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八章綏靖政策
羅斯福總統於1939年1月4日向國會發表一次講話，那是為行將在1月12日遞交國會的國情谘文中所提出的海軍、陸軍和“民用”航空預算――除已在編製中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龐大防務計劃外――鋪平道路。
[他說]在我們的周圍，到處蔓延著不宣而戰的戰火――軍事的和經濟的。在我們的周圍，到處是日益增大的殺人武器――軍事的和經濟的。在我們的周圍，到處是新的侵略威脅――軍事的和經濟的。
來自國外的風暴直接向我們的三項製度提出挑戰，而這些製度美國人不可須臾或缺，現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兩項――民主和國際信義――的源泉。……
我們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學將包圍其他各大洲並侵入我們自己的大陸，我們美國人的遭遇將怎樣。我們並不比其他國家更能承受同我們的信仰和博愛相敵對的包圍。因此，幸運的是，我們這個西半球在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理想之下，擁有豐富多樣的資源、相互尊重與和平相處並各盡其職的各族人民。……
我們已經懂得，防衛時間的有效選擇以及可能發動進攻的遠距離地點，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們已經懂得，要保證生存就不能等待進攻開始以後才武裝自己，因為進攻的規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們已經懂得，早在任何公開軍事行動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經開始，這便是宣傳、提供津貼的滲透、渙散親善的結合、煽動偏見和挑起分裂。……
我們正當地拒絕以武裝幹涉防止侵略行為，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頭上的講話也許無濟於事，但戰爭並不是促使人類意見博得應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戰爭外，還有許多比單憑語言更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們可以促使侵略國家的政府認清我們同仇敵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將鼓勵、幫助或扶植一個侵略者的任何行動，我們是能夠避免的，也是應當避免的，反之，則必須采取行動。我們已經懂得，在我們精心規劃中立法案的時候，我們在中立法的實施上可能出現不平衡和不公正――實際上可能有助於侵略者而不利於受害者。自衛的本能警告我們，我們再也不應讓這種事重演了。
我們還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個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訓，即常備不懈可以大大減少敵人進犯的可能性。……首先，我們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武裝力量和防衛設施，以擊退敵人對我們的戰略要地和關鍵設施的突然襲擊，因為兩者是保證我們堅持抵抗並取得最後勝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們必須要有那些關鍵設施的組織與場所，這樣才能立即利用並迅速擴大以適應一切需要，不致因敵人的襲擊而有嚴重中斷之虞。
總統宣讀的國際形勢講話在隨後幾個月內就由國會批準了，其行動比言詞更有說服力，因為有個別的國會議員也許並不相信局勢象總統所說的那樣嚴重。就中立法而論，盡管對總統的願望還有背離，他們仍投票通過了這些法規以及後來的軍事預算，並不明顯地表現出躊躇或反對總統的論點，即如有必要，當使用美國武裝力量保衛包括整個西半球在內的地區，而不隻是英國國土那一部分。關於這件事，即保衛圈的外緣界線應劃在哪裏的問題，國會同總統及其專家顧問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內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羅斯福總統於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給它以個人保證，在美國也並沒有引起什麽風波。加拿人雖不是泛美組織的成員國，可是對它卻是熱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個共和國，但美國仍然認為它是一個完全自治的國家；並認為這個國家在製度、語言、血統方麵以及確確實實在地理方麵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同美國更接近。而況門羅主義所規定的條款已使美國係擔了義務，即美國將以武力反對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變，除非加拿大從自治領地位正式改變為法律上的獨立。華盛頓所說的意見分歧，不是指美國的防區經陸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內，而是指防區的限度：為了要適應上文總統所講的外交與戰爭的新情況，防區應向西推進到太平洋的哪一線，向東又應推進到大西洋的哪一線。
置身於遙隔重洋的糾紛之外，這是美國對歐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過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決不會象發生東亞問題時的那種積極程度。當代美國公民的祖先來自舊世界的歐洲海岸而不是亞洲海岸，他們希望把政治上的煩惱拋在腦後。自從把“圓形的世界”改成為“環球航行”這個實用術語以來，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這並不對美國人的想象力有足夠的影響，使他們認清這一事實，即東亞和歐洲隻是同一充滿危險的大陸的兩個相對邊緣的不同名稱罷了。因此，美國接連好幾次到太平洋對麵去幾乎都是自找麻煩，而這些麻煩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對麵所急於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軍上將佩裏去叩中國的大門，把它從兩個半世紀之久的沉睡中喚醒過來；1898年，它輕易地把菲律賓群島從中國鼻子底下奪到手。那是一場戰爭的附帶結果，是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原則而打這一仗的，為的是要完全消滅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統治。
菲律賓定於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獨立。美國於1939年就在向此目標穩步的進，而菲律賓人卻開始猶豫起來。在殖民國家和它的臣民之間出現這種反常現象是應有的。因為在菲律賓人方麵，由於遲遲才認識到，名義上獨立的歡樂，可能會在事實上給他們帶來比過去在美國手裏或西班牙手裏所經曆的更要嚴峻得多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屈從。在美國方麵，看來其動機倒不是出於一旦同中國交戰，美國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防守這一塊遙遠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時把它拋棄。主要動機卻是一種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帝國主義者”就是怙惡不悛的歐洲人。這種理想主義使美國人對擔當“帝國主義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動機是精明善算的美國種植甘蔗和其他菲律賓產品的人，決心要把菲律賓從舒適的美國關稅壁壘內部推到荒涼的外部世界去。
美國在太平洋究竟應當承擔怎樣的防衛義務仍然是一個問題；關於這一點，早在1939年，美國海軍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與決心。此項政策與決心本來是可以作為對中國海軍的一個預先警告，即它們的美國對手在整個太平洋的廣闊海麵上有著龐大的海上作戰計劃，這在後來1941-1945年的戰爭中付諸實施並勝利地成功了。在美國的糖業界急於要把菲律賓甘蔗種植園摒之於美國關稅壁壘之外的同時，美國也同樣急於要確保自己在戰時能象在和平時期一樣從菲律賓獲得馬尼拉麻，並從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獲得橡膠、錫、銻、鉻、錳和鎢的供應。對美國經濟來說，這一地區的重要性遠較拉丁美洲為大。1939年，美國海軍已在太平洋的一係列作為踏腳石的島嶼大事擴充其設施。海軍在關島除改善其海軍設施外，還有鞏固其防務的計劃，因而同國會發生衝突。關島屬美國所有，四周環抱的島嶼從前都是德國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解決以來，這些島嶼都置於中國委任統治之下。眾所周知，長期來中國一直在這些島嶼上建築防禦工事，它既違反委任統治條款，又與第十九條相抵觸。該條約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後遂使美國從此得以放手對中國破壞國際條約的行為進行報複。美國人雖則厭惡中國人，憎恨他們侵略中國，對美國出口商的唯利是圖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是喂飽中國戰爭機器的主要物資供應者)，但這時對中國的一味忍讓又再度表現出來，1937年12月“班乃”號事件的嚴峻考驗對此提供了證明。就關島而論，海軍的防禦工事不得不推遲執行，因為在有輿論支持的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看來，凡是對中國挑釁並與美國為保衛孤立而重新武裝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計劃，國會顯然都不願予以考慮。
二十世紀前半期，德國具有足以統治歐洲其餘地區的良好位置和良好裝備。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的人口和生產中心向東轉移以前，法國居於歐洲的中心地位，但這時這種地位已為德國所取代了。在歐洲大陸，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擁有最多的技術熟練的人力資源。的確，在這半個世紀中，德國的工業潛力超過了世界各國，隻有美國例外。德國很可能使自己提高到，甚或超過美國工業潛力的水平，隻要德國不是過早地同美國作戰，而是設法把大陸上鄰近各國的經濟吞並進來，以增強自己的龐大的國民經濟。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這些國家的領土實際上都已在德國的統治之下了。
在希特勒所看不到的經濟活動方麵――例如財政方麵――即使在1940-1945年這一短時期內，德國的技術能力在促使希特勒的歐洲一體化上其實已經及時取得了相當可觀的進展。而且由於一個紹克爾和一個施佩爾的才幹，在統一使用勞動力和工業設備上，也取得了某些進展，盡管在這些方麵，由於德國技術專家們的努力遭到了希特勒的阻撓，因而效率大減。希特勒的個人天賦給德國帶來了唾手可得的擴張機會，而希特勒卻阻撓德國高超的技術力量乘機收獲，這一點，無疑是希特勒的歐洲大廈――以及在同一場巨大災難中與之同歸於盡的俾斯麥的德意誌大廈――所以倒坍的最為深刻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在法國淪陷後的第二天，或者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在簽訂慕尼黑協定後的第二天，處於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曆史上某一位創建帝國的英主，那麽，我們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壞他的前輩和他本人親手的建樹，達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裏那副牌，不是在他手裏，而是在奧古斯都，劉邦或是居魯士的手裏，靠了那副牌，這等雄材大略的人物還有什麽大事業幹不出來呢？他無疑會以希特勒的歐洲建成一個全球性的帝國，在開國者去世以後，帝國還將延續達四百年之久。拿破侖同希特勒很相似，他也缺乏奧古斯都的穩健，雖則就所擁有的凱撒般的高度權力而言，他同希特勒當然相去甚遠。但是哪怕是拿破侖，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麽，他或許也可能使他的帝國避開莫斯科和滑鐵盧這些礁石而破浪前進。因為拿破侖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蘭西臣民麵前表現得不僅是一個征服者和剝削者，而且是一個帶來寶貴的行政管理與文化禮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個解放者――拿破侖之所以能從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獲，正是憑了這一點。拿破侖的那些槍騎兵為他戰鬥到最後一息，德國猶太人海涅在其《偉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侖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樣也有力量能贏得不是波蘭人而是烏克蘭人的效忠，並能受到不是猶太人而是俄國基督教徒和資產階級的歌頌，因為他本來可以大發慈悲，耙平一個**地獄，把這些人從墓穴中救出來，使他們重見天日。但是，這種胸襟開闊的拿破侖式業績，卻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盡管希特勒和拿破侖都不是他們成為**者的那個國家的土生土長的兒子，他們在對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卻都反映出了他們所歸化的那個國家的傳統態度。拿破侖接受了一種非科西嘉的十八世紀和十七世紀法國傳統，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傳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種非奧地利的普魯士傳統，他感覺取得權力而不嚐點鮮血的滋味就沒有樂趣。騎在外國民族的頭上而不敲打他們的腦袋，讓他們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會感到心滿意足的，他寧可失去一切贏得他們友情和取得他們合作的機會，而不願放棄這種虎狼一般的樂趣。拿破侖為了設法贏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誠，給自己戴上了倫巴底的鐵鑄王冠，希特勒是決不會屈尊仿效拿破侖這種手法的。從理論上說，在希特勒的歐洲，意大利人並不是被征服的鄉下佬，而是羅馬-柏林軸心中同德國人平起平坐的夥伴。然而，關於怎樣同這些名義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唯一的想法就是：運用德國占壓倒優勢的實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實際上是德國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對德國統治的怨恨與惶恐卻發揮了作用，隨著英美攻入意大利，兩者一起在1943年促進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和脫離軸心國的行動。何況希特勒還沉緬於他那種普魯士式的樂趣，盛氣淩人地維護他對衛星國和被征服民族的統治。希特勒一度對之稍示體恤和寬容的唯一被征服的國家，乃是維希法國，此中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希特勒自己對法蘭西海外帝國鞭長莫及，所以想借此誘使維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戰鬥的法國人和他們的英語盟友。而一旦盟軍在法屬西北非登陸，希特勒便立即予以報複，對維希法國實行軍事占領。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種固執的幻想為根據，認為這場戰爭是短暫的、易於取勝的)是：“隻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攜帶武器”。這種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為了蠱惑人心，不肯充分動員德國人力，或者不如說根本不肯動員德國婦女的人力(出於對這場戰爭的同一個根本錯誤的估計)，使他在極其需要軍隊的時刻，作戰兵力卻陷於枯竭。在戰爭末期，希特勒確曾同意采用某些辦法來大規模地彌補德軍人力的不足：強迫屬於非大俄羅斯民族的蘇聯戰俘入伍，並接受被征服國家的“合作分子”來服兵役(這些“合作分子”心裏明白，如果納粹分子人頭落地，他們自己也會人頭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終不曾勸說――也始終不想勸說――他的歐洲的任何一個名義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們相信他們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沒有一個烏克蘭人象拿破侖的忠實的波蘭走狗波尼亞托夫斯基那樣，公開站出來真誠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說他們為保存希特勒的歐洲而戰鬥，就是為他們自己民族的事業而戰鬥，羅森貝格力圖使烏克蘭人接受這種想法，卻遭到希特勒的破壞，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歐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當作畜牲看待，認為他們活著隻是為了供日耳曼人驅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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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總統於1939年1月4日向國會發表一次講話，那是為行將在1月12日遞交國會的國情谘文中所提出的海軍、陸軍和“民用”航空預算――除已在編製中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龐大防務計劃外――鋪平道路。
[他說]在我們的周圍，到處蔓延著不宣而戰的戰火――軍事的和經濟的。在我們的周圍，到處是日益增大的殺人武器――軍事的和經濟的。在我們的周圍，到處是新的侵略威脅――軍事的和經濟的。
來自國外的風暴直接向我們的三項製度提出挑戰，而這些製度美國人不可須臾或缺，現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兩項――民主和國際信義――的源泉。……
我們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學將包圍其他各大洲並侵入我們自己的大陸，我們美國人的遭遇將怎樣。我們並不比其他國家更能承受同我們的信仰和博愛相敵對的包圍。因此，幸運的是，我們這個西半球在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理想之下，擁有豐富多樣的資源、相互尊重與和平相處並各盡其職的各族人民。……
我們已經懂得，防衛時間的有效選擇以及可能發動進攻的遠距離地點，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們已經懂得，要保證生存就不能等待進攻開始以後才武裝自己，因為進攻的規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們已經懂得，早在任何公開軍事行動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經開始，這便是宣傳、提供津貼的滲透、渙散親善的結合、煽動偏見和挑起分裂。……
我們正當地拒絕以武裝幹涉防止侵略行為，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頭上的講話也許無濟於事，但戰爭並不是促使人類意見博得應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戰爭外，還有許多比單憑語言更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們可以促使侵略國家的政府認清我們同仇敵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將鼓勵、幫助或扶植一個侵略者的任何行動，我們是能夠避免的，也是應當避免的，反之，則必須采取行動。我們已經懂得，在我們精心規劃中立法案的時候，我們在中立法的實施上可能出現不平衡和不公正――實際上可能有助於侵略者而不利於受害者。自衛的本能警告我們，我們再也不應讓這種事重演了。
我們還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個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訓，即常備不懈可以大大減少敵人進犯的可能性。……首先，我們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武裝力量和防衛設施，以擊退敵人對我們的戰略要地和關鍵設施的突然襲擊，因為兩者是保證我們堅持抵抗並取得最後勝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們必須要有那些關鍵設施的組織與場所，這樣才能立即利用並迅速擴大以適應一切需要，不致因敵人的襲擊而有嚴重中斷之虞。
總統宣讀的國際形勢講話在隨後幾個月內就由國會批準了，其行動比言詞更有說服力，因為有個別的國會議員也許並不相信局勢象總統所說的那樣嚴重。就中立法而論，盡管對總統的願望還有背離，他們仍投票通過了這些法規以及後來的軍事預算，並不明顯地表現出躊躇或反對總統的論點，即如有必要，當使用美國武裝力量保衛包括整個西半球在內的地區，而不隻是英國國土那一部分。關於這件事，即保衛圈的外緣界線應劃在哪裏的問題，國會同總統及其專家顧問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內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羅斯福總統於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給它以個人保證，在美國也並沒有引起什麽風波。加拿人雖不是泛美組織的成員國，可是對它卻是熱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個共和國，但美國仍然認為它是一個完全自治的國家；並認為這個國家在製度、語言、血統方麵以及確確實實在地理方麵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同美國更接近。而況門羅主義所規定的條款已使美國係擔了義務，即美國將以武力反對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變，除非加拿大從自治領地位正式改變為法律上的獨立。華盛頓所說的意見分歧，不是指美國的防區經陸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內，而是指防區的限度：為了要適應上文總統所講的外交與戰爭的新情況，防區應向西推進到太平洋的哪一線，向東又應推進到大西洋的哪一線。
置身於遙隔重洋的糾紛之外，這是美國對歐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過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決不會象發生東亞問題時的那種積極程度。當代美國公民的祖先來自舊世界的歐洲海岸而不是亞洲海岸，他們希望把政治上的煩惱拋在腦後。自從把“圓形的世界”改成為“環球航行”這個實用術語以來，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這並不對美國人的想象力有足夠的影響，使他們認清這一事實，即東亞和歐洲隻是同一充滿危險的大陸的兩個相對邊緣的不同名稱罷了。因此，美國接連好幾次到太平洋對麵去幾乎都是自找麻煩，而這些麻煩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對麵所急於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軍上將佩裏去叩中國的大門，把它從兩個半世紀之久的沉睡中喚醒過來；1898年，它輕易地把菲律賓群島從中國鼻子底下奪到手。那是一場戰爭的附帶結果，是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原則而打這一仗的，為的是要完全消滅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統治。
菲律賓定於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獨立。美國於1939年就在向此目標穩步的進，而菲律賓人卻開始猶豫起來。在殖民國家和它的臣民之間出現這種反常現象是應有的。因為在菲律賓人方麵，由於遲遲才認識到，名義上獨立的歡樂，可能會在事實上給他們帶來比過去在美國手裏或西班牙手裏所經曆的更要嚴峻得多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屈從。在美國方麵，看來其動機倒不是出於一旦同中國交戰，美國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防守這一塊遙遠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時把它拋棄。主要動機卻是一種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帝國主義者”就是怙惡不悛的歐洲人。這種理想主義使美國人對擔當“帝國主義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動機是精明善算的美國種植甘蔗和其他菲律賓產品的人，決心要把菲律賓從舒適的美國關稅壁壘內部推到荒涼的外部世界去。
美國在太平洋究竟應當承擔怎樣的防衛義務仍然是一個問題；關於這一點，早在1939年，美國海軍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與決心。此項政策與決心本來是可以作為對中國海軍的一個預先警告，即它們的美國對手在整個太平洋的廣闊海麵上有著龐大的海上作戰計劃，這在後來1941-1945年的戰爭中付諸實施並勝利地成功了。在美國的糖業界急於要把菲律賓甘蔗種植園摒之於美國關稅壁壘之外的同時，美國也同樣急於要確保自己在戰時能象在和平時期一樣從菲律賓獲得馬尼拉麻，並從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獲得橡膠、錫、銻、鉻、錳和鎢的供應。對美國經濟來說，這一地區的重要性遠較拉丁美洲為大。1939年，美國海軍已在太平洋的一係列作為踏腳石的島嶼大事擴充其設施。海軍在關島除改善其海軍設施外，還有鞏固其防務的計劃，因而同國會發生衝突。關島屬美國所有，四周環抱的島嶼從前都是德國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解決以來，這些島嶼都置於中國委任統治之下。眾所周知，長期來中國一直在這些島嶼上建築防禦工事，它既違反委任統治條款，又與第十九條相抵觸。該條約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後遂使美國從此得以放手對中國破壞國際條約的行為進行報複。美國人雖則厭惡中國人，憎恨他們侵略中國，對美國出口商的唯利是圖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是喂飽中國戰爭機器的主要物資供應者)，但這時對中國的一味忍讓又再度表現出來，1937年12月“班乃”號事件的嚴峻考驗對此提供了證明。就關島而論，海軍的防禦工事不得不推遲執行，因為在有輿論支持的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看來，凡是對中國挑釁並與美國為保衛孤立而重新武裝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計劃，國會顯然都不願予以考慮。
二十世紀前半期，德國具有足以統治歐洲其餘地區的良好位置和良好裝備。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的人口和生產中心向東轉移以前，法國居於歐洲的中心地位，但這時這種地位已為德國所取代了。在歐洲大陸，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擁有最多的技術熟練的人力資源。的確，在這半個世紀中，德國的工業潛力超過了世界各國，隻有美國例外。德國很可能使自己提高到，甚或超過美國工業潛力的水平，隻要德國不是過早地同美國作戰，而是設法把大陸上鄰近各國的經濟吞並進來，以增強自己的龐大的國民經濟。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這些國家的領土實際上都已在德國的統治之下了。
在希特勒所看不到的經濟活動方麵――例如財政方麵――即使在1940-1945年這一短時期內，德國的技術能力在促使希特勒的歐洲一體化上其實已經及時取得了相當可觀的進展。而且由於一個紹克爾和一個施佩爾的才幹，在統一使用勞動力和工業設備上，也取得了某些進展，盡管在這些方麵，由於德國技術專家們的努力遭到了希特勒的阻撓，因而效率大減。希特勒的個人天賦給德國帶來了唾手可得的擴張機會，而希特勒卻阻撓德國高超的技術力量乘機收獲，這一點，無疑是希特勒的歐洲大廈――以及在同一場巨大災難中與之同歸於盡的俾斯麥的德意誌大廈――所以倒坍的最為深刻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在法國淪陷後的第二天，或者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在簽訂慕尼黑協定後的第二天，處於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曆史上某一位創建帝國的英主，那麽，我們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壞他的前輩和他本人親手的建樹，達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裏那副牌，不是在他手裏，而是在奧古斯都，劉邦或是居魯士的手裏，靠了那副牌，這等雄材大略的人物還有什麽大事業幹不出來呢？他無疑會以希特勒的歐洲建成一個全球性的帝國，在開國者去世以後，帝國還將延續達四百年之久。拿破侖同希特勒很相似，他也缺乏奧古斯都的穩健，雖則就所擁有的凱撒般的高度權力而言，他同希特勒當然相去甚遠。但是哪怕是拿破侖，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麽，他或許也可能使他的帝國避開莫斯科和滑鐵盧這些礁石而破浪前進。因為拿破侖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蘭西臣民麵前表現得不僅是一個征服者和剝削者，而且是一個帶來寶貴的行政管理與文化禮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個解放者――拿破侖之所以能從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獲，正是憑了這一點。拿破侖的那些槍騎兵為他戰鬥到最後一息，德國猶太人海涅在其《偉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侖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樣也有力量能贏得不是波蘭人而是烏克蘭人的效忠，並能受到不是猶太人而是俄國基督教徒和資產階級的歌頌，因為他本來可以大發慈悲，耙平一個**地獄，把這些人從墓穴中救出來，使他們重見天日。但是，這種胸襟開闊的拿破侖式業績，卻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盡管希特勒和拿破侖都不是他們成為**者的那個國家的土生土長的兒子，他們在對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卻都反映出了他們所歸化的那個國家的傳統態度。拿破侖接受了一種非科西嘉的十八世紀和十七世紀法國傳統，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傳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種非奧地利的普魯士傳統，他感覺取得權力而不嚐點鮮血的滋味就沒有樂趣。騎在外國民族的頭上而不敲打他們的腦袋，讓他們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會感到心滿意足的，他寧可失去一切贏得他們友情和取得他們合作的機會，而不願放棄這種虎狼一般的樂趣。拿破侖為了設法贏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誠，給自己戴上了倫巴底的鐵鑄王冠，希特勒是決不會屈尊仿效拿破侖這種手法的。從理論上說，在希特勒的歐洲，意大利人並不是被征服的鄉下佬，而是羅馬-柏林軸心中同德國人平起平坐的夥伴。然而，關於怎樣同這些名義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唯一的想法就是：運用德國占壓倒優勢的實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實際上是德國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對德國統治的怨恨與惶恐卻發揮了作用，隨著英美攻入意大利，兩者一起在1943年促進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和脫離軸心國的行動。何況希特勒還沉緬於他那種普魯士式的樂趣，盛氣淩人地維護他對衛星國和被征服民族的統治。希特勒一度對之稍示體恤和寬容的唯一被征服的國家，乃是維希法國，此中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希特勒自己對法蘭西海外帝國鞭長莫及，所以想借此誘使維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戰鬥的法國人和他們的英語盟友。而一旦盟軍在法屬西北非登陸，希特勒便立即予以報複，對維希法國實行軍事占領。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種固執的幻想為根據，認為這場戰爭是短暫的、易於取勝的)是：“隻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攜帶武器”。這種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為了蠱惑人心，不肯充分動員德國人力，或者不如說根本不肯動員德國婦女的人力(出於對這場戰爭的同一個根本錯誤的估計)，使他在極其需要軍隊的時刻，作戰兵力卻陷於枯竭。在戰爭末期，希特勒確曾同意采用某些辦法來大規模地彌補德軍人力的不足：強迫屬於非大俄羅斯民族的蘇聯戰俘入伍，並接受被征服國家的“合作分子”來服兵役(這些“合作分子”心裏明白，如果納粹分子人頭落地，他們自己也會人頭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終不曾勸說――也始終不想勸說――他的歐洲的任何一個名義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們相信他們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沒有一個烏克蘭人象拿破侖的忠實的波蘭走狗波尼亞托夫斯基那樣，公開站出來真誠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說他們為保存希特勒的歐洲而戰鬥，就是為他們自己民族的事業而戰鬥，羅森貝格力圖使烏克蘭人接受這種想法，卻遭到希特勒的破壞，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歐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當作畜牲看待，認為他們活著隻是為了供日耳曼人驅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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