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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則,使用自己從北平帶回的新式印刷方法,以金屬製版,金屬製版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民間現在的印刷都是使用水墨,以水調合,這種水墨隻適合用於木版或石版,但是如果用於金屬製版,則會出現上墨不勻,印刷後會出現脫色的現象,而從北平帶回的新式印刷機器,則是為了適應鉛活字印刷而專門調配的油墨,以油調合。隻要朝廷保持住這個秘密,那麽偽造者再也無法大量仿真印刷。


    而且,在輔助於活字印刷的便利,可以將所印製的寶鈔編號,不但可以防止外人偽造,而且印鈔局內部出了問題之後,憑借編號可以迅速追查到具體的環節和人的身上,再次杜絕了內外勾結。


    邊聽邊點頭,對於龐煌的最後一點看法,他也是十分認同,而且,在之前的南京皇城築建過程中,由於取材繁雜,也曾經用過編號尋責的辦法,頗有成效。但是對於用油調合墨汁,卻是聞所未聞,想不到印象中簡簡單單的印刷,也會有這麽多的道理。朱元璋不由被龐煌的說法慢慢的吸引了過來。


    除了將寶鈔改版,更換印刷技術的建議,同時,奏請朱元璋重新組建倒鈔司,負責改版後新舊寶鈔的兌換事宜,並長期保留,用於兌換昏鈔等等。


    龐煌說話由於準備充沛,並隨時將寶鈔之事和百姓疾苦相互連接,深合皇帝的心意,而其實朱元璋內心深處也不願意輕易更改政令,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朝廷向各方進行妥協。這是要強性格的他不能忍受的。


    遂召見太子朱標和戶部尚書等相關人員逐一個個問題進行谘詢,最後決定有太子朱標全權負責寶鈔事宜。用最快的速度改版大明通行寶鈔,以解朝廷內憂。依據龐煌的建議,重組倒鈔司,並很快的決定,將倒鈔司並入海關,以便於新版寶鈔的發行和兌換。


    這個是龐煌沒有想到的,但是當時也不能拒絕,隻是心裏暗生警惕,海關目前雖然沒有太多的成績,但是在老朱的眼裏卻是日漸被重視。要小心自己創造的東西到了最後反而變成了自己的累贅。


    半個月後,早朝時,百官意外的發現龐煌也赫然在場,皇帝命宦官將新版大明通行寶鈔散發於個人手中,然後由龐煌進行講解。


    新版寶鈔,仍是用桑皮紙混以作廢的文牘及考卷打漿而成,隻是參照了金粟箋等紙張的製作工藝,加金粉於紙張之中,讓印鈔用紙顯得暗浮金色條紋。更彰顯了貴氣和莊重。在增加紙的厚度同時,也愈加注重到紙張的柔韌性。


    且麵積大為縮小,按照龐煌從後世的主觀意識,分別對應於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五元、兩元和一元rmb把大明寶鈔定位麵值分別為一貫、五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和十文等七個麵值。


    暗藏水紋於寶鈔當中。水紋圖案以日、月圖作為背景,含日月照大明的意思。為了更好的防止偽造,新版寶鈔特別采用了新式印刷。正反兩麵皆印有圖案,正麵暫時依據現行的大明寶鈔改良。並無大的變化,而背麵。則按照不同麵額,奏請了朱元璋分別用已卒武將功臣常遇春、鄧愈等人的肖像進行標注。


    這一點,為了上綱上線,不使百官反對,特取意於唐時秦叔寶和尉遲恭二人為門神為例,說是希望功臣繼續為大明守護江山,也是對於亡故功臣的一種肯定和表彰,同時也方便了百姓辨認。


    其實龐煌還有一種想法,就是在迷信的封建王朝,這樣做,可以給一些造假者心理負擔,畢竟現在的大明還是很多人相信神靈的。


    而以甲、乙、丙、丁等天幹地支為首的特殊編號的慣例也逐漸形成,排列順序和規律,隻有皇室之內知曉,每次印製寶鈔之前由寶鈔提舉司的人事先調配,然後報於皇帝挑選禦批,隻要是提舉司內部不出問題,民間根本無法知曉,從而不但可以控製寶鈔印製數量,也算是加大了偽造的難度。


    至於怎麽打印編號,後世印象中的打碼機也應運而生,筋皮上嵌以金屬字,醮特殊印墨,每通過模具印一次,手工轉動一格。


    百官看的啞口無言,戶部尚書奏報,新鈔成本似乎過於高昂,因此會加大朝廷的負擔,龐煌道,就是加大成本,才能使偽造者望而卻步,限於紙張等諸多因素,使其不能量產,少量偽造成本反而會讓這些投機者入不敷出。


    吏部尚書翟善奏道:“為便民兌換,必要在大明一千三百餘的省府州縣各設分支,如此一來,這激增之官吏更添朝廷負擔。宜仍保留零用銅錢,”


    朱元璋考慮之後說,暫時交與海關署理,置倒鈔司於海關暫時負責發行兌換事宜,兩年後在將倒鈔司分離,強製執行,不允質疑。並公告龐煌所擬寶鈔三策,供大臣決議。


    一,銅錢仍可流通作為零錢,與寶鈔可隨時自由同比值兌換。但是以一年為期,一年後,銅錢將全麵作廢回收。黃金、白銀與寶鈔可據市價任意兌換,但金銀不得再用於交易。


    二,朝廷將通過撥發薪餉、自由兌換、工部擬定大型水利以及各種工程以酬勞形式發放新鈔。交納稅賦,隻收寶鈔。殘破寶鈔可隨時無償更換。


    三,成立教誨司,以個官學學生為主,教導百姓分辨真偽,三月後,使用偽鈔者罰沒。六個月後,使用偽鈔者,流於嶺南。發現有偽造者,一律斬首。三族之內,發於遼東,永不回返。


    這幾條雖然說是龐煌擬定,但是卻是朱元璋的決議,也隻有在這種強勢皇帝的威壓下,敢有此魄力。


    平日一言九鼎的朱元璋。迫於壓力不得不考慮恢複鑄造銅錢,但是心裏總是不情願的。由於大明上下普遍的金融意識淡薄。也沒有什麽好的主意,隻能隨著形式的變化不斷調整者策略。龐煌給他出的這個主意,正合了老朱的心意,在保持自己強勢的同時,也為太子朱標樹立了一定的威望。


    最後在散朝時,龐煌趁機奏請,審核府庫金銀數目為印製寶鈔的基數,並匯聚天下七成的金銀於京師作為朝廷印鈔的信用保證,並公告全國。他對於金本位、銀本位的金融概念隻是限於聽說,但是總覺得這樣做是沒有太大的錯誤。至少可以限製民間的金銀流通,對於寶鈔的發行減輕了阻力。


    朱元璋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了一聲暫時擱置,龐煌正在失望之際,散朝之後,內宦過來傳駙馬都尉往禦書房覲見皇帝。


    原來龐煌的這個奏議,使皇帝想起了其在北平短時間內聚攏大量金銀之事,還以為龐煌目的是為了鼓勵商賈,心中有些不悅。才在朝堂之上暫時擱置奏議,但是回到書房內歇息時,又想到龐煌最近的表現,無論是海關、新版寶鈔。無一不是抑商之舉。所以就將龐煌傳到內廷問個明白。


    知道原因,龐煌有些啼笑皆非,他想不到老朱竟然是這麽的敏感。也暗自心驚朱元璋作為皇帝的那種仇視商人態度,慶幸自己沒有做的過於表麵。於是思索了一下,拋出自己所不熟悉的金本位、銀本位的印鈔方針。開始為老朱講解所謂紙鈔的由來。


    其實,紙鈔由來雖然曆代都是朝廷經營,卻盛行於民間,前宋的交子可以說是紙鈔的始祖。在此之前,雖然也有戰國的質劑,漢朝的皮幣,盛唐的飛錢,宋初的便換、茶引、鹽鈔等。但質劑、茶引、鹽鈔尚屬不同類型的憑據,飛錢、便換僅僅僅是匯兌手段,皮幣雖與紙鈔性質相近,卻因定價太高,隻用於王侯宗室的朝覲聘享,並未真正成為流通手段。


    而交子最早產生在宋初的四川。當時四川通行鐵錢,體積大、分量重、價值小,不便交易、攜帶,難以適應大宗交易的需要。於是,成都十六家富戶聯合,印造交子。交子上印有房屋、樹木、人物、密碼、花押等圖樣,票麵金額臨時填寫。


    既可隨時兌現,又能定期流通,其期限以三年為一界,界滿發行新券,掉換舊券。可是,這些製度隻是出於民間約定,尚未具有法律效力。後因富戶破產,交子無法兌現,以致信譽掃地,不能維持下去。宋仁宗天聖元年,政府設立益州交子務,交子改由官辦,禁止私造。至此鈔法作為法製,才正式確立。


    而蒙元承襲宋例,大明又因文化隔斷承襲蒙元後期的印鈔無度,雖然在短期內聚攏了民間財富,但時間稍長,其弊端就顯現出來,而龐煌就是以此為憑據,想要奏請匯聚金銀、盤點國庫,就是為了有節製的印製大明寶鈔,以防止今後金融體係的崩潰。


    這些都是在印製新版寶鈔的時候,龐煌請教博學如黃子澄、齊泰等人所得出的結論,再由這些儒生們用自己的見解說出來,現在複述給朱元璋聽,當然很切合皇朝的利益根本,朱元璋遂不反對,但是也不讚成,隻是放手讓龐煌協助太子朱標去做就是。


    原來以為已經體會到朱元璋的強悍,但是隨著自己負責具體事務的增多,慢慢的已經感到有些力不從心了,看著已經稍顯憔悴的朱元璋還是沒日沒夜、有條不紊的審閱自己已經批複的奏折,龐煌打心眼裏感到欽佩。


    而自己的速度,卻好像趕不上老朱的步伐,龐煌就生出一種無力的感覺,黃冊庫的完善、錦衣衛的管理、大明寶鈔、《大明周報》編撰、大宗正府職責等等明麵上的事務已經讓他無暇分身,而在私下,他已經在在杭州又辦了一說清華義學,全部完工的招生事宜、自己情報渠道的建設、處理收集過來的各種情報,甚至是溧水蔬菜大棚之內新作物的生產都要他來做一個了斷。


    經過幾年的運作不知道不覺之間,自己的情報係統也漸漸的強大起來,按照當初劉伯溫的建議。利用自己駙馬都尉的身份作為後盾,向朱元璋奏請接手工部建於江東諸門外十五座酒肆。為避免別人注意,其中選擇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澤等酒肆作為發展根本。在大明各個重鎮建立分號,內置自己的嫡係人員以收集民間的消息。如今,暗中由自己操控的酒樓,在全國已經達到了一百五十餘座。


    再以海關衙門所置人員收集商賈消息,兩手同時抓起,但同時都是比較浩蕩的工程,要不是在強權的推動下,在龐煌經過的另一個時空,恐怕連各種手續兩年也辦不下來。


    所以龐煌感覺到太快了。每天通過各種渠道匯集到自己書房的情報,再經過分析篩選,如雪花似的繁多,要不是有齊泰心細幫忙,將各種信息分門別類,按照輕重緩急標識,然後在交與自己過濾。恐怕龐煌一天到晚什麽都不做,光是看情報可以度日了。


    於是,開始懷念後世有電腦的日子。因為固定龐煌的生活已經進入了程序化階段,每日固定的時間在去辦固定的事情。固定的時間聽取各方麵的匯報,固定的時間接收內廠傳來的情報。固定的時間……。


    龐煌感到自己像一隻木偶似得,被各種絲線牽來扯去。沒有一點自己的主張,雖然時而也有大權在握的快感,但更多的還是一個字――“累”。不禁有些注意朱元璋的每日生活安排是怎麽樣的,這個曆史上最為勤政的皇帝。是怎麽做到勞逸結合,在如此繁忙的政務中還生了三十多個子女。而自己隻是分擔了其中一部分便感到有些力不從心。


    而經過大明寶鈔改版之事後,龐煌又進入了蟄伏的階段,因為他感覺到事情進展的太快,自己已經把握不住,要慢慢的消化近幾年來的成果。


    洪武十六年來臨,在此期間,經過迂回,朱元璋終於鬆口,調劉三吾進京籌備重啟已經停了十餘年的秋闈。但不知如此一來,卻將劉三吾推進了火坑,不過這是後話了。


    大明通行寶鈔新版的發行,在龐煌的策劃,太子朱標的實施,朱元璋的威壓下,進展頗為順利,新版寶鈔難以仿造是一個原因,而皇帝的果斷殺伐,卻成為了主流,既然決心讓朱元璋當這個惡人,所以,在廣泛收集情報的基礎上,龐煌刻意引導著皇帝的思路,一時之間,兩淮、江南境內雞飛狗跳。


    在嚴令下,曾經有一些村莊,壯丁皆被抓往官府治罪,然後就再無消息,而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整村的人被留於嶺南、大理等地,永不得返鄉,因為有人曾經利用新鈔、舊錢交替之際渾水摸魚,按照發行新鈔時的嚴令,但凡涉及偽造寶鈔之地,當事人處死,以裏為單位的居民皆要充軍邊塞,以補償其知情不報的罪責。


    全國攝於皇帝的威嚴,無不大恐,再則偽造艱難,短時間內居然控製了寶鈔貶值的速度,開始往良性發展。


    洪武十七年開春,天下士子聚攏個州府,然後經過篩選後趕赴京師準備秋考,南京城內逐漸熱鬧起來,龐煌趁機奏報皇帝,調黃子澄為翰林待詔,禦國子監生員三十人按照每七日為一循環,擴大《大明周報》,朱元璋允之。


    鑒於百姓識字之人少、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大明周報》一直隻是在南京的周邊,雖然隻是在京畿之地暫時刊發,但是他相信,在這次重啟秋闈時,天下士子匯聚京師,利用這一先決條件培養市場,首先堅定報紙在士子心目中的分量,而後,在通過海關和今後建立起的交通渠道發行,肯定會取得一定的效果。


    報紙是龐煌最想控製的東西,在這個沒有網絡、沒有電視的大明,紙質傳媒是占有絕對優勢的,鉛活字印刷機無疑是報紙堅強的後盾。


    天下士子匯聚京師,雖然對於全國的讀書人還算是少數,但是總歸都是各地方的精英,這些人,最多也隻有百分之一二能夠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而剩下的人如果科舉後返鄉,對於報紙的宣傳那是有絕對影響力的,更何況,在龐煌的內心深處,還準備招募一些落第的士子,往各自家鄉省會處設立《大明周報》分館。有了一年的熏陶。相信會有很好的效果。


    這種一舉兩得的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話,那他可真枉費了穿越回大明幾年的磨練。


    但這個時代能夠識文斷句的人畢竟還是不多。所有從屬對於報紙銷量的前景並不是很看好。但不管怎麽樣,身為駙馬都尉的龐煌不用去計較報紙盈虧與否。在他的心目中,就算是賠錢賺吆喝,也要將報紙的聲勢鞏固起來。


    到時,報紙就是整個大明的輿論導向,至少這樣可以聚攏大批士子的眼神,其上再刊載一些朝廷的各項政策法令、各地的一些新聞和民間讀書人寫的一些文章。


    在弘揚朝廷政令的同時,則可以通過發表士子的文章來揣測其對國家治理政策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讓朝廷能夠從側麵知道這些法令在各地執行的效果,雖難免有些牢騷之言。但如果朝廷派官員幹預,就會最大的程度上杜絕這種攀誣的現象。


    “這樣可以使朝廷平添了無數在民間的無冕禦史……。”這一條是龐煌奏報時最能打動朱元璋的一條,當初讓戶部徹查天下糧田,任命擁有土地多的大戶充當糧長,代替官員行使收稅的權力,還有就是於各州縣及鄉之裏社設立申明亭,凡民間應有詞狀,許耆老裏長準受於本亭剖理。這一切目的不也正是如此嗎?


    現在又多了讀書人在朝野之間行使這不用發俸祿的職責,朱元璋是絕對不會反對的。而且,中間的相互製約,將會更加嚴密。


    做事如此得心應手,卻不知龐煌本來就從後世的曆史書上熟知了老朱的性格。自從北平回京師之後,所吩咐諸事無一不先考慮他這個老丈人的想法,所以才能凡事達到他的滿意。


    洪武十七年的來到。朱元璋已經完全適應了沒有中書省製肘的執政生涯,慢慢的開始建立真正屬於他的理想國度。設立三法司。更是朱元璋的自以為得意的手筆。


    其初,朱元璋命刑部議定罪犯罪名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給事中覆核無異,然後覆奏施行。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駁。後罷四輔官,而議獄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稱三法司。洪武十七年十月,三法司改建署成,稱作貫城。


    於是,朱元璋“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寺審覆,然後奏決。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朱元璋又諭刑官:“刑者,輔治之具,用之不可不慎。所以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同年,經過朝議,製定了府州縣官為政八事,並且諭旨開始頒行,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告諭禮部臣說: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民之安否可見。我曾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其所臨,精其考核,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知;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


    今命以八事,你們可將其榜示天下。於是,禮部奉旨頒行: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時命裏長告戒其裏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勿作非為,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其二,為府官的,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的,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蹋茸及蠹政病民的,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但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核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具聞逮問,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


    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的,縣自斷決,具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的,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的,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雜犯的,準工贖罪;真犯的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處遣,勿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為遵守。


    洪武十七年初,改鑄南郊太和鍾。高四尺八寸五分,口徑三尺六寸五分,紐高一尺四寸五分,重二千七百六十一斤。


    而就在太和鍾鑄造完畢時,傳來一個很不好的消息,李文忠病逝了,洪武十年以後,李文忠與李善長二人受任“總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議軍國重事”,但是作了不到兩年,胡惟庸謀反伏誅,中書省被取消,大都督分為中左右前後五個都督府,禦史台也在十三年五月被取消。


    在此以前,曾經在十二年上半年督率沐英等人,削平洮州十八個番族的叛亂,在七月間回京,掌理大都督府的事。掌理到十三年正月大都督府被分為五個都督府,也就算了。國子監,從十二年七月起,也是由他兼領的。


    李文忠在洪武十六年冬得病,十七年去世。病中,朱元璋自己來看過他,又吩咐華雲龍的兒子淮安侯華中負責料理他的醫藥。他死了以後,朱元璋懷疑華中料理得不周到,把華中的侯爵貶了,把華中的家屬流放到建昌,而且也懷疑醫生用了毒藥,把所有的診視過李文忠的醫生一齊砍頭,連他們的妻與子也砍。


    朱元璋如此作為,可能是由於一時氣憤,但是李文忠肯定是朱元璋一生所最親最信的人,而且罷兵家居之時“恂恂若儒者”,與世無爭。雖則他有時也因為勸朱元璋不必殺人太多,不必派船出海征倭,不必多蓄宦官,而受過朱的嗬斥。他死的時候,年紀才有四十六歲,朱追封他為岐陽王,諡以“武靖”二字,親自寫了一篇祭文祭他。


    這是最近幾年李文忠大概的情況,大家在傷心的同時,還忽略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李文忠還兼著北方兵馬統帥的事實,朱元璋不放心徐達,不放心傅友德,也不放心馮勝等人,但是對於李文忠,還是十分相信的。


    因為李文忠畢竟是朱元璋的外甥,對於隻相信自己親人的朱元璋,在將徐達調回南京之後,北方兵馬的實際指揮權,就交給了李文忠,但是李文忠卻是英年早逝,這麽一來,北方乃至遼東的軍馬實際控製權,應該交給誰呢?


    朱元璋將目光看向了自己那幾個兒子。(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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