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記住【棉花糖小說網.mianhuatang.info】，為您提供精彩小說閱讀。
世界上究竟是誰發明了種稻？這個問題至少學術上已經爭論了100多年。上一個世紀，有些外國學者以為種稻的發明權應歸於印度人，也有的專家從稻的語音考源，認為早的種稻人為印度支那的泰國或越南人［1］。以研究中國飲食文化出名的日本學者?田統，他70年代出版的專著中，也認為中國稻是由東南亞順海岸傳過來的［2］。
但是，1973年浙江餘姚河姆渡原始遺址的發現，使這些推斷和設想都令人懷疑了。那裏出土的稻穀，使中外學者不得不重下結論，早的種稻人，應是中國長江中下遊的原始居民。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被認為是我國史前考古近幾十年來的一大奇跡。這是距今7000年前的一處原始人居住的遺址。這遺址中，發現了當時人的住宅和水井遺跡，大量的陶器和石製骨製工具。而引人注目的是，大批稻穀和米粒。據考古學家敘述，那兒地層中的秕穀、穀殼、穀粒和稻根、稻稈堆積的遺物，
厚度平均達40―50厘米，計算稻穀總量當120噸
以上。幾乎當時人居住的建築遺跡裏，到處都有稻穀存。不少原始居民炊煮用的釜底，也有不少殘留的米粒鍋巴。有些水稻遺物，色澤鮮黃，外形清晰完好。［3］這些豐富遺存，完全證明了早7000年前，我國長江下遊的原始居民，已經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種植技術，他們已經把稻米作為主要食糧。
我國考古學家和農學史專家作了科學的分析比較，認為河姆渡稻穀，不僅是我國發現時間早的稻穀，而且也是“世界上古老的人工栽培稻”。［4］這一稻穀，比曾被譽為“世界上古老的稻穀”──泰國奴奴克塔遺址出土的稻穀，還要早幾百年。
除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稻穀外，近30年來，我國南方還有多處古稻穀的發現，如江蘇吳興的錢三漾、吳縣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澤、雲南元謀和廣東曲江馬壩等地原始遺址，都有古代的栽培稻穀出土，共約二、三十處之多。據測定，其中距今6000年以上者，即達3處。我國考古學家嚴文明，匯總了上述所有資料，寫出了《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一文，指出：“把迄今獲得的考古資料按照時間先後進行排比，早的水稻僅限於杭州灣和長江三角洲近海一側，然後像波浪一樣，逐級地擴充到長江中遊，江淮平原，長江上遊和黃河中下遊，後完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這就清楚地說明了長江下遊及其附近地區仍是我國栽培稻起源的一個重要中心”。［5］
我國人民早種植水稻，是對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貢獻。水稻我國推廣不久，很快就傳到了東亞近鄰一些國家：大約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國水稻北傳朝鮮，南傳越南。2000年前的漢代，中國粳稻東傳日本［6］，隨後又傳到菲律賓。公元5世紀，水稻經伊朗傳到西亞，然後經非洲傳到歐洲。大陸發現後再由非洲傳到美洲以至全世界。［7］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澧縣彭頭山遺址發掘中見到了水稻遺存。它不僅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早證據，也是現階段世界上早的稻作資料之一。毫無疑問，這裏的發現對於稻作農業發生與發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彭頭山文化的稻作農業與經濟生活
彭頭山文化是近年發現的一支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發掘過的遺址有湖南澧縣彭頭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經14測定，彭頭山遺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於陶片中碳素來源問題尚未弄清楚，以上數據目前隻能作為參考，並不完全反映遺址的真實年代。根據長江中遊地區原始文化的譜係序列，以及關於現階段中國境內距今7千年以前的石器遺存的專門研究，彭頭山文化屬於石器時代早期可以確認。其相對年代，長江中遊地區，早於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長江下遊地區，早於餘姚河姆渡和桐鄉羅家角的早期遺存；黃河流域，這支文化早於或相當於裴李崗文化。此外，它的許多文化特征與華南距今萬年左右的早期遺存相近。
目前，這支文化集中分布洞庭湖西北與鄂西長江幹流沿岸。這裏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區與湖沼盆地間的低山丘陵區，屬於典型的山前地帶。由於泥沙淤積、湖沼平原擴大，遺址現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崗丘，周圍地形平坦開闊。
關於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1983年冬，筆者調查並發現枝城北遺址時，曾采集到的陶片中觀察到碳化稻殼。1988年秋，主持發掘澧縣彭頭山遺址時，又出土的器物及紅燒土塊中再次觀察到同樣的遺存。由於這些稻殼陶器製作過程中已被擠壓變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故目前有關專家們還不能有把握地鑒定其種屬。不過，考慮到以下幾方麵的理由，上述發現應當屬於人類稻作農業的證據。也就是說，從農業起源的角度，它們都應是早期型態的栽培稻。
第一、彭頭山遺址本身是一處具有相當規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圍較平坦開闊的地形及自然環境也有利於稻作農業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彭頭山文化中，碳化稻殼的發現並不僅限於某一孤立地點，而是形成了實際的分布區域。
第三，通過彭頭山遺址陶片的顯微觀察，其陶胎中夾有大量稻殼。這說明它們並非是製陶過程中偶然混人的雜物，而是有意識地將稻殼作為主要摻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後的鑒定確認彭頭山等遺址的稻穀有某些接近或屬於野生稻穀的特點，那也難以排除它們屬於人工栽培稻的事實。我國河姆渡所見稻作農業的規模及其成熟性均強烈地暗示，它之前，至少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已經曆了較長曆史過程。
正因此，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的發現證實，長江中遊地區，人類稻作農業的曆史完全能上溯到石器時代早期。
經初步整理，彭頭山時期的生產工具由三部分組成：大型打製石器，細小打製燧石器，磨製石器，並以打製石器占絕對多數。其中，大型打製石器製作粗糙，無固定型狀，作用多係砍砸。細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規樣式，根據部分器物刃部的顯微觀察，其作用當以切割、刮削為主。這裏，磨製工具不僅數量極少，且種類單純、個體偏小，隻見有一種既可謂之斧又可謂之锛的樣式，長約7―8，寬約4，雙麵刃。值得注意的是，與磨製工具形成鮮明對比，磨製裝飾品卻數量多，磨製精細，型態規整，並有多種類別，有的還有一麵或兩麵對穿而成的孔。此外，墓葬隨葬品的組合中，也隻是磨製裝飾品與陶器，未出任何生產工具。以上這些現象說明，磨製石器作為一種工藝，當時已經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工具而裝飾品。正因此，人類的價值觀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裝飾品和陶器相與為伍。顯然，這是以支配自然為特征的生產性經濟尚處初期階段的真實寫照。彰頭山文化中，以往的發掘還出土有水牛的完整頭骨。估計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為家畜種類之一。
綜合考察彭頭山文化生產工具的構成，以及稻作、家畜飼養遺存的發現，可以初步獲得這樣的印象：彭頭山文化的經濟生活以采集、漁獵為主，兼有水稻種植與家畜飼養，但規模有限。
二、關於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
關於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來就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大課題，並有“印度說”、“雲南說”、“東南亞說”等多種不同主張，這些主張的共同缺憾是對考古資料重視不夠。自70年代中期以來，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遺存的發現，國內學術界“長江流域說”的主張日益占居主導地位，其中有傾向性的認識是“長江下遊”說。管考古資料的重要性不斷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囿於這種資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確紀年，發現鮮資料有明顯的偶然性，以及因鑒定分析手段落後，許多寶貴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實證明，考古資料的積累雖然能不斷地推動認識前進，但缺少認識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論的發展，要引導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艱難。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待問題，可以說，關於稻作農業起源的討論，目前已不僅僅是資料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就世界範圍而言，距今1萬年左右，是人類從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轉變時期，與後一次冰期消退同時，氣候全球性逐漸回暖。氣候的支持下，農業於世界上許多地區相繼發生。其中，既有稻作農業，又有旱地農業，並以不同的栽培作物顯示了各自的區域特點。目前，人們傾向認為，世界農業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亞，小麥與大麥；東亞，大米與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魯，馬鈴薯與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庫巴尼亞遺址發掘，據報導出土了1.8萬以前的麥粒。管這些麥粒究竟是栽培種還是野生種尚難以論證，但愈來愈多的跡象表明，把世界早期農業的起源限定幾大中心之內的認識已經受到強烈衝擊。看來要確認某種栽培作物確切的起源地，並把它同一定的農業中心聯係起來，不說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維艱。首先，適宜某種作物栽培而又擁有其野生祖本的範圍往往十分寬廣。以水稻為例，印度恒河流域馬哈嘎拉遺址即已發現距今約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遺存，其時代並不晚於中國。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東南亞均有分布。難道這樣的範圍內就隻存一、二個稻作農業起源的中心嗎？其次，人類的社會性生活，同時期不同區域間人類的相互往來，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發明創造較短的時間內轉達或普及到較邊遠的區域。那些力圖將其中主動與被動各方清楚地區別開來的努力，多數情形中都隻是一種邏輯推導，離曆史的本來麵貌還有很大差距。再次，從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馴化到原始農業的形成，這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發生亦或交互影響的形式都可能是極其複雜的。很難設想某個中心區域會單獨直線地完成那個過程的全部內容，並此基礎上不斷向外輻射影響。因此，探討農業的起源不能僅著眼於一些狹窄的區域。由過去的資料所觀察到的那些少數“中心”，或許應該看作是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
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與世界範圍農業的起源一樣，也不是少數地區的孤立現象。對此，下麵將繼續進行討論。
第一、中國東部大陸距今1萬至7千年左右的石器遺存，依緯度變化與自然環境的差別，各地都有不同的農業類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種。華南目前雖無栽培稻的直接證據，但普遍認為那裏與東南亞一帶類似，應有薯蕷和芋頭。長江流域，無論彭頭山文化還是後起的皂市下層文化，以及下遊的河姆渡，羅家角下層遺存，都以種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點。黃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崗文化以粟、黍為農業品種。北方地帶，沈陽樂文化也有種植黍的記錄。這些事實充分表明，農業的發生不是孤立的曆史產物，而是以大範圍的總體進步為其必要條件或基礎，是人類不同部分各自區域通過長期摸、交互影響、共同促進的結果。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彭頭山遺址發現的迄今我國早的稻作遺存，並不能單純地理解為長江中遊是中國早的農業區，而應進一步理解為是中國東部大陸已進入農業時代的標誌，是農業氣候等自然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廣泛發生的一種區域現象。
第二、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尚未發現之前，河姆渡早期數量巨大的同類遺存吸引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並由此導致了中國稻作農業可能發端於長江下遊的認識傾向。現，這種認識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實上，長江中、下遊地區不僅緯度相同，自然條件類似，而且：彭頭山與河姆渡遺址所具體地理環境也大體一樣。此外，河姆渡第四層稻作農業的規模及生產方式也已明確地暗示，它之前肯定還有一個與彭頭山文化相當的早期發展階段。這就意味著：無論長江中、下遊都應該是中國早的稻作農業區。
第三、與長江流域稻作遺存早年代不斷向前延伸形成鮮明對照。華南地區至今尚無7千年以前的農業證據。這裏的巨大反差，並不適宜作為將那個地區排斥稻作起源範圍以外的理由。古氣候學的研究表明，距今25―11萬年是中國近10萬年來氣候幹冷的時期，為大理冰期峰期階段。於這個階段，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嚴寒氣候的侵襲。長江中下遊地區，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綠喬木樹種的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環紋藻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氣候漸冷，其後還出現常綠樹絕跡的幹冷草原，氣溫比現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長江流域當時屬暖溫帶氣候。而現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亞熱帶氣候，當時則收縮到北緯24以南地區，亦即廣西中部以南。如果說石器時代早期的農業先前可能還有一段較長的準備過程，類似埃及庫巴尼亞麥粒所暗示的那樣。那麽，這時期自然條件適宜的區域應當首推華南。至於長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氣溫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距今11萬年以後，隨氣候全球性回暖，長江流域的氣溫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隻比現代低一2，顯然，這一階段環境的變化已給農業的發生與興起創造了條件。不過，現代栽培秈稻與粳稻種植的緯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緯30~左右是這些品種的變異區，以北地區是粳稻，以南是秈稻。一般認為，粳稻應係“秈稻從南向北(以及從低地向山區)的傳播過程中，由於進入溫帶(及山區)以後適應氣溫較低的生態環境而出現的”變異型。假如這種認識無誤，那麽就難以想象正好位於變異區域的長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國水稻起源的早地區，並由此往北傳播構成粳稻分布區，向南擴張形成秈稻分布區。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與陶器、磨製石器，家畜飼養、聚落的發生與興起一樣，實際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們都是人類認識與支配自然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通過已有考古資料的分析不難發現，距今1萬至7500年左右，華南地區的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與長江中遊地區相似的發展階段；管各自進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別，但許多共見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數量較多，有打製的細小燧石器等，都說明它們之間存某種程度的交
往和聯係。此外，這一時期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河旁階地遺址，華南地區也已存，據調查廣西桂平大塘城遺址的麵積就達1萬平方米以上。總之，相似的發展階段，相互間存的交往，以及已經出現的大麵積露天遺址都暗示，華南作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適宜的自然環境，還有長期人類居住和活動的地區，它的水稻栽培史當不會晚於長江流域。
正因此，中國，與其將長江流域當作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不如將其看作是稻作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即使認為這些區域就是某種意義的“中心”，那麽中國也不止一個或二個，而是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經曆。
中國──世界上唯一早從粟發展起來的農業國家
粟，去皮後稱為小米，是我國目前北方人愛吃的糧食之一。據農業科學家考證，它初是由野生的狗尾草馴化而成為糧食作物的。而這馴化之功，首推我國人民。目前世界農學界幾乎毫無疑義地都認為，粟的種植，早是中國人首創的。［8］
根據披露的考古資料，世界上發現的早人工栽培粟，出土我國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據測定，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磁山遺址是1976至1978年發掘的，那裏發現儲存糧食的窖穴有88個，通過科學鑒定裏麵所藏全部為粟。這是中國粟出土年代早的實物，也是世界上早的粟。除此而外，我國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和華縣泉護村遺址等，也都有遠古的采出土。這證明，六、七千年以前，粟已成為我國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糧；粟的耕種，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國古書曾記載：“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9］這一神話傳說，正好和考古發現互為印證。磁山遺址裏，與大量粟出土的同時，還出土了石鏟、石鐮、石磨盤和石磨棒多件。通過這些，可以想像出一幅7000多年前，我國先民從粟的耕作、收割直到碾成小米全過程的原始生活風俗畫卷。
粟的栽培成功，使人類又有了一個主要糧食品種，有利於解決溫飽問題。據日本農學家說，目前世界種粟的麵積很廣，歐洲意大利、德國、匈牙利，都大麵積栽種，日本傳入稻作以前，栗曾是國民的主要糧食。［10］而世界各地的粟，全都是由中國傳入的。我國飲食文化專家推斷，大約石器時代，中國粟就由東向西傳播，經阿拉伯、小亞細亞、俄國、奧地利傳遍整個歐洲。［11］同時，又向東傳到朝鮮、日本各地。這是我國人民早期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又一重大貢獻。
世界上究竟是誰發明了種稻？這個問題至少學術上已經爭論了100多年。上一個世紀，有些外國學者以為種稻的發明權應歸於印度人，也有的專家從稻的語音考源，認為早的種稻人為印度支那的泰國或越南人［1］。以研究中國飲食文化出名的日本學者?田統，他70年代出版的專著中，也認為中國稻是由東南亞順海岸傳過來的［2］。
但是，1973年浙江餘姚河姆渡原始遺址的發現，使這些推斷和設想都令人懷疑了。那裏出土的稻穀，使中外學者不得不重下結論，早的種稻人，應是中國長江中下遊的原始居民。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被認為是我國史前考古近幾十年來的一大奇跡。這是距今7000年前的一處原始人居住的遺址。這遺址中，發現了當時人的住宅和水井遺跡，大量的陶器和石製骨製工具。而引人注目的是，大批稻穀和米粒。據考古學家敘述，那兒地層中的秕穀、穀殼、穀粒和稻根、稻稈堆積的遺物，
厚度平均達40―50厘米，計算稻穀總量當120噸
以上。幾乎當時人居住的建築遺跡裏，到處都有稻穀存。不少原始居民炊煮用的釜底，也有不少殘留的米粒鍋巴。有些水稻遺物，色澤鮮黃，外形清晰完好。［3］這些豐富遺存，完全證明了早7000年前，我國長江下遊的原始居民，已經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種植技術，他們已經把稻米作為主要食糧。
我國考古學家和農學史專家作了科學的分析比較，認為河姆渡稻穀，不僅是我國發現時間早的稻穀，而且也是“世界上古老的人工栽培稻”。［4］這一稻穀，比曾被譽為“世界上古老的稻穀”──泰國奴奴克塔遺址出土的稻穀，還要早幾百年。
除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稻穀外，近30年來，我國南方還有多處古稻穀的發現，如江蘇吳興的錢三漾、吳縣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澤、雲南元謀和廣東曲江馬壩等地原始遺址，都有古代的栽培稻穀出土，共約二、三十處之多。據測定，其中距今6000年以上者，即達3處。我國考古學家嚴文明，匯總了上述所有資料，寫出了《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一文，指出：“把迄今獲得的考古資料按照時間先後進行排比，早的水稻僅限於杭州灣和長江三角洲近海一側，然後像波浪一樣，逐級地擴充到長江中遊，江淮平原，長江上遊和黃河中下遊，後完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這就清楚地說明了長江下遊及其附近地區仍是我國栽培稻起源的一個重要中心”。［5］
我國人民早種植水稻，是對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貢獻。水稻我國推廣不久，很快就傳到了東亞近鄰一些國家：大約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國水稻北傳朝鮮，南傳越南。2000年前的漢代，中國粳稻東傳日本［6］，隨後又傳到菲律賓。公元5世紀，水稻經伊朗傳到西亞，然後經非洲傳到歐洲。大陸發現後再由非洲傳到美洲以至全世界。［7］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澧縣彭頭山遺址發掘中見到了水稻遺存。它不僅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早證據，也是現階段世界上早的稻作資料之一。毫無疑問，這裏的發現對於稻作農業發生與發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彭頭山文化的稻作農業與經濟生活
彭頭山文化是近年發現的一支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發掘過的遺址有湖南澧縣彭頭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經14測定，彭頭山遺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於陶片中碳素來源問題尚未弄清楚，以上數據目前隻能作為參考，並不完全反映遺址的真實年代。根據長江中遊地區原始文化的譜係序列，以及關於現階段中國境內距今7千年以前的石器遺存的專門研究，彭頭山文化屬於石器時代早期可以確認。其相對年代，長江中遊地區，早於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長江下遊地區，早於餘姚河姆渡和桐鄉羅家角的早期遺存；黃河流域，這支文化早於或相當於裴李崗文化。此外，它的許多文化特征與華南距今萬年左右的早期遺存相近。
目前，這支文化集中分布洞庭湖西北與鄂西長江幹流沿岸。這裏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區與湖沼盆地間的低山丘陵區，屬於典型的山前地帶。由於泥沙淤積、湖沼平原擴大，遺址現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崗丘，周圍地形平坦開闊。
關於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1983年冬，筆者調查並發現枝城北遺址時，曾采集到的陶片中觀察到碳化稻殼。1988年秋，主持發掘澧縣彭頭山遺址時，又出土的器物及紅燒土塊中再次觀察到同樣的遺存。由於這些稻殼陶器製作過程中已被擠壓變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故目前有關專家們還不能有把握地鑒定其種屬。不過，考慮到以下幾方麵的理由，上述發現應當屬於人類稻作農業的證據。也就是說，從農業起源的角度，它們都應是早期型態的栽培稻。
第一、彭頭山遺址本身是一處具有相當規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圍較平坦開闊的地形及自然環境也有利於稻作農業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彭頭山文化中，碳化稻殼的發現並不僅限於某一孤立地點，而是形成了實際的分布區域。
第三，通過彭頭山遺址陶片的顯微觀察，其陶胎中夾有大量稻殼。這說明它們並非是製陶過程中偶然混人的雜物，而是有意識地將稻殼作為主要摻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後的鑒定確認彭頭山等遺址的稻穀有某些接近或屬於野生稻穀的特點，那也難以排除它們屬於人工栽培稻的事實。我國河姆渡所見稻作農業的規模及其成熟性均強烈地暗示，它之前，至少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已經曆了較長曆史過程。
正因此，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的發現證實，長江中遊地區，人類稻作農業的曆史完全能上溯到石器時代早期。
經初步整理，彭頭山時期的生產工具由三部分組成：大型打製石器，細小打製燧石器，磨製石器，並以打製石器占絕對多數。其中，大型打製石器製作粗糙，無固定型狀，作用多係砍砸。細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規樣式，根據部分器物刃部的顯微觀察，其作用當以切割、刮削為主。這裏，磨製工具不僅數量極少，且種類單純、個體偏小，隻見有一種既可謂之斧又可謂之锛的樣式，長約7―8，寬約4，雙麵刃。值得注意的是，與磨製工具形成鮮明對比，磨製裝飾品卻數量多，磨製精細，型態規整，並有多種類別，有的還有一麵或兩麵對穿而成的孔。此外，墓葬隨葬品的組合中，也隻是磨製裝飾品與陶器，未出任何生產工具。以上這些現象說明，磨製石器作為一種工藝，當時已經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工具而裝飾品。正因此，人類的價值觀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裝飾品和陶器相與為伍。顯然，這是以支配自然為特征的生產性經濟尚處初期階段的真實寫照。彰頭山文化中，以往的發掘還出土有水牛的完整頭骨。估計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為家畜種類之一。
綜合考察彭頭山文化生產工具的構成，以及稻作、家畜飼養遺存的發現，可以初步獲得這樣的印象：彭頭山文化的經濟生活以采集、漁獵為主，兼有水稻種植與家畜飼養，但規模有限。
二、關於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
關於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來就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大課題，並有“印度說”、“雲南說”、“東南亞說”等多種不同主張，這些主張的共同缺憾是對考古資料重視不夠。自70年代中期以來，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遺存的發現，國內學術界“長江流域說”的主張日益占居主導地位，其中有傾向性的認識是“長江下遊”說。管考古資料的重要性不斷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囿於這種資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確紀年，發現鮮資料有明顯的偶然性，以及因鑒定分析手段落後，許多寶貴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實證明，考古資料的積累雖然能不斷地推動認識前進，但缺少認識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論的發展，要引導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艱難。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待問題，可以說，關於稻作農業起源的討論，目前已不僅僅是資料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就世界範圍而言，距今1萬年左右，是人類從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轉變時期，與後一次冰期消退同時，氣候全球性逐漸回暖。氣候的支持下，農業於世界上許多地區相繼發生。其中，既有稻作農業，又有旱地農業，並以不同的栽培作物顯示了各自的區域特點。目前，人們傾向認為，世界農業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亞，小麥與大麥；東亞，大米與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魯，馬鈴薯與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庫巴尼亞遺址發掘，據報導出土了1.8萬以前的麥粒。管這些麥粒究竟是栽培種還是野生種尚難以論證，但愈來愈多的跡象表明，把世界早期農業的起源限定幾大中心之內的認識已經受到強烈衝擊。看來要確認某種栽培作物確切的起源地，並把它同一定的農業中心聯係起來，不說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維艱。首先，適宜某種作物栽培而又擁有其野生祖本的範圍往往十分寬廣。以水稻為例，印度恒河流域馬哈嘎拉遺址即已發現距今約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遺存，其時代並不晚於中國。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東南亞均有分布。難道這樣的範圍內就隻存一、二個稻作農業起源的中心嗎？其次，人類的社會性生活，同時期不同區域間人類的相互往來，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發明創造較短的時間內轉達或普及到較邊遠的區域。那些力圖將其中主動與被動各方清楚地區別開來的努力，多數情形中都隻是一種邏輯推導，離曆史的本來麵貌還有很大差距。再次，從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馴化到原始農業的形成，這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發生亦或交互影響的形式都可能是極其複雜的。很難設想某個中心區域會單獨直線地完成那個過程的全部內容，並此基礎上不斷向外輻射影響。因此，探討農業的起源不能僅著眼於一些狹窄的區域。由過去的資料所觀察到的那些少數“中心”，或許應該看作是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
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與世界範圍農業的起源一樣，也不是少數地區的孤立現象。對此，下麵將繼續進行討論。
第一、中國東部大陸距今1萬至7千年左右的石器遺存，依緯度變化與自然環境的差別，各地都有不同的農業類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種。華南目前雖無栽培稻的直接證據，但普遍認為那裏與東南亞一帶類似，應有薯蕷和芋頭。長江流域，無論彭頭山文化還是後起的皂市下層文化，以及下遊的河姆渡，羅家角下層遺存，都以種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點。黃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崗文化以粟、黍為農業品種。北方地帶，沈陽樂文化也有種植黍的記錄。這些事實充分表明，農業的發生不是孤立的曆史產物，而是以大範圍的總體進步為其必要條件或基礎，是人類不同部分各自區域通過長期摸、交互影響、共同促進的結果。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彭頭山遺址發現的迄今我國早的稻作遺存，並不能單純地理解為長江中遊是中國早的農業區，而應進一步理解為是中國東部大陸已進入農業時代的標誌，是農業氣候等自然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廣泛發生的一種區域現象。
第二、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尚未發現之前，河姆渡早期數量巨大的同類遺存吸引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並由此導致了中國稻作農業可能發端於長江下遊的認識傾向。現，這種認識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實上，長江中、下遊地區不僅緯度相同，自然條件類似，而且：彭頭山與河姆渡遺址所具體地理環境也大體一樣。此外，河姆渡第四層稻作農業的規模及生產方式也已明確地暗示，它之前肯定還有一個與彭頭山文化相當的早期發展階段。這就意味著：無論長江中、下遊都應該是中國早的稻作農業區。
第三、與長江流域稻作遺存早年代不斷向前延伸形成鮮明對照。華南地區至今尚無7千年以前的農業證據。這裏的巨大反差，並不適宜作為將那個地區排斥稻作起源範圍以外的理由。古氣候學的研究表明，距今25―11萬年是中國近10萬年來氣候幹冷的時期，為大理冰期峰期階段。於這個階段，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嚴寒氣候的侵襲。長江中下遊地區，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綠喬木樹種的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環紋藻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氣候漸冷，其後還出現常綠樹絕跡的幹冷草原，氣溫比現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長江流域當時屬暖溫帶氣候。而現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亞熱帶氣候，當時則收縮到北緯24以南地區，亦即廣西中部以南。如果說石器時代早期的農業先前可能還有一段較長的準備過程，類似埃及庫巴尼亞麥粒所暗示的那樣。那麽，這時期自然條件適宜的區域應當首推華南。至於長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氣溫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距今11萬年以後，隨氣候全球性回暖，長江流域的氣溫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隻比現代低一2，顯然，這一階段環境的變化已給農業的發生與興起創造了條件。不過，現代栽培秈稻與粳稻種植的緯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緯30~左右是這些品種的變異區，以北地區是粳稻，以南是秈稻。一般認為，粳稻應係“秈稻從南向北(以及從低地向山區)的傳播過程中，由於進入溫帶(及山區)以後適應氣溫較低的生態環境而出現的”變異型。假如這種認識無誤，那麽就難以想象正好位於變異區域的長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國水稻起源的早地區，並由此往北傳播構成粳稻分布區，向南擴張形成秈稻分布區。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與陶器、磨製石器，家畜飼養、聚落的發生與興起一樣，實際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們都是人類認識與支配自然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通過已有考古資料的分析不難發現，距今1萬至7500年左右，華南地區的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與長江中遊地區相似的發展階段；管各自進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別，但許多共見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數量較多，有打製的細小燧石器等，都說明它們之間存某種程度的交
往和聯係。此外，這一時期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河旁階地遺址，華南地區也已存，據調查廣西桂平大塘城遺址的麵積就達1萬平方米以上。總之，相似的發展階段，相互間存的交往，以及已經出現的大麵積露天遺址都暗示，華南作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適宜的自然環境，還有長期人類居住和活動的地區，它的水稻栽培史當不會晚於長江流域。
正因此，中國，與其將長江流域當作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不如將其看作是稻作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即使認為這些區域就是某種意義的“中心”，那麽中國也不止一個或二個，而是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經曆。
中國──世界上唯一早從粟發展起來的農業國家
粟，去皮後稱為小米，是我國目前北方人愛吃的糧食之一。據農業科學家考證，它初是由野生的狗尾草馴化而成為糧食作物的。而這馴化之功，首推我國人民。目前世界農學界幾乎毫無疑義地都認為，粟的種植，早是中國人首創的。［8］
根據披露的考古資料，世界上發現的早人工栽培粟，出土我國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據測定，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磁山遺址是1976至1978年發掘的，那裏發現儲存糧食的窖穴有88個，通過科學鑒定裏麵所藏全部為粟。這是中國粟出土年代早的實物，也是世界上早的粟。除此而外，我國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和華縣泉護村遺址等，也都有遠古的采出土。這證明，六、七千年以前，粟已成為我國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糧；粟的耕種，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國古書曾記載：“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9］這一神話傳說，正好和考古發現互為印證。磁山遺址裏，與大量粟出土的同時，還出土了石鏟、石鐮、石磨盤和石磨棒多件。通過這些，可以想像出一幅7000多年前，我國先民從粟的耕作、收割直到碾成小米全過程的原始生活風俗畫卷。
粟的栽培成功，使人類又有了一個主要糧食品種，有利於解決溫飽問題。據日本農學家說，目前世界種粟的麵積很廣，歐洲意大利、德國、匈牙利，都大麵積栽種，日本傳入稻作以前，栗曾是國民的主要糧食。［10］而世界各地的粟，全都是由中國傳入的。我國飲食文化專家推斷，大約石器時代，中國粟就由東向西傳播，經阿拉伯、小亞細亞、俄國、奧地利傳遍整個歐洲。［11］同時，又向東傳到朝鮮、日本各地。這是我國人民早期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又一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