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五年四月末，國子監中的氣氛猛然緊張了起來，要進行一年一度的學業評定考試了。
每年的五月，國子監要放近兩個月的麥假，不少監生選擇這個時間回家探親。
古代農業社會，夏糧收獲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所以這個時節，不光是國子監放假，來縣鄉的村學社學也全都放假，整個朝廷工作重心也轉移到夏糧收獲和稅收清繳上麵來了。
但在這之前，國子監還要舉行一年中最為重要的考試，學業評定考試。
因為這次考試的成績直接決定著監生是否可以升到上一級的學堂中讀書，所以監生們都很重視。
另外，這次考試結束後還有兩個月的長假，監生們緊張之餘還有一絲期待。
國子監的監生大多都有秀才功名，所以這次考試便完全按照順天府鄉試的標準來舉行，也是考三場。
第一場考四書五經作八股文章，第二場考製敕誥判等應用文章，第三場則是考策問。
試題是由劉宗周一人出了，考試當天宣布題目，除了劉宗周也沒人知曉，甚至比鄉試還要公正。
因為考試就在國子監中，沒有了進場出場的麻煩，所以時間上就節省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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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考試一共考了五天，每兩場考試中間間隔一天，等到四月二十九日這天最後一場策論考完，國子監立時沸騰了。
一些家境尚好的外地國子監生紛紛開始打包行李，準備明日一早便踏上回鄉之路。
這個時代的人鄉土情結特別嚴重，甚至一些朝廷高官，告老之後都選擇回鄉居住，所以客居京城一年之後，大部分外地的監生都選擇回鄉。
但是古代交通不便，回鄉也需要一筆不菲的費用，所以在往年，一些家境不好的監生便隻能看別人回鄉探望父母妻兒兄弟姐妹。
但今年不同了，國子監印書社運營了一個多月，如今已經有了收入，因為國子監中藏書眾多，有不少都是孤本，所以印刷出來之後，賣的非常好。
國子監有了收入，又恰逢麥假，於是便給國子監中家境較差的監生一人發了十兩銀子的路費，有了這十兩銀子，即使離京師最遠的甘肅監生，往返一趟還能有剩餘。
盧颺自然也是要回家的，自從去年六月離家，如今快有一年了，對於盧氏夫婦，盧颺還是非常想念的。
考完試之後的第二天，盧颺去拜別了劉宗周，又與幾位同窗好友作別，便踏上了歸家之路。
因為孫傳庭和吳國禎都是山西人，三人都是西行，便結伴一起走。
盧颺這次回家沒有帶吳香和雲舒，讓二人作伴留在京師中，為了保證安全，二人皆住進了京郊的莊子裏去。
五月初二日，盧颺、孫傳庭、吳國禎和楊文嶽、錢敬忠在京師西郊分別，盧颺和孫、吳二人往西去，而楊文嶽則是向南，先走京杭大運河到南京，然後再沿長江西去，直取巴蜀。
楊文嶽的路途雖遠，但因為皆是水路，不僅速度快，而且相對來說也要舒適的多，所以說水道在古代便是高速公路了。
隋煬帝雖然苛民嚴重，但開鑿京杭大運河的功績卻是不容磨滅的，有了京杭運河，北方和南方的聯係便更加密切了，對於後世的百姓也確實得了方便。
相比於楊文嶽坐船的優哉遊哉，盧颺幾個便難受多了，騎馬太曬，坐馬車太顛簸，走路則太累，不過綜合考量之後，三人還是決定坐馬車。
當然盧颺也帶了自己的馬，坐車坐累了，還可以騎馬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孫傳庭出身軍戶，自然會騎馬，但吳國禎便不行了，他家雖然富裕，但吳國禎此人生性慵懶，這麽多年也沒有學會騎馬，便隻能坐馬車。
三人邊走邊聊，一路上，盧颺給孫傳庭講了不少自己關於朝廷大政的一些看法，聽得孫傳庭和吳國禎連連驚奇。
盧颺知道社會治理的各種模式，也清楚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所要適應的製度。
特別是盧颺將後世的經濟學、財政學原理搬出來忽悠兩人後，兩人聽了之後對明朝的財政和經濟便有了新的認識。
吳國禎聽了盧颺說的要重視工商的理論之後，頓時大覺遇到了知己。
雖然晚明時期工商業已經有了初步繁榮的景象，商人的地位也在不斷上升，士人家庭基本都經商，互相交往也不忌諱談論商業。
這在盧颺看來是個好的苗頭，但在吳國禎看來，商人的地位比之士大夫還是不夠，特別是一些家中沒有出舉人進士的商賈，麵對官員之時，底氣還是不足。
盧颺提出朝廷要保護商人的合法財產，當然商人也應該為朝廷繳納稅賦，而朝廷再用商人繳納的賦稅來發展公共事業，特別是要發揮賦稅“劫富濟貧”的平衡作用，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讓百姓有更多的閑錢來購買商人的商品，商人便也多了收入，然後再多繳稅，如此便形成一個合理的閉環。
這是吳國禎和孫傳庭第一次聽到有人從如此角度來闡述朝廷、商人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朝廷賦稅需要“劫富濟貧”的觀點。
而且這個觀點不僅新奇，關鍵還非常有道理。
特別是盧颺舉了曆朝曆代農民起義的例子，說朝廷如果不能為普通百姓提供基本的溫飽，朝廷的製度發揮不了財富的二次分配，導致窮者俞窮、富者愈富，那身無分文的百姓也不憚於直接掀桌子了。
晚明時期的文人都喜歡批評朝政，盧颺對於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看法，也並沒有讓吳國禎和孫傳庭二人覺得不妥。
一路聊一路走，五天的功夫，三人便就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改革有了一個初步的看法，當然這個看法主要是盧颺提供的，吳國禎和孫傳庭隻是提供了一些明朝此時的實際情況。
在盧颺看來，晚明農民生活困苦，朝廷要對農民適當減稅，至於減免稅賦的尺度基本與農民投獻舉人士紳所要繳納的掛靠費相當，便可以解決投獻之風。
雖然對農民征稅的稅率降低了，但征稅的稅基廣了，對於朝廷來說損失也不大。
此外還要改革朝廷的征稅方式，將實物征繳方式統一為繳納銀錢，降低征稅成本，當然在這之前，還需要改變大明的貨幣體係。
按照盧颺的想法，大明可以實行銀本位製度，由朝廷統一鑄造固定麵值的銀幣和相關輔幣，並保證其幣值穩定，然後讓百姓統一用銀幣繳稅，甚至勞役也可以折銀。
當然，盧颺改革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最重要一環則在於改革商稅。
取消各地水道陸路和城門的鈔關稅，改為對固定營業場所征稅，流動的小商小販則免於征稅。
盧颺列舉了對固定營業場所征稅的好處，稅基穩定，且便於征收，當然稅率也要相應提高。
“那依照少卿之意，那大商戶豈不是成了納稅的主力。”
吳國禎家裏便是大商賈，所以對於盧颺的觀點有些不認同。
“商賈繳稅與農民不同，商賈繳稅的銀錢來自於購買貨物的百姓，商賈繳納的稅率高，便會將其加到貨物的售價中，所以對商賈征稅，其實還是對百姓征稅。”
流轉稅的概念也不難理解，盧颺稍微已解釋，吳國禎和孫傳庭二人便知道了。
“若是按照這套征稅機製，百姓看似直接繳納的賦稅少了，但其實歸根結底還是他們在繳稅，比如買醋的商賈今年多繳了十兩銀子的稅，那這十兩銀子其實不是商賈出的，而是買醋的百姓出的，但是百姓卻不知道而已。”
“而且，百姓因為直接繳納的賦稅少了，手裏的餘錢便多了，買東西的欲望便也大了，其實最後還是商賈收益。”
對於盧颺這種經濟循環的觀點，經過一路上的不斷熏陶，吳國禎和孫傳庭也理解了許多。
“財富需要在大明的每個百姓身上流動起來，要形成循環，不能單線流動，要循環流動，如同水一般，而朝廷便是那水車，對於流動不暢的地方，加以幹預，這才是朝廷財政賦稅製度應該起到的作用。”
盧颺對於財政賦稅製度的理解讓吳國禎和孫傳庭大為讚歎，他們平常也聚會討論針砭朝廷時弊，但卻鮮有如盧颺研究這般透徹的。
等到了居庸關，盧颺便與兩人告別，在這裏，盧颺要往北去，而吳國禎和孫傳庭則還要往西。
不過因為三人談的太過於投機，吳國禎和孫傳庭決定先跟盧颺去延慶待幾日，然後再回山西。
盧颺本想著出了居庸關，便縱馬馳騁，這樣一個白日便可到延慶了，可沒成想吳國禎和孫傳庭兩人又跟來了。
不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盧颺以後若想在大明推動各種改革，僅僅憑借自己的力量那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同黨。
晚明時期朝廷官員結黨成風，不過在盧颺看來，那些黨派既無綱領也無章程，純屬利益結合體，說是黨派，不如說成抱團更恰當。
但盧颺要結成的黨派不同，他不需要有成型的黨派，隻要更多的人認同他的觀點，願意與他一同來推動大明的改革。
所以，為了這個目標，盧颺便需要廣布名聲，然後靠這些名聲，來傳揚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觀點雖然會讓一些人反感乃至反對，但應該也有不少不願看到大明垂垂老去的仁人誌士團結到他周邊的，就如同宋朝神宗年間的王安石一般。
盧颺要做大明第二個改革者。
有人一路同行，盧颺也很高興，三人坐著馬車出了居庸關，一路往北，兩天後便到了延慶。
待進了城門，盧颺便直接往家趕去，不過到了門前，卻見大門緊鎖。
吳國禎和孫傳庭都清楚盧颺家裏的富庶，這從他在京城購置的那個兩進的四合院就能看出，但此時看到盧颺在延慶的屋舍之後，不過一個一進的小院子，心中便頗為疑惑。
“伯父伯母不在家中？”
吳國禎問道。
“嗯，可能是出去了，帶我去問問四鄰。”
盧颺和吳國禎正說著，便有一人從胡同裏出來，盧颺認識這人是後院的張嬸子，便走上前拱了拱手問道：“張嬸，可知我父母去哪裏了？”
盧颺今年已經十六歲，這一年長的很快，張嬸見了一時間沒認出來，待盧颺自報了姓名之後，那張嬸甚是驚訝。
“哎呀呀，是風哥啊，這一年不見，可是大變樣了，張嬸我都要認不出來了，哎，你不是去京師那個什麽地方做監了嘛，咋這時候回來了？”
張嬸不回答盧颺的問題，倒是先問了盧颺問題。
盧颺聞言心道，什麽做監，你才做監呢，你全家都做監。
不過張嬸這樣的大字不識的婦女，能知道盧颺去了京師做監，應該也是盧沈氏說的，隻不過這張嬸沒記住國子監，隻記住了做監。
“放麥假了，我便回來探親，隻是不知道我爹娘去哪裏了？”
盧颺說著又拱了拱手。
“哎呀呀。”張嬸一拍腦門，隨後又道：“你看看我這記性，你剛問的，我便忘了，你爹娘回鄉裏了，說是回去割麥了。”
張嬸說完這話，又對著盧颺打量了一番，然後笑著說道：“風哥如今出息的不一般了，又在京師讀書，我前次聽你娘說你還沒有婚配呢，你娘正為這事發愁呢，張嬸這裏正好有一個妹子，模樣長得那叫一個俊啊，十裏八鄉都有名，你娘看了也覺得不錯，不知寫信告訴你了沒有?”
那張嬸看盧颺就像看牲口一樣，把盧颺看得心裏發毛，此時再聽見張嬸這麽一說，頓時心中生寒，忙道：“小子還小，婚配之事還需與父母商量商量，就不勞張嬸子費心了。”
說著，盧颺趕緊上了馬車，吩咐車夫趕緊掉頭，趕緊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不過他剛在馬車中坐定，就見吳國禎和孫傳庭早就笑的前仰後合了。
每年的五月，國子監要放近兩個月的麥假，不少監生選擇這個時間回家探親。
古代農業社會，夏糧收獲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所以這個時節，不光是國子監放假，來縣鄉的村學社學也全都放假，整個朝廷工作重心也轉移到夏糧收獲和稅收清繳上麵來了。
但在這之前，國子監還要舉行一年中最為重要的考試，學業評定考試。
因為這次考試的成績直接決定著監生是否可以升到上一級的學堂中讀書，所以監生們都很重視。
另外，這次考試結束後還有兩個月的長假，監生們緊張之餘還有一絲期待。
國子監的監生大多都有秀才功名，所以這次考試便完全按照順天府鄉試的標準來舉行，也是考三場。
第一場考四書五經作八股文章，第二場考製敕誥判等應用文章，第三場則是考策問。
試題是由劉宗周一人出了，考試當天宣布題目，除了劉宗周也沒人知曉，甚至比鄉試還要公正。
因為考試就在國子監中，沒有了進場出場的麻煩，所以時間上就節省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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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考試一共考了五天，每兩場考試中間間隔一天，等到四月二十九日這天最後一場策論考完，國子監立時沸騰了。
一些家境尚好的外地國子監生紛紛開始打包行李，準備明日一早便踏上回鄉之路。
這個時代的人鄉土情結特別嚴重，甚至一些朝廷高官，告老之後都選擇回鄉居住，所以客居京城一年之後，大部分外地的監生都選擇回鄉。
但是古代交通不便，回鄉也需要一筆不菲的費用，所以在往年，一些家境不好的監生便隻能看別人回鄉探望父母妻兒兄弟姐妹。
但今年不同了，國子監印書社運營了一個多月，如今已經有了收入，因為國子監中藏書眾多，有不少都是孤本，所以印刷出來之後，賣的非常好。
國子監有了收入，又恰逢麥假，於是便給國子監中家境較差的監生一人發了十兩銀子的路費，有了這十兩銀子，即使離京師最遠的甘肅監生，往返一趟還能有剩餘。
盧颺自然也是要回家的，自從去年六月離家，如今快有一年了，對於盧氏夫婦，盧颺還是非常想念的。
考完試之後的第二天，盧颺去拜別了劉宗周，又與幾位同窗好友作別，便踏上了歸家之路。
因為孫傳庭和吳國禎都是山西人，三人都是西行，便結伴一起走。
盧颺這次回家沒有帶吳香和雲舒，讓二人作伴留在京師中，為了保證安全，二人皆住進了京郊的莊子裏去。
五月初二日，盧颺、孫傳庭、吳國禎和楊文嶽、錢敬忠在京師西郊分別，盧颺和孫、吳二人往西去，而楊文嶽則是向南，先走京杭大運河到南京，然後再沿長江西去，直取巴蜀。
楊文嶽的路途雖遠，但因為皆是水路，不僅速度快，而且相對來說也要舒適的多，所以說水道在古代便是高速公路了。
隋煬帝雖然苛民嚴重，但開鑿京杭大運河的功績卻是不容磨滅的，有了京杭運河，北方和南方的聯係便更加密切了，對於後世的百姓也確實得了方便。
相比於楊文嶽坐船的優哉遊哉，盧颺幾個便難受多了，騎馬太曬，坐馬車太顛簸，走路則太累，不過綜合考量之後，三人還是決定坐馬車。
當然盧颺也帶了自己的馬，坐車坐累了，還可以騎馬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孫傳庭出身軍戶，自然會騎馬，但吳國禎便不行了，他家雖然富裕，但吳國禎此人生性慵懶，這麽多年也沒有學會騎馬，便隻能坐馬車。
三人邊走邊聊，一路上，盧颺給孫傳庭講了不少自己關於朝廷大政的一些看法，聽得孫傳庭和吳國禎連連驚奇。
盧颺知道社會治理的各種模式，也清楚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所要適應的製度。
特別是盧颺將後世的經濟學、財政學原理搬出來忽悠兩人後，兩人聽了之後對明朝的財政和經濟便有了新的認識。
吳國禎聽了盧颺說的要重視工商的理論之後，頓時大覺遇到了知己。
雖然晚明時期工商業已經有了初步繁榮的景象，商人的地位也在不斷上升，士人家庭基本都經商，互相交往也不忌諱談論商業。
這在盧颺看來是個好的苗頭，但在吳國禎看來，商人的地位比之士大夫還是不夠，特別是一些家中沒有出舉人進士的商賈，麵對官員之時，底氣還是不足。
盧颺提出朝廷要保護商人的合法財產，當然商人也應該為朝廷繳納稅賦，而朝廷再用商人繳納的賦稅來發展公共事業，特別是要發揮賦稅“劫富濟貧”的平衡作用，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讓百姓有更多的閑錢來購買商人的商品，商人便也多了收入，然後再多繳稅，如此便形成一個合理的閉環。
這是吳國禎和孫傳庭第一次聽到有人從如此角度來闡述朝廷、商人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朝廷賦稅需要“劫富濟貧”的觀點。
而且這個觀點不僅新奇，關鍵還非常有道理。
特別是盧颺舉了曆朝曆代農民起義的例子，說朝廷如果不能為普通百姓提供基本的溫飽，朝廷的製度發揮不了財富的二次分配，導致窮者俞窮、富者愈富，那身無分文的百姓也不憚於直接掀桌子了。
晚明時期的文人都喜歡批評朝政，盧颺對於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看法，也並沒有讓吳國禎和孫傳庭二人覺得不妥。
一路聊一路走，五天的功夫，三人便就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改革有了一個初步的看法，當然這個看法主要是盧颺提供的，吳國禎和孫傳庭隻是提供了一些明朝此時的實際情況。
在盧颺看來，晚明農民生活困苦，朝廷要對農民適當減稅，至於減免稅賦的尺度基本與農民投獻舉人士紳所要繳納的掛靠費相當，便可以解決投獻之風。
雖然對農民征稅的稅率降低了，但征稅的稅基廣了，對於朝廷來說損失也不大。
此外還要改革朝廷的征稅方式，將實物征繳方式統一為繳納銀錢，降低征稅成本，當然在這之前，還需要改變大明的貨幣體係。
按照盧颺的想法，大明可以實行銀本位製度，由朝廷統一鑄造固定麵值的銀幣和相關輔幣，並保證其幣值穩定，然後讓百姓統一用銀幣繳稅，甚至勞役也可以折銀。
當然，盧颺改革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最重要一環則在於改革商稅。
取消各地水道陸路和城門的鈔關稅，改為對固定營業場所征稅，流動的小商小販則免於征稅。
盧颺列舉了對固定營業場所征稅的好處，稅基穩定，且便於征收，當然稅率也要相應提高。
“那依照少卿之意，那大商戶豈不是成了納稅的主力。”
吳國禎家裏便是大商賈，所以對於盧颺的觀點有些不認同。
“商賈繳稅與農民不同，商賈繳稅的銀錢來自於購買貨物的百姓，商賈繳納的稅率高，便會將其加到貨物的售價中，所以對商賈征稅，其實還是對百姓征稅。”
流轉稅的概念也不難理解，盧颺稍微已解釋，吳國禎和孫傳庭二人便知道了。
“若是按照這套征稅機製，百姓看似直接繳納的賦稅少了，但其實歸根結底還是他們在繳稅，比如買醋的商賈今年多繳了十兩銀子的稅，那這十兩銀子其實不是商賈出的，而是買醋的百姓出的，但是百姓卻不知道而已。”
“而且，百姓因為直接繳納的賦稅少了，手裏的餘錢便多了，買東西的欲望便也大了，其實最後還是商賈收益。”
對於盧颺這種經濟循環的觀點，經過一路上的不斷熏陶，吳國禎和孫傳庭也理解了許多。
“財富需要在大明的每個百姓身上流動起來，要形成循環，不能單線流動，要循環流動，如同水一般，而朝廷便是那水車，對於流動不暢的地方，加以幹預，這才是朝廷財政賦稅製度應該起到的作用。”
盧颺對於財政賦稅製度的理解讓吳國禎和孫傳庭大為讚歎，他們平常也聚會討論針砭朝廷時弊，但卻鮮有如盧颺研究這般透徹的。
等到了居庸關，盧颺便與兩人告別，在這裏，盧颺要往北去，而吳國禎和孫傳庭則還要往西。
不過因為三人談的太過於投機，吳國禎和孫傳庭決定先跟盧颺去延慶待幾日，然後再回山西。
盧颺本想著出了居庸關，便縱馬馳騁，這樣一個白日便可到延慶了，可沒成想吳國禎和孫傳庭兩人又跟來了。
不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盧颺以後若想在大明推動各種改革，僅僅憑借自己的力量那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同黨。
晚明時期朝廷官員結黨成風，不過在盧颺看來，那些黨派既無綱領也無章程，純屬利益結合體，說是黨派，不如說成抱團更恰當。
但盧颺要結成的黨派不同，他不需要有成型的黨派，隻要更多的人認同他的觀點，願意與他一同來推動大明的改革。
所以，為了這個目標，盧颺便需要廣布名聲，然後靠這些名聲，來傳揚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觀點雖然會讓一些人反感乃至反對，但應該也有不少不願看到大明垂垂老去的仁人誌士團結到他周邊的，就如同宋朝神宗年間的王安石一般。
盧颺要做大明第二個改革者。
有人一路同行，盧颺也很高興，三人坐著馬車出了居庸關，一路往北，兩天後便到了延慶。
待進了城門，盧颺便直接往家趕去，不過到了門前，卻見大門緊鎖。
吳國禎和孫傳庭都清楚盧颺家裏的富庶，這從他在京城購置的那個兩進的四合院就能看出，但此時看到盧颺在延慶的屋舍之後，不過一個一進的小院子，心中便頗為疑惑。
“伯父伯母不在家中？”
吳國禎問道。
“嗯，可能是出去了，帶我去問問四鄰。”
盧颺和吳國禎正說著，便有一人從胡同裏出來，盧颺認識這人是後院的張嬸子，便走上前拱了拱手問道：“張嬸，可知我父母去哪裏了？”
盧颺今年已經十六歲，這一年長的很快，張嬸見了一時間沒認出來，待盧颺自報了姓名之後，那張嬸甚是驚訝。
“哎呀呀，是風哥啊，這一年不見，可是大變樣了，張嬸我都要認不出來了，哎，你不是去京師那個什麽地方做監了嘛，咋這時候回來了？”
張嬸不回答盧颺的問題，倒是先問了盧颺問題。
盧颺聞言心道，什麽做監，你才做監呢，你全家都做監。
不過張嬸這樣的大字不識的婦女，能知道盧颺去了京師做監，應該也是盧沈氏說的，隻不過這張嬸沒記住國子監，隻記住了做監。
“放麥假了，我便回來探親，隻是不知道我爹娘去哪裏了？”
盧颺說著又拱了拱手。
“哎呀呀。”張嬸一拍腦門，隨後又道：“你看看我這記性，你剛問的，我便忘了，你爹娘回鄉裏了，說是回去割麥了。”
張嬸說完這話，又對著盧颺打量了一番，然後笑著說道：“風哥如今出息的不一般了，又在京師讀書，我前次聽你娘說你還沒有婚配呢，你娘正為這事發愁呢，張嬸這裏正好有一個妹子，模樣長得那叫一個俊啊，十裏八鄉都有名，你娘看了也覺得不錯，不知寫信告訴你了沒有?”
那張嬸看盧颺就像看牲口一樣，把盧颺看得心裏發毛，此時再聽見張嬸這麽一說，頓時心中生寒，忙道：“小子還小，婚配之事還需與父母商量商量，就不勞張嬸子費心了。”
說著，盧颺趕緊上了馬車，吩咐車夫趕緊掉頭，趕緊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不過他剛在馬車中坐定，就見吳國禎和孫傳庭早就笑的前仰後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