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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香港回歸還有100天之際，全麵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複香港的艱苦曆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
1841年，英國強占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複，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鬥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複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製”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複香港的百餘年曆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鬥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曆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複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曆史表明，隻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鬥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麵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複香港的艱苦曆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占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複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占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複該島的鬥爭。為了說明這一鬥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占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占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占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占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準。因此才有亟謀收複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隻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占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複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隻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占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複。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曆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準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占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折，即認定英軍侵占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準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禦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讚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占香港島後，武力收複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複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複，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隻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並誤以為以後“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複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複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後，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複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塗地，遑論渡海收複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台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隻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複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麵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苟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占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複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麵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並收複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並於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台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複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道收複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後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後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裏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並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於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占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複，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谘會奕山，要求武力收複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複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zhan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裏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權限範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曆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湧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製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鬥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衝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采納，它寧可對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針。隻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占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複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麵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係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複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采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借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采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範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醜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裏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占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於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後，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於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采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範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並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複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於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準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於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托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麽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後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後願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隻同意“於取得戰爭勝利後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願就戰後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係，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於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並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隻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後，另用書麵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後手段”，他準備“一俟戰後，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於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於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於1月9日簽字）。在當天於重慶簽字的《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隻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醜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曆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鬥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於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係。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於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係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後，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於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製勝的局麵。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於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並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麵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複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於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的錯誤政策，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於戰後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雲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占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後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複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曆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製”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蕩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並對回歸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複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曆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複香港的百餘年曆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後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隻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鬥的夙願，隻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興邦之道
內容提要：在香港回歸還有100天之際，全麵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複香港的艱苦曆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
1841年，英國強占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複，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鬥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複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製”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複香港的百餘年曆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鬥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曆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複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曆史表明，隻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鬥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麵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複香港的艱苦曆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占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複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占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複該島的鬥爭。為了說明這一鬥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占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占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占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占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準。因此才有亟謀收複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隻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占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複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隻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占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複。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曆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準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占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折，即認定英軍侵占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準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禦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讚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占香港島後，武力收複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複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複，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隻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並誤以為以後“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複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複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後，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複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塗地，遑論渡海收複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台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隻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複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麵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苟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占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複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麵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並收複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並於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台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複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道收複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後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後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裏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並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於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占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複，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谘會奕山，要求武力收複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複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zhan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裏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權限範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曆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湧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製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鬥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衝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采納，它寧可對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針。隻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占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複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麵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係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複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采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借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采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範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醜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裏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占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於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後，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於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采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範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並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複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於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準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於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托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麽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後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後願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隻同意“於取得戰爭勝利後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願就戰後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係，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於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並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隻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後，另用書麵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後手段”，他準備“一俟戰後，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於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於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於1月9日簽字）。在當天於重慶簽字的《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隻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醜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曆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鬥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於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係。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於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係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後，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於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製勝的局麵。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於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並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麵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複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於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的錯誤政策，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於戰後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雲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占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後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複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曆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製”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蕩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並對回歸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複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曆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複香港的百餘年曆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後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隻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鬥的夙願，隻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興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