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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嚴刑峻法，想不到蕭兄弟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啊？”朱元璋放下手中的茶杯，雙手重重的一拍笑道：“不瞞蕭兄弟，當年我當老百姓時，見到貪官汙吏對民間疾苦絲毫不理，心裏恨透他們，當時我心裏便暗暗立下誓言，若是有一朝一日，我能主宰天下，一定要立法嚴禁，遇到有貪官敢於危害百姓的，決不寬恕！所以，在我聽到有人膽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做出欺壓百姓，貪汙受賄的勾當，我極為氣惱，一口氣把那些貪汙的官員全殺了，隻是我沒想到這些官員，並不知悔改，才不過幾個月的功夫，竟然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幹出欺壓百姓的勾當，我一怒之下，又殺了一批，連番殺了幾批，金陵城的貪汙之風才好轉了一些，隻是一直殺下去，卻也不是個法子，所以前兩日我與召集百官商議此事，誰知這些平日裏誦讀聖人詩書大臣，人人嚷著不如百姓，死活不同意嚴刑峻法，讓我效仿宋太祖？著實讓我好生氣惱，一怒之下，將幾個文臣武將扒光了衣衫，好生打了一頓，這事情才算消停了一陣？“
朱元璋雖隨口說來，但蕭雲卻聽得驚心動魄，這個時候朱元璋還不是後來的洪武大帝，這些臣子自然不知道深淺，一聽嚴刑峻法，哪裏會同意，但朱元璋畢竟是朱元璋，雖然不至於殺了這些反對者，但也沒讓他們吃些好果子，心中暗暗歎了聲：“這麽些時日不見，朱元璋不但氣勢壓迫人，這手段也是雷厲風行啊，日後的洪武大帝已經初見端倪了，洪武一朝的官員，日子不好過了？”
“前些時日，我讓李善長，劉伯溫，仿照各朝各代律法，編成法律四百三十條﹐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十五條。其篇目仿《唐律》分為《衛禁》﹑《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條。二十二年又對此作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職掌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傳統的法律體例結構至此麵目為之大變。三十年五月重新頒布﹐同時規定廢除其他榜文和禁例﹐決獄以此為準。這些法律倒是很完善，隻可惜天下百吧並不知這些法律的含義，這讓我好生苦惱，這些時日，我在思量一種的新的律法，一種人人都能明白，都能說出來的律法，街頭巷尾，三教九流，便是普通孩童，也能知曉我的律法，懂法，到最後畏懼法律，隻有這般那些貪官汙吏才不敢為所欲為，不敢這般明目張膽的知法犯法，國家才能清明，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才能不懼怕貪官汙吏？“朱元璋說著目光閃爍一種自豪，一股殺氣油然而生，讓蕭雲起了一個寒顫。
若是當真這樣的話，那實在太可怕的，這就好比後世文化大革命時，人人背誦《毛主席語錄》一般，試問自秦朝推行法家學說一來，泱泱中華，曆經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一千餘年，何從有這樣的手筆，人人懂法，這樣的場麵，如何不讓蕭雲吃驚呢？“
朱元璋似乎沉浸在自己的偉大構想之中，並沒有理會蕭雲，自古自的道：“若是有我親自指定一本律法，律法之中，陳列曆朝曆代著名案例，將那些貪官汙吏，奸臣，魚肉百姓之人的案件放入其中，酷斂百姓，貪汙稅糧；放賣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擾民，私吞商稅案；謊報災情，侵沒賑濟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貪贓受賄案，編輯成好聽的故事，讓普通百姓，茶餘飯後能當故事細細聽來，百姓無形之中知道了我的律法，還知道各種酷刑，這樣豈不是能起到警示作用，日後我金陵人人知法，懂法、從而畏懼律法，絕不敢再犯，豈非政治清明。”
蕭雲一愣，忽然想到了後世流傳的一本律法，他想起從一些史料中看到過的記，那上麵說明朝初年的時候，朱元璋以《大明律》在刑罰方麵明顯較前有所減輕為由，為了糾補這種刑輕現象，貫徹其以“剛猛治國”的既定方針，在三十年《大明律》刊布時，特將其另行製訂的《大誥》條目其親製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製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製推行。
當時蕭雲覺得不可思議，一個皇帝親自指定律法，而且這律法，還頗有些頗有點英美法係的傾向，想不到這一切都是真的。
朱元璋在《大誥》頒行時，他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
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嗬，家裏有小孩兒每不記嗬，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裏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製論處。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餘人，均賜鈔遣還。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雲。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隻可惜取得的效果並不是很明顯。
蕭雲沉浸在自己的驚訝之中，朱元璋同樣沉浸在自己的吃驚之中，他目光兩道光芒閃射而出，許久才喃喃道：“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唯有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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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友看了上一章，問“高薪養廉”古代好像沒出現過，對於這個問題，小景說明一下，高薪養廉在古代還真是出現過，根據史書記：清朝官員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相當於現代的正部級以上官員)的俸銀每年不過一百八十兩，每月隻到十幾兩銀子(京官有所謂“恩俸”，即照原俸餉另給一份；另外給一點有限的俸米)，小一點七品官知縣之類，每年俸銀隻有四、五十兩。按常理來說，這樣微薄的收入在當時的社會中，隻能算是小康型或溫飽型的生活水準。但是，當時許多官僚生活窮奢極欲，揮金如土，他們哪裏有那麽多錢呢？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靠灰色收入。
當時，凡是州、縣官，主要靠征收錢糧時進行盤剝。錢糧就是田賦，最初征收實物，後來改成“折色”，即征收銀子。無論征收實物或銀子，都有一種“耗羨”陋規，所謂“耗羨”即指在征收銀糧時，以彌補損耗為由在正額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況下，征收的銀兩中，每兩加征四至五錢作為火耗；糧一石加征二升到一鬥幾升，整個州、縣總量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實際上這筆耗羨並不歸公，完全入了州、縣官的私囊，成為公開的、照例的好處。有時候各種各樣的額外陋規，甚至超過正常稅收的十幾倍。
雍正年間，為了革除這個弊病，就把耗羨歸入國庫，另外發給官員“養廉銀”，例如知縣看缺分如何，每年給“養廉銀”幾百兩到一千兩不等。
但是地方官並不因為有了“養廉銀”而廉，仍然在錢糧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銀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糧食質量不好，而任意敲詐勒索，而且田賦可以用錢交納，經手官員就任意把錢價壓低。譬如說，市價二千文合一兩銀子，他可以定為二千四百文合一兩；田賦上繳有一定數量，通常繳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務。如果有水災、旱災，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報五成，農民實際田賦不少繳。多收的銀糧都到州、縣官和他們爪牙的腰包裏了。此外，人們打官司也是州、縣官索詐的好機會。
“不錯，嚴刑峻法，想不到蕭兄弟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啊？”朱元璋放下手中的茶杯，雙手重重的一拍笑道：“不瞞蕭兄弟，當年我當老百姓時，見到貪官汙吏對民間疾苦絲毫不理，心裏恨透他們，當時我心裏便暗暗立下誓言，若是有一朝一日，我能主宰天下，一定要立法嚴禁，遇到有貪官敢於危害百姓的，決不寬恕！所以，在我聽到有人膽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做出欺壓百姓，貪汙受賄的勾當，我極為氣惱，一口氣把那些貪汙的官員全殺了，隻是我沒想到這些官員，並不知悔改，才不過幾個月的功夫，竟然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幹出欺壓百姓的勾當，我一怒之下，又殺了一批，連番殺了幾批，金陵城的貪汙之風才好轉了一些，隻是一直殺下去，卻也不是個法子，所以前兩日我與召集百官商議此事，誰知這些平日裏誦讀聖人詩書大臣，人人嚷著不如百姓，死活不同意嚴刑峻法，讓我效仿宋太祖？著實讓我好生氣惱，一怒之下，將幾個文臣武將扒光了衣衫，好生打了一頓，這事情才算消停了一陣？“
朱元璋雖隨口說來，但蕭雲卻聽得驚心動魄，這個時候朱元璋還不是後來的洪武大帝，這些臣子自然不知道深淺，一聽嚴刑峻法，哪裏會同意，但朱元璋畢竟是朱元璋，雖然不至於殺了這些反對者，但也沒讓他們吃些好果子，心中暗暗歎了聲：“這麽些時日不見，朱元璋不但氣勢壓迫人，這手段也是雷厲風行啊，日後的洪武大帝已經初見端倪了，洪武一朝的官員，日子不好過了？”
“前些時日，我讓李善長，劉伯溫，仿照各朝各代律法，編成法律四百三十條﹐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十五條。其篇目仿《唐律》分為《衛禁》﹑《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條。二十二年又對此作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職掌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傳統的法律體例結構至此麵目為之大變。三十年五月重新頒布﹐同時規定廢除其他榜文和禁例﹐決獄以此為準。這些法律倒是很完善，隻可惜天下百吧並不知這些法律的含義，這讓我好生苦惱，這些時日，我在思量一種的新的律法，一種人人都能明白，都能說出來的律法，街頭巷尾，三教九流，便是普通孩童，也能知曉我的律法，懂法，到最後畏懼法律，隻有這般那些貪官汙吏才不敢為所欲為，不敢這般明目張膽的知法犯法，國家才能清明，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才能不懼怕貪官汙吏？“朱元璋說著目光閃爍一種自豪，一股殺氣油然而生，讓蕭雲起了一個寒顫。
若是當真這樣的話，那實在太可怕的，這就好比後世文化大革命時，人人背誦《毛主席語錄》一般，試問自秦朝推行法家學說一來，泱泱中華，曆經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一千餘年，何從有這樣的手筆，人人懂法，這樣的場麵，如何不讓蕭雲吃驚呢？“
朱元璋似乎沉浸在自己的偉大構想之中，並沒有理會蕭雲，自古自的道：“若是有我親自指定一本律法，律法之中，陳列曆朝曆代著名案例，將那些貪官汙吏，奸臣，魚肉百姓之人的案件放入其中，酷斂百姓，貪汙稅糧；放賣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擾民，私吞商稅案；謊報災情，侵沒賑濟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貪贓受賄案，編輯成好聽的故事，讓普通百姓，茶餘飯後能當故事細細聽來，百姓無形之中知道了我的律法，還知道各種酷刑，這樣豈不是能起到警示作用，日後我金陵人人知法，懂法、從而畏懼律法，絕不敢再犯，豈非政治清明。”
蕭雲一愣，忽然想到了後世流傳的一本律法，他想起從一些史料中看到過的記，那上麵說明朝初年的時候，朱元璋以《大明律》在刑罰方麵明顯較前有所減輕為由，為了糾補這種刑輕現象，貫徹其以“剛猛治國”的既定方針，在三十年《大明律》刊布時，特將其另行製訂的《大誥》條目其親製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製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製推行。
當時蕭雲覺得不可思議，一個皇帝親自指定律法，而且這律法，還頗有些頗有點英美法係的傾向，想不到這一切都是真的。
朱元璋在《大誥》頒行時，他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
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嗬，家裏有小孩兒每不記嗬，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裏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製論處。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餘人，均賜鈔遣還。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雲。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隻可惜取得的效果並不是很明顯。
蕭雲沉浸在自己的驚訝之中，朱元璋同樣沉浸在自己的吃驚之中，他目光兩道光芒閃射而出，許久才喃喃道：“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唯有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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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凡是州、縣官，主要靠征收錢糧時進行盤剝。錢糧就是田賦，最初征收實物，後來改成“折色”，即征收銀子。無論征收實物或銀子，都有一種“耗羨”陋規，所謂“耗羨”即指在征收銀糧時，以彌補損耗為由在正額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況下，征收的銀兩中，每兩加征四至五錢作為火耗；糧一石加征二升到一鬥幾升，整個州、縣總量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實際上這筆耗羨並不歸公，完全入了州、縣官的私囊，成為公開的、照例的好處。有時候各種各樣的額外陋規，甚至超過正常稅收的十幾倍。
雍正年間，為了革除這個弊病，就把耗羨歸入國庫，另外發給官員“養廉銀”，例如知縣看缺分如何，每年給“養廉銀”幾百兩到一千兩不等。
但是地方官並不因為有了“養廉銀”而廉，仍然在錢糧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銀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糧食質量不好，而任意敲詐勒索，而且田賦可以用錢交納，經手官員就任意把錢價壓低。譬如說，市價二千文合一兩銀子，他可以定為二千四百文合一兩；田賦上繳有一定數量，通常繳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務。如果有水災、旱災，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報五成，農民實際田賦不少繳。多收的銀糧都到州、縣官和他們爪牙的腰包裏了。此外，人們打官司也是州、縣官索詐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