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俟先生來台，真可謂是雪中送炭啊！”在台北圓山飯店的金龍廳內，當甜美的服務員為每位賓客上到第三道菜：鴛鴦明蝦球之時，坐在席間主位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微笑著率先舉起了手中的酒杯，起身敬酒。“愧不敢當，愧不敢當，萬俟昊隨家父漂泊海外多年，此番赴台還要連主席多多提攜。”望著落地窗外基隆河景的萬俟昊連忙起身，與連戰及諸位國民黨的要員一一碰杯。“萬俟先生才幹出眾，在台灣必能有一番大作為，提攜之說從何談起，今後隻怕是我這位老朽要請你多多襄助才是。”連戰與萬俟昊相視一笑，各自喝完了杯中醇酒。
那一夜的接風宴上，日任國民黨要職的諸位黨魁輪番向萬俟昊敬酒，但是在那富麗堂皇的金龍廳內大家所暢談的無非是一些噓寒問暖的套話。萬俟昊也深知政權更迭之後，台灣島內的號稱“八大金剛”的情報部分都已改投門廳，而連戰等國民黨要員的行動更可能早已在對方的嚴密監控之中。如果不是總參二部為了他的這次赴台早已進行了充足的準備，連戰等人也不敢如此大方的在台北最著名的圓山飯店大擺筵席。
“越是隱秘的滲透越是大張聲勢，畢竟你此後還要在島內長時間的開展工作。”歡宴散去，已有些微醺之態的連戰挽著萬俟昊的手走出圓山飯店。但是邀請萬俟昊坐在自己的專車之後，這位已經年近古稀的老人卻突然微笑著對身邊的萬俟昊說道。“憑心而論，我沒有想到自己竟會執行這樣的任務。”在相對隱秘的車廂內，萬俟昊不禁感歎道。“事實上我也沒有想到最終我們和北京方麵竟會有這種方式開始‘第三次國共合作’。沒有辦法，在完成‘軍隊國家化’之後，事實上曾經顯赫一時的國民黨已經無力保護自己。一夜之間我們這個擁有數百萬黨員的政治團體又回到了同盟會時代。”連戰苦笑著回答道。在一路前行的漫漫長路之上，連戰開始向萬俟昊講解台灣當時所麵臨的局麵。
一個民族要自立，則勢必要建立自己的軍隊，而軍隊規模和這個國家的環境關係密切，自秦漢以來中華民族所處的戰略處境便空前不利，可以說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就必然要求中原的漢民族建立一支足夠強大的常備軍。但是如何有效的統攝這支力量，一直是困繞中國統治者的大問題。唐朝設重兵於邊塞，內腹空虛，東北的邊防軍安祿山一反，勢如破竹就打下兩都，回頭平叛還主要依賴西北的邊防軍――郭子儀、李光弼的朔方軍。而且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朝廷無可奈何，這是尾大不掉的弊端。宋朝全麵修正，把全國主力集中於京師附近的禁軍。內部倒是安寧了,卻造成邊塞軍力不足，而且大批軍人在首都附近的繁華地區嬌生慣養，其戰鬥力大成問題。弊端就是邊防不振，最後成了漢民族政權裏頭一個被徹底征服的政權，漢民族結結實實當了近百年的三四等人。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奪取帝位後，遷都北京，一定程度上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一方麵，首都靠近邊塞，周圍自然可以集中大量軍隊，另一方麵，北京地區冬季嚴寒，夏季酷熱，將士飽經風霜之苦，不會象內地駐軍被溫柔奢華弄得有氣無力。這一決策一直為明清所沿襲，也就保證了明清的統治在傳統條件下相對穩固。
滿清滅亡之後，中國的知識界對民主憲政的熱情出現了空前的高漲，但是如何實現對軍隊的控製上卻成為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皇帝這個舊權威被打倒之後，軍隊的效忠對象發生了迷茫：理論上當然是國家，可誰是國家利益的捍衛者？這就開始了分歧：政客們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誤國賣國，倒很容易把這些帽子戴到對手的頭上。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軍隊在思想上產生迷茫，在政治利益的唆使之下各級軍官蛻化為軍閥互相攻伐也就成為了必然。而在接連碰壁之後，孫中山接受蘇聯的經驗，最終在黃埔締造了國民革命軍，這支軍隊最終在蔣介石的手中名義上統一了全國。但是由於擴充太快吸收了太多舊軍閥的力量，以及國民黨黨內先天不足的派係林立，最終導致了國民革命軍迅速腐化、墮落，最終被從其中破繭而出的中國**所領導中國人民國防軍趕出了大陸。
而在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曾一度頒發戒嚴令，以黨、政、軍、特為四大統治支柱。可以說與其在大陸“國統區”的統治手法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不及。在長達38年的戒嚴期間，台灣島內共發生政治案件29000多起，受迫害的人超過14萬人。更有很多政治謀殺，比如著名的台灣軍情局派黑社會殺手到美國殺害作家江南。因此在1987年蔣經國先生宣布“解戒”之後，從新店軍人監獄、土城仁教所、內湖、泰源及綠島等所謂民主鬥士們便開始大力的鼓吹“戒嚴讓台灣民主付出了沉重代價”，應該推行“軍隊國家化”。
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就是指軍隊不專屬於某個特定的人士擁有，無政黨派係的分別，隸屬於全國人民所擁有的，使全國的軍隊皆受國家的編組和控製，在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民主製度的先驅者眼中，“軍隊國家化”不僅是尊重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同時也是維持國家安定的關鍵基礎。但是在孫中山等人的宏偉藍圖之中“軍隊國家化”並非是可以一躇而就的事情。
早在新亥革命前後孫中山便提出了由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領導的革命軍起事，到革命的完成、民主共和製度的實現，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這就是他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說”思想，即經過軍法時期、約法時期，最後到達憲法時期。“此三期，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汙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孫中山的“三步說”，既表明了他對民主共和的堅定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又表明了他一直為真正實現民主共和的目標尋求具體的途徑，使他的民主共和思想具有較高的現實性。而“軍隊國家化”正是國家結束“訓政”時代走入“憲政”時代的重要標誌。
“誠如貴黨先賢周恩來先生所提倡的‘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在今日的台灣雖然已經實現了政黨輪替，但事實上所謂的民選政府依舊是建立在‘街頭政治’和‘黑金政治’之上的。廣大民眾依舊無力左右自己的命運。在這個前提枉談所謂的‘軍隊國家化’，事實上不過某些為盜取國家武裝推行自己即定政策的伎倆而已。”身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信徒，連戰顯然對目前台灣島內的政治走向洞若觀火。
在國民黨的百年曆史之中曾兩度宣布實施“軍隊國家化”，第一次是在1945年9月，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首次宣示軍隊國家化。緊接著於10月10日，它和中國**代表達成雙十會談紀要。12項的協議之一就是第9項的軍隊國家化。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蔣介石消弭中國**武裝的一種政治手腕而已。最終在1947年所謂的“軍隊國家化”進程最終蔣介石所發動的內戰所悍然終止了。而第二次則是在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後，由**、**等“**”勢力政治家所推動的實施。如果說第一次“軍隊國家化”不過是一場政治秀的話，那麽第二次“軍隊國家化”則完全是一場監守自盜的“竊取權力”。
**可以說是國民黨中的“戈爾巴喬夫”，為了鞏固自己的那來之不易的權力，推行他個人的“**”理念。他一直視龐大的國民黨為自己最大的障礙。隻是他個人沒有戈爾巴喬夫那般巨大的權柄，國民黨也還沒有象蘇聯**那般病入膏肓。因此他隻能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不斷從內部分裂國民黨。同時在西方世界輿論的幫助下推行所謂的“軍隊國家化”。隨著國民黨的分裂，軍隊最終被冠之以“國家化”。但事實上所謂“國家化”的軍隊實際上不過是“**化”的軍隊。
“軍人也是有**的。先不說‘利’，但說‘名’。幹了一輩子的軍人，在台灣地區的軍隊當中自然會有一些人希望能在退役前不論時間的長短最起碼能擁有個少將頭銜。這是因為不管是少將還是上將，他們都可以被稱之為將軍了。但是軍隊已經執行‘精實案’多年，成為將級人物可以說是越來越困難。所以，除了實力、表現等等，想要升官的部分校級軍人很自然地要學會跟隨著政治正確這條路線或風向走。”談起台灣軍隊高層這些年來的變化，連戰多少有些痛惜。
台灣軍隊有一個特殊的情況，那就是有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之分，所謂“外省人”大多數49年後隨蔣介石敗退到台灣的那一批人及其後代，雖然人數不多，但卻由於長期以來在軍隊中積累的經驗和人脈更有機會被委以重任。所謂在台灣地區的軍隊之中中上級軍官大多是“外省人”，而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卻大多是“本省人”。為了變“蔣家軍”為“李家軍”，**提出了所謂高級將領“年輕化”。但當人們發現在“年輕化”招牌下提拔擔任要職的都是台籍將領時，才明白**所謂的“年輕化”，不過是將軍隊台灣“本土化”和“**化”而已。在掌握了軍隊之後，**便不顧自己所謂推行“軍隊國家化”的門麵，在其任內頻頻以黨政軍領導人的身份幹涉軍隊的行動。
1991年，台灣軍隊曾在“行政院長”郝柏村默許下，由秘密擬訂了一項作戰計劃。該計劃準備讓參加行動的台軍打著年度例行性“漢疆演習”的旗號，預備由45名精銳傘兵突擊隊搭乘8架陸軍uh－1h直升機強行登上釣魚島，然後鎖定炸毀日本燈塔設施，緊接著為宣示主權插上“中華民國的國旗”，再由海空機艦掩護撤離。但卻由於親日派的**的橫加阻撓而最終胎死腹中，致使中華民族一度錯失“保釣”良機。
而對於這種手法，**自然“蕭規曹隨”，提出他在第一個任期內的最大目標就是軍隊國家化。嚴格來講，已經國家化的軍隊要服膺中華民國憲法規範與憲政體製、嚴守中立的立場、不介入政治鬥爭和不做為私人武裝鬥爭的工具。但實際上卻上台伊始便掌握與控製了台灣情報機關。更安插了眾多民進黨員進入軍隊高層，例如國防部副部長康寧祥等。在短短幾年，**便至少核準晉升了300多名將領。而那些保有“大中國思想”以及“不支持防衛性公投”的將領當然無緣上進的。而一直鼓吹“政工無用論”的**曾一度宣稱台灣軍隊的政工係統的職掌與功能已重新調整，從過去特定政黨的“監軍”轉變成真正保障官兵福祉的單位。但事實上所謂的變化，不過是總政治作戰局早就不再灌輸給軍人有關**的不好。取而代之的是要在軍隊中樹立“台灣人”的意識。當然，能夠接受**的這一批職業軍人就變成了主要的爭取對象。可以說在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旗號下所進行的不過是台灣軍隊的“民進黨化”和“**化”。而憲兵部隊和台灣海軍陸戰隊更成了民進黨全力掌控的“禦林軍”。
“我們的政黨曾經有湧現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曾經打響過‘武昌首義’。一旦民進黨鋌而走險，我相信我們的黨員和軍隊都會群起而攻之的。”麵對民進黨上台之後，對台灣軍隊的全麵控製和在“**”的路線之上日漸走遠，國民黨內部不乏慷慨激昂之士。“現在是21世紀，我們的黨員還能麵對雪亮的刺刀而不退縮嗎？還能從已經被**思想洗腦的軍隊之中找出眾多仁人誌士嗎？即便可以，倉促成軍之下的烏合之眾也始終無法匹敵職業化的虎狼之師。”對於這些豪言壯語，連戰卻有著清晰的認識，經過了百年的風雨飄搖，連戰相信在今日的國民黨中或許不乏宋教仁那樣的政治家和陳布雷那樣文膽，但是恐怕再難尋覓黃興那般的軍事領袖和蔡鍔那樣的軍中豪傑。
“在中國曆史上有過這樣一支軍隊，他們曾經在數倍於己的環境之下孤軍奮戰，曾以簡陋的武器打敗過武裝到牙齒的敵人。雖然他們曾經與我們背道而馳，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他們或許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在連戰等國民黨元老的極力倡導之下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序幕在台灣海峽的上空悄然揭開。
萬俟昊抵達台灣之後，首先要作的並不是對民進黨的漸進式“**”采取相應的攻勢，而是在國民黨的幫助之下著手開辦“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名義上隻是一家為島內企業提供安全保護服務的科技公司。但在招聘安保人員的掩護之下，萬俟昊開始秘密的訓練一支能在危機關頭左右台灣政局的武裝。“必要的時候，你和你的部隊必須能夠阻擊民進黨的軍隊、保護國民黨的首腦24小時以上，24小時後我們的部隊便有把握解放台北。”這便是曹陽上將對他的期許。
除了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特種部隊中抽調的少數精英之外，萬俟昊的“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一線兵員來自於台灣各地的眷村子弟。眷村並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灣當局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給軍人家屬安排的居住地，是時代的產物。1949年，大約120萬來自大陸的國民黨軍人、軍眷、流亡學生及企業家、公務員等，背井離鄉隨國民黨政權遷往台灣，其中60萬是軍人。他們隨即進駐台灣各大軍事要地。而那些逃難的人幾乎沒帶什麽錢，家屬當然也沒地方住。為了免除軍人的後顧之憂，台灣當局動用從大陸帶來的黃金對他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安置，無法安置在營房或隨軍移動的眷屬，就暫住在學校、寺廟、農舍或牛棚裏，有的還自行搭建了簡陋的臨時住所。這就是眷村，也是台灣最早的社區。據統計，當時鼎盛時全台灣共有眷村763個，眷戶96082家。
對於台灣而言眷村是個獨立的小社會，這種封閉狀態也形成了眷村人非常排外的性格。每當碰到村中打群架的時候，那打架雙方就一定是眷村人與台灣本土人。有時候是眷村人一同趕走來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有時候是眷村人幫助受欺負的眷村人，與村外人大打出手，這樣的情況多發生在學生之間。可以說，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過童年的。
而眷村人的政治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在台灣“眷村”代表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含義，等同於反“**”。當年遷往那裏的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國民黨軍人及家眷，他們服從於國民黨，是國民黨最忠實的擁護者。在遷居的早期，每逢重要節日，幾乎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懸掛“青天白日旗”。雖然隨著國民黨失去執政權以及黨內分裂，這樣的場景在近年來已經不多見了。眷村人的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但反“**”的理念一直不曾動搖過。自從民進黨上台以來，時有拋出“**”言論，幾乎每次都會遭到眷村人的強烈抗議和反對。他們有著至死不渝的“祖國認同感”。在他們心中，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土地。
因此當國民黨通過自身的網絡向眷村居民發布了相關信息之後，數以千計的眷村青年便經過嚴格的政治篩選之後，加入到了“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旗下。成為了國民黨在未來島內政治博弈之中最為堅定的武裝基石。而隨著島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後期，打著所謂“國家安全”的政治旗號，到處懷疑“匪諜就在你身邊”；對台灣社會展開意識形態的鬥爭，給統派貼上“聯共賣台”的標簽，使台灣社會處在噤若寒蟬的政治氣氛中。難怪社會各界以“綠色恐怖”，來形容民進黨上台以後不擇手段打擊政治對手的卑劣手法。台灣南部泛綠陣營的地下電台在廣播節目中號召“勇敢的台灣人”組成“敢死隊”，不惜流血、犧牲性命，一定要找機會殺死連戰、馬英九等“中國代言人”。雖然雙方真正的劍拔弩張最終沒有出現，但是看似平靜的水麵之下，激烈的暗戰事實上從未終止過。
而在2004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中，民進黨更一手炮製了所謂的槍擊案試圖在票選不利的情況下製造混亂。台灣憲兵部隊和海軍陸戰隊奉命開進台北，實施全麵戒嚴。而台灣各特種部隊甚至接到了攻占國民黨總部，扣押國民黨首腦的“特別行動令”。在這樣的危局之下，真是萬俟昊率領著“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安保”部隊連夜駐守國民黨總部，作好了迎接惡戰的準備。才最終令一場腥風血雨消弭於無形。
此刻時過境遷，台海上空的陰雲已經被大中國的雄風吹散於無形。重新站在“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頂樓，遙望著整個台北。一個全新的責任感不禁油然而生，分裂和內耗已經遠去，剩下的將是便是如何在新的世紀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曆史價值並未消失，相反在未來的歲月裏將煥發更為重要的作用。
那一夜的接風宴上，日任國民黨要職的諸位黨魁輪番向萬俟昊敬酒，但是在那富麗堂皇的金龍廳內大家所暢談的無非是一些噓寒問暖的套話。萬俟昊也深知政權更迭之後，台灣島內的號稱“八大金剛”的情報部分都已改投門廳，而連戰等國民黨要員的行動更可能早已在對方的嚴密監控之中。如果不是總參二部為了他的這次赴台早已進行了充足的準備，連戰等人也不敢如此大方的在台北最著名的圓山飯店大擺筵席。
“越是隱秘的滲透越是大張聲勢，畢竟你此後還要在島內長時間的開展工作。”歡宴散去，已有些微醺之態的連戰挽著萬俟昊的手走出圓山飯店。但是邀請萬俟昊坐在自己的專車之後，這位已經年近古稀的老人卻突然微笑著對身邊的萬俟昊說道。“憑心而論，我沒有想到自己竟會執行這樣的任務。”在相對隱秘的車廂內，萬俟昊不禁感歎道。“事實上我也沒有想到最終我們和北京方麵竟會有這種方式開始‘第三次國共合作’。沒有辦法，在完成‘軍隊國家化’之後，事實上曾經顯赫一時的國民黨已經無力保護自己。一夜之間我們這個擁有數百萬黨員的政治團體又回到了同盟會時代。”連戰苦笑著回答道。在一路前行的漫漫長路之上，連戰開始向萬俟昊講解台灣當時所麵臨的局麵。
一個民族要自立，則勢必要建立自己的軍隊，而軍隊規模和這個國家的環境關係密切，自秦漢以來中華民族所處的戰略處境便空前不利，可以說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就必然要求中原的漢民族建立一支足夠強大的常備軍。但是如何有效的統攝這支力量，一直是困繞中國統治者的大問題。唐朝設重兵於邊塞，內腹空虛，東北的邊防軍安祿山一反，勢如破竹就打下兩都，回頭平叛還主要依賴西北的邊防軍――郭子儀、李光弼的朔方軍。而且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朝廷無可奈何，這是尾大不掉的弊端。宋朝全麵修正，把全國主力集中於京師附近的禁軍。內部倒是安寧了,卻造成邊塞軍力不足，而且大批軍人在首都附近的繁華地區嬌生慣養，其戰鬥力大成問題。弊端就是邊防不振，最後成了漢民族政權裏頭一個被徹底征服的政權，漢民族結結實實當了近百年的三四等人。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奪取帝位後，遷都北京，一定程度上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一方麵，首都靠近邊塞，周圍自然可以集中大量軍隊，另一方麵，北京地區冬季嚴寒，夏季酷熱，將士飽經風霜之苦，不會象內地駐軍被溫柔奢華弄得有氣無力。這一決策一直為明清所沿襲，也就保證了明清的統治在傳統條件下相對穩固。
滿清滅亡之後，中國的知識界對民主憲政的熱情出現了空前的高漲，但是如何實現對軍隊的控製上卻成為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皇帝這個舊權威被打倒之後，軍隊的效忠對象發生了迷茫：理論上當然是國家，可誰是國家利益的捍衛者？這就開始了分歧：政客們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誤國賣國，倒很容易把這些帽子戴到對手的頭上。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軍隊在思想上產生迷茫，在政治利益的唆使之下各級軍官蛻化為軍閥互相攻伐也就成為了必然。而在接連碰壁之後，孫中山接受蘇聯的經驗，最終在黃埔締造了國民革命軍，這支軍隊最終在蔣介石的手中名義上統一了全國。但是由於擴充太快吸收了太多舊軍閥的力量，以及國民黨黨內先天不足的派係林立，最終導致了國民革命軍迅速腐化、墮落，最終被從其中破繭而出的中國**所領導中國人民國防軍趕出了大陸。
而在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曾一度頒發戒嚴令，以黨、政、軍、特為四大統治支柱。可以說與其在大陸“國統區”的統治手法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不及。在長達38年的戒嚴期間，台灣島內共發生政治案件29000多起，受迫害的人超過14萬人。更有很多政治謀殺，比如著名的台灣軍情局派黑社會殺手到美國殺害作家江南。因此在1987年蔣經國先生宣布“解戒”之後，從新店軍人監獄、土城仁教所、內湖、泰源及綠島等所謂民主鬥士們便開始大力的鼓吹“戒嚴讓台灣民主付出了沉重代價”，應該推行“軍隊國家化”。
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就是指軍隊不專屬於某個特定的人士擁有，無政黨派係的分別，隸屬於全國人民所擁有的，使全國的軍隊皆受國家的編組和控製，在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民主製度的先驅者眼中，“軍隊國家化”不僅是尊重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同時也是維持國家安定的關鍵基礎。但是在孫中山等人的宏偉藍圖之中“軍隊國家化”並非是可以一躇而就的事情。
早在新亥革命前後孫中山便提出了由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領導的革命軍起事，到革命的完成、民主共和製度的實現，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這就是他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說”思想，即經過軍法時期、約法時期，最後到達憲法時期。“此三期，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汙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孫中山的“三步說”，既表明了他對民主共和的堅定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又表明了他一直為真正實現民主共和的目標尋求具體的途徑，使他的民主共和思想具有較高的現實性。而“軍隊國家化”正是國家結束“訓政”時代走入“憲政”時代的重要標誌。
“誠如貴黨先賢周恩來先生所提倡的‘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在今日的台灣雖然已經實現了政黨輪替，但事實上所謂的民選政府依舊是建立在‘街頭政治’和‘黑金政治’之上的。廣大民眾依舊無力左右自己的命運。在這個前提枉談所謂的‘軍隊國家化’，事實上不過某些為盜取國家武裝推行自己即定政策的伎倆而已。”身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信徒，連戰顯然對目前台灣島內的政治走向洞若觀火。
在國民黨的百年曆史之中曾兩度宣布實施“軍隊國家化”，第一次是在1945年9月，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首次宣示軍隊國家化。緊接著於10月10日，它和中國**代表達成雙十會談紀要。12項的協議之一就是第9項的軍隊國家化。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蔣介石消弭中國**武裝的一種政治手腕而已。最終在1947年所謂的“軍隊國家化”進程最終蔣介石所發動的內戰所悍然終止了。而第二次則是在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後，由**、**等“**”勢力政治家所推動的實施。如果說第一次“軍隊國家化”不過是一場政治秀的話，那麽第二次“軍隊國家化”則完全是一場監守自盜的“竊取權力”。
**可以說是國民黨中的“戈爾巴喬夫”，為了鞏固自己的那來之不易的權力，推行他個人的“**”理念。他一直視龐大的國民黨為自己最大的障礙。隻是他個人沒有戈爾巴喬夫那般巨大的權柄，國民黨也還沒有象蘇聯**那般病入膏肓。因此他隻能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不斷從內部分裂國民黨。同時在西方世界輿論的幫助下推行所謂的“軍隊國家化”。隨著國民黨的分裂，軍隊最終被冠之以“國家化”。但事實上所謂“國家化”的軍隊實際上不過是“**化”的軍隊。
“軍人也是有**的。先不說‘利’，但說‘名’。幹了一輩子的軍人，在台灣地區的軍隊當中自然會有一些人希望能在退役前不論時間的長短最起碼能擁有個少將頭銜。這是因為不管是少將還是上將，他們都可以被稱之為將軍了。但是軍隊已經執行‘精實案’多年，成為將級人物可以說是越來越困難。所以，除了實力、表現等等，想要升官的部分校級軍人很自然地要學會跟隨著政治正確這條路線或風向走。”談起台灣軍隊高層這些年來的變化，連戰多少有些痛惜。
台灣軍隊有一個特殊的情況，那就是有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之分，所謂“外省人”大多數49年後隨蔣介石敗退到台灣的那一批人及其後代，雖然人數不多，但卻由於長期以來在軍隊中積累的經驗和人脈更有機會被委以重任。所謂在台灣地區的軍隊之中中上級軍官大多是“外省人”，而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卻大多是“本省人”。為了變“蔣家軍”為“李家軍”，**提出了所謂高級將領“年輕化”。但當人們發現在“年輕化”招牌下提拔擔任要職的都是台籍將領時，才明白**所謂的“年輕化”，不過是將軍隊台灣“本土化”和“**化”而已。在掌握了軍隊之後，**便不顧自己所謂推行“軍隊國家化”的門麵，在其任內頻頻以黨政軍領導人的身份幹涉軍隊的行動。
1991年，台灣軍隊曾在“行政院長”郝柏村默許下，由秘密擬訂了一項作戰計劃。該計劃準備讓參加行動的台軍打著年度例行性“漢疆演習”的旗號，預備由45名精銳傘兵突擊隊搭乘8架陸軍uh－1h直升機強行登上釣魚島，然後鎖定炸毀日本燈塔設施，緊接著為宣示主權插上“中華民國的國旗”，再由海空機艦掩護撤離。但卻由於親日派的**的橫加阻撓而最終胎死腹中，致使中華民族一度錯失“保釣”良機。
而對於這種手法，**自然“蕭規曹隨”，提出他在第一個任期內的最大目標就是軍隊國家化。嚴格來講，已經國家化的軍隊要服膺中華民國憲法規範與憲政體製、嚴守中立的立場、不介入政治鬥爭和不做為私人武裝鬥爭的工具。但實際上卻上台伊始便掌握與控製了台灣情報機關。更安插了眾多民進黨員進入軍隊高層，例如國防部副部長康寧祥等。在短短幾年，**便至少核準晉升了300多名將領。而那些保有“大中國思想”以及“不支持防衛性公投”的將領當然無緣上進的。而一直鼓吹“政工無用論”的**曾一度宣稱台灣軍隊的政工係統的職掌與功能已重新調整，從過去特定政黨的“監軍”轉變成真正保障官兵福祉的單位。但事實上所謂的變化，不過是總政治作戰局早就不再灌輸給軍人有關**的不好。取而代之的是要在軍隊中樹立“台灣人”的意識。當然，能夠接受**的這一批職業軍人就變成了主要的爭取對象。可以說在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旗號下所進行的不過是台灣軍隊的“民進黨化”和“**化”。而憲兵部隊和台灣海軍陸戰隊更成了民進黨全力掌控的“禦林軍”。
“我們的政黨曾經有湧現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曾經打響過‘武昌首義’。一旦民進黨鋌而走險，我相信我們的黨員和軍隊都會群起而攻之的。”麵對民進黨上台之後，對台灣軍隊的全麵控製和在“**”的路線之上日漸走遠，國民黨內部不乏慷慨激昂之士。“現在是21世紀，我們的黨員還能麵對雪亮的刺刀而不退縮嗎？還能從已經被**思想洗腦的軍隊之中找出眾多仁人誌士嗎？即便可以，倉促成軍之下的烏合之眾也始終無法匹敵職業化的虎狼之師。”對於這些豪言壯語，連戰卻有著清晰的認識，經過了百年的風雨飄搖，連戰相信在今日的國民黨中或許不乏宋教仁那樣的政治家和陳布雷那樣文膽，但是恐怕再難尋覓黃興那般的軍事領袖和蔡鍔那樣的軍中豪傑。
“在中國曆史上有過這樣一支軍隊，他們曾經在數倍於己的環境之下孤軍奮戰，曾以簡陋的武器打敗過武裝到牙齒的敵人。雖然他們曾經與我們背道而馳，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他們或許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在連戰等國民黨元老的極力倡導之下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序幕在台灣海峽的上空悄然揭開。
萬俟昊抵達台灣之後，首先要作的並不是對民進黨的漸進式“**”采取相應的攻勢，而是在國民黨的幫助之下著手開辦“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名義上隻是一家為島內企業提供安全保護服務的科技公司。但在招聘安保人員的掩護之下，萬俟昊開始秘密的訓練一支能在危機關頭左右台灣政局的武裝。“必要的時候，你和你的部隊必須能夠阻擊民進黨的軍隊、保護國民黨的首腦24小時以上，24小時後我們的部隊便有把握解放台北。”這便是曹陽上將對他的期許。
除了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特種部隊中抽調的少數精英之外，萬俟昊的“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一線兵員來自於台灣各地的眷村子弟。眷村並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灣當局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給軍人家屬安排的居住地，是時代的產物。1949年，大約120萬來自大陸的國民黨軍人、軍眷、流亡學生及企業家、公務員等，背井離鄉隨國民黨政權遷往台灣，其中60萬是軍人。他們隨即進駐台灣各大軍事要地。而那些逃難的人幾乎沒帶什麽錢，家屬當然也沒地方住。為了免除軍人的後顧之憂，台灣當局動用從大陸帶來的黃金對他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安置，無法安置在營房或隨軍移動的眷屬，就暫住在學校、寺廟、農舍或牛棚裏，有的還自行搭建了簡陋的臨時住所。這就是眷村，也是台灣最早的社區。據統計，當時鼎盛時全台灣共有眷村763個，眷戶96082家。
對於台灣而言眷村是個獨立的小社會，這種封閉狀態也形成了眷村人非常排外的性格。每當碰到村中打群架的時候，那打架雙方就一定是眷村人與台灣本土人。有時候是眷村人一同趕走來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有時候是眷村人幫助受欺負的眷村人，與村外人大打出手，這樣的情況多發生在學生之間。可以說，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過童年的。
而眷村人的政治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在台灣“眷村”代表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含義，等同於反“**”。當年遷往那裏的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國民黨軍人及家眷，他們服從於國民黨，是國民黨最忠實的擁護者。在遷居的早期，每逢重要節日，幾乎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懸掛“青天白日旗”。雖然隨著國民黨失去執政權以及黨內分裂，這樣的場景在近年來已經不多見了。眷村人的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但反“**”的理念一直不曾動搖過。自從民進黨上台以來，時有拋出“**”言論，幾乎每次都會遭到眷村人的強烈抗議和反對。他們有著至死不渝的“祖國認同感”。在他們心中，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土地。
因此當國民黨通過自身的網絡向眷村居民發布了相關信息之後，數以千計的眷村青年便經過嚴格的政治篩選之後，加入到了“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旗下。成為了國民黨在未來島內政治博弈之中最為堅定的武裝基石。而隨著島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後期，打著所謂“國家安全”的政治旗號，到處懷疑“匪諜就在你身邊”；對台灣社會展開意識形態的鬥爭，給統派貼上“聯共賣台”的標簽，使台灣社會處在噤若寒蟬的政治氣氛中。難怪社會各界以“綠色恐怖”，來形容民進黨上台以後不擇手段打擊政治對手的卑劣手法。台灣南部泛綠陣營的地下電台在廣播節目中號召“勇敢的台灣人”組成“敢死隊”，不惜流血、犧牲性命，一定要找機會殺死連戰、馬英九等“中國代言人”。雖然雙方真正的劍拔弩張最終沒有出現，但是看似平靜的水麵之下，激烈的暗戰事實上從未終止過。
而在2004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中，民進黨更一手炮製了所謂的槍擊案試圖在票選不利的情況下製造混亂。台灣憲兵部隊和海軍陸戰隊奉命開進台北，實施全麵戒嚴。而台灣各特種部隊甚至接到了攻占國民黨總部，扣押國民黨首腦的“特別行動令”。在這樣的危局之下，真是萬俟昊率領著“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安保”部隊連夜駐守國民黨總部，作好了迎接惡戰的準備。才最終令一場腥風血雨消弭於無形。
此刻時過境遷，台海上空的陰雲已經被大中國的雄風吹散於無形。重新站在“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頂樓，遙望著整個台北。一個全新的責任感不禁油然而生，分裂和內耗已經遠去，剩下的將是便是如何在新的世紀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華防務科技有限公司”的曆史價值並未消失，相反在未來的歲月裏將煥發更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