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哪有什麽雙槍老太婆
曆史上哪有什麽雙槍老太婆
首先申明兩點：第一，我不反對文學的合理虛構，我反對的是將藝術形象與曆史人物的混淆與生牽硬套；第二，我無意對那些個所謂的原形做功過是非的評價，我要討論的是曆史上到底有沒有“雙槍老太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雙槍老太婆這一諢號，並不象地灘與網絡上熱炒的那樣起自於抗戰時期的民間，也並不起自於解放戰爭時，也並不起自於解放初的剿匪時，就象“威虎山”、“沙家浜”等地名均是在樣板戲唱響以後才誕生的一樣，就象“宇宙牌香煙”是在馬季那相聲說火了以後才注冊的一樣，就象“淩湯圓”是在劉德一那電視劇熱播以後才改名的一樣，這雙槍老太婆，也是在小說《紅岩》於六十年代走紅以後才有的說法。後來，大約是九十年代初，川西剿匪題材的電影《拂曉槍聲》問世，雙槍老太婆便又添加了另一個國民黨的版本。
這年頭好多人欣賞文藝作品，都喜歡找原形是誰，哪怕就是二郎神豬八戒，也非得找出原形來不可。我是大老粗，文藝的東西我不太懂，但我懂得即使某個藝術形象真有原形，那原形與藝術形象也是有差距的，有的差距還十分地大。藝術作品中的人物能夠手使雙槍，百步穿楊，這樣的塑造無可厚非，可非要認為原形也一定象藝術作品中那樣，就大錯特錯了。可現在就有這麽一種認識：因為既然挖掘出《紅岩》中雙槍老太婆的原形是劉隆華、陳聯詩、鄧惠中，那麽劉、陳、鄧也就肯定得是雙槍女將不可；因為既然認定《拂曉槍聲》中的雙槍女匪是趙洪文國，那麽趙洪文國自然也就必須得是雙槍女將不可。這樣的認識，自九十年代初開始，先是地灘上，後又竄到網絡上，一發而不可收拾。開始呢還是騙得許多九十年代才開始讀書的人這麽以為，可後來又由於一些國家機構和主流媒體也參與了這樣的炒作，於是又讓一些早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經識字的人也這麽認為了。非要將六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文藝作品中虛構出來的東西硬說成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經現實存在著的東西，還將其寫入政府網站，還為其塑像，還為了劃圓這個圈圈策劃什麽所謂的“自述”，弄的就象曆史上真有什麽雙槍老太婆一樣。曆史被如此的臆造強*奸，就讓人不拆不快了。
在拆穿之前，得先說一說“雙槍將”的定義。民國時期所稱的雙槍將，是不是隻要隨身攜帶了兩支槍或雙手各執一支槍又能夠把槍摳響就行呢？不行。那得是能夠在有效的射擊距離內雙手執槍有效地射殺目標才算。那是不是無論什麽槍都行呢？不行。在民國時期所稱的雙槍將所持的雙槍，毫無例外地全部特指毛瑟手槍，也就是俗稱的盒子炮。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限製，那豈不是隻要長了兩隻手的，都可以稱作雙槍將了。
能夠手使雙槍的，其功夫還不僅僅體現在打的準打不準上，更要命的還體現在能不能在戰鬥中單手快速裝彈上。毛瑟手槍的單手裝彈，也是中國長期內戰中的獨創。其要領，是一支手持槍戰鬥或戒備，另一支手將槍身夾在兩膝中間，就象打字時的盲打和開車時操作空調音響時的盲操一樣，在雙眼緊緊盯住目標的同時，全憑對槍的熟練感覺將彈夾壓入彈膛，然後解除空倉掛機，推彈上膛，完成射擊準備。而這一切，都得在幾秒鍾內完成才行。駁殼槍射擊距離內的戰鬥，是不允許你蹲在一個地方鼓搗幾分鍾時間的。
可見，能夠稱得上雙槍將的，那功夫是相當地了得。
女人手使兩支盒子炮，還能夠打得準裝得快，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那難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盒子炮可不比袖珍的勃朗寧那般輕巧，那玩藝又長又笨又重。而且它還不象魯格p08和南部十四那樣重心接近握把，它的重心遠遠地偏前。沒有相當的腕力，要想打好它，談何容易，何況女人的手小力小，右手嗎，興許還湊合，左手嗎，嗬嗬！
當然，就象今天有女子摔跤手遠比一般的男人手大力大一樣，那時的女人，保不齊也有象女子摔跤運動員或相撲運動員一樣的，所以對於雙槍女將，不敢說絕對沒有。不過從網上炒作的那幾個“雙槍老太婆”的照片來看，都比較瘦弱嬌小，和相撲運動員或摔跤運動員相比，差距還是夠大的，說她們雙手各玩一把盒子炮還能夠熟練地操作又能夠百發百中，想象起來還真的挺困難的。
行了，別光憑想象認定或否定曆史了，還是用曆史應有的研究方法看一看有沒有雙槍老太婆吧。
先看看**華鎣山武裝中有沒有能使雙槍的老太婆
1961年，長篇小說《紅岩》出版，書中塑造了一位手使雙槍指哪打哪的遊擊隊指揮員雙槍老太婆，於是雙槍老太婆一詞迅速在民間流行，太多自以為是的文人尋找雙槍老太婆原形的活動便也拉開了序幕。後來，怕是不夠熱鬧，許多政府機構也參與進來，很快的，雙槍老太婆的原形被欽定為劉隆華、陳聯詩和鄧惠中三人。大概是為了響應有關部門的欽定，在陳聯詩逝去三十多年後的1994年，由其孫輩後人寫成的一部《雙槍老太婆陳聯詩自述》隆重問世，使雙槍老太婆更加地逼真。
我原先比較迷信某某什麽什麽“紀實”，後來因為地灘文學對這兩個字的玷汙，變成了現在一看到“紀實”就惡心。不過對於某某人的“自述”，還仍然無比青睞的，所以一看到陳聯詩的自述，就迫不及待地借來看了。這書很厚，大約五十萬字，不過我頂多跳躍著看了不到五萬字，就氣的要把書燒了或放到化糞池去。為什麽呢？因為我認為它玷汙了“自述”這兩個在我看來十分神聖的字，也玷汙了他們外祖母的聲名。那不過是一本以第一人稱寫作的十分蹩腳的文學作品而已。
因為要證明他們寫的“我”是個雙槍老太婆，書中自然有不少“我”如何練槍打槍的故事，可作者顯然沒有玩槍的經驗，比如書中寫到“我”從開始時連保險機都不會打開，連什麽是缺口準星都還不知道，到左右開弓揚手就能打下天空中飛著的麻雀，卻隻用了幾天的時間，而且還是在因為槍彈緊缺環境惡劣不敢多打實彈的情況下完成的。這就委實令人驚歎，怎麽今天的八一射擊隊就找尋不到這樣的神仙呢？
我沒看到鄧惠中和劉隆華“自述”有這樣神的速成槍法，但仍有相當多的文章說她們都是雙手會打盒子槍而且是百發百中的。隻可惜，所有這些文章，卻全是近二十年才出台的。八十年代以前未見有這樣的記載，六十年代以前更未見有這樣的記載。
其實，關於雙槍老太婆，早就有《紅岩》作者之一楊益言給予了說明：在當時創作小說《紅岩》時就立下規矩：凡是寫明是犧牲了的，多半有一位乃至幾位烈士作原型；凡是沒有寫明是犧牲的，就大多是虛構的，如劉思揚、雙槍老太婆等等。
由此可見，這個《紅岩》小說中的雙槍老太婆，根本就沒有原形，而是純屬虛構。
即使沒有原形，那麽，如果華鎣山起義中真的有能手使雙槍的女將，將其稱作雙槍老太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可惜－－－－沒有。
我們就來細數一下**領導的華鎣山地區的曆次武裝鬥爭，看看有沒有這麽一個能手使雙槍的女將。
由黨領導的武裝，第一個就是陳聯詩的丈夫廖玉璧領導的帶有灰色調的遊擊隊。該隊於1931年組建，1935年廖犧牲後，隊伍解體。華鎣黨史辦提供的資料上，僅僅寫到陳聯詩協助其夫動員民眾，卻並沒有關於她參與領導和手使雙槍的記載。
從廖玉璧遊擊隊失敗，一直到抗戰結束，由於川東乃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後方，**再無任何武裝存在於此。一直到1948年秋，根據**中央關於南方各省工作“凡有可能建立公開遊擊根據地者，應即建立公開遊擊根據地”的指示，川東以華鎣山為中心的武裝起義，才又相繼暴發。
這次大起義震驚了黨國朝野。但所謂的大起義，卻是相對的，是無法與大革命時期的大起義相提並論的。在後者，殲敵一百兩百可能不值得一提，而在國民黨統治已經鞏固的深遠後方，能夠殲敵三個五個，就十分的了不起了。華鎣山的武裝起義，就正是如此。
這次大起義，很快就失敗了。由於是各支隊各自分散進行的，起事時間不同，失敗時間也不同，但其堅持時間最長的也不過半個多月，而最短的，有兩個支隊，是當夜起事，天不亮就潰敗了。從殲敵人數看呢，就更不好意思說，能夠統計出來的，全部加起來，不過9人而已.
各支隊的領導人分別是：
起義總指揮：王璞。
第四支隊，負責人未詳。
第五支隊，領導人談劍嘯、劉隆華、楊玉樞、秦華、曾永興、曾霖等，其中的政委劉隆華即所謂雙槍老太婆原形之一。
第六支隊，領導人未詳。
第七支隊，負責人張蜀俊、楊奚勤等。
第八支隊，負責人蔡衣渠。
以上各支隊領導人，唯一的女姓就是劉隆華了，不過這個女政委是在起義前不久才從延安受黨的派遣來到川東的，起義很快失敗了，她也就另行他調離開華鎣山了。她參加領導的五支隊的起義，兩股力量各與敵作戰1次，各斃敵1人，而被擊斃的二敵中，也沒有資料顯示是劉隆華用雙槍射殺的。
雙槍老太婆的另一原形鄧惠中也是參加了起義的，但不知在哪個支隊，也找不到有關她參戰和手使雙槍的記載。
當時的川東，不是拉鋸區，不是遊擊區，更不是解放區，那是國統區，還不是一般的國統區，自進入四十年代以來，那裏已經是建立起鞏固的政權的國民黨核心統治區。在這樣的地區，發動大規模的武裝起義，被證明是不明智的。大起義失敗後，川東黨吸取教訓，將搞大暴動改為組織短小精幹之武工隊進行遊擊，於是原來在起義中失散在各地的骨幹，組織了多個小型的武工隊，堅持敵後。各小型武工隊主要有：陳堯楷、徐相應等領導的武工隊；王群、向傑棟、胡正興、粟紹波等領導的武工隊；張蜀俊、袁念之領導的武工隊；王兆南武工隊。
遺憾的是，這所有的武工隊的領導人和骨幹當中，還是沒有女的。
其實，隻要弄明白當時川東的環境，也就該清楚，在這樣的國民黨鐵桶一般統治的地區，根本就沒有你頻繁開槍的可能。你這槍聲一響，說不定會立馬招來百倍千倍的敵軍對你進行圍剿。這樣的環境，即使誰真的有左右開弓百步穿楊的功夫，又到哪去使呢。而既然沒有地方去施展，那百姓們又是怎麽得知的？又是怎麽在民間傳說的呢？
實際上，這所有的傳說，全部起自於小說中那藝術的雙槍老太婆而已。當然，令今天的百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還有那高高聳立的雙槍老太婆的雕像了，可這雕像，仍然起自於小說，而不是曆史，也不是民間。
在當時，在國民黨統治的後方，如果真有這麽一位雙槍女將，相信那些熱衷於炒作的國統區的新聞媒體，絕對不會隻字不提，但實際情況卻是，翻遍當年的報紙，有關雙槍老太婆的字眼，就真的隻字未見。
行了，夠了，不想再說了，是怎麽回事我想我已經說清楚了。
我很崇敬那些敢於在敵後與男爺們一起搞武裝暴動的女姓，而且認為《紅岩》中塑造出雙槍老太婆這麽一位女英雄是十分出彩的。但是不是崇敬她們，就必須得承認她們能夠手使雙槍百步穿楊，我看沒必要。左右開弓百步穿楊不過是對敵鬥爭的千千萬萬種方式中的一種，做不到這點也未必就低人一等。文學與曆史是兩碼事，曆史中的原形沒有小說中所描寫的那麽大能耐，也未必就會降低她們光燦感人的形象，真實一點反而更具說服力。
再看看**的那個老太婆趙洪文國有沒有用過雙槍
這個趙洪文國，可是相當了得。有關她的曆史不用我多說，如今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可謂是鋪天蓋地。而實際上，今天的熱炒要是和三四十年代武漢重慶等大後方對她的熱炒比起來，那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過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在時隔半個多世紀的再次熱炒中，有一個區別，即今天的熱炒幾乎千篇一律地稱其為雙槍老太婆，稱其雙手的槍法是多麽的神奇，而在七十年前的那次熱炒狂潮中，那麽多的文章，卻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曾直接參加過戰鬥，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會使用手槍。
趙老太太出生於1881年，抗戰暴發時，已接近六十高齡，又纏了一雙三寸金蓮，從照片上看，身材也是相當的瘦小。以如此高齡的小腳老太，竟能雙手各執一把300多毫米長、3斤多重的盒子炮馳騁於沙場，沒有超強的想象力，要想接受這個事實，還真的比接受陳聯詩、劉隆華們更加的困難。
因為老太太毀家紓難的義舉，又由於其絕對不比趙本山遜色的口才，在當年的武漢、重慶等大後方的民眾中曾經掀起的狂潮，和今天劉德華、張惠妹之對於追星族相比，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的報紙畫報，幾乎沒有不用大字報道她的。當年的有影響的大人物，如馮玉祥、郭沫若、掏行知、丁玲、茅盾、宋美玲、何香凝、鄧穎超等，也都頻頻與其過往，拍照、聚餐、提詞、賦詩、寫文章，反正能用到的宣傳手段，全用上了。趙老太太對於當時大後方的民眾，可謂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這些報道中，比較著名的有阿英主編的《文獻》中標題為“遊擊隊之母”的報道，有陶行知寫下的那首著名的打油詩，有宋美齡在《母親節獻詞》當中對其的頌揚，有**《新華日報》題為“民族的母親和民族的女兒”的歌頌，報道最長最詳細的，當屬《立報》記者吳胥寫作的標題為“記趙老太太”的長篇連載，整整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才載完。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了。
所有這些文章、詩詞中，盡管不無過分溢美之處，卻都隻稱讚其為“遊擊隊之母”，都隻是報道和稱頌其如何地毀家紓難自掏腰包購買槍彈供其子趙侗兄妹組織遊擊隊，如何地幫助遊擊隊運送軍火，如何地向東北後援會等民間團體募集款項支援抗日，如何地動員年輕人參軍參戰，如何地照顧傷員送湯喂飯換藥洗衣，如何地與遊擊隊員扮作母子逃出淪陷後的北平城，如何地奔波於大後方演講宣傳抗戰，等等等等，那麽多的文章，那麽多的溢美，那麽詳細的報道，卻從無一人從無一文從無一句一字報道其雙手使雙槍的功夫。
這可就怪了，按說以並不遜色於今天八卦娛記們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當年的報人們，如果將趙老太太手持雙槍親自射殺日寇的故事寫入對其的報道，豈不更出彩更驚世。但是，沒有。
這說明什麽？說明在四十年代，趙老太太並沒有雙槍老太婆的諢號。
那麽今天的網絡和地灘上鋪天蓋地的稱其為雙槍老太婆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呢？
從那部反映解放初川西剿匪的電影《拂曉槍聲》而來。
自從1991年電影《拂曉槍聲》上映以來，有人便撰文考證影片中的雙槍女匪首“遊擊之母”的原形即為趙洪文國。這沒錯。解放初川西著名的女匪首，的確就是她，“遊擊之母”，就更容易與趙老太太當年所享有的“遊擊隊之母”相混淆，不是她又能是誰呢。
這一對上號，那些喜歡在影視和地灘紀實中臆測曆史的人找到共鳴了。你想呀，遊擊之母、女匪首、雙槍老太婆，這不正好形成一個鏈，可以互相印證，並給人以無限遐想嗎。特別是那些喜歡捕風捉影臆造曆史的地灘曆史學家和網絡準曆史學家們，在他們看來，既然趙老太太能當上土匪頭，那就必須得有兩下子，何況她曾有“遊擊之母”的稱號，土匪打的不就是遊擊戰嗎，再說又有電影《拂曉槍聲》為證。根據這樣的推測，再經過這些好事的文人們轉載時一遍又一遍不斷地添枝加葉，於是就變成了今天網絡上眾口一詞的公認－－－－－趙老太太雙槍老太婆是鐵定的，而且早於**華鎣山的雙槍老太婆至少十年就已經享譽全中國使老少*婦孺皆知了。
其實，趙老太太抗戰時所獲得的是稱號是“遊擊隊之母”（不同的報道也有稱其為“遊擊隊的母親”或“遊擊隊之祖母”等相近稱號），而並非“遊擊之母”。一字之差，區別就大了去了。前者隻是象**晉察冀“子弟兵的母親”一類性質的稱號，寓關心、支持、疼愛、照顧遊擊隊員並兼有遊擊隊後方堡壘或基地之意，而後者“遊擊之母”則有遊擊活動元老和長於遊擊之女將的含義了。不知電影的編導和後來網絡的傳播者是有意還是無意，少去了一個字，意思滿擰了，能不讓人產生錯解嗎。
再來說說這個女匪首的問題。一般人看來，一般的情況看來，但凡被稱作“匪”的，一定得是在槍口刀尖上玩命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定是能夠將槍呀刀呀玩的十分地精到的，一定得是象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那些俠客們一樣有著非凡的武功的，應用到民國時期駁殼槍已經十分火熱的背景，那就一定得是能夠手使雙槍出神入化的。不信你看所有有關描寫民國時期綠林女俠或女遊擊領袖的文學作品和“紀實”作品，不就都千篇一律地喜歡這麽認定嗎，象什麽雙槍賀子珍呀、雙槍黃八妹呀、雙槍黃英姑呀、雙槍白蓮花呀，雙槍陳大嫂呀、雙槍呂鳳斯呀等等。我也不明白為什麽隻要這女人一上山落草，就必得使雙槍，就象不明白隻要是電視劇中反映某個女人會唱京劇，就隻會唱“蘇三離了洪洞縣”一樣。噴飯！
說遠了，嗬嗬！除去對女人落草後手使雙槍的惡俗表現法不以為然以外，應該承認，在民國這個極適合土匪生長和生存的時期，由於十幾年幾十年從不離手的玩槍，慣匪們的確有著超強神奇的槍法，不論是東北，還是湘西，還是其他長期養匪的地方，那些長年為匪的人們，百步穿楊，槍響鳥落，還真的並非傳說。
但是，匪和匪又有不同，特別是解放初期大軍所剿的匪，就更不一樣。這時我們所稱的匪，屬於政治匪。在新的解放區，那些原來當著黨國各級幹部的文官武官們，有不服**不肯投降的，為了報答黨國，以表忠貞，便繼續與新政權為敵。而那時的黨國對於封官拜將已經十分的隨意，隻要是繼續效忠黨國與**為敵的，不管帶沒帶過兵，不管會不會打槍，也不管手下有幾百人還是幾十人，便都有可能充當師長司令什麽的過一把將軍癮。於是有許多並不知兵的縣長、鄉長、校長、書記長等文員，便也搖身一變而成為黨國的師長、軍長。對於這樣的貨色，我們便稱其作匪了。還不僅僅如此，在當時，即使沒有打起什麽軍多少師的番號，即使手無一兵身無寸鐵，隻要是不肯投降解放軍，而仍然繼續當著他國民黨任命的縣長書記長教育局長的，也統統一律稱其作匪。顯然，這樣的匪和湘西、東北那些長年以匪為業的匪便有著根本的不同，其刀槍拳腳的功夫便也不同了。
趙老太太是念黨國栽培之恩，而懷**殺子之仇的。她沒有歸順新政權，於是就和當時許許多多黨國的文人一樣，搖身一變而成了女匪首。
行了，說到這，這個女匪首是個怎麽一回事，也就說夠了。
那麽這個在抗戰時未曾見有手使雙槍報道的趙老太太，在解放初對抗解放軍的清剿時是不是有使用雙槍的記錄呢？
非常遺憾－－－－也沒有。
總之，有關趙洪文國手使雙槍的記錄，三四十年代未見，五十年代未見。今天所見，全是九十年代《拂曉槍聲》那電影放映以後才有的民間新傳說，而已。
趙洪文國，她最後的結局是兩黨鬥爭的悲劇。站在國共兩黨不同的立場上，肯定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這很正常。對此我不想表態。但對於她在抗日戰爭時的表現，我卻想說，當民族危亡之機，以一個六旬高齡的老人，能夠舉家共赴國難，舍生忘死地奔走於前線後方，運送械彈，宣傳抗日，她無愧於遊擊隊之母的光榮稱號，應該永遠值得我們敬重。可話又說回來了，是否敬重她，就非要認定她必須得能夠左右開弓百步穿楊呢？仍然沒必要。她為抗日舉家共赴國難的英雄行為，為宣傳抗日四方奔走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都遠比兩把盒子槍更具千倍萬倍的效力。
武工隊是小說中那個樣不是影視中那個樣
大概受西方敢死隊題材影視的影響，改編自馮誌《敵後武工隊》的影視接二連三地投拍。可影視中所表現的武工隊，卻全不是原著小說所紀錄的抗戰時華北敵後的武工隊，而是編導們根據自己對西方特種部隊的盲目崇拜與對槍戰大片的模仿加上自己的臆想製造出來的武工隊。
為什麽呢？
先說一說什麽是武工隊。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最早是**抗日武裝為恢複與開辟敵後遊擊根據地而組建的一種特殊組織，它誕生於華北敵後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區最為活躍。
武工隊不是編製單位，而是任務單位。這又分幾種情況，一種是抽調各不同單位的人員編組而成，就象某師為迎接軍運動會而由各團抽調人員組成的足球隊一樣；一種是指定某個建製單位臨時充當，就好比前衛連、預備隊一樣。
武工隊並非隻是抗戰時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敵後也有武工隊；解放初剿匪鞏固新區時也有武工隊。各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武工隊，其組織係統、活動環境等是不同的。因為是就馮誌所寫並經無聊編導們篡改的《敵後武工隊》說事，所以這裏便隻說抗戰最艱苦階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隊。
首先，武工隊不是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第一個不同，是人員的組成不同。武工隊的對上關係隸屬於軍分區政治部，武工隊的鬥爭方式規定為政治進攻。因為這個特點，組成武工隊的成員特別是各級領導便主要以政工幹部為主，這是全軍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團的政治處主任，七分區武工隊長張英是第二遊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冀南一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六分區德故武工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小一些的武工隊長，比較著名的馮誌、王棟、李彩五、李繼初等，則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從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隊資料中看，武工隊的領導由連長、營長、參謀長、區隊長等擔任的極其罕見。這是隻有**領導下的、人民戰爭背景下的抗日武裝才會出現的情況，是和編導們的臆想與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種部隊的組成*人選截然不同的。
第二個不同，是滲透的方式與對滲透結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隊開展滲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國人最擅長的拉關係，絕對的中國特色。這也是由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決定的。敵占區內，建有各級偽政權組織，在以華製華的原則下，就產生了大量的偽軍偽政權人員。但這些偽官偽軍們，雖然多數也不是什麽好人，但也並不真心給鬼子幹事，有奶便是娘，混飯吃而已。他們往往都是土生土長，老婆孩子父母親也都在當地，在應付鬼子的同時，也並不願意得罪整天把腦袋與手榴彈掖在一塊的武工隊。所以，隻要武工隊的政策運用得當，他們也願意與八路拉上關係踩上兩條船留條後路。而這，也正是武工隊想得到的效果。雙方都有這樣的需求，偽官們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麽的又都在當地，拉上這種關係就不是什麽難事了。於是，這種靠拉關係進行的滲透活動，就成為那個特定時期的一種特定鬥爭形式。冀南軍區1942年10月有一個統計，在該分區範圍內，武工隊與偽軍共建立關係1400餘個，從這組數字中，足見其重視程度之高和數量之大。
拉這麽多關係幹什麽，一為情報工作。敵偽中有什麽行動，武工隊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個會議上某個偽組織人員說的某一句話都能在散會後不久就可以傳到武工隊的耳朵裏，從而為軍事、政治、經濟鬥爭提供支撐，也給偽軍偽組織人員造成相當的心理恐怖。二為尋找保護傘。在冀中、冀南，都出現過武工隊為逃避敵人的追捕而藏身於偽軍據點中的情況。當地下人員和群眾積極分子被捕後，也可以通過關係將其救出。三為解決經濟困難。當年根據地急需的藥品、兵工材料等緊俏物資，需要到敵占區購買，因為武工隊與敵占區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就為這種采購提供了相當的便利。四為交通方便。當武工隊保護黨的幹部通過偽軍據點到其他地區時，往往事先疏通駐地偽軍，愛酒的送幾瓶酒，愛錢的送幾塊大洋，愛貨的送雙鞋送件衣裳，這些偽軍官受了賄賂,加上也不想與八爺結仇，通過他轄區時他往天上放一陣槍就過去了。
說到這裏，又讓人不禁想起黑社會的滲透，其實武工隊對偽軍偽組織的滲透，與今天某些黑社會對政府和公安部門的滲透是完全一樣的道理。而這，對於作戰地區主要是異國他鄉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由於與當地人沒有這種老一輩少一輩的盤根錯節的關係，象武工隊這樣的拉關係滲透方式，是他們無法做到的，甚至是無法想象的。
第三個不同，是對敵鬥爭方式不同。西方特種部隊的任務往往是針對某一項單獨的任務而派出，如營救人質、刺殺敵方要員、襲擊敵方司令機關、破壞敵方重要設施等，完成任務後一般在最短時間內撤出。武工隊的鬥爭方式是政治進攻，其首要任務，是對敵的宣傳戰。說到這宣傳二字，是許多網民與觀眾所不喜歡的。有些編導為了迎合觀眾的這種心態或是他們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這樣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這就把武工隊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東西無形地抹殺了。
武工隊的宣傳分作兩部分，一是對敵偽宣傳，一是對群眾宣傳，對敵宣傳則是主要的。至於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較常見的炮樓喊話、寫標語、集市演講、發傳單，寫信、打電話等以外，還有一些比較獨特的作法，比如截住過往郵車，在來往的信封上寫標語口號；比如對偽軍記“善惡簿”、發“回心抗戰證”；比如深更半夜潛入偽軍屬的家中給全家人談話講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給天津市長打恐嚇電話，給河北省長的家裏寄傳單，等等等等。這些作法，對於隻是短期潛入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們往往並不使用。而對於土生土長並準備長期紮根建立根據地的武工隊來說，卻是十分常見的心戰方式。
除了宣傳攻勢，擺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鋤奸了。西方特種部隊也是有刺殺任務的，這一點武工隊與他們相比總的來說並沒有不同。但其具體手段，仍有不同。說的難聽一點，武工隊的鋤奸手段，卻與中國傳統的黑社會組織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組織有著某種相似。比如有些特別牛的武工隊，往往能夠在月暗風高的深夜突然出現在熟睡中的偽官居室；往往能夠將保鏢環衛戒備森嚴的公子小姐老太爺姨太太們請到青紗帳或地道裏去上政治課；往往能夠在敵人聚會的餐桌或會議桌上適時地寄去某漢奸的人頭；往往對仍在逍遙作惡的漢奸判處死刑，並張貼布告寫明五日之內或十日之內執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內必置其於死。所有這些，充滿中國傳統特色，你可以在幫會或恐怖組織的活動規律中發現共同點，但你卻無法在西方特種部隊的槍戰大片中看到。
第四個不同，是所依賴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種部隊往往獨立作戰，並不指望當地群眾的支援與配合。他們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裝備，其運載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當前軍界最尖端的產品。而武工隊是在人民戰爭這個大背景下作戰，故而特別強調依靠群眾和當地黨組織。他們除了裝備有比一般部隊更加犀利的近戰兵器外，其他則一無所有，情報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戰鬥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賴地方黨組織和發動群眾。這一點是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最大的區別，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盡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隊不是遊擊隊。武工隊做宣傳瓦解敵軍的工作，遊擊隊也做此項工作；武工隊做鋤奸工作，遊擊隊也做鋤奸工作；武工隊經常化裝偵察，遊擊隊也經常化裝襲擊，故而二者經常被混為一談。到了一九四三年後，由於許多遊擊隊性質的敵後小部隊也稱武工隊，而此時由於局麵已經打開，武工隊也開始擴大發展，也進行小規模的遊擊活動，二者還就真的不好區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區別是十分的明顯的。
一是活動的地區不同。遊擊隊一般活動在遊擊區，武工隊則基本活動於敵占區。遊擊區有一定群眾條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權可以在夜間活動，有可以回旋遊擊的餘地。而在敵人的“確保治安區”，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幾乎男女老少都被敵人組織起來了，象什麽“防共自衛團”、“防共青年團”、“防共婦女會”、“防共兒童團”等等。武工隊剛剛進入敵占區時，追殺他們的，並不象以往表現的那樣隻是少數的漢奸，而是幾乎所有加入各種防共組織的一般群眾。隻要他們在哪個村一露頭，哪個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陣，又敲鑼又叫喊又追捕。在這樣的環境中，別說開展遊擊戰，連立足都十分的困難。而這樣的情況，在遊擊區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組織形式不同。遊擊隊有受縣委領導的，有受區委領導的，也有受軍分區領導的，還有自發的，而武工隊全部是受軍分區政治部領導。
三是人員的構成不同。遊擊隊的隊員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員越多越好，隻要願意參加抗日的，一般是來者不拒。武工隊的隊員則都是在具備長期實戰鍛練有高超殺敵技能的敵工、鋤奸、偵察等專職幹部和主力兵團的班排長中精挑細選的，考慮到敵後工作的環境，故人數極有限，多控製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隊不足十人。和遊擊隊相比，武工隊的成員更精悍。而這裏說的精悍，主要的還不是他們的武藝如何，不是他們手裏的家夥如何，不是他們遊擊作戰的經驗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準確掌握黨的政策，會不會做敵軍工作，會不會做群眾工作。最低限度你得會寫標語傳單，你得會組織開會演講。這是他們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隊之所以能夠在敵後之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有所作為的法寶。而如此高標準的軍政素質，並不是每一名遊擊隊員都具備的。
四是主要任務的不同。遊擊隊有打仗的任務，而武工隊則沒有打仗的任務。不論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還是八路軍總部，都不僅沒有將打仗作為武工隊的任務，反而還一再強調武工隊不是遊擊隊，不能過分地刺激敵人而忘記自己主要的工作。劉伯承就曾反複強調武工隊的任務是政治進攻，不是軍事打擊，不能作無謂犧牲，羅瑞卿還曾批評過一些對武工隊任務不熟悉的領導幹部，批評那些將武工隊當作遊擊隊使用的軍分區領導。為什麽呢？因為武工隊活動地區敵強我弱的態勢限製了他們，如果非要這麽幹，則無異於自殺，而這，顯然不是八路軍所提倡的。影視作品裏模仿西方槍戰片表現的武工隊經常與鬼子刀對刀槍對槍的硬拚血戰的場麵，基本是不存在的。
大凡隸屬於軍分區的武工隊，其近戰兵器在當時是相當棒的。不論隊長隊員，都是雙槍。有的是兩支短槍，有的是一長一短，而短槍基本是德國造盒子炮，長槍則既有馬槍，也有卸掉槍托的美式湯姆遜衝鋒槍。武工隊不打仗，那對他們的實戰經曆要求那麽高武器配的那麽強幹什麽呢？要知道，武工隊的工作環境是敵占區，是全沒有根據地支撐的敵人的後方統治中心，你不找敵人打仗，可敵人是不會允許你在他的縣城裏在他的模範治安村裏搞宣傳貼標語開會演講的，是不會允許你動不動就到他豢養的走狗家中殺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沒有點功夫，沒有幾件家夥，你就空著兩手等敵人來捕你綁你嗎。所以，武工隊的家夥，就象劉伯承說的那樣，不是用來打仗的，是用來為政治進攻提供保護的。而實際上，雖然武工隊沒有打仗的任務，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戰鬥，對於他們來說卻是經常要應對的，隻是他們絕對不會戀戰，更不會象電影電視劇中表現的那樣主動找敵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對打。就以馮誌曾任分隊長的九分區武工隊來說，從四二年秋組建，到四五年抗戰勝利，前期活動在偽河北省會保定周邊，後期轉戰至日軍駐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進出保定天津城內，創造出驚人戰績，卻沒有一人犧牲也從無一人重傷。要是象影視中表現的那個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樣的地方，我看他們一個也別想活下來。
第三，武工隊的工作重點在農村的基層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層。現在電影電視劇裏，有一種趨勢，總是將對手的級別越寫越高，由以前的日偽小隊長中隊長到今天的大隊長聯隊長旅團長市長省長。似乎隻有這樣拍，才能借以表現那些公館、宴會、洋車、洋樓的奢侈豪華，才能借以表現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戲子們的嗲聲嗲氣，才能得到較高的收視率，才能讓自己的口水滿意地流出來。實際這是錯誤的。武工隊的工作重點是在農村，是在棒子壟裏在地道裏在炕頭上，是在滿腦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莊稼漢身上，是在偽軍偽警偽組織的下層。為什麽呢？其一，占領農村這塊廣闊的天地，是**武裝鬥爭曆來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當時麵臨的鬥爭環境決定的。在敵占區的廣大農村中，有敵人建立的各級政權組織，分駐著遍地的偽軍下層單位。這些維持會長、自衛團長、特務係長、偽軍小隊長、警察分所長們，如果工作做不好，他們就成為恢複與開辟根據地的絆腳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為我所用，成為我們的內線，所以自然就成為武工隊爭取與打擊的頭號目標。其三，這也是武工隊的能力決定了的。城市上層縣知事市長團長集團長等中高級偽官，一般住在較大城市，對於武工隊來說，一來不容易經常接近，二來這些高官受奴化影響較大，與**的階級仇恨較深，在沒有受到嚴曆的打擊之前，在敵我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大的轉變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農村，那些偽軍偽組織中的下層官差們，除個別日寇直接豢養的特務武裝外，多數並不把日本人當成唯一的靠山，從他們身上很容易打開突破口。至於農村中的各種“群眾防共組織”，本來就是被脅迫加入的，其成員全與日本鬼子有著血海深仇，隻要武工隊的二十響比鬼子的刺刀離他們更近更顯力量了，他們是極願意參加秘密抗日活動的。隻要自衛團長呀警察分所長呀什麽的裝看不見，武工隊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樣高喊“平安無事”。到後來“兩麵派政權”出現後，這些農村中的偽政權組織，名稱雖然依舊，而更多則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武工隊是什麽，是幹什麽的，在馮誌小說原著中，都用一個一個生動的故事詮釋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這麽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可歌可泣的傳奇，卻全被那些喜歡抄襲喜歡臆造而獨獨不喜歡尊重曆史卻又打著弘揚曆史主旋律牌子的編導們給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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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哪有什麽雙槍老太婆
首先申明兩點：第一，我不反對文學的合理虛構，我反對的是將藝術形象與曆史人物的混淆與生牽硬套；第二，我無意對那些個所謂的原形做功過是非的評價，我要討論的是曆史上到底有沒有“雙槍老太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雙槍老太婆這一諢號，並不象地灘與網絡上熱炒的那樣起自於抗戰時期的民間，也並不起自於解放戰爭時，也並不起自於解放初的剿匪時，就象“威虎山”、“沙家浜”等地名均是在樣板戲唱響以後才誕生的一樣，就象“宇宙牌香煙”是在馬季那相聲說火了以後才注冊的一樣，就象“淩湯圓”是在劉德一那電視劇熱播以後才改名的一樣，這雙槍老太婆，也是在小說《紅岩》於六十年代走紅以後才有的說法。後來，大約是九十年代初，川西剿匪題材的電影《拂曉槍聲》問世，雙槍老太婆便又添加了另一個國民黨的版本。
這年頭好多人欣賞文藝作品，都喜歡找原形是誰，哪怕就是二郎神豬八戒，也非得找出原形來不可。我是大老粗，文藝的東西我不太懂，但我懂得即使某個藝術形象真有原形，那原形與藝術形象也是有差距的，有的差距還十分地大。藝術作品中的人物能夠手使雙槍，百步穿楊，這樣的塑造無可厚非，可非要認為原形也一定象藝術作品中那樣，就大錯特錯了。可現在就有這麽一種認識：因為既然挖掘出《紅岩》中雙槍老太婆的原形是劉隆華、陳聯詩、鄧惠中，那麽劉、陳、鄧也就肯定得是雙槍女將不可；因為既然認定《拂曉槍聲》中的雙槍女匪是趙洪文國，那麽趙洪文國自然也就必須得是雙槍女將不可。這樣的認識，自九十年代初開始，先是地灘上，後又竄到網絡上，一發而不可收拾。開始呢還是騙得許多九十年代才開始讀書的人這麽以為，可後來又由於一些國家機構和主流媒體也參與了這樣的炒作，於是又讓一些早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經識字的人也這麽認為了。非要將六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文藝作品中虛構出來的東西硬說成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經現實存在著的東西，還將其寫入政府網站，還為其塑像，還為了劃圓這個圈圈策劃什麽所謂的“自述”，弄的就象曆史上真有什麽雙槍老太婆一樣。曆史被如此的臆造強*奸，就讓人不拆不快了。
在拆穿之前，得先說一說“雙槍將”的定義。民國時期所稱的雙槍將，是不是隻要隨身攜帶了兩支槍或雙手各執一支槍又能夠把槍摳響就行呢？不行。那得是能夠在有效的射擊距離內雙手執槍有效地射殺目標才算。那是不是無論什麽槍都行呢？不行。在民國時期所稱的雙槍將所持的雙槍，毫無例外地全部特指毛瑟手槍，也就是俗稱的盒子炮。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限製，那豈不是隻要長了兩隻手的，都可以稱作雙槍將了。
能夠手使雙槍的，其功夫還不僅僅體現在打的準打不準上，更要命的還體現在能不能在戰鬥中單手快速裝彈上。毛瑟手槍的單手裝彈，也是中國長期內戰中的獨創。其要領，是一支手持槍戰鬥或戒備，另一支手將槍身夾在兩膝中間，就象打字時的盲打和開車時操作空調音響時的盲操一樣，在雙眼緊緊盯住目標的同時，全憑對槍的熟練感覺將彈夾壓入彈膛，然後解除空倉掛機，推彈上膛，完成射擊準備。而這一切，都得在幾秒鍾內完成才行。駁殼槍射擊距離內的戰鬥，是不允許你蹲在一個地方鼓搗幾分鍾時間的。
可見，能夠稱得上雙槍將的，那功夫是相當地了得。
女人手使兩支盒子炮，還能夠打得準裝得快，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那難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盒子炮可不比袖珍的勃朗寧那般輕巧，那玩藝又長又笨又重。而且它還不象魯格p08和南部十四那樣重心接近握把，它的重心遠遠地偏前。沒有相當的腕力，要想打好它，談何容易，何況女人的手小力小，右手嗎，興許還湊合，左手嗎，嗬嗬！
當然，就象今天有女子摔跤手遠比一般的男人手大力大一樣，那時的女人，保不齊也有象女子摔跤運動員或相撲運動員一樣的，所以對於雙槍女將，不敢說絕對沒有。不過從網上炒作的那幾個“雙槍老太婆”的照片來看，都比較瘦弱嬌小，和相撲運動員或摔跤運動員相比，差距還是夠大的，說她們雙手各玩一把盒子炮還能夠熟練地操作又能夠百發百中，想象起來還真的挺困難的。
行了，別光憑想象認定或否定曆史了，還是用曆史應有的研究方法看一看有沒有雙槍老太婆吧。
先看看**華鎣山武裝中有沒有能使雙槍的老太婆
1961年，長篇小說《紅岩》出版，書中塑造了一位手使雙槍指哪打哪的遊擊隊指揮員雙槍老太婆，於是雙槍老太婆一詞迅速在民間流行，太多自以為是的文人尋找雙槍老太婆原形的活動便也拉開了序幕。後來，怕是不夠熱鬧，許多政府機構也參與進來，很快的，雙槍老太婆的原形被欽定為劉隆華、陳聯詩和鄧惠中三人。大概是為了響應有關部門的欽定，在陳聯詩逝去三十多年後的1994年，由其孫輩後人寫成的一部《雙槍老太婆陳聯詩自述》隆重問世，使雙槍老太婆更加地逼真。
我原先比較迷信某某什麽什麽“紀實”，後來因為地灘文學對這兩個字的玷汙，變成了現在一看到“紀實”就惡心。不過對於某某人的“自述”，還仍然無比青睞的，所以一看到陳聯詩的自述，就迫不及待地借來看了。這書很厚，大約五十萬字，不過我頂多跳躍著看了不到五萬字，就氣的要把書燒了或放到化糞池去。為什麽呢？因為我認為它玷汙了“自述”這兩個在我看來十分神聖的字，也玷汙了他們外祖母的聲名。那不過是一本以第一人稱寫作的十分蹩腳的文學作品而已。
因為要證明他們寫的“我”是個雙槍老太婆，書中自然有不少“我”如何練槍打槍的故事，可作者顯然沒有玩槍的經驗，比如書中寫到“我”從開始時連保險機都不會打開，連什麽是缺口準星都還不知道，到左右開弓揚手就能打下天空中飛著的麻雀，卻隻用了幾天的時間，而且還是在因為槍彈緊缺環境惡劣不敢多打實彈的情況下完成的。這就委實令人驚歎，怎麽今天的八一射擊隊就找尋不到這樣的神仙呢？
我沒看到鄧惠中和劉隆華“自述”有這樣神的速成槍法，但仍有相當多的文章說她們都是雙手會打盒子槍而且是百發百中的。隻可惜，所有這些文章，卻全是近二十年才出台的。八十年代以前未見有這樣的記載，六十年代以前更未見有這樣的記載。
其實，關於雙槍老太婆，早就有《紅岩》作者之一楊益言給予了說明：在當時創作小說《紅岩》時就立下規矩：凡是寫明是犧牲了的，多半有一位乃至幾位烈士作原型；凡是沒有寫明是犧牲的，就大多是虛構的，如劉思揚、雙槍老太婆等等。
由此可見，這個《紅岩》小說中的雙槍老太婆，根本就沒有原形，而是純屬虛構。
即使沒有原形，那麽，如果華鎣山起義中真的有能手使雙槍的女將，將其稱作雙槍老太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可惜－－－－沒有。
我們就來細數一下**領導的華鎣山地區的曆次武裝鬥爭，看看有沒有這麽一個能手使雙槍的女將。
由黨領導的武裝，第一個就是陳聯詩的丈夫廖玉璧領導的帶有灰色調的遊擊隊。該隊於1931年組建，1935年廖犧牲後，隊伍解體。華鎣黨史辦提供的資料上，僅僅寫到陳聯詩協助其夫動員民眾，卻並沒有關於她參與領導和手使雙槍的記載。
從廖玉璧遊擊隊失敗，一直到抗戰結束，由於川東乃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後方，**再無任何武裝存在於此。一直到1948年秋，根據**中央關於南方各省工作“凡有可能建立公開遊擊根據地者，應即建立公開遊擊根據地”的指示，川東以華鎣山為中心的武裝起義，才又相繼暴發。
這次大起義震驚了黨國朝野。但所謂的大起義，卻是相對的，是無法與大革命時期的大起義相提並論的。在後者，殲敵一百兩百可能不值得一提，而在國民黨統治已經鞏固的深遠後方，能夠殲敵三個五個，就十分的了不起了。華鎣山的武裝起義，就正是如此。
這次大起義，很快就失敗了。由於是各支隊各自分散進行的，起事時間不同，失敗時間也不同，但其堅持時間最長的也不過半個多月，而最短的，有兩個支隊，是當夜起事，天不亮就潰敗了。從殲敵人數看呢，就更不好意思說，能夠統計出來的，全部加起來，不過9人而已.
各支隊的領導人分別是：
起義總指揮：王璞。
第四支隊，負責人未詳。
第五支隊，領導人談劍嘯、劉隆華、楊玉樞、秦華、曾永興、曾霖等，其中的政委劉隆華即所謂雙槍老太婆原形之一。
第六支隊，領導人未詳。
第七支隊，負責人張蜀俊、楊奚勤等。
第八支隊，負責人蔡衣渠。
以上各支隊領導人，唯一的女姓就是劉隆華了，不過這個女政委是在起義前不久才從延安受黨的派遣來到川東的，起義很快失敗了，她也就另行他調離開華鎣山了。她參加領導的五支隊的起義，兩股力量各與敵作戰1次，各斃敵1人，而被擊斃的二敵中，也沒有資料顯示是劉隆華用雙槍射殺的。
雙槍老太婆的另一原形鄧惠中也是參加了起義的，但不知在哪個支隊，也找不到有關她參戰和手使雙槍的記載。
當時的川東，不是拉鋸區，不是遊擊區，更不是解放區，那是國統區，還不是一般的國統區，自進入四十年代以來，那裏已經是建立起鞏固的政權的國民黨核心統治區。在這樣的地區，發動大規模的武裝起義，被證明是不明智的。大起義失敗後，川東黨吸取教訓，將搞大暴動改為組織短小精幹之武工隊進行遊擊，於是原來在起義中失散在各地的骨幹，組織了多個小型的武工隊，堅持敵後。各小型武工隊主要有：陳堯楷、徐相應等領導的武工隊；王群、向傑棟、胡正興、粟紹波等領導的武工隊；張蜀俊、袁念之領導的武工隊；王兆南武工隊。
遺憾的是，這所有的武工隊的領導人和骨幹當中，還是沒有女的。
其實，隻要弄明白當時川東的環境，也就該清楚，在這樣的國民黨鐵桶一般統治的地區，根本就沒有你頻繁開槍的可能。你這槍聲一響，說不定會立馬招來百倍千倍的敵軍對你進行圍剿。這樣的環境，即使誰真的有左右開弓百步穿楊的功夫，又到哪去使呢。而既然沒有地方去施展，那百姓們又是怎麽得知的？又是怎麽在民間傳說的呢？
實際上，這所有的傳說，全部起自於小說中那藝術的雙槍老太婆而已。當然，令今天的百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還有那高高聳立的雙槍老太婆的雕像了，可這雕像，仍然起自於小說，而不是曆史，也不是民間。
在當時，在國民黨統治的後方，如果真有這麽一位雙槍女將，相信那些熱衷於炒作的國統區的新聞媒體，絕對不會隻字不提，但實際情況卻是，翻遍當年的報紙，有關雙槍老太婆的字眼，就真的隻字未見。
行了，夠了，不想再說了，是怎麽回事我想我已經說清楚了。
我很崇敬那些敢於在敵後與男爺們一起搞武裝暴動的女姓，而且認為《紅岩》中塑造出雙槍老太婆這麽一位女英雄是十分出彩的。但是不是崇敬她們，就必須得承認她們能夠手使雙槍百步穿楊，我看沒必要。左右開弓百步穿楊不過是對敵鬥爭的千千萬萬種方式中的一種，做不到這點也未必就低人一等。文學與曆史是兩碼事，曆史中的原形沒有小說中所描寫的那麽大能耐，也未必就會降低她們光燦感人的形象，真實一點反而更具說服力。
再看看**的那個老太婆趙洪文國有沒有用過雙槍
這個趙洪文國，可是相當了得。有關她的曆史不用我多說，如今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可謂是鋪天蓋地。而實際上，今天的熱炒要是和三四十年代武漢重慶等大後方對她的熱炒比起來，那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過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在時隔半個多世紀的再次熱炒中，有一個區別，即今天的熱炒幾乎千篇一律地稱其為雙槍老太婆，稱其雙手的槍法是多麽的神奇，而在七十年前的那次熱炒狂潮中，那麽多的文章，卻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曾直接參加過戰鬥，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會使用手槍。
趙老太太出生於1881年，抗戰暴發時，已接近六十高齡，又纏了一雙三寸金蓮，從照片上看，身材也是相當的瘦小。以如此高齡的小腳老太，竟能雙手各執一把300多毫米長、3斤多重的盒子炮馳騁於沙場，沒有超強的想象力，要想接受這個事實，還真的比接受陳聯詩、劉隆華們更加的困難。
因為老太太毀家紓難的義舉，又由於其絕對不比趙本山遜色的口才，在當年的武漢、重慶等大後方的民眾中曾經掀起的狂潮，和今天劉德華、張惠妹之對於追星族相比，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的報紙畫報，幾乎沒有不用大字報道她的。當年的有影響的大人物，如馮玉祥、郭沫若、掏行知、丁玲、茅盾、宋美玲、何香凝、鄧穎超等，也都頻頻與其過往，拍照、聚餐、提詞、賦詩、寫文章，反正能用到的宣傳手段，全用上了。趙老太太對於當時大後方的民眾，可謂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這些報道中，比較著名的有阿英主編的《文獻》中標題為“遊擊隊之母”的報道，有陶行知寫下的那首著名的打油詩，有宋美齡在《母親節獻詞》當中對其的頌揚，有**《新華日報》題為“民族的母親和民族的女兒”的歌頌，報道最長最詳細的，當屬《立報》記者吳胥寫作的標題為“記趙老太太”的長篇連載，整整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才載完。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了。
所有這些文章、詩詞中，盡管不無過分溢美之處，卻都隻稱讚其為“遊擊隊之母”，都隻是報道和稱頌其如何地毀家紓難自掏腰包購買槍彈供其子趙侗兄妹組織遊擊隊，如何地幫助遊擊隊運送軍火，如何地向東北後援會等民間團體募集款項支援抗日，如何地動員年輕人參軍參戰，如何地照顧傷員送湯喂飯換藥洗衣，如何地與遊擊隊員扮作母子逃出淪陷後的北平城，如何地奔波於大後方演講宣傳抗戰，等等等等，那麽多的文章，那麽多的溢美，那麽詳細的報道，卻從無一人從無一文從無一句一字報道其雙手使雙槍的功夫。
這可就怪了，按說以並不遜色於今天八卦娛記們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當年的報人們，如果將趙老太太手持雙槍親自射殺日寇的故事寫入對其的報道，豈不更出彩更驚世。但是，沒有。
這說明什麽？說明在四十年代，趙老太太並沒有雙槍老太婆的諢號。
那麽今天的網絡和地灘上鋪天蓋地的稱其為雙槍老太婆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呢？
從那部反映解放初川西剿匪的電影《拂曉槍聲》而來。
自從1991年電影《拂曉槍聲》上映以來，有人便撰文考證影片中的雙槍女匪首“遊擊之母”的原形即為趙洪文國。這沒錯。解放初川西著名的女匪首，的確就是她，“遊擊之母”，就更容易與趙老太太當年所享有的“遊擊隊之母”相混淆，不是她又能是誰呢。
這一對上號，那些喜歡在影視和地灘紀實中臆測曆史的人找到共鳴了。你想呀，遊擊之母、女匪首、雙槍老太婆，這不正好形成一個鏈，可以互相印證，並給人以無限遐想嗎。特別是那些喜歡捕風捉影臆造曆史的地灘曆史學家和網絡準曆史學家們，在他們看來，既然趙老太太能當上土匪頭，那就必須得有兩下子，何況她曾有“遊擊之母”的稱號，土匪打的不就是遊擊戰嗎，再說又有電影《拂曉槍聲》為證。根據這樣的推測，再經過這些好事的文人們轉載時一遍又一遍不斷地添枝加葉，於是就變成了今天網絡上眾口一詞的公認－－－－－趙老太太雙槍老太婆是鐵定的，而且早於**華鎣山的雙槍老太婆至少十年就已經享譽全中國使老少*婦孺皆知了。
其實，趙老太太抗戰時所獲得的是稱號是“遊擊隊之母”（不同的報道也有稱其為“遊擊隊的母親”或“遊擊隊之祖母”等相近稱號），而並非“遊擊之母”。一字之差，區別就大了去了。前者隻是象**晉察冀“子弟兵的母親”一類性質的稱號，寓關心、支持、疼愛、照顧遊擊隊員並兼有遊擊隊後方堡壘或基地之意，而後者“遊擊之母”則有遊擊活動元老和長於遊擊之女將的含義了。不知電影的編導和後來網絡的傳播者是有意還是無意，少去了一個字，意思滿擰了，能不讓人產生錯解嗎。
再來說說這個女匪首的問題。一般人看來，一般的情況看來，但凡被稱作“匪”的，一定得是在槍口刀尖上玩命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定是能夠將槍呀刀呀玩的十分地精到的，一定得是象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那些俠客們一樣有著非凡的武功的，應用到民國時期駁殼槍已經十分火熱的背景，那就一定得是能夠手使雙槍出神入化的。不信你看所有有關描寫民國時期綠林女俠或女遊擊領袖的文學作品和“紀實”作品，不就都千篇一律地喜歡這麽認定嗎，象什麽雙槍賀子珍呀、雙槍黃八妹呀、雙槍黃英姑呀、雙槍白蓮花呀，雙槍陳大嫂呀、雙槍呂鳳斯呀等等。我也不明白為什麽隻要這女人一上山落草，就必得使雙槍，就象不明白隻要是電視劇中反映某個女人會唱京劇，就隻會唱“蘇三離了洪洞縣”一樣。噴飯！
說遠了，嗬嗬！除去對女人落草後手使雙槍的惡俗表現法不以為然以外，應該承認，在民國這個極適合土匪生長和生存的時期，由於十幾年幾十年從不離手的玩槍，慣匪們的確有著超強神奇的槍法，不論是東北，還是湘西，還是其他長期養匪的地方，那些長年為匪的人們，百步穿楊，槍響鳥落，還真的並非傳說。
但是，匪和匪又有不同，特別是解放初期大軍所剿的匪，就更不一樣。這時我們所稱的匪，屬於政治匪。在新的解放區，那些原來當著黨國各級幹部的文官武官們，有不服**不肯投降的，為了報答黨國，以表忠貞，便繼續與新政權為敵。而那時的黨國對於封官拜將已經十分的隨意，隻要是繼續效忠黨國與**為敵的，不管帶沒帶過兵，不管會不會打槍，也不管手下有幾百人還是幾十人，便都有可能充當師長司令什麽的過一把將軍癮。於是有許多並不知兵的縣長、鄉長、校長、書記長等文員，便也搖身一變而成為黨國的師長、軍長。對於這樣的貨色，我們便稱其作匪了。還不僅僅如此，在當時，即使沒有打起什麽軍多少師的番號，即使手無一兵身無寸鐵，隻要是不肯投降解放軍，而仍然繼續當著他國民黨任命的縣長書記長教育局長的，也統統一律稱其作匪。顯然，這樣的匪和湘西、東北那些長年以匪為業的匪便有著根本的不同，其刀槍拳腳的功夫便也不同了。
趙老太太是念黨國栽培之恩，而懷**殺子之仇的。她沒有歸順新政權，於是就和當時許許多多黨國的文人一樣，搖身一變而成了女匪首。
行了，說到這，這個女匪首是個怎麽一回事，也就說夠了。
那麽這個在抗戰時未曾見有手使雙槍報道的趙老太太，在解放初對抗解放軍的清剿時是不是有使用雙槍的記錄呢？
非常遺憾－－－－也沒有。
總之，有關趙洪文國手使雙槍的記錄，三四十年代未見，五十年代未見。今天所見，全是九十年代《拂曉槍聲》那電影放映以後才有的民間新傳說，而已。
趙洪文國，她最後的結局是兩黨鬥爭的悲劇。站在國共兩黨不同的立場上，肯定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這很正常。對此我不想表態。但對於她在抗日戰爭時的表現，我卻想說，當民族危亡之機，以一個六旬高齡的老人，能夠舉家共赴國難，舍生忘死地奔走於前線後方，運送械彈，宣傳抗日，她無愧於遊擊隊之母的光榮稱號，應該永遠值得我們敬重。可話又說回來了，是否敬重她，就非要認定她必須得能夠左右開弓百步穿楊呢？仍然沒必要。她為抗日舉家共赴國難的英雄行為，為宣傳抗日四方奔走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都遠比兩把盒子槍更具千倍萬倍的效力。
武工隊是小說中那個樣不是影視中那個樣
大概受西方敢死隊題材影視的影響，改編自馮誌《敵後武工隊》的影視接二連三地投拍。可影視中所表現的武工隊，卻全不是原著小說所紀錄的抗戰時華北敵後的武工隊，而是編導們根據自己對西方特種部隊的盲目崇拜與對槍戰大片的模仿加上自己的臆想製造出來的武工隊。
為什麽呢？
先說一說什麽是武工隊。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最早是**抗日武裝為恢複與開辟敵後遊擊根據地而組建的一種特殊組織，它誕生於華北敵後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區最為活躍。
武工隊不是編製單位，而是任務單位。這又分幾種情況，一種是抽調各不同單位的人員編組而成，就象某師為迎接軍運動會而由各團抽調人員組成的足球隊一樣；一種是指定某個建製單位臨時充當，就好比前衛連、預備隊一樣。
武工隊並非隻是抗戰時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敵後也有武工隊；解放初剿匪鞏固新區時也有武工隊。各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武工隊，其組織係統、活動環境等是不同的。因為是就馮誌所寫並經無聊編導們篡改的《敵後武工隊》說事，所以這裏便隻說抗戰最艱苦階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隊。
首先，武工隊不是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第一個不同，是人員的組成不同。武工隊的對上關係隸屬於軍分區政治部，武工隊的鬥爭方式規定為政治進攻。因為這個特點，組成武工隊的成員特別是各級領導便主要以政工幹部為主，這是全軍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團的政治處主任，七分區武工隊長張英是第二遊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冀南一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六分區德故武工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小一些的武工隊長，比較著名的馮誌、王棟、李彩五、李繼初等，則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從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隊資料中看，武工隊的領導由連長、營長、參謀長、區隊長等擔任的極其罕見。這是隻有**領導下的、人民戰爭背景下的抗日武裝才會出現的情況，是和編導們的臆想與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種部隊的組成*人選截然不同的。
第二個不同，是滲透的方式與對滲透結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隊開展滲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國人最擅長的拉關係，絕對的中國特色。這也是由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決定的。敵占區內，建有各級偽政權組織，在以華製華的原則下，就產生了大量的偽軍偽政權人員。但這些偽官偽軍們，雖然多數也不是什麽好人，但也並不真心給鬼子幹事，有奶便是娘，混飯吃而已。他們往往都是土生土長，老婆孩子父母親也都在當地，在應付鬼子的同時，也並不願意得罪整天把腦袋與手榴彈掖在一塊的武工隊。所以，隻要武工隊的政策運用得當，他們也願意與八路拉上關係踩上兩條船留條後路。而這，也正是武工隊想得到的效果。雙方都有這樣的需求，偽官們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麽的又都在當地，拉上這種關係就不是什麽難事了。於是，這種靠拉關係進行的滲透活動，就成為那個特定時期的一種特定鬥爭形式。冀南軍區1942年10月有一個統計，在該分區範圍內，武工隊與偽軍共建立關係1400餘個，從這組數字中，足見其重視程度之高和數量之大。
拉這麽多關係幹什麽，一為情報工作。敵偽中有什麽行動，武工隊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個會議上某個偽組織人員說的某一句話都能在散會後不久就可以傳到武工隊的耳朵裏，從而為軍事、政治、經濟鬥爭提供支撐，也給偽軍偽組織人員造成相當的心理恐怖。二為尋找保護傘。在冀中、冀南，都出現過武工隊為逃避敵人的追捕而藏身於偽軍據點中的情況。當地下人員和群眾積極分子被捕後，也可以通過關係將其救出。三為解決經濟困難。當年根據地急需的藥品、兵工材料等緊俏物資，需要到敵占區購買，因為武工隊與敵占區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就為這種采購提供了相當的便利。四為交通方便。當武工隊保護黨的幹部通過偽軍據點到其他地區時，往往事先疏通駐地偽軍，愛酒的送幾瓶酒，愛錢的送幾塊大洋，愛貨的送雙鞋送件衣裳，這些偽軍官受了賄賂,加上也不想與八爺結仇，通過他轄區時他往天上放一陣槍就過去了。
說到這裏，又讓人不禁想起黑社會的滲透，其實武工隊對偽軍偽組織的滲透，與今天某些黑社會對政府和公安部門的滲透是完全一樣的道理。而這，對於作戰地區主要是異國他鄉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由於與當地人沒有這種老一輩少一輩的盤根錯節的關係，象武工隊這樣的拉關係滲透方式，是他們無法做到的，甚至是無法想象的。
第三個不同，是對敵鬥爭方式不同。西方特種部隊的任務往往是針對某一項單獨的任務而派出，如營救人質、刺殺敵方要員、襲擊敵方司令機關、破壞敵方重要設施等，完成任務後一般在最短時間內撤出。武工隊的鬥爭方式是政治進攻，其首要任務，是對敵的宣傳戰。說到這宣傳二字，是許多網民與觀眾所不喜歡的。有些編導為了迎合觀眾的這種心態或是他們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這樣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這就把武工隊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東西無形地抹殺了。
武工隊的宣傳分作兩部分，一是對敵偽宣傳，一是對群眾宣傳，對敵宣傳則是主要的。至於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較常見的炮樓喊話、寫標語、集市演講、發傳單，寫信、打電話等以外，還有一些比較獨特的作法，比如截住過往郵車，在來往的信封上寫標語口號；比如對偽軍記“善惡簿”、發“回心抗戰證”；比如深更半夜潛入偽軍屬的家中給全家人談話講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給天津市長打恐嚇電話，給河北省長的家裏寄傳單，等等等等。這些作法，對於隻是短期潛入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們往往並不使用。而對於土生土長並準備長期紮根建立根據地的武工隊來說，卻是十分常見的心戰方式。
除了宣傳攻勢，擺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鋤奸了。西方特種部隊也是有刺殺任務的，這一點武工隊與他們相比總的來說並沒有不同。但其具體手段，仍有不同。說的難聽一點，武工隊的鋤奸手段，卻與中國傳統的黑社會組織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組織有著某種相似。比如有些特別牛的武工隊，往往能夠在月暗風高的深夜突然出現在熟睡中的偽官居室；往往能夠將保鏢環衛戒備森嚴的公子小姐老太爺姨太太們請到青紗帳或地道裏去上政治課；往往能夠在敵人聚會的餐桌或會議桌上適時地寄去某漢奸的人頭；往往對仍在逍遙作惡的漢奸判處死刑，並張貼布告寫明五日之內或十日之內執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內必置其於死。所有這些，充滿中國傳統特色，你可以在幫會或恐怖組織的活動規律中發現共同點，但你卻無法在西方特種部隊的槍戰大片中看到。
第四個不同，是所依賴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種部隊往往獨立作戰，並不指望當地群眾的支援與配合。他們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裝備，其運載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當前軍界最尖端的產品。而武工隊是在人民戰爭這個大背景下作戰，故而特別強調依靠群眾和當地黨組織。他們除了裝備有比一般部隊更加犀利的近戰兵器外，其他則一無所有，情報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戰鬥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賴地方黨組織和發動群眾。這一點是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最大的區別，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盡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隊不是遊擊隊。武工隊做宣傳瓦解敵軍的工作，遊擊隊也做此項工作；武工隊做鋤奸工作，遊擊隊也做鋤奸工作；武工隊經常化裝偵察，遊擊隊也經常化裝襲擊，故而二者經常被混為一談。到了一九四三年後，由於許多遊擊隊性質的敵後小部隊也稱武工隊，而此時由於局麵已經打開，武工隊也開始擴大發展，也進行小規模的遊擊活動，二者還就真的不好區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區別是十分的明顯的。
一是活動的地區不同。遊擊隊一般活動在遊擊區，武工隊則基本活動於敵占區。遊擊區有一定群眾條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權可以在夜間活動，有可以回旋遊擊的餘地。而在敵人的“確保治安區”，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幾乎男女老少都被敵人組織起來了，象什麽“防共自衛團”、“防共青年團”、“防共婦女會”、“防共兒童團”等等。武工隊剛剛進入敵占區時，追殺他們的，並不象以往表現的那樣隻是少數的漢奸，而是幾乎所有加入各種防共組織的一般群眾。隻要他們在哪個村一露頭，哪個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陣，又敲鑼又叫喊又追捕。在這樣的環境中，別說開展遊擊戰，連立足都十分的困難。而這樣的情況，在遊擊區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組織形式不同。遊擊隊有受縣委領導的，有受區委領導的，也有受軍分區領導的，還有自發的，而武工隊全部是受軍分區政治部領導。
三是人員的構成不同。遊擊隊的隊員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員越多越好，隻要願意參加抗日的，一般是來者不拒。武工隊的隊員則都是在具備長期實戰鍛練有高超殺敵技能的敵工、鋤奸、偵察等專職幹部和主力兵團的班排長中精挑細選的，考慮到敵後工作的環境，故人數極有限，多控製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隊不足十人。和遊擊隊相比，武工隊的成員更精悍。而這裏說的精悍，主要的還不是他們的武藝如何，不是他們手裏的家夥如何，不是他們遊擊作戰的經驗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準確掌握黨的政策，會不會做敵軍工作，會不會做群眾工作。最低限度你得會寫標語傳單，你得會組織開會演講。這是他們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隊之所以能夠在敵後之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有所作為的法寶。而如此高標準的軍政素質，並不是每一名遊擊隊員都具備的。
四是主要任務的不同。遊擊隊有打仗的任務，而武工隊則沒有打仗的任務。不論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還是八路軍總部，都不僅沒有將打仗作為武工隊的任務，反而還一再強調武工隊不是遊擊隊，不能過分地刺激敵人而忘記自己主要的工作。劉伯承就曾反複強調武工隊的任務是政治進攻，不是軍事打擊，不能作無謂犧牲，羅瑞卿還曾批評過一些對武工隊任務不熟悉的領導幹部，批評那些將武工隊當作遊擊隊使用的軍分區領導。為什麽呢？因為武工隊活動地區敵強我弱的態勢限製了他們，如果非要這麽幹，則無異於自殺，而這，顯然不是八路軍所提倡的。影視作品裏模仿西方槍戰片表現的武工隊經常與鬼子刀對刀槍對槍的硬拚血戰的場麵，基本是不存在的。
大凡隸屬於軍分區的武工隊，其近戰兵器在當時是相當棒的。不論隊長隊員，都是雙槍。有的是兩支短槍，有的是一長一短，而短槍基本是德國造盒子炮，長槍則既有馬槍，也有卸掉槍托的美式湯姆遜衝鋒槍。武工隊不打仗，那對他們的實戰經曆要求那麽高武器配的那麽強幹什麽呢？要知道，武工隊的工作環境是敵占區，是全沒有根據地支撐的敵人的後方統治中心，你不找敵人打仗，可敵人是不會允許你在他的縣城裏在他的模範治安村裏搞宣傳貼標語開會演講的，是不會允許你動不動就到他豢養的走狗家中殺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沒有點功夫，沒有幾件家夥，你就空著兩手等敵人來捕你綁你嗎。所以，武工隊的家夥，就象劉伯承說的那樣，不是用來打仗的，是用來為政治進攻提供保護的。而實際上，雖然武工隊沒有打仗的任務，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戰鬥，對於他們來說卻是經常要應對的，隻是他們絕對不會戀戰，更不會象電影電視劇中表現的那樣主動找敵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對打。就以馮誌曾任分隊長的九分區武工隊來說，從四二年秋組建，到四五年抗戰勝利，前期活動在偽河北省會保定周邊，後期轉戰至日軍駐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進出保定天津城內，創造出驚人戰績，卻沒有一人犧牲也從無一人重傷。要是象影視中表現的那個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樣的地方，我看他們一個也別想活下來。
第三，武工隊的工作重點在農村的基層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層。現在電影電視劇裏，有一種趨勢，總是將對手的級別越寫越高，由以前的日偽小隊長中隊長到今天的大隊長聯隊長旅團長市長省長。似乎隻有這樣拍，才能借以表現那些公館、宴會、洋車、洋樓的奢侈豪華，才能借以表現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戲子們的嗲聲嗲氣，才能得到較高的收視率，才能讓自己的口水滿意地流出來。實際這是錯誤的。武工隊的工作重點是在農村，是在棒子壟裏在地道裏在炕頭上，是在滿腦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莊稼漢身上，是在偽軍偽警偽組織的下層。為什麽呢？其一，占領農村這塊廣闊的天地，是**武裝鬥爭曆來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當時麵臨的鬥爭環境決定的。在敵占區的廣大農村中，有敵人建立的各級政權組織，分駐著遍地的偽軍下層單位。這些維持會長、自衛團長、特務係長、偽軍小隊長、警察分所長們，如果工作做不好，他們就成為恢複與開辟根據地的絆腳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為我所用，成為我們的內線，所以自然就成為武工隊爭取與打擊的頭號目標。其三，這也是武工隊的能力決定了的。城市上層縣知事市長團長集團長等中高級偽官，一般住在較大城市，對於武工隊來說，一來不容易經常接近，二來這些高官受奴化影響較大，與**的階級仇恨較深，在沒有受到嚴曆的打擊之前，在敵我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大的轉變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農村，那些偽軍偽組織中的下層官差們，除個別日寇直接豢養的特務武裝外，多數並不把日本人當成唯一的靠山，從他們身上很容易打開突破口。至於農村中的各種“群眾防共組織”，本來就是被脅迫加入的，其成員全與日本鬼子有著血海深仇，隻要武工隊的二十響比鬼子的刺刀離他們更近更顯力量了，他們是極願意參加秘密抗日活動的。隻要自衛團長呀警察分所長呀什麽的裝看不見，武工隊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樣高喊“平安無事”。到後來“兩麵派政權”出現後，這些農村中的偽政權組織，名稱雖然依舊，而更多則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武工隊是什麽，是幹什麽的，在馮誌小說原著中，都用一個一個生動的故事詮釋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這麽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可歌可泣的傳奇，卻全被那些喜歡抄襲喜歡臆造而獨獨不喜歡尊重曆史卻又打著弘揚曆史主旋律牌子的編導們給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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