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6日上午5時24分，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31”號試驗場內，在美國物理學家奧本海默主持下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剛剛將一個他們在在一所牧場的房子裏成功組裝的鈈元素核聚裂裝置安放在了一座30米高的鐵塔頂端。這個代號為“小玩意兒”的核聚裂裝置鈈裝藥僅重6.1千克，卻蘊涵著相當於2.2萬噸梯恩梯當量的威力。
時間回放到1939年初，德國物理學家奧托.哈恩和弗裏茨.施特拉斯首次曼利用中子分裂鈾原子獲得成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逃到美國的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和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米，首次向羅斯福總統提出利用核裂變釋放能量以製造核武器的建議。在獲悉了納粹德國正在秘密進行核武器研製的情報後，美國政府投入到了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去，為了爭取比納粹更早的研製出這種致命武器。一批著名的美國科學家以及逃到美國的外國科學家參加了這項耗資200億美元的“曼哈頓工程”中去。
淩晨5時29分45秒“小男孩”被準備引爆，起初像一切就象一次常規炸彈爆炸，但是隨著火球和煙雲的無限膨脹，人們開始對爆炸的規模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爆炸產生的強光經久不絕，令人目眩，和人們以前所見過的任何爆炸都不一樣。爆炸照亮了每一座丘陵、每一道溝穀和附近的每一道山脊，那麽清晰和美麗，或許永遠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一刻仿佛有人用開關打開了太陽，照亮了整個世界。
核爆炸產生了上千萬度的高溫和數百億個大氣壓，致使一座30米高的鐵塔被熔化為氣體，並在地麵上形成一個巨大的彈坑。核爆炸騰起的煙塵若垂天之雲，極為恐怖。在半徑為400米的範圍內，沙石被瞬間熔化成了黃綠色的玻璃狀物質，半徑為1600米的範圍內，所有的動物全部死亡。這顆原子彈的威力，遠比科學家們原估計的大出了近20倍。“我正變成死神，世界的毀滅者。”當原子彈試爆成功之後，奧本海默無奈的引用他最喜愛的印度詩《薄伽梵歌》中的詩句表達了他此刻複雜的感情。不過他的同僚―肯尼斯.班布裏奇的表達方式則顯得更為粗俗且毫無詩意可言―“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不過無論如何表訴眼前的現實，人類都無可避免的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紀元―核武時代。在新墨西哥州沙漠深處的閃光對於全體人類而言無疑意味著希望和厄運的同時到來。事實上無論是奧本海默還是肯尼斯.班布裏奇都無須懺悔，因為對於長期從事核物理研究的科學家而言，他們隻是對核武器學的理論進行了可以測量的實驗而已。真正的“世界的毀滅者”和“婊子養的”則是那些躲在堅固的防禦核攻擊的地下掩體深處一次又一次的為了利益而試圖毀滅世界的政客們。
隨著緊急會議室的燈光一一點亮，所有的人臉旁上所展現出的並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和從容。而是前所未有的焦慮和錯愕。此刻顯然美國國際安全委員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剛剛作過了些什麽，也同樣清楚這麽作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但是就如同那些駕駛著b－29型戰略轟炸機摧毀了廣島和長崎的美國空軍機組一樣，他們別無選擇。
“歡迎大家經過了‘核戰初夜’的測試。在過去的1000個小時之內，大家所表現出來專業的素養和穩健的心理都無愧於美利堅公民的選擇。”隨著一個沉穩而老練的聲音在大廳內響起，所有在緊急會議室內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服務的美**方人員都第一時間為這些仿佛如夢初醒般的美國新一屆政府首腦們起立鼓掌。而在掌聲中緩緩走進會議室的正是剛剛卸任的美國前任總統―邁克.李以及包括前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霍華德.泰勒在內的上一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成員。
“核戰初夜”這個名詞據說是美國第33位總統―哈裏.s.杜魯門和第34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所發明的。杜魯門是在羅斯福總統的身體健康每下愈況時被任命為副總統的，但是其任職為副總統的時間隻有短短的82天―1945年4月12日，正當杜魯門在國會和議長山姆.雷伯恩一起研究納粹被擊敗之後的歐洲局勢時，突然被傳召回白宮。到達白宮後，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告訴他―總統羅斯福剛剛由於腦溢血而辭世。但是當杜魯門慰問說可以為她做什麽之時，這位前第一夫人卻反問道：“我們有什麽事情可以為你效勞嗎？你現在才是真正的身陷困境。”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羅斯福夫人是悲傷過度以至於心智失常，但事實上了解美國政府當時所麵臨問題的人卻都會認同前第一夫人所言非虛。雖然在羅斯福總統的前三屆任期之內，美國經曆了空前的經濟危機、擴軍備戰以及從珍珠港開始了漫長戰爭。但事實上美國最為困難的時節卻才剛剛開始：在歐洲雖然納粹德國已經奄奄一息，但是美國卻要麵對虛弱的歐洲以及咄咄逼人的紅色帝國；而在亞洲，經過了連場惡戰之後，日本雖然敗相已承，但卻依舊在負隅頑抗，在一億玉碎的叫囂之中，美**隊向日本本土的挺進的步伐顯得異常的艱辛。而在美國國內，戰爭的消耗已經令美國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周期。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及對**恐慌的思潮更令美國國會儼然如騷亂的蜂巢，隨時有失控的可能。
而羅斯福無疑是一個那個時代的偉人，一個執著地追求美國現實利益的總統，他的行為方式更多地體現出了實用主義的傾向。正是這種不拘泥於教條理論的務實態度，才使羅斯福在內政和外交方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他在美國政界的人脈和威信，更令他推翻比任何人都多的先例，砸**比任何人都多的古老結構。但是綽號為“密蘇裏的小人物”（“give‘emhellharry”）的杜魯門顯然不具備那前任那樣資深的背景和政績。
在他之前羅斯福曾經擁有過兩位才幹非凡的副總統―約翰.n.加納和亨利,a.華萊士，應該說這兩位都有曾與羅斯福總統有過長時間的密切協作。在美國政壇同樣是一呼百諾的人物。但是總統羅斯福卻因為副總統亨利.華萊士過份崇尚自由主義，而在自己的第四任任期內希望予以撤換。而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f.柏恩茲則是其中的一位熱門人選，但由於他的種族隔離主義者身份而被認為過於保守，最終杜魯門是在同樣來自密蘇裏州的民主黨全國委員長―羅伯特.e.漢尼根的推薦之下才勉強上任，對於他而言執掌這個世界上或許最為強大的國家曾經幾乎是夢幻般的事情。為此杜魯門曾告訴傳媒：“我的感覺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墜落到我身上。”
但是很快杜魯門便找準了自己的位置，麵對一係列棘手問題，杜魯門作出了許多與美國、世界有關的重大決定，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作為一位“威爾遜國際主義者”，杜魯門強烈支持成立聯合國，並在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的襄助下，促成了首次聯合國大會的召開，以回應社會在戰後渴求和平的心態。
雖然杜魯門謙稱自己不熟悉外交事務，國會又為共和黨所控製，但是他仍憑國內浸信會教徒的支持，而發表了“杜魯門主義”及落實了“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是美國行“圍堵政策”的開端，他先後請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希臘和土耳其對抗**。而為了使國會通過對“馬歇爾計劃”撥款，杜魯門則盡量把國會的目光移到**，指出**正在歐洲的落後地區興旺發展。杜魯門後來承認自己的言論誇大了**的威脅，但辯稱這樣做是“為了讓國會意識危機的存在”。另一方麵，為了強化美國在冷戰中對抗**，他簽署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又分別成立了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美國空軍（獨立於美國陸軍航空隊）和國家安全會議。
而這一係列的“鐵腕改革”在後來被杜魯門歸功於對日本實施核打擊的戰爭決策。實際上在杜魯門入主白宮之前，他並沒有與羅斯福總統有過太過深入的協作，以至於耗資巨大的“曼哈頓計劃”計劃，杜魯門和美國大眾一樣一無所知。因此當杜魯門從“曼哈頓工程”的負責人―格羅夫斯將軍口中得知整個計劃已經接近完成之時，這位隻在第一世界大戰中指揮過一個國民警衛隊炮兵連的總統將是何等的手足無措。
最初，美國政府僅為“曼哈頓工程”確定了兩個原則：一、是造出的原子彈供給軍隊使用；二、是要在德國人之前造出原子彈。可以說對於這種具有毀滅性威力的武器無論是杜魯門的前任經驗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情報都不可能給出任何的幫助。為此在1945年4月25日，杜魯門上任兩周之後，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便不得不建議這位新科總統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以研究這種武器爆炸後在政治、軍事和科學方麵將會產生什麽影響。
1945年6月1日，特別委員會向杜魯門總統建議，一旦具備條件，就立即使用原子彈對付敵人。在奧本海默的領導下，科學家們通力合作，終於在1945年7月初製成了三顆原子彈，它們的代號分別是“大男孩”、“小男孩”和“胖子”。但是此刻對日本實施的海上封鎖和大規模常規轟炸已經使日本的戰爭潛力枯竭。杜魯門甚至已經從破譯出的日本電報得知，從1945年6月開始，東京政府內就有人準備投降，隻要美國保留天皇的位子，本土決戰並非不可避免。在不斷了解了核武器的工作原理和威力之後，杜魯門曾一度對於是否應該使用這種武器而產生了猶豫了起來。不過此時一切都已經進入了無法逆轉的倒記時，美國戰略空軍開始了對b－29型戰略轟炸機的改裝，同時又集中509大隊千餘官兵從事投擲原子彈的各項準備工作。
但是在距離柏林10公裏的德國曆史名勝―波茲坦的采茨利霍夫宮舉行的波茲坦會議卻堅定了杜魯門的信心和勇氣。麵對傲慢而霸氣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以及那席卷了整個東歐的共產鐵騎，西方世界第一感到了深深的戰栗。曾經不可一世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此刻已經淪為了會議的附庸。麵對蘇聯和戰後歐洲格局上的頤指氣使，杜魯門開始意識到美國和蘇聯不再存在共同敵人和利益，因此他在政策方針上明顯有抗衡蘇聯的傾向。這位外交政策上經驗不足、但策略上老練的總統預感到，同斯大林和蘇聯的衝突不可避免。他希望，通過展示美國的優勢來避免不久之後同蘇聯的衝突升級。因此，在1945年7月，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已經如箭在弦，也許隻有日本政府中有人能衝破軍部的阻開啟無條件投降才能打破這一自動機製。
7月24日，波茨坦會議中杜魯門決定進行最後的嚐試，他以非正式方式向斯大林隨口提到：“美國已擁有一種具有空前毀滅性能的新式武器。”即便是在同盟狀態之中美、蘇兩國的情報機構仍彼此刺探著對方的底線，蘇聯的最高當局沒有理由不知道“曼哈頓工程”和美國的核武器進展。但是斯大林卻態度冷漠地回應到：“那就能好好利用它來打擊日本吧！”。鑒於斯大林的這種冷淡態度，杜魯門不得不決定使用原子彈，希望借助核爆的威力能夠震懾住戰勝德國之後處於極端亢奮之下的蘇聯。為此杜魯門在自己1945年7月25日日記中寫道：“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那夥人率先研製出了這種炸彈，真是世界的福氣。”
7月30日，杜魯門總統發布命令：鑒於日本政府拒絕接受無條件投降，美軍可在8月3日以後，在天氣許可的條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廣島、小倉、新?和長崎四城市中選擇一個目標，投擲特種炸彈。隨後1945年8月6日，代號為“小男孩”的原子彈投到了廣島。伴隨著黑色的蘑菇雲，杜魯門再次發表聲明，要求日本政府盡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免再遭原子彈打擊。但廣島的悲劇並沒有使日本政府立即同意接受“無條件投降”。由於當時日本國內的通信係統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加之主戰派一直潛心準備在本土決戰，日本當局向人民隱瞞了美國人使用核武器的消息，甚至沒有在日本的最高決策會議上討論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問題。8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正激烈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以結束戰爭，10時58分，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被投到了長崎。
戰後很多西方的人文主義者曾一度譴責過杜魯門當時所作出的決定，甚至他的妻子―伊麗莎白.貝絲.弗吉尼亞.華萊士也因此而離開了他，但是在公開場合，杜魯門都未曾因此而進行過懺悔。當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受到杜魯門總統接見時，情不自禁地哭著說：“我們的手沾滿了鮮血”。杜魯門也輕鬆地回答：“不要緊，可以洗掉的。”在杜魯門的後半生，他曾多次為自己的決定辯護：投擲這兩顆原子彈結束了對日戰爭，並因此拯救了“成千上萬名美國士兵”。但是午夜夢回，這位虔誠的“浸禮會”（注1）教友又是否聽到過那十萬日本平民在地獄中的哀鳴，或許永遠無人可知。不過杜魯門卻一直將這次難得的人生經曆看成一次命中注定的洗禮和試煉。他甚至認為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應該體會一些自己當時的心情―“唯有毀滅過世界，你才會更好的珍惜明天。”杜魯門在有關自己的“總統秘卷”的結尾如此寫到。
但是隨著蘇聯在比預期中快的情況下，成功研發原子彈，並在1949年8月29日進行了首次試爆，從而促成了大戰後的軍備競賽。雙方不斷加強膨脹的核武庫很快便令核戰爭變成一場變相的自殺行動。但是杜魯門總統的繼任者―五星上將―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卻很欣賞杜魯門的建議。作為軍人，艾森豪威爾崇尚“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演習和訓練。而在他的任期之內，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更令美國在冷戰的軌道之上越駛越遠。為了能使美國政府和軍隊能夠適應大規模的常規戰爭以及最終引發的全球熱核戰爭，艾森豪威爾將杜魯門的“核戰體驗”理論演進為了“核戰初夜”理論―利用現代化的指揮係統和電子沙盤模擬戰爭的整個過程。不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核戰初夜”模擬大多時候都是以蘇聯軍隊在中歐地區的裝甲突擊開始到美國全麵戰略轟炸並最終引發核對攻以美國最終在核戰中獲勝而結束。
而麵對自己的繼任者―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艾森豪威爾在離開白宮之前，還特地為這位富有明星氣質的後生晚輩安排了一出歡迎節目。當肯尼迪入主白宮的第一周，他便被五角大樓突然接入地下指揮中心，親自指揮一場針對“蘇聯進攻”的反擊作戰。巧合的是在艾森豪威爾所設下的劇本之中便假設了蘇聯在剛剛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古巴部署中程彈道導彈並在短時間內打擊美國東海岸的情節，這一設定竟意外的與2年之後在加勒比海地區震驚世界的“古巴導彈危機”如出一轍。“當我們預見了最壞的結局之時，我們便無所畏懼。”肯尼迪在有關他的“總統秘卷”中如此寫道。據說肯尼迪一直認定是艾森豪威爾這位沙場老將為自己上了至關重要的一課，為他最終能順利的挺過“古巴導彈危機”儲備了信心。
因此肯尼迪將“核戰初夜”作為美國總統期滿後的一種交接儀式予以保留了下來。每一個位總統在卸任之前負責製定詳細的核戰劇本，然後交由五角大樓進行全程模擬。繼任的總統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入核掩體，利用電話和無線電指揮著外部世界那場子虛烏有的戰爭。而此後的曆任總統幾乎無一例外的參與過那一場場幾可亂真的核戰爭。
“我還真以為這個世界已經毀滅了呢！”約翰.歌斯特微笑著與自己的前任―邁克.李親切的擁抱在一起。“或許那一天並不遙遠。”即將離開美國總統這一崗位的邁克.李卻多少有些惆悵。“我想是時候進行最後的交接了，關於‘總統秘卷’和‘狄安娜計劃’……”鬆開懷抱，邁克.李再一次說出了那個關係到美國乃至整個世界未來的神秘名詞―“狄安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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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浸禮會（baptistchurches）―又稱浸信會，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十七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英國以及在荷蘭的英國流亡者中。當時屬清教徒中的獨立派。反對給兒童行洗禮，主張教徒成年後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須全身浸入水中（象征重生），稱為“浸禮”，故名。浸禮會抵製抽煙、酗酒、跳舞等行為，並主張獨立自主，反對國教和政府對地方教會的幹涉。該教派在美國主要分布於北美地區，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即信奉該教派。
時間回放到1939年初，德國物理學家奧托.哈恩和弗裏茨.施特拉斯首次曼利用中子分裂鈾原子獲得成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逃到美國的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和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米，首次向羅斯福總統提出利用核裂變釋放能量以製造核武器的建議。在獲悉了納粹德國正在秘密進行核武器研製的情報後，美國政府投入到了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去，為了爭取比納粹更早的研製出這種致命武器。一批著名的美國科學家以及逃到美國的外國科學家參加了這項耗資200億美元的“曼哈頓工程”中去。
淩晨5時29分45秒“小男孩”被準備引爆，起初像一切就象一次常規炸彈爆炸，但是隨著火球和煙雲的無限膨脹，人們開始對爆炸的規模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爆炸產生的強光經久不絕，令人目眩，和人們以前所見過的任何爆炸都不一樣。爆炸照亮了每一座丘陵、每一道溝穀和附近的每一道山脊，那麽清晰和美麗，或許永遠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一刻仿佛有人用開關打開了太陽，照亮了整個世界。
核爆炸產生了上千萬度的高溫和數百億個大氣壓，致使一座30米高的鐵塔被熔化為氣體，並在地麵上形成一個巨大的彈坑。核爆炸騰起的煙塵若垂天之雲，極為恐怖。在半徑為400米的範圍內，沙石被瞬間熔化成了黃綠色的玻璃狀物質，半徑為1600米的範圍內，所有的動物全部死亡。這顆原子彈的威力，遠比科學家們原估計的大出了近20倍。“我正變成死神，世界的毀滅者。”當原子彈試爆成功之後，奧本海默無奈的引用他最喜愛的印度詩《薄伽梵歌》中的詩句表達了他此刻複雜的感情。不過他的同僚―肯尼斯.班布裏奇的表達方式則顯得更為粗俗且毫無詩意可言―“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不過無論如何表訴眼前的現實，人類都無可避免的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紀元―核武時代。在新墨西哥州沙漠深處的閃光對於全體人類而言無疑意味著希望和厄運的同時到來。事實上無論是奧本海默還是肯尼斯.班布裏奇都無須懺悔，因為對於長期從事核物理研究的科學家而言，他們隻是對核武器學的理論進行了可以測量的實驗而已。真正的“世界的毀滅者”和“婊子養的”則是那些躲在堅固的防禦核攻擊的地下掩體深處一次又一次的為了利益而試圖毀滅世界的政客們。
隨著緊急會議室的燈光一一點亮，所有的人臉旁上所展現出的並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和從容。而是前所未有的焦慮和錯愕。此刻顯然美國國際安全委員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剛剛作過了些什麽，也同樣清楚這麽作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但是就如同那些駕駛著b－29型戰略轟炸機摧毀了廣島和長崎的美國空軍機組一樣，他們別無選擇。
“歡迎大家經過了‘核戰初夜’的測試。在過去的1000個小時之內，大家所表現出來專業的素養和穩健的心理都無愧於美利堅公民的選擇。”隨著一個沉穩而老練的聲音在大廳內響起，所有在緊急會議室內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服務的美**方人員都第一時間為這些仿佛如夢初醒般的美國新一屆政府首腦們起立鼓掌。而在掌聲中緩緩走進會議室的正是剛剛卸任的美國前任總統―邁克.李以及包括前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霍華德.泰勒在內的上一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成員。
“核戰初夜”這個名詞據說是美國第33位總統―哈裏.s.杜魯門和第34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所發明的。杜魯門是在羅斯福總統的身體健康每下愈況時被任命為副總統的，但是其任職為副總統的時間隻有短短的82天―1945年4月12日，正當杜魯門在國會和議長山姆.雷伯恩一起研究納粹被擊敗之後的歐洲局勢時，突然被傳召回白宮。到達白宮後，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告訴他―總統羅斯福剛剛由於腦溢血而辭世。但是當杜魯門慰問說可以為她做什麽之時，這位前第一夫人卻反問道：“我們有什麽事情可以為你效勞嗎？你現在才是真正的身陷困境。”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羅斯福夫人是悲傷過度以至於心智失常，但事實上了解美國政府當時所麵臨問題的人卻都會認同前第一夫人所言非虛。雖然在羅斯福總統的前三屆任期之內，美國經曆了空前的經濟危機、擴軍備戰以及從珍珠港開始了漫長戰爭。但事實上美國最為困難的時節卻才剛剛開始：在歐洲雖然納粹德國已經奄奄一息，但是美國卻要麵對虛弱的歐洲以及咄咄逼人的紅色帝國；而在亞洲，經過了連場惡戰之後，日本雖然敗相已承，但卻依舊在負隅頑抗，在一億玉碎的叫囂之中，美**隊向日本本土的挺進的步伐顯得異常的艱辛。而在美國國內，戰爭的消耗已經令美國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周期。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及對**恐慌的思潮更令美國國會儼然如騷亂的蜂巢，隨時有失控的可能。
而羅斯福無疑是一個那個時代的偉人，一個執著地追求美國現實利益的總統，他的行為方式更多地體現出了實用主義的傾向。正是這種不拘泥於教條理論的務實態度，才使羅斯福在內政和外交方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他在美國政界的人脈和威信，更令他推翻比任何人都多的先例，砸**比任何人都多的古老結構。但是綽號為“密蘇裏的小人物”（“give‘emhellharry”）的杜魯門顯然不具備那前任那樣資深的背景和政績。
在他之前羅斯福曾經擁有過兩位才幹非凡的副總統―約翰.n.加納和亨利,a.華萊士，應該說這兩位都有曾與羅斯福總統有過長時間的密切協作。在美國政壇同樣是一呼百諾的人物。但是總統羅斯福卻因為副總統亨利.華萊士過份崇尚自由主義，而在自己的第四任任期內希望予以撤換。而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f.柏恩茲則是其中的一位熱門人選，但由於他的種族隔離主義者身份而被認為過於保守，最終杜魯門是在同樣來自密蘇裏州的民主黨全國委員長―羅伯特.e.漢尼根的推薦之下才勉強上任，對於他而言執掌這個世界上或許最為強大的國家曾經幾乎是夢幻般的事情。為此杜魯門曾告訴傳媒：“我的感覺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墜落到我身上。”
但是很快杜魯門便找準了自己的位置，麵對一係列棘手問題，杜魯門作出了許多與美國、世界有關的重大決定，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作為一位“威爾遜國際主義者”，杜魯門強烈支持成立聯合國，並在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的襄助下，促成了首次聯合國大會的召開，以回應社會在戰後渴求和平的心態。
雖然杜魯門謙稱自己不熟悉外交事務，國會又為共和黨所控製，但是他仍憑國內浸信會教徒的支持，而發表了“杜魯門主義”及落實了“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是美國行“圍堵政策”的開端，他先後請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希臘和土耳其對抗**。而為了使國會通過對“馬歇爾計劃”撥款，杜魯門則盡量把國會的目光移到**，指出**正在歐洲的落後地區興旺發展。杜魯門後來承認自己的言論誇大了**的威脅，但辯稱這樣做是“為了讓國會意識危機的存在”。另一方麵，為了強化美國在冷戰中對抗**，他簽署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又分別成立了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美國空軍（獨立於美國陸軍航空隊）和國家安全會議。
而這一係列的“鐵腕改革”在後來被杜魯門歸功於對日本實施核打擊的戰爭決策。實際上在杜魯門入主白宮之前，他並沒有與羅斯福總統有過太過深入的協作，以至於耗資巨大的“曼哈頓計劃”計劃，杜魯門和美國大眾一樣一無所知。因此當杜魯門從“曼哈頓工程”的負責人―格羅夫斯將軍口中得知整個計劃已經接近完成之時，這位隻在第一世界大戰中指揮過一個國民警衛隊炮兵連的總統將是何等的手足無措。
最初，美國政府僅為“曼哈頓工程”確定了兩個原則：一、是造出的原子彈供給軍隊使用；二、是要在德國人之前造出原子彈。可以說對於這種具有毀滅性威力的武器無論是杜魯門的前任經驗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情報都不可能給出任何的幫助。為此在1945年4月25日，杜魯門上任兩周之後，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便不得不建議這位新科總統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以研究這種武器爆炸後在政治、軍事和科學方麵將會產生什麽影響。
1945年6月1日，特別委員會向杜魯門總統建議，一旦具備條件，就立即使用原子彈對付敵人。在奧本海默的領導下，科學家們通力合作，終於在1945年7月初製成了三顆原子彈，它們的代號分別是“大男孩”、“小男孩”和“胖子”。但是此刻對日本實施的海上封鎖和大規模常規轟炸已經使日本的戰爭潛力枯竭。杜魯門甚至已經從破譯出的日本電報得知，從1945年6月開始，東京政府內就有人準備投降，隻要美國保留天皇的位子，本土決戰並非不可避免。在不斷了解了核武器的工作原理和威力之後，杜魯門曾一度對於是否應該使用這種武器而產生了猶豫了起來。不過此時一切都已經進入了無法逆轉的倒記時，美國戰略空軍開始了對b－29型戰略轟炸機的改裝，同時又集中509大隊千餘官兵從事投擲原子彈的各項準備工作。
但是在距離柏林10公裏的德國曆史名勝―波茲坦的采茨利霍夫宮舉行的波茲坦會議卻堅定了杜魯門的信心和勇氣。麵對傲慢而霸氣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以及那席卷了整個東歐的共產鐵騎，西方世界第一感到了深深的戰栗。曾經不可一世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此刻已經淪為了會議的附庸。麵對蘇聯和戰後歐洲格局上的頤指氣使，杜魯門開始意識到美國和蘇聯不再存在共同敵人和利益，因此他在政策方針上明顯有抗衡蘇聯的傾向。這位外交政策上經驗不足、但策略上老練的總統預感到，同斯大林和蘇聯的衝突不可避免。他希望，通過展示美國的優勢來避免不久之後同蘇聯的衝突升級。因此，在1945年7月，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已經如箭在弦，也許隻有日本政府中有人能衝破軍部的阻開啟無條件投降才能打破這一自動機製。
7月24日，波茨坦會議中杜魯門決定進行最後的嚐試，他以非正式方式向斯大林隨口提到：“美國已擁有一種具有空前毀滅性能的新式武器。”即便是在同盟狀態之中美、蘇兩國的情報機構仍彼此刺探著對方的底線，蘇聯的最高當局沒有理由不知道“曼哈頓工程”和美國的核武器進展。但是斯大林卻態度冷漠地回應到：“那就能好好利用它來打擊日本吧！”。鑒於斯大林的這種冷淡態度，杜魯門不得不決定使用原子彈，希望借助核爆的威力能夠震懾住戰勝德國之後處於極端亢奮之下的蘇聯。為此杜魯門在自己1945年7月25日日記中寫道：“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那夥人率先研製出了這種炸彈，真是世界的福氣。”
7月30日，杜魯門總統發布命令：鑒於日本政府拒絕接受無條件投降，美軍可在8月3日以後，在天氣許可的條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廣島、小倉、新?和長崎四城市中選擇一個目標，投擲特種炸彈。隨後1945年8月6日，代號為“小男孩”的原子彈投到了廣島。伴隨著黑色的蘑菇雲，杜魯門再次發表聲明，要求日本政府盡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免再遭原子彈打擊。但廣島的悲劇並沒有使日本政府立即同意接受“無條件投降”。由於當時日本國內的通信係統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加之主戰派一直潛心準備在本土決戰，日本當局向人民隱瞞了美國人使用核武器的消息，甚至沒有在日本的最高決策會議上討論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問題。8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正激烈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以結束戰爭，10時58分，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被投到了長崎。
戰後很多西方的人文主義者曾一度譴責過杜魯門當時所作出的決定，甚至他的妻子―伊麗莎白.貝絲.弗吉尼亞.華萊士也因此而離開了他，但是在公開場合，杜魯門都未曾因此而進行過懺悔。當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受到杜魯門總統接見時，情不自禁地哭著說：“我們的手沾滿了鮮血”。杜魯門也輕鬆地回答：“不要緊，可以洗掉的。”在杜魯門的後半生，他曾多次為自己的決定辯護：投擲這兩顆原子彈結束了對日戰爭，並因此拯救了“成千上萬名美國士兵”。但是午夜夢回，這位虔誠的“浸禮會”（注1）教友又是否聽到過那十萬日本平民在地獄中的哀鳴，或許永遠無人可知。不過杜魯門卻一直將這次難得的人生經曆看成一次命中注定的洗禮和試煉。他甚至認為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應該體會一些自己當時的心情―“唯有毀滅過世界，你才會更好的珍惜明天。”杜魯門在有關自己的“總統秘卷”的結尾如此寫到。
但是隨著蘇聯在比預期中快的情況下，成功研發原子彈，並在1949年8月29日進行了首次試爆，從而促成了大戰後的軍備競賽。雙方不斷加強膨脹的核武庫很快便令核戰爭變成一場變相的自殺行動。但是杜魯門總統的繼任者―五星上將―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卻很欣賞杜魯門的建議。作為軍人，艾森豪威爾崇尚“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演習和訓練。而在他的任期之內，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更令美國在冷戰的軌道之上越駛越遠。為了能使美國政府和軍隊能夠適應大規模的常規戰爭以及最終引發的全球熱核戰爭，艾森豪威爾將杜魯門的“核戰體驗”理論演進為了“核戰初夜”理論―利用現代化的指揮係統和電子沙盤模擬戰爭的整個過程。不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核戰初夜”模擬大多時候都是以蘇聯軍隊在中歐地區的裝甲突擊開始到美國全麵戰略轟炸並最終引發核對攻以美國最終在核戰中獲勝而結束。
而麵對自己的繼任者―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艾森豪威爾在離開白宮之前，還特地為這位富有明星氣質的後生晚輩安排了一出歡迎節目。當肯尼迪入主白宮的第一周，他便被五角大樓突然接入地下指揮中心，親自指揮一場針對“蘇聯進攻”的反擊作戰。巧合的是在艾森豪威爾所設下的劇本之中便假設了蘇聯在剛剛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古巴部署中程彈道導彈並在短時間內打擊美國東海岸的情節，這一設定竟意外的與2年之後在加勒比海地區震驚世界的“古巴導彈危機”如出一轍。“當我們預見了最壞的結局之時，我們便無所畏懼。”肯尼迪在有關他的“總統秘卷”中如此寫道。據說肯尼迪一直認定是艾森豪威爾這位沙場老將為自己上了至關重要的一課，為他最終能順利的挺過“古巴導彈危機”儲備了信心。
因此肯尼迪將“核戰初夜”作為美國總統期滿後的一種交接儀式予以保留了下來。每一個位總統在卸任之前負責製定詳細的核戰劇本，然後交由五角大樓進行全程模擬。繼任的總統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入核掩體，利用電話和無線電指揮著外部世界那場子虛烏有的戰爭。而此後的曆任總統幾乎無一例外的參與過那一場場幾可亂真的核戰爭。
“我還真以為這個世界已經毀滅了呢！”約翰.歌斯特微笑著與自己的前任―邁克.李親切的擁抱在一起。“或許那一天並不遙遠。”即將離開美國總統這一崗位的邁克.李卻多少有些惆悵。“我想是時候進行最後的交接了，關於‘總統秘卷’和‘狄安娜計劃’……”鬆開懷抱，邁克.李再一次說出了那個關係到美國乃至整個世界未來的神秘名詞―“狄安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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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浸禮會（baptistchurches）―又稱浸信會，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十七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英國以及在荷蘭的英國流亡者中。當時屬清教徒中的獨立派。反對給兒童行洗禮，主張教徒成年後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須全身浸入水中（象征重生），稱為“浸禮”，故名。浸禮會抵製抽煙、酗酒、跳舞等行為，並主張獨立自主，反對國教和政府對地方教會的幹涉。該教派在美國主要分布於北美地區，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即信奉該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