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大塚三郎帶著幾個小鬼子，抑鬱地在各家醫院穿梭。
興隆接二連三發生襲擊“皇軍”事件，而且是特別“殘暴”的那種。
導致“大日本皇軍”損失慘重，死傷已超過一千八百餘人。
還有第八師團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於寺山少佐臨死前發出的自由出擊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聯絡不上情況不明。
關東軍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訓斥的就是他這個宣撫官。
他覺得理由似乎有些說不過去，畢竟自己隻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階情報官。
別說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勸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擊，也是不可能的。
不過，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難以壓抑的憤懣來說，還隻是小小的一點心事！
全力協助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司令部，聯手淡化這些“事件”。
才是他這個小小的大尉宣撫官，急迫進行著，且必須完成的重任。
有沒有搞錯啊，淡化“事件”？
一貫得寸進尺的小鬼子，什麽時候，變得這麽好說話啦？
要知道去年(1935年)，興隆縣黃花川孫杖子農民孫永勤率眾抗日，打擊了日偽。
鬼子還出動長城各口及天津駐軍，聯合國民政府河北省特警總隊的六個中隊、加遵化保安隊、再加民團。
於5月中旬，雙方共計出動一萬餘兵力。
動用飛機大炮，將孫部圍困於遵化茅山，徹底“剿滅”。
由於國民政府“配合剿滅抗匪有功”，日方還特地於7月份就“恩賞”了個《何梅協定》。
嚴令撤銷察哈爾、河北、平津等地的國民黨黨部，撤走一大批國民政府軍。
還包辦、撤換了這些地區一批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確確實實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辭勞苦地替國民政府負擔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
要知道，小鬼子為推行侵占中國的目的。
從1935年起，就全麵加強了對華北的侵略步驟。
當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發表外交政策演說，鼓吹“日中親善”、“經濟提攜”的對華新方針。
2月，蔣介石、汪精衛公開表示讚同和響應，並聯名發布嚴禁排日運動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兩國同時發表將公使升格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卻不斷製造事端，企圖通過華北政權特殊化方式，把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
其第一個步驟就是削弱國民政府對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的控製。
5月29日，鬼子借口國民政府援助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暗殺事件。
向國民政府提出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調關東軍入關進行威脅。
國民政府繼續妥協退讓。
於6月10日頒布“敦睦邦交令”嚴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論行為。
對於鬼子“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交的“覺書”及附帶事項。
何應欽複函承諾：“接受日方全部條件”。
其內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所有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河北省主席、平津兩市市長；取締一切排日抗日團體和活動等。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在此前後，鬼子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爾張北地區中隊拘留日本特務一事。
指令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向國民政府進行要挾。
並調動軍隊屯駐察省邊界，派飛機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奉命與土肥原賢二進行談判。
於6月27日以雙方換文形式達成所謂的《秦土協定》：
中國方麵擔保日本人今後在察省自由往來無阻；取消察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自該地區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等。
如此這般，使得冀察兩省主權大部喪失，華北門戶大開！
基於這樣的“豐碩成果”，小鬼子繼而采取第二步驟——策動華北五省（冀、察、綏、晉、魯）“自治”運動。
以“建立一個在日本領導下，同‘滿洲國’有密切關係的特殊區域”。
10月，鬼子內閣會議通過了廣田外相的“對華三政策”和“鼓勵華北自治案”。
10月23日，鬼子煽動香河、昌平、武清等縣漢奸地主武裝占領香河縣城，組織臨時維持會。
11月25日，小鬼子唆使國民政府河北省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漢奸殷汝耕。
在通縣宣布，冀東22縣“脫離中央自治”，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而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呢？
既不樂見華北自治，又攝於鬼子的武力威脅。
繼續采取妥協退讓政策，以迎合鬼子的種種要求。
11月2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撤銷北平軍分會，其職責由軍委會直接處理。
以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授權二人商議處理華北危機辦法。
12月11日，又明令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
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容納小鬼子推薦的著名漢奸王克敏、王輯唐、齊燮元等為委員。
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
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的半“自治”政權。
為了堵國人之口，討好日本人。
後世漿果粉們的“千古蔣公”，介石先生。
於1935年6月10日頒布“敦睦邦交令”嚴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論行為。
規定軍警可以對任何排日反日言論，進行最為有效的武力彈壓，保證“中日友好”。
又於今年（1936年）在對外關係報告中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
“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
“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
可以說，鬼子簡直是想要啥，就來啥嘛！
隻是，風雲莫測啊！
7月間（1936年），蔣中正先生居然在“部分不識好歹的支那人”壓力下表示。
絕不與“大日本帝國”，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定
而8月間，剛剛恢複接觸的“日中外交談判”。
日方“好心”連續提出，杜絕排日反日言行、華北經濟提攜、減低關稅、共同防共要求。
“支那”代表居然“出爾反爾”不顧“邦交敦睦”地提出，廢除簽日中訂不久一些協定。
並希望日方取消冀東偽政權，解散察東、綏北偽軍，停止走私。
日本方麵正納了悶了，一貫“熱情服務”的支那國民政府，哪來這般膽子囉裏囉嗦。
這下通過“興隆係列事件”，可都清楚啦！
這簡直是令他們“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由於一些客觀原因，卻不得不忍！
可以說，鬼子高層，及具體執行的相關人員，由是憤懣至極嘍！
管窺一斑，大塚三郎僅是一斑“代表”。
興隆接二連三發生襲擊“皇軍”事件，而且是特別“殘暴”的那種。
導致“大日本皇軍”損失慘重，死傷已超過一千八百餘人。
還有第八師團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於寺山少佐臨死前發出的自由出擊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聯絡不上情況不明。
關東軍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訓斥的就是他這個宣撫官。
他覺得理由似乎有些說不過去，畢竟自己隻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階情報官。
別說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勸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擊，也是不可能的。
不過，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難以壓抑的憤懣來說，還隻是小小的一點心事！
全力協助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司令部，聯手淡化這些“事件”。
才是他這個小小的大尉宣撫官，急迫進行著，且必須完成的重任。
有沒有搞錯啊，淡化“事件”？
一貫得寸進尺的小鬼子，什麽時候，變得這麽好說話啦？
要知道去年(1935年)，興隆縣黃花川孫杖子農民孫永勤率眾抗日，打擊了日偽。
鬼子還出動長城各口及天津駐軍，聯合國民政府河北省特警總隊的六個中隊、加遵化保安隊、再加民團。
於5月中旬，雙方共計出動一萬餘兵力。
動用飛機大炮，將孫部圍困於遵化茅山，徹底“剿滅”。
由於國民政府“配合剿滅抗匪有功”，日方還特地於7月份就“恩賞”了個《何梅協定》。
嚴令撤銷察哈爾、河北、平津等地的國民黨黨部，撤走一大批國民政府軍。
還包辦、撤換了這些地區一批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確確實實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辭勞苦地替國民政府負擔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
要知道，小鬼子為推行侵占中國的目的。
從1935年起，就全麵加強了對華北的侵略步驟。
當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發表外交政策演說，鼓吹“日中親善”、“經濟提攜”的對華新方針。
2月，蔣介石、汪精衛公開表示讚同和響應，並聯名發布嚴禁排日運動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兩國同時發表將公使升格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卻不斷製造事端，企圖通過華北政權特殊化方式，把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
其第一個步驟就是削弱國民政府對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的控製。
5月29日，鬼子借口國民政府援助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暗殺事件。
向國民政府提出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調關東軍入關進行威脅。
國民政府繼續妥協退讓。
於6月10日頒布“敦睦邦交令”嚴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論行為。
對於鬼子“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交的“覺書”及附帶事項。
何應欽複函承諾：“接受日方全部條件”。
其內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所有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河北省主席、平津兩市市長；取締一切排日抗日團體和活動等。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在此前後，鬼子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爾張北地區中隊拘留日本特務一事。
指令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向國民政府進行要挾。
並調動軍隊屯駐察省邊界，派飛機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奉命與土肥原賢二進行談判。
於6月27日以雙方換文形式達成所謂的《秦土協定》：
中國方麵擔保日本人今後在察省自由往來無阻；取消察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自該地區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等。
如此這般，使得冀察兩省主權大部喪失，華北門戶大開！
基於這樣的“豐碩成果”，小鬼子繼而采取第二步驟——策動華北五省（冀、察、綏、晉、魯）“自治”運動。
以“建立一個在日本領導下，同‘滿洲國’有密切關係的特殊區域”。
10月，鬼子內閣會議通過了廣田外相的“對華三政策”和“鼓勵華北自治案”。
10月23日，鬼子煽動香河、昌平、武清等縣漢奸地主武裝占領香河縣城，組織臨時維持會。
11月25日，小鬼子唆使國民政府河北省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漢奸殷汝耕。
在通縣宣布，冀東22縣“脫離中央自治”，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而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呢？
既不樂見華北自治，又攝於鬼子的武力威脅。
繼續采取妥協退讓政策，以迎合鬼子的種種要求。
11月2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撤銷北平軍分會，其職責由軍委會直接處理。
以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授權二人商議處理華北危機辦法。
12月11日，又明令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
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容納小鬼子推薦的著名漢奸王克敏、王輯唐、齊燮元等為委員。
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
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的半“自治”政權。
為了堵國人之口，討好日本人。
後世漿果粉們的“千古蔣公”，介石先生。
於1935年6月10日頒布“敦睦邦交令”嚴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論行為。
規定軍警可以對任何排日反日言論，進行最為有效的武力彈壓，保證“中日友好”。
又於今年（1936年）在對外關係報告中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
“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
“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
可以說，鬼子簡直是想要啥，就來啥嘛！
隻是，風雲莫測啊！
7月間（1936年），蔣中正先生居然在“部分不識好歹的支那人”壓力下表示。
絕不與“大日本帝國”，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定
而8月間，剛剛恢複接觸的“日中外交談判”。
日方“好心”連續提出，杜絕排日反日言行、華北經濟提攜、減低關稅、共同防共要求。
“支那”代表居然“出爾反爾”不顧“邦交敦睦”地提出，廢除簽日中訂不久一些協定。
並希望日方取消冀東偽政權，解散察東、綏北偽軍，停止走私。
日本方麵正納了悶了，一貫“熱情服務”的支那國民政府，哪來這般膽子囉裏囉嗦。
這下通過“興隆係列事件”，可都清楚啦！
這簡直是令他們“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由於一些客觀原因，卻不得不忍！
可以說，鬼子高層，及具體執行的相關人員，由是憤懣至極嘍！
管窺一斑，大塚三郎僅是一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