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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高宣的地位尚存疑義，但陳規卻是無可置疑的，因為他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的發明者。而且陳規還是一位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軍事理論家，尤其是在守城方麵，更是堪稱墨子以後的中國古代第一人。
在曆史上陳規主持撰寫了軍事著作《守城錄》和《守城機要》，在《墨經》殘缺以後第一次係統地闡述了守城的核心思想及各種不同情況的應對方式，極大地增強了南宋的守禦能力。曆史上南宋末期四川依托堡壘節節設防，即使是一些籍籍無名的小將，也能令天下無敵的蒙軍舉步維艱，足以看出陳規開創的守城學有著多麽巨大的貢獻。
除了軍事理論，陳規在實戰上也堪稱出類拔萃，他一生中指揮了數十次守城戰，無不是眾寡懸殊，卻從未敗過，絕對是守城的天才。而他最輝煌的勝利，則是曆史上南宋對金軍的最大勝利——順昌之戰。
雖然順昌之戰是名將劉錡與他一同指揮的，但劉錡一生中除了順昌之戰以及借順昌餘威不戰而勝的柘皋之戰，幾乎全是敗仗，而陳規則一生未敗，真相如何不言而明。
當然，劉錡並不是一個無能之輩，像他那樣智勇雙全的將領在南宋軍中還是難得一見的。隻不過劉錡馭下不嚴，部下常有臨陣脫逃甚至倒戈的情況，嚴重拖累了劉錡的表現。
但與陳規搭檔後，兩人互相彌補了不足（陳規不擅進攻與奇謀，劉錡不擅馭下與防守，真是絕配。），立刻成為了一對令金人聞風喪膽的黃金搭檔，隻是由於陳規為人比較低調，將功勞都讓給了劉錡，所以曆史上金人才隻知劉錡，不知陳規。
更可惜的是，順昌之戰時陳規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戰勝後沒過多久便去世了。而劉錡沒了陳規這個好搭檔，從此一敗再敗，以至於最後憤懣而死，令人歎息
盡管才能過人、戰績輝煌，但曆史上直到順昌之戰前，陳規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知州而已，問題出在宋朝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官製度上。在宋朝，文官的提升主要是靠皇帝或者是重臣的賞識，而功績隻被放在第二位；而對於文官來說，行為舉止是否符合禮法遠比為國家百姓做了多少實事要重要得多。
偏偏陳規又是個不拘小節的人，結果動不動就被言官彈劾，所以大功常被小過衝抵，盡管陳規當地方官的時候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治理有方。再加上陳規長期擔任地方官，根本沒有機會見到趙構，又不願依附高官，自然沒機會得到賞識，長期默默無聞也就不足為奇了
說來也好笑，宋朝號稱是“重文輕武”，但曆史上陳規若是武將的話，他最後的官位卻應該不會低於嶽飛。因為皇帝和文官們普遍看不起武將，所以小節上的要求反而比較低，甚至像曆史上韓世忠和王德等大將擅殺的嚴重劣跡，最後都被趙構以“人才難得”為由保了下來，由此可見宋代的官僚製度是多麽地不合理了
本來趙旉還想把劉錡也調過來與陳規搭檔，但似乎一下子從西軍調走太多將領不太好，便暫時擱置了下來。何況趙旉更看重的是陳規那天下無雙的守城理論，而不是他的軍事才能，所以劉錡暫時不來影響並不太大。
在趙旉前往淮西之前，趙構再次對南宋東軍編製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以韓世忠部三萬多人為“神武前軍”，駐守鎮江，保證長江防線的安全，其中陸軍隻有一萬餘人；嶽家軍四萬多人（不過嶽家軍中的輔兵數量最多，而且也有一定戰鬥力，加上去超過八萬，不可以光看戰兵數量。）為“神武後軍”，嶽飛也第一次和張俊、韓世忠等老資格將領平起平坐；張俊所部則一分為二，其主力被編為“神武左軍”，約七萬多人（因為撤編的軍隊不是給他就是給嶽飛，而張俊又沒嶽飛那樣挑食，可惜是“虛胖”），而部分精兵則與殿前司軍合並，並裁汰老弱，由在“藕塘之戰”中立下大功的張俊部將楊沂中擔任主將，稱為“神武中軍”，總兵力一萬多人，頗為精銳，並在其後的一年內迅速擴充至三萬人；而新淮西軍（剛建立時包括三千嶽家軍、一千義烏兵、一萬多原淮西兵和八千多“八字軍”，以及少量吳璘的親兵。）與趙立的淮東軍則統編為“神武右軍”，總兵力五萬多人（趙立兵力接近三萬，但素質良莠不齊，大多隻能守城和維持治安，可以野戰的機動兵力不足萬人。），以趙旉為名義上的主帥，但實則兩軍各自為政。
趙構現在的城府已經大勝從前，所以雖然有些舍不得兒子離開自己，卻還是笑著為其送行，倒是趙旉的母親潘賢妃哭得像是淚人似的，以至於趙旉不得不許諾定期回宮
年方七歲的趙旉帶著自己未必忠心的部屬們來到了淮西，這裏本是大宋最為繁華的地區之一，可是經過這些年的三重洗劫（敵軍、盜匪、劉大帥），已經是赤地千裏。偌大的淮西，現在總人口已經隻剩三十多萬，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在饑寒交迫下苦苦掙紮。
趙旉實地體驗到戰爭的巨大破壞之後深受震撼，這時前世便已困擾趙旉的一個問題突然有了答案，為什麽古代中國自東漢開始在嚴格意義上（唐朝和明朝那種一衰弱便丟掉的擴張沒有實際意義。）來說便停止了擴張，而民族性格也越來越厭戰。如果說是儒家思想的影響，顯然並不令人信服，因為儒家思想的核心體係是承襲自西周的宗法製度，而周朝卻是華夏版圖極大擴展的時期之一。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世界範圍內出現反戰思潮的背景是什麽？是二次世界大戰啊！”，趙旉自言自語道。正是由於有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可怕教訓，西方人才開始珍惜和平，因為他們此前的曆史上從未經曆過即使戰爭勝利也無利可圖而且損失慘重的情況。而中國自秦代以後長期沿習的大一統中央集權製度（內涵則是官僚製度）大大降低了軍事部門的效率，也令邊疆地區的行政開支大大增加（山高皇帝遠嘛，能撈就撈唄，再加上偏遠地方的官吏普遍都想著找門路調回京裏，邊疆地區的經濟又怎麽可能發展好呢？），再加上繳獲都歸前線官兵分配的傳統，使得對外戰爭毫無實際收益，而錢糧消耗卻大大增加。
所以即使在境外作戰，國內大多數人的利益依舊會受到很大損害。比如漢武帝時北伐匈奴，前後出動的軍隊不超過二十萬，卻差點令當時人口數千萬的大漢帝國經濟崩潰，而在戰國時期這種規模的戰爭根本不算什麽。等到宋代科舉成為官吏選拔的主要方式，文人地位完全壓倒武人以後，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嶽飛第一次北伐時才挺進了區區幾百裏就因糧草匱乏而不得不撤軍。在這種情況下，就算精兵良將再多，也不能再有漢唐時的廣闊疆域了
而且這樣一來，國內的反戰情緒必然日益滋長，任何對外開拓的行為都成了“好大喜功”，在南宋時期這種思想更是升到了頂點。曆史上宋亡的教訓使得明初的民風短暫雄起了一把，但反戰思潮的根源仍在，而官僚製度的弊端也沒有得到解決。
所以明朝自永樂以後便基本停下了向外開拓的步伐，國策重新變得保守內斂起來，以致於邊患累年不決，成為明亡的原因之一。不過明朝畢竟有了宋朝的教訓，沒再犯下以妥協換和平的錯誤，所以在對外上明朝還是要強於宋朝的。
曆史上高宣的地位尚存疑義，但陳規卻是無可置疑的，因為他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的發明者。而且陳規還是一位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軍事理論家，尤其是在守城方麵，更是堪稱墨子以後的中國古代第一人。
在曆史上陳規主持撰寫了軍事著作《守城錄》和《守城機要》，在《墨經》殘缺以後第一次係統地闡述了守城的核心思想及各種不同情況的應對方式，極大地增強了南宋的守禦能力。曆史上南宋末期四川依托堡壘節節設防，即使是一些籍籍無名的小將，也能令天下無敵的蒙軍舉步維艱，足以看出陳規開創的守城學有著多麽巨大的貢獻。
除了軍事理論，陳規在實戰上也堪稱出類拔萃，他一生中指揮了數十次守城戰，無不是眾寡懸殊，卻從未敗過，絕對是守城的天才。而他最輝煌的勝利，則是曆史上南宋對金軍的最大勝利——順昌之戰。
雖然順昌之戰是名將劉錡與他一同指揮的，但劉錡一生中除了順昌之戰以及借順昌餘威不戰而勝的柘皋之戰，幾乎全是敗仗，而陳規則一生未敗，真相如何不言而明。
當然，劉錡並不是一個無能之輩，像他那樣智勇雙全的將領在南宋軍中還是難得一見的。隻不過劉錡馭下不嚴，部下常有臨陣脫逃甚至倒戈的情況，嚴重拖累了劉錡的表現。
但與陳規搭檔後，兩人互相彌補了不足（陳規不擅進攻與奇謀，劉錡不擅馭下與防守，真是絕配。），立刻成為了一對令金人聞風喪膽的黃金搭檔，隻是由於陳規為人比較低調，將功勞都讓給了劉錡，所以曆史上金人才隻知劉錡，不知陳規。
更可惜的是，順昌之戰時陳規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戰勝後沒過多久便去世了。而劉錡沒了陳規這個好搭檔，從此一敗再敗，以至於最後憤懣而死，令人歎息
盡管才能過人、戰績輝煌，但曆史上直到順昌之戰前，陳規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知州而已，問題出在宋朝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官製度上。在宋朝，文官的提升主要是靠皇帝或者是重臣的賞識，而功績隻被放在第二位；而對於文官來說，行為舉止是否符合禮法遠比為國家百姓做了多少實事要重要得多。
偏偏陳規又是個不拘小節的人，結果動不動就被言官彈劾，所以大功常被小過衝抵，盡管陳規當地方官的時候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治理有方。再加上陳規長期擔任地方官，根本沒有機會見到趙構，又不願依附高官，自然沒機會得到賞識，長期默默無聞也就不足為奇了
說來也好笑，宋朝號稱是“重文輕武”，但曆史上陳規若是武將的話，他最後的官位卻應該不會低於嶽飛。因為皇帝和文官們普遍看不起武將，所以小節上的要求反而比較低，甚至像曆史上韓世忠和王德等大將擅殺的嚴重劣跡，最後都被趙構以“人才難得”為由保了下來，由此可見宋代的官僚製度是多麽地不合理了
本來趙旉還想把劉錡也調過來與陳規搭檔，但似乎一下子從西軍調走太多將領不太好，便暫時擱置了下來。何況趙旉更看重的是陳規那天下無雙的守城理論，而不是他的軍事才能，所以劉錡暫時不來影響並不太大。
在趙旉前往淮西之前，趙構再次對南宋東軍編製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以韓世忠部三萬多人為“神武前軍”，駐守鎮江，保證長江防線的安全，其中陸軍隻有一萬餘人；嶽家軍四萬多人（不過嶽家軍中的輔兵數量最多，而且也有一定戰鬥力，加上去超過八萬，不可以光看戰兵數量。）為“神武後軍”，嶽飛也第一次和張俊、韓世忠等老資格將領平起平坐；張俊所部則一分為二，其主力被編為“神武左軍”，約七萬多人（因為撤編的軍隊不是給他就是給嶽飛，而張俊又沒嶽飛那樣挑食，可惜是“虛胖”），而部分精兵則與殿前司軍合並，並裁汰老弱，由在“藕塘之戰”中立下大功的張俊部將楊沂中擔任主將，稱為“神武中軍”，總兵力一萬多人，頗為精銳，並在其後的一年內迅速擴充至三萬人；而新淮西軍（剛建立時包括三千嶽家軍、一千義烏兵、一萬多原淮西兵和八千多“八字軍”，以及少量吳璘的親兵。）與趙立的淮東軍則統編為“神武右軍”，總兵力五萬多人（趙立兵力接近三萬，但素質良莠不齊，大多隻能守城和維持治安，可以野戰的機動兵力不足萬人。），以趙旉為名義上的主帥，但實則兩軍各自為政。
趙構現在的城府已經大勝從前，所以雖然有些舍不得兒子離開自己，卻還是笑著為其送行，倒是趙旉的母親潘賢妃哭得像是淚人似的，以至於趙旉不得不許諾定期回宮
年方七歲的趙旉帶著自己未必忠心的部屬們來到了淮西，這裏本是大宋最為繁華的地區之一，可是經過這些年的三重洗劫（敵軍、盜匪、劉大帥），已經是赤地千裏。偌大的淮西，現在總人口已經隻剩三十多萬，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在饑寒交迫下苦苦掙紮。
趙旉實地體驗到戰爭的巨大破壞之後深受震撼，這時前世便已困擾趙旉的一個問題突然有了答案，為什麽古代中國自東漢開始在嚴格意義上（唐朝和明朝那種一衰弱便丟掉的擴張沒有實際意義。）來說便停止了擴張，而民族性格也越來越厭戰。如果說是儒家思想的影響，顯然並不令人信服，因為儒家思想的核心體係是承襲自西周的宗法製度，而周朝卻是華夏版圖極大擴展的時期之一。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世界範圍內出現反戰思潮的背景是什麽？是二次世界大戰啊！”，趙旉自言自語道。正是由於有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可怕教訓，西方人才開始珍惜和平，因為他們此前的曆史上從未經曆過即使戰爭勝利也無利可圖而且損失慘重的情況。而中國自秦代以後長期沿習的大一統中央集權製度（內涵則是官僚製度）大大降低了軍事部門的效率，也令邊疆地區的行政開支大大增加（山高皇帝遠嘛，能撈就撈唄，再加上偏遠地方的官吏普遍都想著找門路調回京裏，邊疆地區的經濟又怎麽可能發展好呢？），再加上繳獲都歸前線官兵分配的傳統，使得對外戰爭毫無實際收益，而錢糧消耗卻大大增加。
所以即使在境外作戰，國內大多數人的利益依舊會受到很大損害。比如漢武帝時北伐匈奴，前後出動的軍隊不超過二十萬，卻差點令當時人口數千萬的大漢帝國經濟崩潰，而在戰國時期這種規模的戰爭根本不算什麽。等到宋代科舉成為官吏選拔的主要方式，文人地位完全壓倒武人以後，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嶽飛第一次北伐時才挺進了區區幾百裏就因糧草匱乏而不得不撤軍。在這種情況下，就算精兵良將再多，也不能再有漢唐時的廣闊疆域了
而且這樣一來，國內的反戰情緒必然日益滋長，任何對外開拓的行為都成了“好大喜功”，在南宋時期這種思想更是升到了頂點。曆史上宋亡的教訓使得明初的民風短暫雄起了一把，但反戰思潮的根源仍在，而官僚製度的弊端也沒有得到解決。
所以明朝自永樂以後便基本停下了向外開拓的步伐，國策重新變得保守內斂起來，以致於邊患累年不決，成為明亡的原因之一。不過明朝畢竟有了宋朝的教訓，沒再犯下以妥協換和平的錯誤，所以在對外上明朝還是要強於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