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哥帖木兒的情況又與其他的高麗境內的女真人有所不同，因為猛哥帖木兒的部落本來是不在高麗境內生活的，後來因為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人的侵襲，不得已才逐步遷至當時尚屬大明領土的高麗半島北部。
猛哥帖木兒部想回到東北故土，但是李芳遠試圖通過控製猛哥帖木兒實現其穩定高麗半島北部的既得處益，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北擴張的野心。
麵對著猛哥帖木兒的心思，一方麵，李芳遠對猛哥帖木兒施以利誘，賜猛哥帖木兒上將軍三品官職事其隨從也被加封為護軍、司直、副司直等職，並賜猛哥帖木兒許多財物拉攏。
另一方麵，李芳遠又對猛哥帖木兒施以威逼，表示了不依附就要死，寧可族滅，也不會讓他回歸大明。
在高麗的利誘威逼之下，特別是其生存直接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猛哥帖木兒隻好留在高麗，但是卻通知了在遼東的阿哈出，說其有歸附大明之心，但是高麗當局的阻撓使得猛哥帖木兒不能歸附，請求阿哈出的幫助。
因為猛哥帖木兒知道，高麗之所以如此爭奪自己，其實最終目的，是想讓猛哥帖木兒給高麗當炮灰，如此，進可攻，能實現高麗人的野心，退，則可守，即使猛哥帖木兒等女真部族成為替高麗抵抗大明朝的壓力的肉盾。
左右他的部族都逃不過一個滅亡的命運，猛哥帖木兒當然要找強者依附了，隨著大明在鐵嶺建立衛所的步伐。猛哥帖木兒的心思也在急速的轉動著。
楊文和吳高當然不敢做主，央請方明謙從水路急速報於京師。而這邊在加緊籌備著大軍渡江的事宜，反正以現在的形式來看。左右逃不過一個“打”字，朝廷的決心加上高麗李芳遠的破罐子破摔，使得這一戰勢在必行。
沒有想到，他們還沒有動手，日本那邊已經開始了對大內氏的殘酷鎮壓。大內義弘戰死後，留守山口的盛見繼承了家業，繼續與幕府對抗。足利義滿則削除了大內氏舊領的和泉、紀伊、石見、豐前、築前五國，赦免了投降的大內弘茂，封其為周防、長門兩國國守。讓他對付盛見。
於是大內氏開始內戰，雖然有幕府的支持，但大內弘茂卻屢戰屢敗，並於在年初戰死，幕府隻好起用其弟大內道通。看著大內氏猶自不示弱，也不知道其中大內盛見得到由張定邊中轉的明朝支持，但覺得終究是心腹大患，於是足利義滿糾集四萬軍隊，展開了對大內氏的圍剿。危急之中，大內盛見派出使臣，要求高麗李芳遠兌現諾言，出兵助他對抗幕府。東亞的局勢一時又陷入了迷茫。
朱標是真的沒有將北平之事放在心上，甚至連朱高熾主動放謝貴、張昺二人回京師，也不可置否。連個回話也沒有，便將謝、張二人重新安排了職司打發了。不說朝臣們想不透。就連身在北平的朱高熾、道衍等人也想不透，是安撫還是剿滅。你倒是給個話啊。
但是朱標始終就是不做決定，待到宗室會議召開之前，也就是讓朱棣寫個最後通牒，便好像等待最後的期限來臨一般，不再提這件事情了。
他這樣做有這樣做的道理，第一，經過綜合分析，北平沒有了朱棣就等於缺了一條腿，在北平那一片左衝右突的轉悠，沒有一點兒辦法。更何況就算是有朱棣也不行，所以隻要保持自己頭腦清醒，這邊再扣著朱棣，北平一點威脅也沒有。
第二，朱標暫時還不想讓北方太平，沒有朱高熾在那裏鬧事，關於這次宗室會議有很多議題都不好提出來，單純的削藩怎麽能行，朱元璋的過於依賴藩王導致了後期放心的對功臣良將進行誅殺，自己總不能來個物極必反，過於排斥藩王導致外臣坐大吧，更何況，說不定極度的削藩後麵也隱藏著腥風血雨。
哪一個已經就藩的王爺身後沒有一股死忠勢力，特別是在北方的塞王當中，削藩真的削的太急，那麽就代表著要將他身後的那股勢力換血，目前大明那裏來的那麽多替補，何況替補也不定可信，忠於這些藩王也不代表這些人沒有能力，雖然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換的太多，難免會動搖國本。
朱標有理由相信，無論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對於國家都不是一個好現象，極左和極右的路線都走不得，那樣可遠遠比打一仗損失慘重的多。所以他一直在尋找合適的辦法，對於這次宗室會議，朱標給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間的目光全部注視著這次會議，隻有采取老辦法，用戰爭來轉移視線，而且他主要的戰爭目標也不是北平，而是高麗和日本。
因為朱高熾留著還有用，北平留著也有作用，至少可以用來牽製朱棣，現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兩難，兒子被定性為謀反，這是不可赦的大罪。稍有同情之語便是有人說是同謀，放任不理，與兒子劃清界限，會被人說成心中有鬼，如果加入聲討隊伍，又會被儒家詬病，左右逃不出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間，如此以來，怎麽能不讓朱棣難受萬分，而朱標正是因為如此，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因為有很多話，朱棣說出來，比他說出來，效果要好的多。
景泰三年的五月，宗室會議如期召開，作為皇帝，騰出了正心殿作為召開宗室會議的主要地點，是為了自己能夠隨時旁聽，除了在開始之前，他上去做了簡短的發言，之後就宣布自己不參與會議。
但是會議記錄卻通過書記官源源不斷的送到禦書房中，供皇帝參閱。
之所以諸藩手群臣詬病，這個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寬鬆有關。那時候，藩王府不僅有相傅臣僚。而且武臣由勳臣擔任，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參政，為地方行政首長，也可兼都指揮使，掌地方兵權。
在封國內，藩王擁有相當大的司法、人事權，其官屬除長史及鎮守指揮、護衛指揮由朝廷直接派遣外，其餘均在封國境內或所部軍職內選用，藩王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境內人民有敢違犯藩王的，由親王論處。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分藩錫土。
藩王所居城內布政使、都指揮使及其以下職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見外，親王可以隨時召見他們。親王遣使可以直達禦前，敢有阻擋者，即以奸臣論處。風憲官以王小過或風聞親王大過奏聞，即以離間親親關係罪處斬。縱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隻能召到京師，由皇帝發落。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麵申飭，或遣官諭以禍福，促使改過自新。
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在奉天門諭群臣，再次強調皇親除了犯謀逆不赦之罪，其餘的罪。均由宗親會議，報請皇帝裁決。有關部門隻許奏聞，不得擅自逮捕；這一條更是引起了大臣們的抵觸。
因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員根本沒有辦法治理地方。大權全部在藩王的手中，特別是北方邊塞之處，更是軍民隻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說，讓那些以治天下而為己任的官員們深痛欲絕。
而藩王不僅終身有俸祿，而且歲祿單是米一項，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還有冊封、宮室、婚姻、喪葬等費用，並給予廚役、齋郎、鋪陳等雜役人員。
這一切都是源於朱元璋為了增長諸子的威望而設，增加藩王的威望，既是穩固皇權，朱元璋是這樣想的，但是到了諸子年紀漸漸長大，卻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覺。
在朱標監國期間，從諸王府大興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淩指揮耿和等等問題中，朱元璋漸漸感到藩王權重非但穩固不了皇權，反而對皇權是個威脅，所以又規定：不許親王同時朝覲，隻能一個親王來朝，平安回到封國後，派人以書信方式報給其他親王，才能來朝；而且進京朝覲時，留京時間不過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國，以防止藩王與朝臣的勾結。藩王世子要入侍，這更是含有人質之意。親王的歲祿亦減為萬石。
不過既要諸王藩屏國家，備侮禦邊，輔助皇室，就必須給藩王以實力和特權，所以很多對藩王的限製，並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軍權仍然被維持著。讓群臣感覺到鋒芒在背，而朱標有了另一個時空的教訓，更是坐臥不安。
而宗室會議的第一個議題，是由宗人令朱棡提出的，就是首議周王朱橚之罪，因為朱棣和朱橚是親兄弟，所以不便提出，而朱標授意朱棡提出的原因就是周王之罪很有代表性，因為舉報周王的是朱橚的親生兒子朱有爋。
在議論之初，眾人不免心裏有些怪異，之前憑借朱有爋的告狀，問也不問，就將朱橚拘捕至京師圈禁，現在又要來議周王之罪。其實在當時的大明，子告父。雖然牽涉謀反重罪，但也是不符孝道。
記得在洪武二十七年，山東日照縣百姓江伯兒因為母親病了，自割脅肉療疾無效，便求神許願：如果母親病好了，便殺自己的兒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殺了自己才三歲的兒子去祀岱獄神。山東布政使把這件殺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後，朱元璋大怒，認為這是愚昧無知，滅倫害理，必須嚴懲。
但是也隻說為了盡孝而殺害子女，以“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之罪，將江伯兒杖一百，發配海南。
皇朝的律法雖然帶有個人色彩和隨意性，放到另外一個時空的現在，那就一個結果，拉出去槍斃，可是放在百善孝為先的大明，虎毒食子的惡行也就是打一百大板後流放了事。由此可見儒家對於孝道的重視。
就連一般罪名，律法也有“相隱”的限製，即兒子不能告老子。奴仆不能告主子。雖然謀反等類的“十惡不赦”大罪是不受此限製，但是對於皇家的骨肉相殘。朱標提了出來，是想告訴諸王。無論周王有罪無罪，以後如果朕再遇到此類的事情，該如何議處。從常理上講，要是父親沒做這類大逆不道的事情，做兒子的豈會這般惡毒呢？
讓諸王重新議定周王朱橚之罪，卻不問朱有燻的責任。是表明朝廷不牽連首告者。讓諸王中人人都重視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自己的家中會不會出現這種不肖的子孫，才會慢慢的重視朱標暗中發出的每一個議題。
這個問題足足討論了月餘。也不是諸王辦事拖拖遝遝，而是開始的時候人心不穩，被皇帝控製，卻又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基調，一時搞不清楚到底皇上那個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倒是沒有人主動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來。
而朱標不急，他知道像是這樣的討論肯定要有一個自然熟悉的過程，所以他的底牌還藏在深處，他要諸王慢慢熟悉在京師中開會的感覺。他要他們習慣於用各種思路想事情。這些隻有在漫長的爭議中，才能培養起來。
可是他等得起，朱高熾卻是等不起了，上次限定的四月十五之前必須離藩進京。自己以為可以拖過一點時日，未曾想到，時間一過。朝廷馬上詔命廢除燕藩，改封父王為勇王。自己的弟弟為勇王世子。那麽自己算是什麽？
聽著王府內人人還在稱呼自己為世子，但是一聲聲的好像在紮著朱高熾的內心。自己算是什麽世子，朝廷已經公告天下廢除燕藩，沒有了燕王，那裏來的燕王世子，而勇王已經有了世子，那麽自己到底算是什麽身份。
朱高熾有了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但是偏偏又不敢真的生氣，因為最後通牒的時間又快要到了，文書中和父王給自己的家書中都已經說明，時間一到，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誠，那麽自己連回頭的機會也沒有了。
左顧右盼，自己除了兩個姐夫之外，竟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將士們皆說感燕王恩德，但是現在眼中也有了迷惘之色，燕王變成勇王了，而且看情形，在京師還是頗為順意，原來以為王爺已經被拘禁，甚至有的傳言王爺已經被害死，現在京師中不是原來的燕王爺，但是現在看看不是那回事，那麽自己該怎麽辦？
繼續追隨朱高熾進行所謂的靖難，那已經是名不正言不順了，靖難？王爺在京師呢，難道王爺也是奸臣？要清君側，連王爺一塊清除？
不追隨，哪有造反造一半的道理，朝廷喊著叫著去真定府投誠，誰聽說過哪朝哪代對造反的人心慈手軟過，還不是把自己騙過去，再慢慢的處理掉。
北平諸人一時陷入了糾結之中，有些沒有參與過戰爭的，或者是官小位卑的人，已經在暗自衡量著自己的罪責，雙腳開始往南方移動了。
而道衍、張玉、袁珙等人對於這些已經有了異心的人開始大肆拉攏打壓，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樣大方的放回南方，因為他們害怕一旦開了口子，那人就會猶如泄洪時的水一般向南方湧去。
麵臨著時間的慢慢迫近，他們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不斷的召集眾將議事。就算是齊聚一堂，那也是各懷鬼胎，眼神中流露出的異動已經暴露了人心的不安。
長興侯耿炳文等人率十二萬大軍進駐真定，加上調遣附近衛所之兵，對外號稱二十萬。其中定**十九個正規作戰師以真定府為中心四麵散開。鐵鉉率一個集團軍為右翼駐河間府，其中親自率兩個軍三萬餘人駐莫州，潘忠、楊鬆率一個軍的精兵為先鋒進紮雄縣，與之相互呼應。隨時準備控製塘沽以及運河航線。
而李景隆率領本部的兩個軍加上盛庸的火器師為左翼，快速穿過行唐、新樂、埠平，然後進駐倒馬關。如果北平不防，可直接北上，接收紫荊關的防務，在那裏堅守不出，隻是防備北平之兵往山西、陝西等地流竄，做出合圍之勢。
李景隆得到嚴令，隻要是北平不主動進犯，他的兵堅決不允許出紫荊關沿線，因為李景隆帶的兵並不是很多，還要分出一個師進駐易州作為機動之用，剩下兵力要守官坐嶺、奇峰口等要隘，就有些略顯不足了。
而耿炳文率領其餘大軍，徐徐從真定出發，往保定府推進，如此以來，就將叛軍牢牢的控製在北平府之內的範圍，按照朱標的吩咐，這次作戰主力乃是定**，沿途各衛所隻是協防作用，主要是檢驗定**的作戰能力。
但是朱標並沒有限製進攻時間，讓耿炳文襄機行事，但最好在傅友德、馮勝完全控製朵顏三衛，和寧王所屬劉真、陳亨的去留之意確定之後再動手，因為既然要打，皇帝就不想再留有什麽隱患，隻需防止北平叛軍往西北方向流竄即可。(未完待續。。)
猛哥帖木兒部想回到東北故土，但是李芳遠試圖通過控製猛哥帖木兒實現其穩定高麗半島北部的既得處益，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北擴張的野心。
麵對著猛哥帖木兒的心思，一方麵，李芳遠對猛哥帖木兒施以利誘，賜猛哥帖木兒上將軍三品官職事其隨從也被加封為護軍、司直、副司直等職，並賜猛哥帖木兒許多財物拉攏。
另一方麵，李芳遠又對猛哥帖木兒施以威逼，表示了不依附就要死，寧可族滅，也不會讓他回歸大明。
在高麗的利誘威逼之下，特別是其生存直接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猛哥帖木兒隻好留在高麗，但是卻通知了在遼東的阿哈出，說其有歸附大明之心，但是高麗當局的阻撓使得猛哥帖木兒不能歸附，請求阿哈出的幫助。
因為猛哥帖木兒知道，高麗之所以如此爭奪自己，其實最終目的，是想讓猛哥帖木兒給高麗當炮灰，如此，進可攻，能實現高麗人的野心，退，則可守，即使猛哥帖木兒等女真部族成為替高麗抵抗大明朝的壓力的肉盾。
左右他的部族都逃不過一個滅亡的命運，猛哥帖木兒當然要找強者依附了，隨著大明在鐵嶺建立衛所的步伐。猛哥帖木兒的心思也在急速的轉動著。
楊文和吳高當然不敢做主，央請方明謙從水路急速報於京師。而這邊在加緊籌備著大軍渡江的事宜，反正以現在的形式來看。左右逃不過一個“打”字，朝廷的決心加上高麗李芳遠的破罐子破摔，使得這一戰勢在必行。
沒有想到，他們還沒有動手，日本那邊已經開始了對大內氏的殘酷鎮壓。大內義弘戰死後，留守山口的盛見繼承了家業，繼續與幕府對抗。足利義滿則削除了大內氏舊領的和泉、紀伊、石見、豐前、築前五國，赦免了投降的大內弘茂，封其為周防、長門兩國國守。讓他對付盛見。
於是大內氏開始內戰，雖然有幕府的支持，但大內弘茂卻屢戰屢敗，並於在年初戰死，幕府隻好起用其弟大內道通。看著大內氏猶自不示弱，也不知道其中大內盛見得到由張定邊中轉的明朝支持，但覺得終究是心腹大患，於是足利義滿糾集四萬軍隊，展開了對大內氏的圍剿。危急之中，大內盛見派出使臣，要求高麗李芳遠兌現諾言，出兵助他對抗幕府。東亞的局勢一時又陷入了迷茫。
朱標是真的沒有將北平之事放在心上，甚至連朱高熾主動放謝貴、張昺二人回京師，也不可置否。連個回話也沒有，便將謝、張二人重新安排了職司打發了。不說朝臣們想不透。就連身在北平的朱高熾、道衍等人也想不透，是安撫還是剿滅。你倒是給個話啊。
但是朱標始終就是不做決定，待到宗室會議召開之前，也就是讓朱棣寫個最後通牒，便好像等待最後的期限來臨一般，不再提這件事情了。
他這樣做有這樣做的道理，第一，經過綜合分析，北平沒有了朱棣就等於缺了一條腿，在北平那一片左衝右突的轉悠，沒有一點兒辦法。更何況就算是有朱棣也不行，所以隻要保持自己頭腦清醒，這邊再扣著朱棣，北平一點威脅也沒有。
第二，朱標暫時還不想讓北方太平，沒有朱高熾在那裏鬧事，關於這次宗室會議有很多議題都不好提出來，單純的削藩怎麽能行，朱元璋的過於依賴藩王導致了後期放心的對功臣良將進行誅殺，自己總不能來個物極必反，過於排斥藩王導致外臣坐大吧，更何況，說不定極度的削藩後麵也隱藏著腥風血雨。
哪一個已經就藩的王爺身後沒有一股死忠勢力，特別是在北方的塞王當中，削藩真的削的太急，那麽就代表著要將他身後的那股勢力換血，目前大明那裏來的那麽多替補，何況替補也不定可信，忠於這些藩王也不代表這些人沒有能力，雖然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換的太多，難免會動搖國本。
朱標有理由相信，無論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對於國家都不是一個好現象，極左和極右的路線都走不得，那樣可遠遠比打一仗損失慘重的多。所以他一直在尋找合適的辦法，對於這次宗室會議，朱標給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間的目光全部注視著這次會議，隻有采取老辦法，用戰爭來轉移視線，而且他主要的戰爭目標也不是北平，而是高麗和日本。
因為朱高熾留著還有用，北平留著也有作用，至少可以用來牽製朱棣，現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兩難，兒子被定性為謀反，這是不可赦的大罪。稍有同情之語便是有人說是同謀，放任不理，與兒子劃清界限，會被人說成心中有鬼，如果加入聲討隊伍，又會被儒家詬病，左右逃不出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間，如此以來，怎麽能不讓朱棣難受萬分，而朱標正是因為如此，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因為有很多話，朱棣說出來，比他說出來，效果要好的多。
景泰三年的五月，宗室會議如期召開，作為皇帝，騰出了正心殿作為召開宗室會議的主要地點，是為了自己能夠隨時旁聽，除了在開始之前，他上去做了簡短的發言，之後就宣布自己不參與會議。
但是會議記錄卻通過書記官源源不斷的送到禦書房中，供皇帝參閱。
之所以諸藩手群臣詬病，這個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寬鬆有關。那時候，藩王府不僅有相傅臣僚。而且武臣由勳臣擔任，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參政，為地方行政首長，也可兼都指揮使，掌地方兵權。
在封國內，藩王擁有相當大的司法、人事權，其官屬除長史及鎮守指揮、護衛指揮由朝廷直接派遣外，其餘均在封國境內或所部軍職內選用，藩王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境內人民有敢違犯藩王的，由親王論處。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分藩錫土。
藩王所居城內布政使、都指揮使及其以下職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見外，親王可以隨時召見他們。親王遣使可以直達禦前，敢有阻擋者，即以奸臣論處。風憲官以王小過或風聞親王大過奏聞，即以離間親親關係罪處斬。縱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隻能召到京師，由皇帝發落。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麵申飭，或遣官諭以禍福，促使改過自新。
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在奉天門諭群臣，再次強調皇親除了犯謀逆不赦之罪，其餘的罪。均由宗親會議，報請皇帝裁決。有關部門隻許奏聞，不得擅自逮捕；這一條更是引起了大臣們的抵觸。
因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員根本沒有辦法治理地方。大權全部在藩王的手中，特別是北方邊塞之處，更是軍民隻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說，讓那些以治天下而為己任的官員們深痛欲絕。
而藩王不僅終身有俸祿，而且歲祿單是米一項，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還有冊封、宮室、婚姻、喪葬等費用，並給予廚役、齋郎、鋪陳等雜役人員。
這一切都是源於朱元璋為了增長諸子的威望而設，增加藩王的威望，既是穩固皇權，朱元璋是這樣想的，但是到了諸子年紀漸漸長大，卻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覺。
在朱標監國期間，從諸王府大興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淩指揮耿和等等問題中，朱元璋漸漸感到藩王權重非但穩固不了皇權，反而對皇權是個威脅，所以又規定：不許親王同時朝覲，隻能一個親王來朝，平安回到封國後，派人以書信方式報給其他親王，才能來朝；而且進京朝覲時，留京時間不過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國，以防止藩王與朝臣的勾結。藩王世子要入侍，這更是含有人質之意。親王的歲祿亦減為萬石。
不過既要諸王藩屏國家，備侮禦邊，輔助皇室，就必須給藩王以實力和特權，所以很多對藩王的限製，並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軍權仍然被維持著。讓群臣感覺到鋒芒在背，而朱標有了另一個時空的教訓，更是坐臥不安。
而宗室會議的第一個議題，是由宗人令朱棡提出的，就是首議周王朱橚之罪，因為朱棣和朱橚是親兄弟，所以不便提出，而朱標授意朱棡提出的原因就是周王之罪很有代表性，因為舉報周王的是朱橚的親生兒子朱有爋。
在議論之初，眾人不免心裏有些怪異，之前憑借朱有爋的告狀，問也不問，就將朱橚拘捕至京師圈禁，現在又要來議周王之罪。其實在當時的大明，子告父。雖然牽涉謀反重罪，但也是不符孝道。
記得在洪武二十七年，山東日照縣百姓江伯兒因為母親病了，自割脅肉療疾無效，便求神許願：如果母親病好了，便殺自己的兒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殺了自己才三歲的兒子去祀岱獄神。山東布政使把這件殺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後，朱元璋大怒，認為這是愚昧無知，滅倫害理，必須嚴懲。
但是也隻說為了盡孝而殺害子女，以“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之罪，將江伯兒杖一百，發配海南。
皇朝的律法雖然帶有個人色彩和隨意性，放到另外一個時空的現在，那就一個結果，拉出去槍斃，可是放在百善孝為先的大明，虎毒食子的惡行也就是打一百大板後流放了事。由此可見儒家對於孝道的重視。
就連一般罪名，律法也有“相隱”的限製，即兒子不能告老子。奴仆不能告主子。雖然謀反等類的“十惡不赦”大罪是不受此限製，但是對於皇家的骨肉相殘。朱標提了出來，是想告訴諸王。無論周王有罪無罪，以後如果朕再遇到此類的事情，該如何議處。從常理上講，要是父親沒做這類大逆不道的事情，做兒子的豈會這般惡毒呢？
讓諸王重新議定周王朱橚之罪，卻不問朱有燻的責任。是表明朝廷不牽連首告者。讓諸王中人人都重視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自己的家中會不會出現這種不肖的子孫，才會慢慢的重視朱標暗中發出的每一個議題。
這個問題足足討論了月餘。也不是諸王辦事拖拖遝遝，而是開始的時候人心不穩，被皇帝控製，卻又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基調，一時搞不清楚到底皇上那個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倒是沒有人主動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來。
而朱標不急，他知道像是這樣的討論肯定要有一個自然熟悉的過程，所以他的底牌還藏在深處，他要諸王慢慢熟悉在京師中開會的感覺。他要他們習慣於用各種思路想事情。這些隻有在漫長的爭議中，才能培養起來。
可是他等得起，朱高熾卻是等不起了，上次限定的四月十五之前必須離藩進京。自己以為可以拖過一點時日，未曾想到，時間一過。朝廷馬上詔命廢除燕藩，改封父王為勇王。自己的弟弟為勇王世子。那麽自己算是什麽？
聽著王府內人人還在稱呼自己為世子，但是一聲聲的好像在紮著朱高熾的內心。自己算是什麽世子，朝廷已經公告天下廢除燕藩，沒有了燕王，那裏來的燕王世子，而勇王已經有了世子，那麽自己到底算是什麽身份。
朱高熾有了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但是偏偏又不敢真的生氣，因為最後通牒的時間又快要到了，文書中和父王給自己的家書中都已經說明，時間一到，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誠，那麽自己連回頭的機會也沒有了。
左顧右盼，自己除了兩個姐夫之外，竟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將士們皆說感燕王恩德，但是現在眼中也有了迷惘之色，燕王變成勇王了，而且看情形，在京師還是頗為順意，原來以為王爺已經被拘禁，甚至有的傳言王爺已經被害死，現在京師中不是原來的燕王爺，但是現在看看不是那回事，那麽自己該怎麽辦？
繼續追隨朱高熾進行所謂的靖難，那已經是名不正言不順了，靖難？王爺在京師呢，難道王爺也是奸臣？要清君側，連王爺一塊清除？
不追隨，哪有造反造一半的道理，朝廷喊著叫著去真定府投誠，誰聽說過哪朝哪代對造反的人心慈手軟過，還不是把自己騙過去，再慢慢的處理掉。
北平諸人一時陷入了糾結之中，有些沒有參與過戰爭的，或者是官小位卑的人，已經在暗自衡量著自己的罪責，雙腳開始往南方移動了。
而道衍、張玉、袁珙等人對於這些已經有了異心的人開始大肆拉攏打壓，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樣大方的放回南方，因為他們害怕一旦開了口子，那人就會猶如泄洪時的水一般向南方湧去。
麵臨著時間的慢慢迫近，他們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不斷的召集眾將議事。就算是齊聚一堂，那也是各懷鬼胎，眼神中流露出的異動已經暴露了人心的不安。
長興侯耿炳文等人率十二萬大軍進駐真定，加上調遣附近衛所之兵，對外號稱二十萬。其中定**十九個正規作戰師以真定府為中心四麵散開。鐵鉉率一個集團軍為右翼駐河間府，其中親自率兩個軍三萬餘人駐莫州，潘忠、楊鬆率一個軍的精兵為先鋒進紮雄縣，與之相互呼應。隨時準備控製塘沽以及運河航線。
而李景隆率領本部的兩個軍加上盛庸的火器師為左翼，快速穿過行唐、新樂、埠平，然後進駐倒馬關。如果北平不防，可直接北上，接收紫荊關的防務，在那裏堅守不出，隻是防備北平之兵往山西、陝西等地流竄，做出合圍之勢。
李景隆得到嚴令，隻要是北平不主動進犯，他的兵堅決不允許出紫荊關沿線，因為李景隆帶的兵並不是很多，還要分出一個師進駐易州作為機動之用，剩下兵力要守官坐嶺、奇峰口等要隘，就有些略顯不足了。
而耿炳文率領其餘大軍，徐徐從真定出發，往保定府推進，如此以來，就將叛軍牢牢的控製在北平府之內的範圍，按照朱標的吩咐，這次作戰主力乃是定**，沿途各衛所隻是協防作用，主要是檢驗定**的作戰能力。
但是朱標並沒有限製進攻時間，讓耿炳文襄機行事，但最好在傅友德、馮勝完全控製朵顏三衛，和寧王所屬劉真、陳亨的去留之意確定之後再動手，因為既然要打，皇帝就不想再留有什麽隱患，隻需防止北平叛軍往西北方向流竄即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