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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月08日~
，nbsp;清末鐵路收歸國有行動及隨後的保路運動，其實與今天的拆遷和反拆遷，在表現上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就像並不是所有人都反對拆遷一樣，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對“鐵路國有”。
清政府出台鐵路國有政策之後，像雲南、貴州、廣西這些邊遠省份，紛紛表示支持，甚至消政府盡快宣布本省鐵路國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與廣東的士紳中，反對國有的勢力則較為強大♀四省裏，湖南、湖北與廣東反對國有聲浪的又相對溫和一些，反對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紳。
各省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與其說是各省的愛國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說是各省在考慮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這些邊遠省份，自己沒有力量修鐵路，即便修築鐵路，也難短時間內收回成本；但鐵路確實能夠拉動經濟發展，所以他們消鐵路國有，由國家負責鐵路的修建和運營。而湘、粵、蜀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勢平坦，修建鐵路比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經修建了部分線路，自然不消國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為反對拆遷的人是為了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不，反對的原因隻是價格沒談攏！
清政府要實現鐵路國有，就必須從商辦鐵路公司手中贖回原屬商辦公司股民的股票。說句很客觀的話，清政府開出的價格非常公道！這也是其他省份反對比較溫和的原因。可為什麽四川士紳反對那麽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較血性，還是政府對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辦鐵路公司為了修建省內鐵路，前後總共募集了1400萬兩的股款。其中大約700萬兩，可以用來換取政府的股票♀不用說。而另外的700萬兩裏，則有一半被該公司的經理施典章挪用。來投機橡膠股票，結果血本無歸〓府在清算股本時。當然認為自己對虧空的300多萬兩沒有必要負任何責任。
這300多萬兩銀子n四川士紳的棺材本兒，不可能看著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邊：這錢是之前被挪用虧空的，與朝廷何幹？盛宣懷明確指出，政府的錢來自全國百姓〓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看朝廷不認賬。四川士紳也毛了：既然不賠這300多萬兩銀子，那鐵路路權你們別想收走！等我們賺夠本兒再說吧！朝廷如今正銳意推行“鐵路國有”政策，怎麽可能允許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紳也正是捏準朝廷這個脈門。所以才漫天要價※執就出現在這裏。
第三、在拆遷過程中釘子戶就那麽一兩家。其他人趁機起哄，其實是想混水摸魚。
就像今天能夠中標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權、有錢、有背景的人″末能湊錢修鐵路的，會是普通人麽？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紳，看朝廷準備讓自己大出血，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和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把鐵路問題“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鐵路國有”政策歪曲成“出賣全國鐵路主權”。把“商辦”簡單地視為“愛國”，與他們觀念相左的“鐵路國有派”當成“賣國”的邪惡勢力來加以抨擊。利用傳統的“兩分法”道德判斷，與民族主義的激情相互滲透，鼓動熱血青年學生與中下層士紳起來抗議。
熱血青年學生、中下層士紳並不了解事情的本來麵目，也無法獲知具體的分歧內容，——當然，這也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會認為是朝廷的粉飾之詞。——在“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等冠冕堂皇的愛國主義口號鼓動下，簡單而單純的人們很快被行動起來，發表了《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等一係列討伐檄文。
據說，當年四川保路運動集會，激進派核心人物羅綸上台之後，向滿場一揖，開口便說：“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言罷大哭。哭聲長達二三十分鍾。隨後，羅綸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們要誓死反對！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很有鼓動力，很有共產風，對不對？
湘、粵、鄂等各省見四川人在鬧，自然歡欣鼓舞：鬧得好，朝廷加碼，大家跟著占便宜；鬧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貧道。所以有人暗地裏推波助瀾，有人明麵上搖旗呐喊。混雜著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計與愛國主義的民眾激情，保路運動在各種勢力的聯合作用下，很快響徹大江南北，聲勢浩大。隨著事件的發展，保路運動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經濟排外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具有鼓動性的內容。但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義也加入了其中。
中國疆域是如此廣袤，每當中央控製力下降之時，就會成為野心家占地為王稱孤道寡的溫床，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三國鼎立、五胡十六國、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不勝枚舉″末也不例外。
慈禧、光緒在庚子國變時逃到西安，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就整出了個“東南互保”″廷準備預備立憲，南方各省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諮議局，準備地方自治″政府任何中央集權的舉動，都會在地方諮議局與報刊上遭受猛烈抨擊與抵製，包括眼下的鐵路國有政策，也包括清廷一直以來的集權行為。
在此之前，主張自治的士紳是不敢詆毀中央政府的，那簡直是自尋死路。但鐵路國有運動開始後，他們發現朝廷控製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變強，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樣，開始肆無忌憚起來。他們攻擊的第一個要點，就是新組建的“皇族內閣”。
從宣統二年（1910）起，各省立憲派連續發起組織了三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要求清廷縮短預備期限，於宣統三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廷終於頂不住壓力，在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鐵路國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廢除軍機處，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內閣共由13名國務大臣組成：
總理大臣奕劻（皇族）
協理大臣那桐（滿）
協理大臣徐世昌（漢）
外務大臣梁敦彥（漢）
民政大臣溥頲（皇族）
度支大臣載澤（皇族）
學務大臣孫元起（漢）
陸軍大臣蔭昌（滿）
海軍大臣載洵（皇族）
司法大臣紹昌（宗室）
農工商大臣溥倫（皇族）
郵傳大臣盛宣懷（漢）
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在這代表國家權力最高峰的13人裏，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僅4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還有2人。很明顯，這是個以皇族為中心組成的內閣，史稱“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
滿清政府搞出這個“皇族內閣”自然混蛋透頂，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為是“皇族內閣”惹火了地方勢力，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今雖然馬教主很不受待見，可他有一句話卻金光熠熠、牛逼閃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清政府推出責任內閣之前，軍機處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漢人隻有徐世昌一人，他們怎麽沒鬧？一院十二部共計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務部有總理大臣、會辦大臣、會辦大臣兼尚書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師占兩人，漢族隻有鄒嘉來、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懷、張英麟五人，他們怎麽沒鬧？
內閣人員名單公布之後，並不是像曆史書上寫的那樣“暴露了預備立憲的騙局”，立即“引起了地方軍閥、官員和立憲派的普遍不滿”c實的史實是，地方對內閣組成的反彈直到一個多月後才出現，那時候正好保路運動開始興起。地方主義的立憲派馬上跳出來，以谘議局聯合會名義請督察院代奏，認為“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
攝政王載灃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層的漢人官僚清洗幹淨，怎麽可能因為立憲派的幾句話，便前功盡棄呢？所以，清廷斷然拒絕了地方立憲派的要求。
在皇族內閣名單公布的40天後，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發表了《宣告全國書》，認為“新內閣如此，吾人民之消絕矣”。此刻，諮議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紳相互溝通交流，並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
看，一切都是體製的錯！
從此，江南各地士紳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對立麵，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運動，對於革命黨也保持寬縱的態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北京的中央政府灰頭土臉。
然後，他們的夢想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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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月08日~
，nbsp;清末鐵路收歸國有行動及隨後的保路運動，其實與今天的拆遷和反拆遷，在表現上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就像並不是所有人都反對拆遷一樣，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對“鐵路國有”。
清政府出台鐵路國有政策之後，像雲南、貴州、廣西這些邊遠省份，紛紛表示支持，甚至消政府盡快宣布本省鐵路國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與廣東的士紳中，反對國有的勢力則較為強大♀四省裏，湖南、湖北與廣東反對國有聲浪的又相對溫和一些，反對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紳。
各省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與其說是各省的愛國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說是各省在考慮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這些邊遠省份，自己沒有力量修鐵路，即便修築鐵路，也難短時間內收回成本；但鐵路確實能夠拉動經濟發展，所以他們消鐵路國有，由國家負責鐵路的修建和運營。而湘、粵、蜀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勢平坦，修建鐵路比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經修建了部分線路，自然不消國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為反對拆遷的人是為了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不，反對的原因隻是價格沒談攏！
清政府要實現鐵路國有，就必須從商辦鐵路公司手中贖回原屬商辦公司股民的股票。說句很客觀的話，清政府開出的價格非常公道！這也是其他省份反對比較溫和的原因。可為什麽四川士紳反對那麽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較血性，還是政府對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辦鐵路公司為了修建省內鐵路，前後總共募集了1400萬兩的股款。其中大約700萬兩，可以用來換取政府的股票♀不用說。而另外的700萬兩裏，則有一半被該公司的經理施典章挪用。來投機橡膠股票，結果血本無歸〓府在清算股本時。當然認為自己對虧空的300多萬兩沒有必要負任何責任。
這300多萬兩銀子n四川士紳的棺材本兒，不可能看著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邊：這錢是之前被挪用虧空的，與朝廷何幹？盛宣懷明確指出，政府的錢來自全國百姓〓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看朝廷不認賬。四川士紳也毛了：既然不賠這300多萬兩銀子，那鐵路路權你們別想收走！等我們賺夠本兒再說吧！朝廷如今正銳意推行“鐵路國有”政策，怎麽可能允許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紳也正是捏準朝廷這個脈門。所以才漫天要價※執就出現在這裏。
第三、在拆遷過程中釘子戶就那麽一兩家。其他人趁機起哄，其實是想混水摸魚。
就像今天能夠中標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權、有錢、有背景的人″末能湊錢修鐵路的，會是普通人麽？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紳，看朝廷準備讓自己大出血，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和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把鐵路問題“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鐵路國有”政策歪曲成“出賣全國鐵路主權”。把“商辦”簡單地視為“愛國”，與他們觀念相左的“鐵路國有派”當成“賣國”的邪惡勢力來加以抨擊。利用傳統的“兩分法”道德判斷，與民族主義的激情相互滲透，鼓動熱血青年學生與中下層士紳起來抗議。
熱血青年學生、中下層士紳並不了解事情的本來麵目，也無法獲知具體的分歧內容，——當然，這也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會認為是朝廷的粉飾之詞。——在“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等冠冕堂皇的愛國主義口號鼓動下，簡單而單純的人們很快被行動起來，發表了《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等一係列討伐檄文。
據說，當年四川保路運動集會，激進派核心人物羅綸上台之後，向滿場一揖，開口便說：“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言罷大哭。哭聲長達二三十分鍾。隨後，羅綸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們要誓死反對！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很有鼓動力，很有共產風，對不對？
湘、粵、鄂等各省見四川人在鬧，自然歡欣鼓舞：鬧得好，朝廷加碼，大家跟著占便宜；鬧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貧道。所以有人暗地裏推波助瀾，有人明麵上搖旗呐喊。混雜著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計與愛國主義的民眾激情，保路運動在各種勢力的聯合作用下，很快響徹大江南北，聲勢浩大。隨著事件的發展，保路運動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經濟排外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具有鼓動性的內容。但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義也加入了其中。
中國疆域是如此廣袤，每當中央控製力下降之時，就會成為野心家占地為王稱孤道寡的溫床，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三國鼎立、五胡十六國、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不勝枚舉″末也不例外。
慈禧、光緒在庚子國變時逃到西安，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就整出了個“東南互保”″廷準備預備立憲，南方各省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諮議局，準備地方自治″政府任何中央集權的舉動，都會在地方諮議局與報刊上遭受猛烈抨擊與抵製，包括眼下的鐵路國有政策，也包括清廷一直以來的集權行為。
在此之前，主張自治的士紳是不敢詆毀中央政府的，那簡直是自尋死路。但鐵路國有運動開始後，他們發現朝廷控製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變強，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樣，開始肆無忌憚起來。他們攻擊的第一個要點，就是新組建的“皇族內閣”。
從宣統二年（1910）起，各省立憲派連續發起組織了三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要求清廷縮短預備期限，於宣統三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廷終於頂不住壓力，在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鐵路國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廢除軍機處，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內閣共由13名國務大臣組成：
總理大臣奕劻（皇族）
協理大臣那桐（滿）
協理大臣徐世昌（漢）
外務大臣梁敦彥（漢）
民政大臣溥頲（皇族）
度支大臣載澤（皇族）
學務大臣孫元起（漢）
陸軍大臣蔭昌（滿）
海軍大臣載洵（皇族）
司法大臣紹昌（宗室）
農工商大臣溥倫（皇族）
郵傳大臣盛宣懷（漢）
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在這代表國家權力最高峰的13人裏，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僅4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還有2人。很明顯，這是個以皇族為中心組成的內閣，史稱“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
滿清政府搞出這個“皇族內閣”自然混蛋透頂，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為是“皇族內閣”惹火了地方勢力，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今雖然馬教主很不受待見，可他有一句話卻金光熠熠、牛逼閃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清政府推出責任內閣之前，軍機處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漢人隻有徐世昌一人，他們怎麽沒鬧？一院十二部共計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務部有總理大臣、會辦大臣、會辦大臣兼尚書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師占兩人，漢族隻有鄒嘉來、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懷、張英麟五人，他們怎麽沒鬧？
內閣人員名單公布之後，並不是像曆史書上寫的那樣“暴露了預備立憲的騙局”，立即“引起了地方軍閥、官員和立憲派的普遍不滿”c實的史實是，地方對內閣組成的反彈直到一個多月後才出現，那時候正好保路運動開始興起。地方主義的立憲派馬上跳出來，以谘議局聯合會名義請督察院代奏，認為“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
攝政王載灃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層的漢人官僚清洗幹淨，怎麽可能因為立憲派的幾句話，便前功盡棄呢？所以，清廷斷然拒絕了地方立憲派的要求。
在皇族內閣名單公布的40天後，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發表了《宣告全國書》，認為“新內閣如此，吾人民之消絕矣”。此刻，諮議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紳相互溝通交流，並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
看，一切都是體製的錯！
從此，江南各地士紳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對立麵，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運動，對於革命黨也保持寬縱的態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北京的中央政府灰頭土臉。
然後，他們的夢想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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