝都會使用的手段，他們不敢讓宗教保持統一，如果要是佛道二教開始和解，恐怕父皇朱元璋第一個就會站出來將其中一個打壓下去，甚至滅掉。因為大明初始是依據宗教信仰而建立的，他害怕宗教的力量，所以對於宗教的態度沒有之前的曆朝各代皇帝旗幟鮮明。
不過張宇初講解的道教曆史，以及佛道兩教之間的爭端，使皇帝朱標打開眼界，在另一個時空的時候，宗教由於科學的進步已經退居到一個次要的位置上了，所以他的感受並不深。甚至在另一個時空中，還是一個無神論者。以至於來到大明之後，絲毫沒有重視宗教的事情，就算是壓製佛教。也是一時興起。出於對佛教占地和影響大明財政的考慮。
從來沒有站在一個信仰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本來以為不重要。但是麵對著七千萬的大明百姓，教育沒有跟上的話，還是需要宗教的引導。
在聽張宇初講解的時候，皇帝朱標想起了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的聖戰、甚至那搖搖欲墜的日本武士道等等。不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有一件滅絕人性的戰爭嗎？
特別是現在通訊不暢的情況下，利用宗教信仰來統治人心，是十分合適的選擇。方孝孺言簡意賅的指出：“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矣。”清楚的指出：不可過度相信宗教。否則會陷入虛無，如果百姓都如此，則有害為政；但也不能完全不談，否則會使人民全無所懼。
但是現在大明朝堂上各執一詞。解縉上奏時提出：“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他認為大明不必再利用宗教力量，因為“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異，民無患害。”
解縉說的話也有道理，宗教的作用無非是使人心順服；抑製奸雄產生（尤其是試圖運用宗教力量的奸雄）；在天災人禍產生時藉以安定人心；穩固政權等等。
宗教是一柄雙刃劍，可傷人，也可傷自己。皇帝朱標在另一個時空多出的幾百年經驗告訴他，要謹慎行事。
不過他從張宇初的講解中，對兩件事情比較感興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從武俠小說中知道的全真教，第二件事就是關於《老子化胡經》之說。
經過了解，《老子化胡經》在蒙元時期被忽必烈焚毀殆盡，已經沒有流傳下來，皇帝朱標對此有些遺憾，不管是真是假，對於這個自己未知的領域，他還是想多了解一些，好加以利用。
至於全真教，本來以為張宇初是正一教的掌教，不會對其了解太多，誰知道全真教經過蒙元那些蠻夷的摧殘，再加上戰火的牽連，早已經不複當年的輝煌，真正的全真教已經漸漸消散，而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的龍門派。它承襲全真教法，頑強的生存了下來。
該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為祖師。尊丘處機弟子趙道堅為創派宗師。第三代掌教陳通微，號衝夷子，山東東昌人，原為正一派道士，後來轉入全真教龍門派，周遊各地多年，隱入青城山，於明洪武二十年以戒法傳第四代掌教周玄樸，仍居青城山之中。
沒有想到正一教的人最後成了全真教的主要人物之一，這也表示著本土的宗教也開始慢慢的走向合並，可是為什麽在另一個時空仍舊是沒有能發揚光大呢？皇帝朱標心裏十分不解，但是這個問題就不能再問出來了。
翌日，遣人往青城山尋周玄樸覲見，命張宇初發動門徒，尋找《老子化胡經》的遺跡，甚至是口口相傳的痕跡也要注意，這個用意引起了張宇初的極大興奮，馬上領命而去。到底心裏有沒有把握，可能隻有他心裏清楚。
景泰八年十二月，皇帝昭示，重修武當山玄宮、重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為太嶽太和山。武當山有72峰，36崖，24澗。紫霄、南崖等峰舊皆有宮，蒙元時兵毀。皇帝朱標下詔全麵新建。
五龍之東十餘裏，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崖曰大聖南崖宮，五龍曰興盛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並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為提點，秩正六品，分主宮觀，嚴祀事，上資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後之福，下為臣庶所弭災沴。凡為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紀之。
這實際上是建立起了一個兼道教核心區與皇室私家道觀為一體的中心。道教之依附於皇室，至此已經無以複加。
這樣大規模、極盡豪奢之能事的道觀群修建，已經超出了以道教“陰翊王道”的程度，是公開的道教崇拜活動，其社會暗示作用自然不可小覷。
此後，皇帝朱標借助立訓，對太嶽太和山宮觀的維持，冠冕堂皇地列於國家事務中。這類以國家之實力與權威支持道教的做法，一方麵維持了道教的地位，同時也強化了道教對於國家，尤其是皇帝的依附性。
雖然此時還未宣布道教的超然地位，但是善於揣測帝王心思的大臣們，早已經做好了上奏的準備，積極擁護皇帝將道教立為大明國教，因為相對於佛教，道教在儒家的心目中更加親切了幾分。
然而，皇帝朱標卻明白還未到時間，他要先明確道教的根本宗旨後，再做決定。
皇帝朱標召見了正一教的現任掌教張宇初，這個才四十九歲的掌教，馬上風塵仆仆的奉召由龍虎山趕來。
張宇初洪武十年繼任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總領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見，張宇初有些受寵若驚，聽到皇上的問題，當然是口若懸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莊學說，或言內外修煉，或言符籙方術，認為天地萬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社會人生都應法“道”而行，最後回歸自然。具體而言，是從“天”、“地”、“人”、“鬼”四個方麵展開教義係統的。
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漢朝，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之詐妄；西晉時，帛遠與道士王浮間亦有佛道之爭，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之正統；南朝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係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係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謠，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然於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的政策壓迫。此即曆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佛教。
三武滅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第三，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結束，都是道家領先。但是佛教憑著普世性頑強的堅持下來，宣揚一切眾生，都可以簡單的方式從中求取寄托，適合所有信眾，尤其是各種意義上的弱勢人群，婦女、老人、殘疾者等等，都無須特別的資財、時間就可以從中得到安慰。
用此來走民間路線，得到了本來就家無餘財的百姓大力支持，從而讓曆朝各代不能下決心將其禁絕。
而道教的修煉，則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時間和物質條件，也更近於“術”，這就使它適合的範圍小於佛教。隻適合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因此雖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卻因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員們的支持，也得到了執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規模。
一直到宋朝滅亡，基本上就沒有再起過很大的衝突，可是一切都隨著蒙元的入侵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而一個皇帝朱標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現了，那就是另一個時空中，金大俠筆下的長春真人丘處機。
丘處機自號“長春子”，曾拜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為師，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後來成為全真教第五任掌門。外人尊稱“長春真人”。
年屆七旬的丘處機鶴發童顏、碧眼方瞳，外界紛紛傳說他精通“長生不老之術”和“治天下之術”。這些傳言也傳到了率軍西征花剌子模國的成吉思汗耳朵裏。
此時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順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將至，身邊人又向他進言：丘處機行年三百餘歲，肯定有長生之術。這樣的神仙應該趕緊請來。於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寫下一封言詞謙虛、懇切的詔書，派劉仲祿前去邀請丘處機。
起初，接到詔書的長春真人頗感為難，全真教一向主張清心寡欲、清靜無為，不希望與亂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長春真人想到借機為民請命，勸蒙古人少殺無辜。也是為了全真教的發展，最終決定應詔。
嘉定十五年初夏，長春真人終於到達了大雪山（興都庫什山），見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見丘處機果真是仙風道骨，十分高興，便開門見山地向他討要長生之術和長生不老藥。丘處機顯然早有心理準備，他說：“世界上隻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短命之人皆因“不懂衛生之道。”而衛生之道以“清心寡欲為要”，即“一要清除雜念，二要減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寧靜。”
在後來二人朝夕相處的日子裏，長春真人還不斷以身邊小事來勸誡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獵射殺一隻野豬時突然馬失前蹄，可野豬卻不敢撲向成吉思汗。事後，長春真人便入諫說：“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現在聖壽已高，應該少出去打獵。墜馬，正是上天告誡陛下。而野豬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護著陛下。”成吉思汗對此十分信服，告訴左右人說：“隻要是神仙的勸告，以後都照做。”成吉思汗過橋時，橋一下子被雷劈斷了。長春真人便說，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順父母的蒙古人。於是，成吉思汗就詔告國人，聽從神仙的指示，要盡孝道。長春真人還多次勸導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術以“敬天愛民”為本，應該體恤百姓疾苦，保護黎民生命。
長春真人最後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認可，還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古蠻夷對漢人的殘酷殺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邊呆了一個年頭。由於思念故土。長春真人決定東歸。成吉思汗賜給他許多金銀財寶，卻遭到謝絕。於是，成吉思汗下詔免除全真教徒的賦稅，並命燕京行省將原金朝的禦花園賞給全真教建造宮觀。
由於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佛教的嫉妒不滿。但是成吉思汗在位的時間，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的積極行動起來，救黎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觸動了不少當時的佛教或者是蒙古貴族的利益，這股力量在成吉思汗在位的時候還顯示不出來。但是蒙哥即位以後，佛教已經深得蒙古權貴的尊寵，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擊。這時候，少林寺的一位長老裕公首先發難，向官府舉報道教偽造《老子化胡經》，蒙哥再次不由分說。將佛道兩家的領袖人物一齊召到和林城，要他們當麵對質，辯論是非。
在和林的萬安宮，佛教向全真教徒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最要害的一項，就是指責全真教大肆宣揚的《老子化胡經》，指責該經杜撰了老子西出關，到了印度，最終成了釋迦牟尼老師的故事，由此認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這種表現出來的中原地區的文化優越感，恰恰是蒙古人所忌諱的，“化胡”兩個字讓全真教的教領們百口莫辯，一敗塗地。
寶佑六年，當時的蒙古大汗蒙哥又委托忽必烈主持了一次僧道論辯。忽必烈再次出麵，召集兩教人士進行大辯論，兩教各出精英共五百餘人，匯聚到當時的王府開平城，儒家方麵也出動領袖人物作為中間人，仲裁兩家的勝負，一時內蒙古大草原上匯聚了大量的宗教學者。
但是此次大辯論，在忽必烈的可以維護下，全真教又一次大敗。全真教至此遭遇重創，道教經典被焚毀，五百多處道觀被勒令交給佛教徒進駐，參加這次辯論的十七名全真教領袖人物，被強行押往寺院，剃發為僧，分頭監禁，並發布文告：“其落發道士，遍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像管賊一樣“監督修行”，全真教從此一蹶不振。
全真教的落敗，標誌著道教的全麵潰敗，正一教雖然在南方受到的影響小了一些，但是也被佛教壓的抬不起頭來。
一直到如今，大明建立，在太祖高皇帝一碗水端平的情況下，道教仍隻是保持著不溫不火的發展勢頭，論普及性，還不如被皇帝朱標壓製過的佛教。
張宇初說到這裏的時候，臉上竟然露出一種不安起來，他不敢對皇上有所隱瞞，因為正一教一直走的是高層路線，在官員和宮廷之中占有一定份量，但是這種基礎遠遠不如信奉佛教之千萬百姓來的雄厚，他的底氣來自於皇家，所以對於皇家的看法保留著一絲畏懼之心。
皇帝朱標知道，父皇朱元璋不但不是虔誠的宗教信徒，甚至可能是無神論者。他對於宗教的基本態度，一直是把宗教看作是可供利用、強化皇權的工具，特別是大明立國之後，父皇朱元璋對宗教的態度乃從利用轉為利用中有所整治，並著重於“整治”，要將宗教導入非政治領域，比如說禁絕明教的宗教信仰之行為，明教可是大明立國之初的根本啊。
總之來說，老朱在建立大明前，積極的利用宗教信仰與宗教力量來匯聚其武力、建立正統性，對抗當時的蒙元與其它義軍；等到建立大明王朝，則反過來將宗教置於國家的控製之下，將宗教形塑成鞏固現王朝、或最少不能對抗現王朝的工具。
這種做法無論是哪個開國皇帝都會使用的手段，他們不敢讓宗教保持統一，如果要是佛道二教開始和解，恐怕父皇朱元璋第一個就會站出來將其中一個打壓下去，甚至滅掉。因為大明初始是依據宗教信仰而建立的，他害怕宗教的力量，所以對於宗教的態度沒有之前的曆朝各代皇帝旗幟鮮明。
不過張宇初講解的道教曆史，以及佛道兩教之間的爭端，使皇帝朱標打開眼界，在另一個時空的時候，宗教由於科學的進步已經退居到一個次要的位置上了，所以他的感受並不深。甚至在另一個時空中，還是一個無神論者。以至於來到大明之後，絲毫沒有重視宗教的事情，就算是壓製佛教。也是一時興起。出於對佛教占地和影響大明財政的考慮。
從來沒有站在一個信仰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本來以為不重要。但是麵對著七千萬的大明百姓，教育沒有跟上的話，還是需要宗教的引導。
在聽張宇初講解的時候，皇帝朱標想起了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的聖戰、甚至那搖搖欲墜的日本武士道等等。不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有一件滅絕人性的戰爭嗎？
特別是現在通訊不暢的情況下，利用宗教信仰來統治人心，是十分合適的選擇。方孝孺言簡意賅的指出：“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矣。”清楚的指出：不可過度相信宗教。否則會陷入虛無，如果百姓都如此，則有害為政；但也不能完全不談，否則會使人民全無所懼。
但是現在大明朝堂上各執一詞。解縉上奏時提出：“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他認為大明不必再利用宗教力量，因為“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異，民無患害。”
解縉說的話也有道理，宗教的作用無非是使人心順服；抑製奸雄產生（尤其是試圖運用宗教力量的奸雄）；在天災人禍產生時藉以安定人心；穩固政權等等。
宗教是一柄雙刃劍，可傷人，也可傷自己。皇帝朱標在另一個時空多出的幾百年經驗告訴他，要謹慎行事。
不過他從張宇初的講解中，對兩件事情比較感興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從武俠小說中知道的全真教，第二件事就是關於《老子化胡經》之說。
經過了解，《老子化胡經》在蒙元時期被忽必烈焚毀殆盡，已經沒有流傳下來，皇帝朱標對此有些遺憾，不管是真是假，對於這個自己未知的領域，他還是想多了解一些，好加以利用。
至於全真教，本來以為張宇初是正一教的掌教，不會對其了解太多，誰知道全真教經過蒙元那些蠻夷的摧殘，再加上戰火的牽連，早已經不複當年的輝煌，真正的全真教已經漸漸消散，而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的龍門派。它承襲全真教法，頑強的生存了下來。
該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為祖師。尊丘處機弟子趙道堅為創派宗師。第三代掌教陳通微，號衝夷子，山東東昌人，原為正一派道士，後來轉入全真教龍門派，周遊各地多年，隱入青城山，於明洪武二十年以戒法傳第四代掌教周玄樸，仍居青城山之中。
沒有想到正一教的人最後成了全真教的主要人物之一，這也表示著本土的宗教也開始慢慢的走向合並，可是為什麽在另一個時空仍舊是沒有能發揚光大呢？皇帝朱標心裏十分不解，但是這個問題就不能再問出來了。
翌日，遣人往青城山尋周玄樸覲見，命張宇初發動門徒，尋找《老子化胡經》的遺跡，甚至是口口相傳的痕跡也要注意，這個用意引起了張宇初的極大興奮，馬上領命而去。到底心裏有沒有把握，可能隻有他心裏清楚。
景泰八年十二月，皇帝昭示，重修武當山玄宮、重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為太嶽太和山。武當山有72峰，36崖，24澗。紫霄、南崖等峰舊皆有宮，蒙元時兵毀。皇帝朱標下詔全麵新建。
五龍之東十餘裏，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崖曰大聖南崖宮，五龍曰興盛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並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為提點，秩正六品，分主宮觀，嚴祀事，上資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後之福，下為臣庶所弭災沴。凡為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紀之。
這實際上是建立起了一個兼道教核心區與皇室私家道觀為一體的中心。道教之依附於皇室，至此已經無以複加。
這樣大規模、極盡豪奢之能事的道觀群修建，已經超出了以道教“陰翊王道”的程度，是公開的道教崇拜活動，其社會暗示作用自然不可小覷。
此後，皇帝朱標借助立訓，對太嶽太和山宮觀的維持，冠冕堂皇地列於國家事務中。這類以國家之實力與權威支持道教的做法，一方麵維持了道教的地位，同時也強化了道教對於國家，尤其是皇帝的依附性。
雖然此時還未宣布道教的超然地位，但是善於揣測帝王心思的大臣們，早已經做好了上奏的準備，積極擁護皇帝將道教立為大明國教，因為相對於佛教，道教在儒家的心目中更加親切了幾分。
然而，皇帝朱標卻明白還未到時間，他要先明確道教的根本宗旨後，再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