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姚廣孝等人卻對於欽封的衍聖公不太認可，命永嘉學派名士黃磊、彭方等人為首，奏請以衍聖公弟襲封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斷拉高已經沒落的南宗孔子後人的地位，其實，孔子後人無形中成為兩派互相追逐的戰場。
新晉的太子係文臣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姚廣孝等人在龐煌的支持下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讀書人之間的地位，兩者起了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隱藏在暗處的，不能說透，也永遠說不清楚的矛盾。
僅僅是文化的一種衝突也就算了，龐煌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也出現了，那就是這兩種矛盾終於開始在朝堂上對立，不但是有了黨爭之勢，而且參雜進儲君之爭來。
龐煌將以方孝孺等人為領袖的儒家學派稱為複古派，而將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江南儒家稱為激進派。一直命令情報係統監視著雙方的舉動。隻要不起大的衝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們。
但是出來這兩支儒家學派的分支之外，隨著拜占庭傳教士的進入大明，也產生了一種新的學派，當然這個學派依然披著儒家的外衣。
踏著威尼斯商人的足跡，西方傳教士也蜂擁而至。他們懷著對宗教的狂熱，極快地熟悉了大明，並適時地變通其傳教原則，因而得以在大明長期居住和傳教。傳教士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極高的科學素養，能解釋一些中國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輕而易舉地震懾了大明之人，這也是皇帝允許其進入內地進行傳教的原因，因為這些傳教士知道的雖然不會比他多，但是傳播速度卻遠遠高於他這個大明皇帝的教諭。
特別是關於歐洲和大明之間隔著無數海陸地帶的解釋，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對歐洲的恐懼。使大明的官員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們是善良和有學問的人。當時文人、學士紛紛信其說，投刺交歡。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
傳教士在向大明傳遞西方文明的同時，也對中國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極大的尊敬，他們真誠地希望能從與中國正常的文化交流中獲益，使歐洲文明獲得更大的進步。龐煌投其所好。正好讓道教和基督教派進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發展體係。在基督教會進入大明的同時，道教作為交換，也開始陸續進入中亞等地區進行傳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間，也到過歐洲一些地方，獲取了大量的資料。
作為西方傳教士，他們當然也極容易地看到儒學的缺點和內在不足。早期傳教士普遍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隻在於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哲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以倫比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彌補歐洲文化之不足。
不過，他們也指出，由於儒家早期道德哲學主要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以期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
在傳教士看來，就人類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早期儒學的基本精神與基督教文明並無二致，儒家經典中的“天”，與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創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無始無終的，是善惡的審判者與賞罰者。
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學”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升華。然而他們在研究了到當時為止的整個中國儒學史之後也明確指出，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學的一致性。僅僅在於早期儒學，並不包括漢代以後的異端思想。他們認為，先儒是真儒，後儒是偽儒、俗儒或拘儒。後儒不察正理，專於虛句，而曲論古學之真意，雖與佛老不同，實則殊途而同歸。
基於對先儒、後儒的區別，這些傳教士一般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後儒而退於先儒，迸而再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係。
因此，這些傳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學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複古學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傳教士們對漢以後的儒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為漢以後的儒學，特別是宋明時期的道學，溺於佛教與道教的“邪說”，以形而上的手法，將反映皇權和家統意識的“天理”、“太極”取代“天”和“上帝”，這就不僅和基督教的“創世記”觀點相矛盾，而且也與先儒的觀點相衝突，勢必混淆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區別。
關於這一點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導的複古學派有了衝突，方孝孺等人學習的正是兩宋時期發展的理學，怎麽會和這些紅毛綠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龐煌心中就是想把這水給攪渾，在暗中支持著基督教的超儒論調，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複古派還是激進派都有著良好的底蘊和基礎，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論調卻是一個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複古、激進兩個學派的圍攻，以至於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學說。
龐煌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輕人跟隨這些傳教士進行探討、學習。在排斥後儒的同時，對先儒的理論也作了相當的修正。爭取將其融合為自己本土的學說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傳教士的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預想的效果，他們不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歸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國官僚階層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十餘年的時間，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幾何狀的增加。
其中在龐煌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數，傳教士對先儒後儒的區別，特別是對後儒的抨擊正符合大明現在的學術潮流，因而極容易在官吏、士子階層引起共鳴。
儒家學術發展到現在，幾經變遷，已和原始儒學有較大的差異。正如傳教士所分析的那樣，兩宋儒學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試圖以太極、天理取代早期儒學中天的觀念；在學術風氣上，愈發使本來就不講究邏輯規則的儒學變得更加空疏。
當然。不可否認後儒具有某些自發的啟蒙思想因素，但對整個大明的士子階層來說，提倡九年的免費教育，造成了讀書人的泛濫，現有的儒家學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讀書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權威。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的前期。
在這個轉型期。儒學的前途有多種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學派，向程朱理學複舊。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種可能是對儒學本身進行改造。使之適應現實需要。而以彭方、黃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學派正是這樣做的。
相對說來，永嘉、永康學派在全麵開放海禁的情況下，可塑性很大。由於這一學派代表新興階層利益。要求抵禦外侮，維持社會安定，主張減輕捐稅，恢複工農生產，強調買賣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實事和功利。
而恰當此時。傳教士給大明士子帶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就難怪一些讀書人等趨之若鴛了。
就文化心態來說，中原的讀書人向來以一事不知而為恥，他們麵對傳教士帶來的全新世界，在驚歎之餘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從而最終超過它。這和傳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補儒和超儒等觀念一樣。都是一種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態。
基督教的觀念有中原昔日先賢所未及通者，正可彌補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之不足。他們所向往的是那種濃厚的宗教氛圍和聖潔的儀式。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彌補隻重現世的儒家思想的內在缺陷。而其緒念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萬物之理，即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這種判斷基本上代表了現在大明相當一部分讀書人的看法。
當然，龐煌嚴格控製著，在熱情地歡迎西方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對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學傳統失去信心，並沒有采取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持一種多元開放的文化心態。認為固有文明自有其優長之處，與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點，也有優點，文化的未來發展決不是也不可能是廢棄固有文化特別是儒學，以讓西方文化在中國專行，正確的選擇隻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長，“參合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國文化的新體係。
在這種心態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們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時，更竭誠地歡迎西方的科學技術，並計劃大規模地翻譯西書。在這十餘年裏，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確實為古老的中華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機。大明文化尤其是儒學必將出現一個新的轉折和大發展，似乎已沒有太多的異議了。
龐煌不敢輕易的去動搖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卻十分巧妙的利用當時的情勢將其分立出來幾個分支。其他的小學派先不說。在建文二十三年的大明，儒家大的學派已經成為三足鼎立的局麵。
方孝孺所代表的複古理學，彭方所代表的激進永嘉學派，還是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超儒學派，但是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卻不太高，還處於萌芽狀態，暫時沒有十分明顯的代表人物，暗中是以龐煌為首。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他們也在尋求著走向政治官場，因為那樣才能穩固的站定腳跟。
三足鼎立的儒家學派格局，讓作為穿越者的龐煌有些欣慰，但是隨著自己年紀的增長，隨著朱元璋的老邁，大明儲君位置的重要性顯現，複古理學和激進學派之間的矛盾已經勢同水火，兩者的領袖人物都知道，當今聖上的地位不能改變，而下一任帝王的歸屬將見證自己學派的興衰，他們都不會輕易放棄的。
問題是朱標從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後，就被立為太子，現在已經二十餘年了，如不不像另一個時空中那樣英年早逝的話，繼承帝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龐煌雖然不太喜歡這個有些迂腐的太子殿下，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利用他有生之年構建出三權分立。皇權淩駕於上，有效的相互節製的話。朱標縱然有些迂腐，但是對於大勢也無法改變。
但是麵對著現在的情況，龐煌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首先，讓太子在盡快的健康起來鍛煉執政能力。同時向全國表示了大明對於儒家的重視。除了這些之外，這種做法也表示了龐煌的一些無奈，那就是關於自己改革的事情可以暫時擱置。因為在朱元璋的餘威之下。受到的壓力也不會小，至少江南的士大夫階層就不會輕易答應。
在另一個時空朱棣遷都北平，有很深層的原因在裏麵，從朱棣自己來說，他原來被封燕王，北方是他自己的老巢，根深蒂固，而且經過靖難之役，朱棣得罪了很多士大夫階層。遷都有利於打擊不順從的頑固勢力，有利於他自己的統治。
再從當時的邊疆形式來看，天子北遷，有天子守邊的思想在裏麵，有利於打擊當時還沒有完全倒下的蒙古勢力。從地理上看，北京北連朔漠。南控江淮，地理位置優越，也是有利於統治的。
龐煌不止一次的有著遷都的情結，因為在他的思想根源中，還是沉浸在另外一段曆史之中。那就是北京也就是現在的北平，就是華夏的忠心，但是那樣，就會造成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分離，在當時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很容易讓以後的皇帝們起禁海的心思。
而且現在北方已經徹底平定，隻是靜靜的等待著人口增長後的移民，買的裏八剌幾乎席卷了八成的蒙古人、女真人、高麗人、日本人在軍中，開始西征，一路上不順則亡。一直打到了帖木兒的老巢。
雖然很少屠城，但是其他方麵比當年的成吉思汗還要狠，在大明人的眼中，將這些異族帶的越遠越好，讓這些異族替大明侵略其他國家，吞並、兼並等手段交錯著使用，目前在哈密以東的地區，基本上很少有部落存在，基本上都被買的裏八剌卷走了。
所以那些蒙古族、女真在幾十年甚至百年的時間都無法翻身，北方現在隻是發展的重點，而不是戰爭的重點，所以在此時遷都的必要在龐煌的心裏又低了幾分。
但是讓太子朱標即位的話，那麽必然會忽視北方的發展，怎麽讓皇帝重視北方的發展，也是為了發展遼東、西北。但是龐煌的這個考慮造成了現在的隱患。
南北的距離加上現在交通的不發達，以後要是太子朱標即位的話，肯定不會用永嘉和永康學派的人，因為複古學派的人已經占據了太子朱標的心思，其中為人方正的方孝孺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這樣的決策，造成了方孝孺等人支持太子嚐試著複古儒家，嚐試著新政，他們一邊學習著皇帝辦報紙，鼓勵開荒和發展工業。一邊又在積蓄力量準備日後的改革，所謂的改革也就是按照程朱理學的治國方針去改變。
所做的一切，瞞不住龐煌，更加瞞不住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也沒有能瞞住和他們政見不合的彭方、黃磊等人，讓彭方等人對於這個隱憂充滿了忌憚。
可能他不不在乎自己本人的身家性命，但是對於學派的存亡卻十分看重，特別是永嘉、永康學派，經過蒙元的嚴酷統治，已經斷層了百餘年，這百餘年中苦苦執著的硬撐著，好不容易看到一線希望，絕對不可能眼看著自己的學派再次受到打擊。
他們通過手裏掌握的商賈，以及江南的大部分繁華、雄厚的財力進行著反擊。對於北平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也讓朱允炆有些擔心起來。
要和平解決這個事情，也不是沒有辦法，但是龐煌不想那樣去做。因為那樣有著更大的隱患。
龐煌想讓這些學派順其自然的自由發展，所以注定了要承受一些不安。他對政治並不擅長分析，要不也不會有當時的失策，讓太子朱標發展出一股力量和自己的意願作對，早知道如此，他絕對會自己留在太子朱標身邊細心的引導，手把手的教導。
但是他還是錯了，顧此失彼這個詞是龐煌心中對自己的寫照，但是有什麽辦法呢？
於是龐煌選擇了在大明四方勝利的時候，準備離開京師了，而且這次的離開，他帶著兒子和臨安公主，短時間內是不會再回來了。
新晉的太子係文臣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姚廣孝等人在龐煌的支持下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讀書人之間的地位，兩者起了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隱藏在暗處的，不能說透，也永遠說不清楚的矛盾。
僅僅是文化的一種衝突也就算了，龐煌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也出現了，那就是這兩種矛盾終於開始在朝堂上對立，不但是有了黨爭之勢，而且參雜進儲君之爭來。
龐煌將以方孝孺等人為領袖的儒家學派稱為複古派，而將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江南儒家稱為激進派。一直命令情報係統監視著雙方的舉動。隻要不起大的衝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們。
但是出來這兩支儒家學派的分支之外，隨著拜占庭傳教士的進入大明，也產生了一種新的學派，當然這個學派依然披著儒家的外衣。
踏著威尼斯商人的足跡，西方傳教士也蜂擁而至。他們懷著對宗教的狂熱，極快地熟悉了大明，並適時地變通其傳教原則，因而得以在大明長期居住和傳教。傳教士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極高的科學素養，能解釋一些中國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輕而易舉地震懾了大明之人，這也是皇帝允許其進入內地進行傳教的原因，因為這些傳教士知道的雖然不會比他多，但是傳播速度卻遠遠高於他這個大明皇帝的教諭。
特別是關於歐洲和大明之間隔著無數海陸地帶的解釋，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對歐洲的恐懼。使大明的官員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們是善良和有學問的人。當時文人、學士紛紛信其說，投刺交歡。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
傳教士在向大明傳遞西方文明的同時，也對中國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極大的尊敬，他們真誠地希望能從與中國正常的文化交流中獲益，使歐洲文明獲得更大的進步。龐煌投其所好。正好讓道教和基督教派進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發展體係。在基督教會進入大明的同時，道教作為交換，也開始陸續進入中亞等地區進行傳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間，也到過歐洲一些地方，獲取了大量的資料。
作為西方傳教士，他們當然也極容易地看到儒學的缺點和內在不足。早期傳教士普遍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隻在於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哲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以倫比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彌補歐洲文化之不足。
不過，他們也指出，由於儒家早期道德哲學主要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以期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
在傳教士看來，就人類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早期儒學的基本精神與基督教文明並無二致，儒家經典中的“天”，與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創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無始無終的，是善惡的審判者與賞罰者。
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學”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升華。然而他們在研究了到當時為止的整個中國儒學史之後也明確指出，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學的一致性。僅僅在於早期儒學，並不包括漢代以後的異端思想。他們認為，先儒是真儒，後儒是偽儒、俗儒或拘儒。後儒不察正理，專於虛句，而曲論古學之真意，雖與佛老不同，實則殊途而同歸。
基於對先儒、後儒的區別，這些傳教士一般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後儒而退於先儒，迸而再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係。
因此，這些傳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學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複古學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傳教士們對漢以後的儒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為漢以後的儒學，特別是宋明時期的道學，溺於佛教與道教的“邪說”，以形而上的手法，將反映皇權和家統意識的“天理”、“太極”取代“天”和“上帝”，這就不僅和基督教的“創世記”觀點相矛盾，而且也與先儒的觀點相衝突，勢必混淆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區別。
關於這一點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導的複古學派有了衝突，方孝孺等人學習的正是兩宋時期發展的理學，怎麽會和這些紅毛綠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龐煌心中就是想把這水給攪渾，在暗中支持著基督教的超儒論調，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複古派還是激進派都有著良好的底蘊和基礎，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論調卻是一個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複古、激進兩個學派的圍攻，以至於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學說。
龐煌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輕人跟隨這些傳教士進行探討、學習。在排斥後儒的同時，對先儒的理論也作了相當的修正。爭取將其融合為自己本土的學說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傳教士的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預想的效果，他們不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歸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國官僚階層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十餘年的時間，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幾何狀的增加。
其中在龐煌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數，傳教士對先儒後儒的區別，特別是對後儒的抨擊正符合大明現在的學術潮流，因而極容易在官吏、士子階層引起共鳴。
儒家學術發展到現在，幾經變遷，已和原始儒學有較大的差異。正如傳教士所分析的那樣，兩宋儒學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試圖以太極、天理取代早期儒學中天的觀念；在學術風氣上，愈發使本來就不講究邏輯規則的儒學變得更加空疏。
當然。不可否認後儒具有某些自發的啟蒙思想因素，但對整個大明的士子階層來說，提倡九年的免費教育，造成了讀書人的泛濫，現有的儒家學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讀書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權威。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的前期。
在這個轉型期。儒學的前途有多種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學派，向程朱理學複舊。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種可能是對儒學本身進行改造。使之適應現實需要。而以彭方、黃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學派正是這樣做的。
相對說來，永嘉、永康學派在全麵開放海禁的情況下，可塑性很大。由於這一學派代表新興階層利益。要求抵禦外侮，維持社會安定，主張減輕捐稅，恢複工農生產，強調買賣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實事和功利。
而恰當此時。傳教士給大明士子帶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就難怪一些讀書人等趨之若鴛了。
就文化心態來說，中原的讀書人向來以一事不知而為恥，他們麵對傳教士帶來的全新世界，在驚歎之餘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從而最終超過它。這和傳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補儒和超儒等觀念一樣。都是一種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態。
基督教的觀念有中原昔日先賢所未及通者，正可彌補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之不足。他們所向往的是那種濃厚的宗教氛圍和聖潔的儀式。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彌補隻重現世的儒家思想的內在缺陷。而其緒念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萬物之理，即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這種判斷基本上代表了現在大明相當一部分讀書人的看法。
當然，龐煌嚴格控製著，在熱情地歡迎西方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對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學傳統失去信心，並沒有采取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持一種多元開放的文化心態。認為固有文明自有其優長之處，與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點，也有優點，文化的未來發展決不是也不可能是廢棄固有文化特別是儒學，以讓西方文化在中國專行，正確的選擇隻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長，“參合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國文化的新體係。
在這種心態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們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時，更竭誠地歡迎西方的科學技術，並計劃大規模地翻譯西書。在這十餘年裏，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確實為古老的中華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機。大明文化尤其是儒學必將出現一個新的轉折和大發展，似乎已沒有太多的異議了。
龐煌不敢輕易的去動搖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卻十分巧妙的利用當時的情勢將其分立出來幾個分支。其他的小學派先不說。在建文二十三年的大明，儒家大的學派已經成為三足鼎立的局麵。
方孝孺所代表的複古理學，彭方所代表的激進永嘉學派，還是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超儒學派，但是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卻不太高，還處於萌芽狀態，暫時沒有十分明顯的代表人物，暗中是以龐煌為首。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他們也在尋求著走向政治官場，因為那樣才能穩固的站定腳跟。
三足鼎立的儒家學派格局，讓作為穿越者的龐煌有些欣慰，但是隨著自己年紀的增長，隨著朱元璋的老邁，大明儲君位置的重要性顯現，複古理學和激進學派之間的矛盾已經勢同水火，兩者的領袖人物都知道，當今聖上的地位不能改變，而下一任帝王的歸屬將見證自己學派的興衰，他們都不會輕易放棄的。
問題是朱標從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後，就被立為太子，現在已經二十餘年了，如不不像另一個時空中那樣英年早逝的話，繼承帝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龐煌雖然不太喜歡這個有些迂腐的太子殿下，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利用他有生之年構建出三權分立。皇權淩駕於上，有效的相互節製的話。朱標縱然有些迂腐，但是對於大勢也無法改變。
但是麵對著現在的情況，龐煌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首先，讓太子在盡快的健康起來鍛煉執政能力。同時向全國表示了大明對於儒家的重視。除了這些之外，這種做法也表示了龐煌的一些無奈，那就是關於自己改革的事情可以暫時擱置。因為在朱元璋的餘威之下。受到的壓力也不會小，至少江南的士大夫階層就不會輕易答應。
在另一個時空朱棣遷都北平，有很深層的原因在裏麵，從朱棣自己來說，他原來被封燕王，北方是他自己的老巢，根深蒂固，而且經過靖難之役，朱棣得罪了很多士大夫階層。遷都有利於打擊不順從的頑固勢力，有利於他自己的統治。
再從當時的邊疆形式來看，天子北遷，有天子守邊的思想在裏麵，有利於打擊當時還沒有完全倒下的蒙古勢力。從地理上看，北京北連朔漠。南控江淮，地理位置優越，也是有利於統治的。
龐煌不止一次的有著遷都的情結，因為在他的思想根源中，還是沉浸在另外一段曆史之中。那就是北京也就是現在的北平，就是華夏的忠心，但是那樣，就會造成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分離，在當時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很容易讓以後的皇帝們起禁海的心思。
而且現在北方已經徹底平定，隻是靜靜的等待著人口增長後的移民，買的裏八剌幾乎席卷了八成的蒙古人、女真人、高麗人、日本人在軍中，開始西征，一路上不順則亡。一直打到了帖木兒的老巢。
雖然很少屠城，但是其他方麵比當年的成吉思汗還要狠，在大明人的眼中，將這些異族帶的越遠越好，讓這些異族替大明侵略其他國家，吞並、兼並等手段交錯著使用，目前在哈密以東的地區，基本上很少有部落存在，基本上都被買的裏八剌卷走了。
所以那些蒙古族、女真在幾十年甚至百年的時間都無法翻身，北方現在隻是發展的重點，而不是戰爭的重點，所以在此時遷都的必要在龐煌的心裏又低了幾分。
但是讓太子朱標即位的話，那麽必然會忽視北方的發展，怎麽讓皇帝重視北方的發展，也是為了發展遼東、西北。但是龐煌的這個考慮造成了現在的隱患。
南北的距離加上現在交通的不發達，以後要是太子朱標即位的話，肯定不會用永嘉和永康學派的人，因為複古學派的人已經占據了太子朱標的心思，其中為人方正的方孝孺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這樣的決策，造成了方孝孺等人支持太子嚐試著複古儒家，嚐試著新政，他們一邊學習著皇帝辦報紙，鼓勵開荒和發展工業。一邊又在積蓄力量準備日後的改革，所謂的改革也就是按照程朱理學的治國方針去改變。
所做的一切，瞞不住龐煌，更加瞞不住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也沒有能瞞住和他們政見不合的彭方、黃磊等人，讓彭方等人對於這個隱憂充滿了忌憚。
可能他不不在乎自己本人的身家性命，但是對於學派的存亡卻十分看重，特別是永嘉、永康學派，經過蒙元的嚴酷統治，已經斷層了百餘年，這百餘年中苦苦執著的硬撐著，好不容易看到一線希望，絕對不可能眼看著自己的學派再次受到打擊。
他們通過手裏掌握的商賈，以及江南的大部分繁華、雄厚的財力進行著反擊。對於北平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也讓朱允炆有些擔心起來。
要和平解決這個事情，也不是沒有辦法，但是龐煌不想那樣去做。因為那樣有著更大的隱患。
龐煌想讓這些學派順其自然的自由發展，所以注定了要承受一些不安。他對政治並不擅長分析，要不也不會有當時的失策，讓太子朱標發展出一股力量和自己的意願作對，早知道如此，他絕對會自己留在太子朱標身邊細心的引導，手把手的教導。
但是他還是錯了，顧此失彼這個詞是龐煌心中對自己的寫照，但是有什麽辦法呢？
於是龐煌選擇了在大明四方勝利的時候，準備離開京師了，而且這次的離開，他帶著兒子和臨安公主，短時間內是不會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