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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章河北二劉
伽藍明白了薛德音的意思，並不代表西行、布衣和阿史那賀寶等人也聽懂了。
此時此刻，西北人需要齊心協力，齊心協力的基礎是互相信任，而要互相信任，就要公開所知的任何訊息，讓大家都能了解河北，能夠在此基礎上做出一致決策。假如伽藍要去馳援安德城，而其他人因為畏懼敵人的強大實力，擔心全軍覆沒，拒絕或者掣肘攻擊計策，那後果可想而知。
看到西行等人的目光齊齊盯著傅端毅和薛德音，而這兩人卻沒有詳細解釋的意。伽藍不得不出言提醒。依傅端毅和薛德音的意思，我即便說了，你們這些西北蠻子也聽不懂。你們對中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們說什麽都是對牛彈琴，那又何必白費口舌？
伽藍的意思卻是，即便對牛彈琴也要彈。我也是西北人，但我能聽得明白，他們為什麽不行？蘇定方深夜來此，拿出這樣一份地圖給我們，你知道他們怎麽想？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懷疑這是一個陷阱，所以，現在你們必須做出一些解釋，必須讓西北人相信蘇定方的確在幫助我們，而這份地圖也是真實可信的。
這個難度有些大，傅端毅和薛德音互相看了一眼，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質問伽藍，“你為甚相信蘇定方？”
“沒有理由。”伽藍說道，“他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隻有賭一把。”
傅端毅心領神會，當即用突厥話向眾人解說河北世家豪望、冀城劉氏、中土儒學和河北叛軍之間所產生的一係列聯係。
伽藍和眾人用心聆聽，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藍就詢問薛德音，以薛德音的解釋做補充。雖然薛德音離開中土也有三年時間了，但最近他與崔遜頻繁見麵，以他和崔遜之間的關係，想必該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蘇定方當然聽不懂突厥話，但他看到伽藍等人都圍著地圖認真商討，知道自己此舉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會承情，而蘇氏或許就能借助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條“大船”。蘇氏一旦上了這條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礎，不敢說蘇氏實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碼自保足夠了，將來皇帝率幾十萬府軍南下平叛，掀起一場驚天血雨的時候，蘇氏或許就能逃過那場殺戮。
＝
信都郡的冀城劉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們的祖輩是大漢帝國的皇族，但大漢帝國威震四海，劉姓天下為尊，就連匈奴人都被賜以劉姓，而自五胡南下禍亂中國後，以劉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於累及劉氏聲譽，導致劉氏隻能在山東世家中位於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學分裂，經籍散亡，天下學子求師無門，尤其拓跋魏國敗亡，導致黃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後，儒家北學墜入低穀，而偏偏這個時候，山東地區一些精通漢師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劉軌思、郭懋當、劉智海、劉獻之等人，也陸續辭世，於是，師從這些前輩宿儒的冀城劉氏家族的劉焯、劉炫就因為出類拔萃、秀出其間而脫穎而出，取代了先賢們的地位，成為後輩學子之名師，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者紛至遝來，不可勝數。
在高齊時代，兩人沒有入仕的機會。帝國開皇初年，劉焯、劉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幫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關隴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職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統之爭，遭到蜀王楊秀的百般羞辱，劉焯被流配戍邊，劉炫給其當門衛。楊秀廢黜後，劉悼、劉炫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尤其是今上繼承大統後，兩人官拜雲騎尉、旅騎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關隴人和山東人的矛盾隨著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劉悼、劉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犧牲品，雙雙罷職。
劉焯回鄉後集中精力講授和著述經書，教授弟子，於三年前去世。劉炫則窮困潦倒，孤苦無依，據說已經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門生弟子接到了叛軍隊伍裏。
山東大儒劉焯、劉炫的悲慘命運，和中土儒學的式微有著直接關係。
自魏晉以來，玄學日盛。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繼興起，導致漢家儒學一度衰微。
儒學在這段艱難時間內，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撐，而北朝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強維持。鮮卑人拓跋氏統一黃河流域建立魏國之後，中土南北對峙，局勢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北朝為實現統一大業，則力推漢化之策，於是黃河流域的大世家們開始重視儒學教育，就是從“私學”向“官學”轉化。
門閥世家把持著經學，“私學”教育成為門閥世家代代傳承的紐帶，成為門閥士族獲取權力和財富的基礎，所以教育製度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學”轉為“官學”，門閥士族的利益豈不受到了損失？但這個利益損失，相比門閥士族利用“漢化”政策所獲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漢化之策的基礎是什麽？就是儒學教育，就是讓鮮卑人接受漢族文化。
在鮮卑漢化貴族的堅持下，中土北方儒學開始了艱難的複興之路。這個阻力有來自鮮卑等虜姓貴族，有來自佛道兩教，也有來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狹隘、目光短淺、貪圖眼前小利的漢姓門閥士族，但隨著這一政策的實施，寒門貴族在這一輪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於是儒學複興就成為一股不可抵擋的曆史潮流。
當時有名臣顏之推，自南朝而進入北朝的儒學名士，他在臨死之前就告誡自己的後人，“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要求子孫後代務必學習、繼承和推廣儒學。也就從這一時期始，凡仕宦之族，縉紳之家，無不互相仿效，督課子孫，授以儒業，北方鮮卑魏國隨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風，其風氣之盛竟然不讓於衣冠文物薈萃的江南王朝。
帝國建立之前，關隴地區因為有周武帝滅佛，佛道兩家受到毀滅性打擊，儒學複習步伐較快，而山東地區佛教興盛，江左卻是儒道佛三教並存。帝國建立之初，先帝首興佛道，不過考慮到中央集權的需要，考慮到中土一統的需要，考慮到周武帝滅佛的一係列深層次原因比如中央財政、漢虜同化、忠君孝親的人倫道德、尊卑貴賤的等級製度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儒學來解決，所以必須重視和推崇儒學，必須加快儒學複興的步伐。
在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並重為原則，加快了儒學的複興，而儒學複興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興儒並行。所謂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進儒學的南北合流，並大力搜羅儒學人才，重禮聘請，高官厚祿，集大儒名士於京都。所謂興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縣設置學校，以設學施教做為立國為政的首要任務。
然而，自魏晉以來，儒學已經衰落數百年，積弊已久，豈是一朝一夕就能複興？而儒學的複興，名義上是政治需求，實際上就是帝國重新分配權力和財富的手段，這裏麵牽扯到帝國中央和世家權貴、儒家和佛道兩教、門閥士族與普羅大眾等等各勢力、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學複興之路異常艱難。
首先就是南北儒學的融合問題。中土分裂為南北兩朝，儒學也分裂為南北兩派。南派重在簡約，得中土儒學之英華，而北派重在深蕪，窮中土儒學之枝葉。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僑姓王、謝、袁、蕭和東南吳姓朱、張、顧、陸為代表，北派則以山東五大一流世家王、崔、盧、李、鄭為代表。也就是說，關隴無儒學，但儒學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權貴集團在利益上的妥協，現在主持儒學融合的關隴貴族集團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學融合之外，其利益損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學融合之艱難。
其次就是儒學幾百年的衰落導致了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那就是“漢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誌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求貧賤者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讀書無用”，書讀得越多，學問研究得越深，距離仕途也就越遠，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沒有地位。
幾百年來的中土是門閥士族政治，門閥士族控製著南北兩朝大小王國的興衰和更替，門閥士族控製著中土的權力和財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靠的不是學問的高低，而是門第，是郡望堂號。比如你是學識淵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門，那你“修身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就輪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沒有那個資格。反之，你是不學無術的紈絝，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門崔氏子弟，那你就擁有了“治國平天下”的資格，至於能否入主台閣或者主宰中樞，那當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權貴的子弟們還需要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鑽研學問嗎？既然如此，寒門出身的莘莘學子們通宵達旦經年累月地鑽研學問又有什麽意義？
幾百年前是“學而優則仕”，儒學就是學子們的“金飯碗”，所以儒學不斷發展，現在是“學而優則賤”，儒學等同於“貧困”，儒學還如何發展？如何複興？
開皇初年，先帝曾令國子學保薦學生四百餘人，考試經義，準備選取一些人做官，但因為應考諸生所據經說有南有北，博士無法評定高低，而這一問題竟然始終得不到解決。之後，朝廷幹脆取消了考試，儒生的出路幾乎斷絕。這裏麵的原因很簡單，既牽扯到儒學南北派係誰融合誰的問題，也牽扯到三大世家權貴集團子弟誰占據官場席位最多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歸結起來還是利益之爭。
先帝晚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尤其崇佛。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先帝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為借口，下詔關閉天下學校，唯留中央國子學一所，生員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卻頒舍利於諸州，前後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這是公開的助佛排儒，於是儒家複興的腳步再次停頓。
今上繼位後，銳意改革，重置學校，重興儒業，設明經，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權貴保守派勢力的阻撓下，成效甚微，至今沒有任何辦法來迅速改變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這導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間的矛盾越來激烈。山東叛亂迭起，規模越來越大，其中最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得到了山東儒家士子們的支持，很多人幹脆投身其中，為叛軍出謀劃策，試圖借助暴力手段改變自身的困窘處境。
在河北這塊地方，高雞泊和豆子崗的叛軍隊伍裏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甚至就是叛軍的領導者，而這些寒門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劉氏之門。
＝
傅端毅和薛德音的這番解釋，給西北人透漏了幾個明確的訊息。
關隴人對山東人的遏製是全方麵的，為了阻止山東人借助儒學的複興而東山再起，關隴人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就連帝國的儒學複興大計都在他們的操控下變得麵目全非，不但無助於帝國儒學的發展，反而推動了儒學的倒退。
劉焯、劉炫應該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大儒，應該是帝國儒學複興大計的領軍人物，然而，他們最終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成了三大世家權貴集團角逐廝殺的“武器”。由此可見關隴人和山東人之間的仇恨，在黃河流域統一三十多年後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了。
冀城劉氏的很多門生子弟都參加了叛軍，由此可以推測出，河北叛軍的背後有著很深厚的世家背景，而河北目前的這種局麵，放到關隴人和山東人激烈廝殺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推衍出河北人切斷永濟渠糧道的決心。形勢對西北人來說非常不利。
這份地圖可以確信是真的，蘇定方的幫助也是有誠意的，但蘇定方之所以伸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北人基本上沒有生存的希望，所以他來賭一把，看看能否發生奇跡。當然，也有可能是得自遊元的授意，以確保把西北人推上戰場。
就在伽藍、傅端毅和西行等人低聲交談的時候，薛德音忽然想到了什麽，走到蘇定方麵前問道，“可知劉炫先生現在何處？”
薛德音的這句話引起了眾人的注意，隨即停止交談，側耳傾聽。
“聽說先生在平原。”蘇定方倒是沒有隱瞞，知無不言，“賊帥劉黑闥是劉氏旁支，說起來也算是先生的後輩。”
大儒劉炫在賊帥劉黑闥帳內。劉黑闥是冀城劉氏子弟。伽藍暗自感歎，怪不得劉黑闥在竇建德死後還能拉一幫人再舉大旗橫掃河北，原來他是冀城劉氏子弟，而劉氏的門生子弟當然願意為他賣命，與關隴人血拚到底。
“可知衡水孔穎達？”薛德音又問道。
衡水孔氏也是信都郡的世家之一，蘇定方自是知道，當即點頭，“孔先生是劉老先生最為得意的弟子，名揚海內，無人不知。”
“可知他現在何處？”
蘇定方遲疑了片刻，說道，“聽說他在黎陽。”
“黎陽？”薛德音驚訝地問道，“此言當真？”
蘇定方急忙搖手，“道聽途說，不足為憑。”
薛德音沉思不語，目露憂鬱之色。
伽藍皺皺眉，隱約猜到了薛德音的心中之憂。孔穎達是河北名儒，是山東大儒劉焯的弟子，現在卻在黎陽，與楊玄感在一起，可見河北人正在幫助楊玄感舉旗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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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藍明白了薛德音的意思，並不代表西行、布衣和阿史那賀寶等人也聽懂了。
此時此刻，西北人需要齊心協力，齊心協力的基礎是互相信任，而要互相信任，就要公開所知的任何訊息，讓大家都能了解河北，能夠在此基礎上做出一致決策。假如伽藍要去馳援安德城，而其他人因為畏懼敵人的強大實力，擔心全軍覆沒，拒絕或者掣肘攻擊計策，那後果可想而知。
看到西行等人的目光齊齊盯著傅端毅和薛德音，而這兩人卻沒有詳細解釋的意。伽藍不得不出言提醒。依傅端毅和薛德音的意思，我即便說了，你們這些西北蠻子也聽不懂。你們對中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們說什麽都是對牛彈琴，那又何必白費口舌？
伽藍的意思卻是，即便對牛彈琴也要彈。我也是西北人，但我能聽得明白，他們為什麽不行？蘇定方深夜來此，拿出這樣一份地圖給我們，你知道他們怎麽想？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懷疑這是一個陷阱，所以，現在你們必須做出一些解釋，必須讓西北人相信蘇定方的確在幫助我們，而這份地圖也是真實可信的。
這個難度有些大，傅端毅和薛德音互相看了一眼，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質問伽藍，“你為甚相信蘇定方？”
“沒有理由。”伽藍說道，“他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隻有賭一把。”
傅端毅心領神會，當即用突厥話向眾人解說河北世家豪望、冀城劉氏、中土儒學和河北叛軍之間所產生的一係列聯係。
伽藍和眾人用心聆聽，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藍就詢問薛德音，以薛德音的解釋做補充。雖然薛德音離開中土也有三年時間了，但最近他與崔遜頻繁見麵，以他和崔遜之間的關係，想必該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蘇定方當然聽不懂突厥話，但他看到伽藍等人都圍著地圖認真商討，知道自己此舉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會承情，而蘇氏或許就能借助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條“大船”。蘇氏一旦上了這條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礎，不敢說蘇氏實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碼自保足夠了，將來皇帝率幾十萬府軍南下平叛，掀起一場驚天血雨的時候，蘇氏或許就能逃過那場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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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郡的冀城劉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們的祖輩是大漢帝國的皇族，但大漢帝國威震四海，劉姓天下為尊，就連匈奴人都被賜以劉姓，而自五胡南下禍亂中國後，以劉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於累及劉氏聲譽，導致劉氏隻能在山東世家中位於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學分裂，經籍散亡，天下學子求師無門，尤其拓跋魏國敗亡，導致黃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後，儒家北學墜入低穀，而偏偏這個時候，山東地區一些精通漢師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劉軌思、郭懋當、劉智海、劉獻之等人，也陸續辭世，於是，師從這些前輩宿儒的冀城劉氏家族的劉焯、劉炫就因為出類拔萃、秀出其間而脫穎而出，取代了先賢們的地位，成為後輩學子之名師，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者紛至遝來，不可勝數。
在高齊時代，兩人沒有入仕的機會。帝國開皇初年，劉焯、劉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幫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關隴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職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統之爭，遭到蜀王楊秀的百般羞辱，劉焯被流配戍邊，劉炫給其當門衛。楊秀廢黜後，劉悼、劉炫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尤其是今上繼承大統後，兩人官拜雲騎尉、旅騎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關隴人和山東人的矛盾隨著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劉悼、劉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犧牲品，雙雙罷職。
劉焯回鄉後集中精力講授和著述經書，教授弟子，於三年前去世。劉炫則窮困潦倒，孤苦無依，據說已經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門生弟子接到了叛軍隊伍裏。
山東大儒劉焯、劉炫的悲慘命運，和中土儒學的式微有著直接關係。
自魏晉以來，玄學日盛。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繼興起，導致漢家儒學一度衰微。
儒學在這段艱難時間內，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撐，而北朝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強維持。鮮卑人拓跋氏統一黃河流域建立魏國之後，中土南北對峙，局勢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北朝為實現統一大業，則力推漢化之策，於是黃河流域的大世家們開始重視儒學教育，就是從“私學”向“官學”轉化。
門閥世家把持著經學，“私學”教育成為門閥世家代代傳承的紐帶，成為門閥士族獲取權力和財富的基礎，所以教育製度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學”轉為“官學”，門閥士族的利益豈不受到了損失？但這個利益損失，相比門閥士族利用“漢化”政策所獲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漢化之策的基礎是什麽？就是儒學教育，就是讓鮮卑人接受漢族文化。
在鮮卑漢化貴族的堅持下，中土北方儒學開始了艱難的複興之路。這個阻力有來自鮮卑等虜姓貴族，有來自佛道兩教，也有來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狹隘、目光短淺、貪圖眼前小利的漢姓門閥士族，但隨著這一政策的實施，寒門貴族在這一輪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於是儒學複興就成為一股不可抵擋的曆史潮流。
當時有名臣顏之推，自南朝而進入北朝的儒學名士，他在臨死之前就告誡自己的後人，“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要求子孫後代務必學習、繼承和推廣儒學。也就從這一時期始，凡仕宦之族，縉紳之家，無不互相仿效，督課子孫，授以儒業，北方鮮卑魏國隨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風，其風氣之盛竟然不讓於衣冠文物薈萃的江南王朝。
帝國建立之前，關隴地區因為有周武帝滅佛，佛道兩家受到毀滅性打擊，儒學複習步伐較快，而山東地區佛教興盛，江左卻是儒道佛三教並存。帝國建立之初，先帝首興佛道，不過考慮到中央集權的需要，考慮到中土一統的需要，考慮到周武帝滅佛的一係列深層次原因比如中央財政、漢虜同化、忠君孝親的人倫道德、尊卑貴賤的等級製度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儒學來解決，所以必須重視和推崇儒學，必須加快儒學複興的步伐。
在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並重為原則，加快了儒學的複興，而儒學複興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興儒並行。所謂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進儒學的南北合流，並大力搜羅儒學人才，重禮聘請，高官厚祿，集大儒名士於京都。所謂興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縣設置學校，以設學施教做為立國為政的首要任務。
然而，自魏晉以來，儒學已經衰落數百年，積弊已久，豈是一朝一夕就能複興？而儒學的複興，名義上是政治需求，實際上就是帝國重新分配權力和財富的手段，這裏麵牽扯到帝國中央和世家權貴、儒家和佛道兩教、門閥士族與普羅大眾等等各勢力、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學複興之路異常艱難。
首先就是南北儒學的融合問題。中土分裂為南北兩朝，儒學也分裂為南北兩派。南派重在簡約，得中土儒學之英華，而北派重在深蕪，窮中土儒學之枝葉。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僑姓王、謝、袁、蕭和東南吳姓朱、張、顧、陸為代表，北派則以山東五大一流世家王、崔、盧、李、鄭為代表。也就是說，關隴無儒學，但儒學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權貴集團在利益上的妥協，現在主持儒學融合的關隴貴族集團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學融合之外，其利益損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學融合之艱難。
其次就是儒學幾百年的衰落導致了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那就是“漢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誌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求貧賤者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讀書無用”，書讀得越多，學問研究得越深，距離仕途也就越遠，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沒有地位。
幾百年來的中土是門閥士族政治，門閥士族控製著南北兩朝大小王國的興衰和更替，門閥士族控製著中土的權力和財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靠的不是學問的高低，而是門第，是郡望堂號。比如你是學識淵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門，那你“修身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就輪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沒有那個資格。反之，你是不學無術的紈絝，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門崔氏子弟，那你就擁有了“治國平天下”的資格，至於能否入主台閣或者主宰中樞，那當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權貴的子弟們還需要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鑽研學問嗎？既然如此，寒門出身的莘莘學子們通宵達旦經年累月地鑽研學問又有什麽意義？
幾百年前是“學而優則仕”，儒學就是學子們的“金飯碗”，所以儒學不斷發展，現在是“學而優則賤”，儒學等同於“貧困”，儒學還如何發展？如何複興？
開皇初年，先帝曾令國子學保薦學生四百餘人，考試經義，準備選取一些人做官，但因為應考諸生所據經說有南有北，博士無法評定高低，而這一問題竟然始終得不到解決。之後，朝廷幹脆取消了考試，儒生的出路幾乎斷絕。這裏麵的原因很簡單，既牽扯到儒學南北派係誰融合誰的問題，也牽扯到三大世家權貴集團子弟誰占據官場席位最多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歸結起來還是利益之爭。
先帝晚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尤其崇佛。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先帝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為借口，下詔關閉天下學校，唯留中央國子學一所，生員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卻頒舍利於諸州，前後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這是公開的助佛排儒，於是儒家複興的腳步再次停頓。
今上繼位後，銳意改革，重置學校，重興儒業，設明經，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權貴保守派勢力的阻撓下，成效甚微，至今沒有任何辦法來迅速改變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這導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間的矛盾越來激烈。山東叛亂迭起，規模越來越大，其中最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得到了山東儒家士子們的支持，很多人幹脆投身其中，為叛軍出謀劃策，試圖借助暴力手段改變自身的困窘處境。
在河北這塊地方，高雞泊和豆子崗的叛軍隊伍裏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甚至就是叛軍的領導者，而這些寒門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劉氏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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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端毅和薛德音的這番解釋，給西北人透漏了幾個明確的訊息。
關隴人對山東人的遏製是全方麵的，為了阻止山東人借助儒學的複興而東山再起，關隴人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就連帝國的儒學複興大計都在他們的操控下變得麵目全非，不但無助於帝國儒學的發展，反而推動了儒學的倒退。
劉焯、劉炫應該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大儒，應該是帝國儒學複興大計的領軍人物，然而，他們最終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成了三大世家權貴集團角逐廝殺的“武器”。由此可見關隴人和山東人之間的仇恨，在黃河流域統一三十多年後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了。
冀城劉氏的很多門生子弟都參加了叛軍，由此可以推測出，河北叛軍的背後有著很深厚的世家背景，而河北目前的這種局麵，放到關隴人和山東人激烈廝殺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推衍出河北人切斷永濟渠糧道的決心。形勢對西北人來說非常不利。
這份地圖可以確信是真的，蘇定方的幫助也是有誠意的，但蘇定方之所以伸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北人基本上沒有生存的希望，所以他來賭一把，看看能否發生奇跡。當然，也有可能是得自遊元的授意，以確保把西北人推上戰場。
就在伽藍、傅端毅和西行等人低聲交談的時候，薛德音忽然想到了什麽，走到蘇定方麵前問道，“可知劉炫先生現在何處？”
薛德音的這句話引起了眾人的注意，隨即停止交談，側耳傾聽。
“聽說先生在平原。”蘇定方倒是沒有隱瞞，知無不言，“賊帥劉黑闥是劉氏旁支，說起來也算是先生的後輩。”
大儒劉炫在賊帥劉黑闥帳內。劉黑闥是冀城劉氏子弟。伽藍暗自感歎，怪不得劉黑闥在竇建德死後還能拉一幫人再舉大旗橫掃河北，原來他是冀城劉氏子弟，而劉氏的門生子弟當然願意為他賣命，與關隴人血拚到底。
“可知衡水孔穎達？”薛德音又問道。
衡水孔氏也是信都郡的世家之一，蘇定方自是知道，當即點頭，“孔先生是劉老先生最為得意的弟子，名揚海內，無人不知。”
“可知他現在何處？”
蘇定方遲疑了片刻，說道，“聽說他在黎陽。”
“黎陽？”薛德音驚訝地問道，“此言當真？”
蘇定方急忙搖手，“道聽途說，不足為憑。”
薛德音沉思不語，目露憂鬱之色。
伽藍皺皺眉，隱約猜到了薛德音的心中之憂。孔穎達是河北名儒，是山東大儒劉焯的弟子，現在卻在黎陽，與楊玄感在一起，可見河北人正在幫助楊玄感舉旗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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