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浩然在休寧具衙駐駕。斃與二位布政使密談，他們都嘩一分杜身。不可能時刻相隨，把該談的事情談完。他們也該各自回任。
“這裏有李之明所寫的《大明村鎮社會與經濟調查》，眾卿先看看。”劉浩然拿出一份數十頁的文件。旁邊的國務秘書曾國憲則將相同的數份文件分給李善長、馮國用、安然、葉崇茂、徐茂誠等人。而這份“調查報告”的作者李道君則端坐在一側，心裏有點忐忑不安，靜待眾人對自己報告的評價。
報告分成兩大部分，先是社會風氣和習俗，第二部分是經濟現狀。主要以富庶的江蘇蘇州吳縣烏莊，中平的山東濟南縣久山村和較為貧癮的湖北襄陽南漳縣灌子灘村為調查和分析目標。
風俗，一取決於人，取決於人者謂之風聲，一受製於土，受製於水土謂之風氣。李道君分析了三個村莊的風俗，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風俗是上行下效，第二是有曆史的傳承。
上行下效的意思從地域上講，即風俗習慣從都市影響城鎮，城鎮又影響村莊。例如，蘇州富庶繁華，百姓富足，多重工商而好言法。烏村臨近蘇州，所以風俗相似，也多重工商而好言法；山東濟南由於是中平之地。富足遜於蘇州，故而以平實為主，工商農並重，法律和鄉約並重，故而久山村也是如此；而襄陽雖然地處南北要衝，但是在大明整個環境中還處於工商業不達，農業為主的地區，而南漳在襄陽府更是山地眾多，土地貧癮，百姓靠天吃飯。在這個環境下，灌子灘村自然是農業最重，鄉約最大。
當然，李道君也指出大明風俗最大的源頭在與皇室，人主好尚，所係甚重，劉浩然開工商，重法治，所以各地也行效之，隻是由於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不同，所以效法的程度不一。
李道君指出，在村莊風俗上行下效的過程中，起著重要承接作用的分為幾類人，一是諸仲，二是退伍軍人，三是鄉老，四是教師。而每類人起到作用的大小各地區也不一樣。
烏莊經濟達。受到“商業社會”衝擊最大，而教育程度也最高，幾乎達到“三歲黃口能言三字經”的地步，再加上法治宣傳、易風移俗等普及。所以原本以族長鄉老鄉仲為主的傳統勢力衝到極大的衝擊。
劉浩然入主江南以來便有意識地對各地的宗族族權進行荊七瓦解和打擊，一般都是通過法定成年分家、異地授地等方式進行。
在另一方麵，由於大明官吏和“生員”即中高級知識分子無法享受特權，加上劉浩然通過政考、法考和學考等途徑將以往的學曆考試、“公務員考試”合為一體的科舉盡數破壞，所以生員已經無法取得政治上的特權，隻能獲得社會尊重。而官吏加上司政、司法兩大體係分立。所以他們無法單獨控製整個地方。很簡單的例子，縣令、鄉正為親民官，但是他們無法像以前一手把持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等大權，百姓們如果覺得政令不妥，已經會開始牛試向都察院、按察司等司法體係官員申訴。（.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這些司法官員雖然與行政官員同屬大明官吏，但是不同屬一個體係，從屬關係幾乎沒有，他們本身又要出“政績”自然會幫著百姓嚴究行政官員的施政不當不放。而這些權力看上去很大的司法官平時又與百姓無聯係，隻是在“需要”的時候才能介入。
因此在烏莊，鄉老獵仲在風俗中的主導作用被錄奪，取而代之的是退伍軍人和教師。退伍軍人被賦予相應的榮譽，傷殘和立功軍人又有賦稅減免和補貼的優待，加上他們在軍中又接受過一定教育，見過一定世麵。回到鄉中又是“民兵”預備役的主力，所以他們的話語權逐漸增重。李道君在文中舉例道，烏莊有四位回鄉務農的退伍軍人。他們內部以退伍時軍銜和所授勳章高低自動排序。推軍銜和勳章最高者為主事人。互相非常團結。烏莊二三十歲的年青人又多以他們為楷模，惟他們馬是瞻。
而烏莊屬於大明經濟和教育達的的區，人口眾多，所以除了鄉裏有一所“中心童學”村裏也有一所童學。童學裏的教師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執掌，而是由蘇州師範專學畢業，考取教師資格的教師擔當。
秉承尊師重道的傳統，鄉民對這三位村童學的教師非常尊重，而他們的言行也在默化潛移著鄉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於隻有鄉童學，沒有村童學，則是鄉伸、退伍軍人的影響力平峙。在灌子灘村，風俗的主導權則牢牢地掌握在兩位鄉老和一戶讀過書的地主手裏。
李道君還指出了這三個地區的宗族勢力的大原本烏莊的宗族勢力最大。因為它沒有曆經什麽戰亂，百姓在舊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開花散枝，形成了強大的勢力。但是這裏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區，經過十幾年的展，這個原本屬於宗族勢力勢力最大的地區反而成了最弱的。向。烏莊原本以陸姓為主，計有三百六十二戶，人口兩千一百口。官府在這十幾年剛一，丹裏。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強行”從烏莊分出百旨一。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遷入外的外姓七十一戶，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對烏莊的單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衝擊。
二，是官府多項政策的導向，尤其是以“科舉”政策和國民教育、社會福利保障製度政策。原本科舉當官可以光宗耀祖，為家人和家族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這種科舉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耗費巨大，往往需要一個大家族支持少數“天才”專心讀書，專攻科舉，也就是所謂的“教育成本”極高。而這些人一旦科舉成功，自然會回報鄉裏和家族。李道君舉了個例子。前宋期間。烏莊出了幾位官吏士大夫，由於前宋對士大夫極其優待，賦稅等各方麵有優待，所以整個烏莊就“緊密團結”在這幾位士大夫為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種方式獲取了經濟等好處。而那些士大夫也處處以家族鄉裏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烏莊謀取了不少“優待”甚至這些優待不甚合法和損害鄰村的利
但是大明大興國民教育和實行新的“科舉”以來，教育成本極低，讀書也不僅僅隻有科舉一條路可走，於是家族對教育的壟斷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祿豐厚、社會地位高以及可以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也沒有其他特權，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無法為家族提供什麽利益了。於是做為家族凝聚的一個重要支柱沒有了。
在另一方麵，隨著大明社會福利保障逐年展以及低田賦等政策，百姓們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戶贍養老人不成問題，而且隨著江蘇、淅江對農村“養老保險”的嚐試，即百姓在繳納田賦時，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糧食做為“養老基金”官府將這些糧食通過向城鎮居民出售變成現錢，與勞工養老基金一樣進行“投資”獲利再用來修建養老院、放養老補貼等手段反饋給“保險人”如烏莊這樣經濟達的村莊，個人的養老已經不成問題。
至此，家族最大的幾個社會保障功能：養老敬老，扶助貧弱。子有所學。保障公益已經被官府取代。加上經濟方麵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山東濟南的久山村。由於那裏地處戰亂之地，很多村民都是從他鄉遷移而來，家族本身勢力就不強，所以雖然那裏的官府等社會保障不及烏莊，但是家族勢力卻很微弱。幾近烏莊。
而湖北襄陽灌子灘村的家族勢力卻是最強的，那裏雖然地處南北要地，受了戰亂的波及，但是灌子灘村地處偏僻，受戰火蔓延極少。所以依然保持著原來的居住麵貌。加上官府社會保障能力又不及東部地區,所以家族勢力強勁，依然把持著前麵所述的幾個社會保障功能。
這也君身為族中宗老的鄉老和地主能夠擁有極高權勢的原因。
李道君接著又分析了三個村莊的經濟狀況，這是李道君認為的重點，因為經濟狀態對社會狀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製約著各自風俗的變化。
烏莊的經濟最達，由於東南工商達，村民們農閑時可以去工廠等地打工，也可以應征官府工程的民工，獲得不少的“工錢”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裏，通過其它途徑“致富”如種桑養蠶，種植棉花。由於大明工商業展，對生絲、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極高。種桑棉獲利極高。而種植桑樹，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蔣采無憂，是投入小獲利大的營生，棉花相對水稻等農作物來說，對土地要求不高、獲利空間更大。更有少數村民參加掃盲班後便知道學習“農科”技術，比別人更善種桑棉，故而迅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個統計，烏莊每年農閑時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壯去蘇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婦人也會去鄰近的保絲廠等處打工，短短數月的勞作，獲利過一年耕種的農產品的價值，因此有大約十餘戶機遇好的。幹脆將家中的土地“轉包”給他人，全家遷居城鎮，專門在工廠等地謀業，數年下來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約三分之二的農戶則在種完農田之後專心於桑棉，甚至有些人種植水果等作物。販賣城鎮謀利，少數人則“承包”他人土地，成為大種植戶。隻有少數農戶因為勞動力不足，隻能專營農田，日子過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則有三分之一的農戶種植棉麻以謀利，三分之二的農戶由於各種原因專心營生農田，不過他們在農閑時出外“打工”的人最多，過一半，幾近三分之二。
灌子灘村則是另外一番景象，絕大部分人靠農田吃飯，隻有少部分膽子大的人出外打，營生。大約隻占當地青壯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詞，冉此族老們認為這些人出外打工掙錢是“謀小利”減少了對族中公益的“貢獻”是對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還通過貨幣的使用來進一步分析三個村莊的經濟狀況。
烏莊是使用貨幣最高的，幾乎家家戶戶有餘錢，過一半的農戶在城鎮銀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貨幣的情況比烏莊差很多，他們“打工”所得的錢經常是一半用來購買物品,淵乒被儲蓄起來。隻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農戶在城鎮銀行有線,打款曰灌子灘村使用貨幣的情況就更差了，銀幣幾乎看不到，隻有少量的銅幣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沒有農戶在銀行有賬戶和存款，少數在外打工的青壯也是將現錢換成糧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這是由於經濟展不同產生的差異，烏莊經濟最達，物產最豐富，獲取貨幣的能力也最強，對貨幣的價值也認識最清，所以非常歡迎和習慣使用貨幣。而使用貨幣之後，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會”之中。越來越習慣於從城鎮使用貨幣采購物品。
久山村經濟和物產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會”的同時依然保留著“農耕社會”的習慣，他們知道貨幣的價值，但是又怕貨幣的貶值，所以獲得的貨幣一部分用來購買物品，也算是安心，隻留下一部分貨幣以備不時之需。
他們渴望獲取更多的貨幣，但是又沒有太多的途徑和能力去獲得。
而灌子灘村則依然完全是“農耕社會”在這裏村民的眼裏，金銀銅錢比不上糧食靠得住，一切以糧為綱。
李道君繼續分析經濟與社會如風俗等方麵的關係。在灌子灘村，由於經濟不達，百姓們還要靠天和地吃飯，而在當地那種落後的經濟和生產水平下，一家一戶是無法“獨善其身”必須組成一個大家族進行互幫互助，進而共同承擔養老扶弱和助學等公益事務。在這個環境下，家族宗法大於國法。因為國法離他們還很遙遠，宗法卻是切身攸關，甚至關係到生存問題。
在烏莊，由於經濟展。百姓們養家糊口甚至家致富都不成問題，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經濟基礎已經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這裏延續上百年的家族製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養家糊口同樣不成問題，但是要想過得更好就有些問題，所以以家族形式還能夠幫助村民們解決很多問題，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遠不如灌子灘村了。
李道君在這篇報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農耕的益處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讓百姓們的生活富足，二是讓他們能夠從家族宗法轉入到“國法”這個規則，因為以前隻是內部交往，很少與外界來往，宗法這個規則足矣，但是現在不同，他們需要與外界密切往來，自然需要遵守國法這個大規則。
最重要的一點，商品化使得村民們有了“創造力”李道君曾經聽劉浩然多次提及這個詞，所以在這次調研中著重關注這一點。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產豐富。村民為了追求財富，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會想方設法去“創造財富”不管是聰慧之人自拓門路還是中平之人學樣改良或是愚鈍之人跟風而進，他們都在原來的農業生產基礎上開始創造新的財富，正是這種創造，成為大明迅展的一個支撐。
而在農耕化代表的灌子灘村，由於受條件限製，村民隻能在宗族這個環境下生產，而宗族實際上又承擔著財富分配的職能。它將不多的物質“按需分配”給有需要的村民手裏。因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個祖宗的旗號下，調節聳族內部矛盾，“均勻公正”地分配財富，以達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體製下，你就是再賣力也隻能混個溫飽。因為你多餘的產出要補貼族中的弱小殘老，所以村民也沒有創造新財富的動力了。
但是在烏莊，由於商品化，村民們開始逐利而營，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金錢的“威力”一切當以掙錢為主，當鄉約禮教製約他們時，他們開始摒棄以前遵守的鄉約禮教。烏莊的村民開始像蘇州、上海等繁華都市學習，追求“新時尚”有了追求奢華的跡象。而原本最講禮，法的文人學子在曆經大明多次變革，他們開始意識到懂經濟之道，明律法之製才能達，於是開始摒棄以前的持禮端重。
李道君指出，烏莊村童學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學童”已經不再將聖人之言放在嘴邊，而走動輒言掙錢營利，家境幾何，甚至開始見到尊長也不執年幼之禮，言談之間，與鄙婦野夫無異，毫無斯文。諸伸文人無不為之歎息，也成了他們攻擊新政一大證據。
劉浩然看到這裏，隻能默默地點點頭，此時的以鄉仲名士為代表的“農村知識分子”和晚明時代的文人大不同，他們還嚴守著氣節，遵從著禮節，沒有那麽虛偽。劉浩然也知道，經濟展，自然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但是他沒有想到會來得這麽快。
李道君在報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灘村則是民風淳樸。就拿兩位鄉老而言，雖然地處僻遠，衣著簡陋，但是不乏豐厚俊偉，不失忠厚樸實，與李道君相交之時，禮貌、言行嚴守鄉約古禮。而那戶地主家，雖然家境富厚，但是謹守禮法，居室儉樸，飲食簡要。一身青布衫褲，站立如鬆。農忙時節也下地耕種，與一般農夫無異。版閱讀！
“這裏有李之明所寫的《大明村鎮社會與經濟調查》，眾卿先看看。”劉浩然拿出一份數十頁的文件。旁邊的國務秘書曾國憲則將相同的數份文件分給李善長、馮國用、安然、葉崇茂、徐茂誠等人。而這份“調查報告”的作者李道君則端坐在一側，心裏有點忐忑不安，靜待眾人對自己報告的評價。
報告分成兩大部分，先是社會風氣和習俗，第二部分是經濟現狀。主要以富庶的江蘇蘇州吳縣烏莊，中平的山東濟南縣久山村和較為貧癮的湖北襄陽南漳縣灌子灘村為調查和分析目標。
風俗，一取決於人，取決於人者謂之風聲，一受製於土，受製於水土謂之風氣。李道君分析了三個村莊的風俗，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風俗是上行下效，第二是有曆史的傳承。
上行下效的意思從地域上講，即風俗習慣從都市影響城鎮，城鎮又影響村莊。例如，蘇州富庶繁華，百姓富足，多重工商而好言法。烏村臨近蘇州，所以風俗相似，也多重工商而好言法；山東濟南由於是中平之地。富足遜於蘇州，故而以平實為主，工商農並重，法律和鄉約並重，故而久山村也是如此；而襄陽雖然地處南北要衝，但是在大明整個環境中還處於工商業不達，農業為主的地區，而南漳在襄陽府更是山地眾多，土地貧癮，百姓靠天吃飯。在這個環境下，灌子灘村自然是農業最重，鄉約最大。
當然，李道君也指出大明風俗最大的源頭在與皇室，人主好尚，所係甚重，劉浩然開工商，重法治，所以各地也行效之，隻是由於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不同，所以效法的程度不一。
李道君指出，在村莊風俗上行下效的過程中，起著重要承接作用的分為幾類人，一是諸仲，二是退伍軍人，三是鄉老，四是教師。而每類人起到作用的大小各地區也不一樣。
烏莊經濟達。受到“商業社會”衝擊最大，而教育程度也最高，幾乎達到“三歲黃口能言三字經”的地步，再加上法治宣傳、易風移俗等普及。所以原本以族長鄉老鄉仲為主的傳統勢力衝到極大的衝擊。
劉浩然入主江南以來便有意識地對各地的宗族族權進行荊七瓦解和打擊，一般都是通過法定成年分家、異地授地等方式進行。
在另一方麵，由於大明官吏和“生員”即中高級知識分子無法享受特權，加上劉浩然通過政考、法考和學考等途徑將以往的學曆考試、“公務員考試”合為一體的科舉盡數破壞，所以生員已經無法取得政治上的特權，隻能獲得社會尊重。而官吏加上司政、司法兩大體係分立。所以他們無法單獨控製整個地方。很簡單的例子，縣令、鄉正為親民官，但是他們無法像以前一手把持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等大權，百姓們如果覺得政令不妥，已經會開始牛試向都察院、按察司等司法體係官員申訴。（.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這些司法官員雖然與行政官員同屬大明官吏，但是不同屬一個體係，從屬關係幾乎沒有，他們本身又要出“政績”自然會幫著百姓嚴究行政官員的施政不當不放。而這些權力看上去很大的司法官平時又與百姓無聯係，隻是在“需要”的時候才能介入。
因此在烏莊，鄉老獵仲在風俗中的主導作用被錄奪，取而代之的是退伍軍人和教師。退伍軍人被賦予相應的榮譽，傷殘和立功軍人又有賦稅減免和補貼的優待，加上他們在軍中又接受過一定教育，見過一定世麵。回到鄉中又是“民兵”預備役的主力，所以他們的話語權逐漸增重。李道君在文中舉例道，烏莊有四位回鄉務農的退伍軍人。他們內部以退伍時軍銜和所授勳章高低自動排序。推軍銜和勳章最高者為主事人。互相非常團結。烏莊二三十歲的年青人又多以他們為楷模，惟他們馬是瞻。
而烏莊屬於大明經濟和教育達的的區，人口眾多，所以除了鄉裏有一所“中心童學”村裏也有一所童學。童學裏的教師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執掌，而是由蘇州師範專學畢業，考取教師資格的教師擔當。
秉承尊師重道的傳統，鄉民對這三位村童學的教師非常尊重，而他們的言行也在默化潛移著鄉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於隻有鄉童學，沒有村童學，則是鄉伸、退伍軍人的影響力平峙。在灌子灘村，風俗的主導權則牢牢地掌握在兩位鄉老和一戶讀過書的地主手裏。
李道君還指出了這三個地區的宗族勢力的大原本烏莊的宗族勢力最大。因為它沒有曆經什麽戰亂，百姓在舊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開花散枝，形成了強大的勢力。但是這裏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區，經過十幾年的展，這個原本屬於宗族勢力勢力最大的地區反而成了最弱的。向。烏莊原本以陸姓為主，計有三百六十二戶，人口兩千一百口。官府在這十幾年剛一，丹裏。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強行”從烏莊分出百旨一。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遷入外的外姓七十一戶，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對烏莊的單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衝擊。
二，是官府多項政策的導向，尤其是以“科舉”政策和國民教育、社會福利保障製度政策。原本科舉當官可以光宗耀祖，為家人和家族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這種科舉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耗費巨大，往往需要一個大家族支持少數“天才”專心讀書，專攻科舉，也就是所謂的“教育成本”極高。而這些人一旦科舉成功，自然會回報鄉裏和家族。李道君舉了個例子。前宋期間。烏莊出了幾位官吏士大夫，由於前宋對士大夫極其優待，賦稅等各方麵有優待，所以整個烏莊就“緊密團結”在這幾位士大夫為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種方式獲取了經濟等好處。而那些士大夫也處處以家族鄉裏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烏莊謀取了不少“優待”甚至這些優待不甚合法和損害鄰村的利
但是大明大興國民教育和實行新的“科舉”以來，教育成本極低，讀書也不僅僅隻有科舉一條路可走，於是家族對教育的壟斷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祿豐厚、社會地位高以及可以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也沒有其他特權，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無法為家族提供什麽利益了。於是做為家族凝聚的一個重要支柱沒有了。
在另一方麵，隨著大明社會福利保障逐年展以及低田賦等政策，百姓們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戶贍養老人不成問題，而且隨著江蘇、淅江對農村“養老保險”的嚐試，即百姓在繳納田賦時，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糧食做為“養老基金”官府將這些糧食通過向城鎮居民出售變成現錢，與勞工養老基金一樣進行“投資”獲利再用來修建養老院、放養老補貼等手段反饋給“保險人”如烏莊這樣經濟達的村莊，個人的養老已經不成問題。
至此，家族最大的幾個社會保障功能：養老敬老，扶助貧弱。子有所學。保障公益已經被官府取代。加上經濟方麵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山東濟南的久山村。由於那裏地處戰亂之地，很多村民都是從他鄉遷移而來，家族本身勢力就不強，所以雖然那裏的官府等社會保障不及烏莊，但是家族勢力卻很微弱。幾近烏莊。
而湖北襄陽灌子灘村的家族勢力卻是最強的，那裏雖然地處南北要地，受了戰亂的波及，但是灌子灘村地處偏僻，受戰火蔓延極少。所以依然保持著原來的居住麵貌。加上官府社會保障能力又不及東部地區,所以家族勢力強勁，依然把持著前麵所述的幾個社會保障功能。
這也君身為族中宗老的鄉老和地主能夠擁有極高權勢的原因。
李道君接著又分析了三個村莊的經濟狀況，這是李道君認為的重點，因為經濟狀態對社會狀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製約著各自風俗的變化。
烏莊的經濟最達，由於東南工商達，村民們農閑時可以去工廠等地打工，也可以應征官府工程的民工，獲得不少的“工錢”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裏，通過其它途徑“致富”如種桑養蠶，種植棉花。由於大明工商業展，對生絲、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極高。種桑棉獲利極高。而種植桑樹，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蔣采無憂，是投入小獲利大的營生，棉花相對水稻等農作物來說，對土地要求不高、獲利空間更大。更有少數村民參加掃盲班後便知道學習“農科”技術，比別人更善種桑棉，故而迅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個統計，烏莊每年農閑時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壯去蘇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婦人也會去鄰近的保絲廠等處打工，短短數月的勞作，獲利過一年耕種的農產品的價值，因此有大約十餘戶機遇好的。幹脆將家中的土地“轉包”給他人，全家遷居城鎮，專門在工廠等地謀業，數年下來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約三分之二的農戶則在種完農田之後專心於桑棉，甚至有些人種植水果等作物。販賣城鎮謀利，少數人則“承包”他人土地，成為大種植戶。隻有少數農戶因為勞動力不足，隻能專營農田，日子過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則有三分之一的農戶種植棉麻以謀利，三分之二的農戶由於各種原因專心營生農田，不過他們在農閑時出外“打工”的人最多，過一半，幾近三分之二。
灌子灘村則是另外一番景象，絕大部分人靠農田吃飯，隻有少部分膽子大的人出外打，營生。大約隻占當地青壯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詞，冉此族老們認為這些人出外打工掙錢是“謀小利”減少了對族中公益的“貢獻”是對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還通過貨幣的使用來進一步分析三個村莊的經濟狀況。
烏莊是使用貨幣最高的，幾乎家家戶戶有餘錢，過一半的農戶在城鎮銀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貨幣的情況比烏莊差很多，他們“打工”所得的錢經常是一半用來購買物品,淵乒被儲蓄起來。隻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農戶在城鎮銀行有線,打款曰灌子灘村使用貨幣的情況就更差了，銀幣幾乎看不到，隻有少量的銅幣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沒有農戶在銀行有賬戶和存款，少數在外打工的青壯也是將現錢換成糧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這是由於經濟展不同產生的差異，烏莊經濟最達，物產最豐富，獲取貨幣的能力也最強，對貨幣的價值也認識最清，所以非常歡迎和習慣使用貨幣。而使用貨幣之後，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會”之中。越來越習慣於從城鎮使用貨幣采購物品。
久山村經濟和物產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會”的同時依然保留著“農耕社會”的習慣，他們知道貨幣的價值，但是又怕貨幣的貶值，所以獲得的貨幣一部分用來購買物品，也算是安心，隻留下一部分貨幣以備不時之需。
他們渴望獲取更多的貨幣，但是又沒有太多的途徑和能力去獲得。
而灌子灘村則依然完全是“農耕社會”在這裏村民的眼裏，金銀銅錢比不上糧食靠得住，一切以糧為綱。
李道君繼續分析經濟與社會如風俗等方麵的關係。在灌子灘村，由於經濟不達，百姓們還要靠天和地吃飯，而在當地那種落後的經濟和生產水平下，一家一戶是無法“獨善其身”必須組成一個大家族進行互幫互助，進而共同承擔養老扶弱和助學等公益事務。在這個環境下，家族宗法大於國法。因為國法離他們還很遙遠，宗法卻是切身攸關，甚至關係到生存問題。
在烏莊，由於經濟展。百姓們養家糊口甚至家致富都不成問題，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經濟基礎已經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這裏延續上百年的家族製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養家糊口同樣不成問題，但是要想過得更好就有些問題，所以以家族形式還能夠幫助村民們解決很多問題，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遠不如灌子灘村了。
李道君在這篇報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農耕的益處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讓百姓們的生活富足，二是讓他們能夠從家族宗法轉入到“國法”這個規則，因為以前隻是內部交往，很少與外界來往，宗法這個規則足矣，但是現在不同，他們需要與外界密切往來，自然需要遵守國法這個大規則。
最重要的一點，商品化使得村民們有了“創造力”李道君曾經聽劉浩然多次提及這個詞，所以在這次調研中著重關注這一點。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產豐富。村民為了追求財富，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會想方設法去“創造財富”不管是聰慧之人自拓門路還是中平之人學樣改良或是愚鈍之人跟風而進，他們都在原來的農業生產基礎上開始創造新的財富，正是這種創造，成為大明迅展的一個支撐。
而在農耕化代表的灌子灘村，由於受條件限製，村民隻能在宗族這個環境下生產，而宗族實際上又承擔著財富分配的職能。它將不多的物質“按需分配”給有需要的村民手裏。因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個祖宗的旗號下，調節聳族內部矛盾，“均勻公正”地分配財富，以達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體製下，你就是再賣力也隻能混個溫飽。因為你多餘的產出要補貼族中的弱小殘老，所以村民也沒有創造新財富的動力了。
但是在烏莊，由於商品化，村民們開始逐利而營，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金錢的“威力”一切當以掙錢為主，當鄉約禮教製約他們時，他們開始摒棄以前遵守的鄉約禮教。烏莊的村民開始像蘇州、上海等繁華都市學習，追求“新時尚”有了追求奢華的跡象。而原本最講禮，法的文人學子在曆經大明多次變革，他們開始意識到懂經濟之道，明律法之製才能達，於是開始摒棄以前的持禮端重。
李道君指出，烏莊村童學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學童”已經不再將聖人之言放在嘴邊，而走動輒言掙錢營利，家境幾何，甚至開始見到尊長也不執年幼之禮，言談之間，與鄙婦野夫無異，毫無斯文。諸伸文人無不為之歎息，也成了他們攻擊新政一大證據。
劉浩然看到這裏，隻能默默地點點頭，此時的以鄉仲名士為代表的“農村知識分子”和晚明時代的文人大不同，他們還嚴守著氣節，遵從著禮節，沒有那麽虛偽。劉浩然也知道，經濟展，自然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但是他沒有想到會來得這麽快。
李道君在報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灘村則是民風淳樸。就拿兩位鄉老而言，雖然地處僻遠，衣著簡陋，但是不乏豐厚俊偉，不失忠厚樸實，與李道君相交之時，禮貌、言行嚴守鄉約古禮。而那戶地主家，雖然家境富厚，但是謹守禮法，居室儉樸，飲食簡要。一身青布衫褲，站立如鬆。農忙時節也下地耕種，與一般農夫無異。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