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吉象抱著繈褓嬰兒一樣小心翼翼將匣子抱回到家。(.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皇上出乎意料的信任和重視，令夏元吉感激涕零。除此之外，夏元吉也對匣子裏的東西頗為好奇。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作為鬱新深為信賴的左膀右臂，夏元吉知道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其實是皇上本人的主意。
那天朝會，朱棣宣布由大臣們公開討論是否應當“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時，形勢完全是一邊倒。當時隻有幾個食古不化的家夥翻來覆去地強調祖宗之法不可改，而讚同的聲音卻完全聽不到。並不是大臣們全都不讚同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真正的原因在於：明朝的文官都是孔孟弟子，敬天法祖曰仁曰義乃是最根本的規矩。世襲罔替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製度，而當今皇上靖難時也打著“恢複祖製”的旗號，所以讚同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的大臣雖然不少，但誰也不敢站出來。
這時，皇上一連向反對者提出了三個問題。
“太祖皇帝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皇子26人當中，有後代的為23人。民間自古有多子多福的說法，皇家宗室應當不是福薄之人。那麽，平均每人生三個兒子不算多吧？”
從道理上講，宗室有著優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因此宗室人口的增長率理應遠遠高於人口的平均增長率。平均每位宗室隻三個兒子真的不算多。從情理上講，誰吃了熊心豹子膽敢跳出來說皇室福薄？
這時，一個官員站出來猛拍馬屁。
“龍子龍孫自當福緣深厚，其子嗣不說百子千孫，起碼幾十個卻是不成問題的。”
令那名官員意外的是，聽到這個馬屁後皇上不僅不喜，反而臉色鐵青。思維快捷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皇上如今已經四十出頭，卻隻有四個兒子，養大的更是隻有三個。若說皇上將來會有幾十個兒子，那多半得戴上綠帽子才成。
幸好皇上並沒有因此雷霆大發，隻是哼了一聲，然後提出第二個問題。
“大明朝順應天命。其國祚自當長久。延續十代不成問題吧？”
這個問題倒是很好回答。大臣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大明順應天命。理當國祚永昌、千秋萬代！”
事實上。這種誅心之問也隻能這樣回答。這時候誰會跳出來說大明國運多厄。十代之內必將亡國？如果真地活膩味了。等早朝結束後悄悄找根柱子撞死得了。又何必連累九族受誅呢？！
“這樣一算。太祖皇帝地第十代孫就會多達四十五萬兩千七百零九人。即便這些宗室全部隻拿奉國中尉地歲祿。而且還不算公主、附馬、郡主、縣主地歲祿。國家每年仍然需要為此支付9054萬1800石。洪武年間田賦收入曾達到3227萬8900石。有誰認為十代之後。國家能夠支付得起一億石地宗室歲祿？或者說。你們誰有解決地辦法？”
皇家宗室地子孫不繁昌嗎？
大明國祚不綿長嗎？
如果不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將來國家有能力供應宗室的歲祿嗎？
這三個問題提出來之後，持反對意見的人立即烏眉梢眼地閉上嘴了――即便是腦袋被驢踢過的人，也知道這種時候絕對不能出言反對。因為，他們既不能說皇室福薄或是大明必然短命，又不能硬著頭皮說支付多達一億石的宗室歲祿能夠辦到。
於是，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的建議便順利通過了。
之前，夏元吉隻是隱隱約約覺得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更好，但並沒有想到這種細節問題――別看作為戶部左侍朗的夏元吉經常與數字打交道，不過每人生三子，十代之後會有多少人的數學問題他卻也從來未曾想過。聽了皇上的話，夏元吉立即有了一種拔開雲霧見天日的感覺。
顯然，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是一項極有遠見的措施。而皇上之所以要拐彎沒角讓周王等人提出這件事，大約是因為此舉畢竟違背祖宗成法，擔心會對自己的名聲有礙吧。
想到這裏，夏元吉不禁對懷裏的黃木匣子產生了極大的期待。不知道這一次，皇上又會有什麽先知卓見呢？
回到家，夏元吉顧不上吃飯便吩咐下人不許打擾自己，然後躲進書房。將房門關緊後，夏元吉將黃匣子虔誠地放在書桌上，揭開木匣上的封條，果然見到裏麵放著一摞寫滿字的紙。
夏元吉捧起這摞紙細細地看著，很快，他的心神便完全被皇上的改革思路深深吸引。夏元吉在戶部幹了很多年，對財政上的某些弊端非常了解。作為一個正直而且有能力的官員，夏元吉自然希望解決那些弊端。然而由於知識麵的局限，夏元吉根本就想不到這些方法。雖然有些內容夏元吉未必完全理解，而少數思路他也並不是很讚同，但在閱讀思考的過程中，夏元吉仍然陷入了如癡如醉的狀態之中。夏元吉眼都不眨地看著，時而長籲短歎，時而拍案叫絕。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輕輕放下那摞紙，用微微顫抖地聲音自言自語道：“聖上真乃神人也！”
朱棣在這摞紙上寫的主要是役法改革的內容。
所謂役，是指徭役。明朝徭役有裏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再加上驛傳，四者被合稱“四差”。其中以裏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所謂的“丁糧”，其中“丁”是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而“糧”則是指田賦。徭役製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製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每個朝代之初因為之前曆經戰亂的緣故，會有大量的荒地，因此很容易有產生大量的自耕農――隻要開國皇帝不太蠢，而外部環境又不太惡劣，每個朝代一開始都會有一段社會秩序良好、經濟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
然而令曆朝曆代有識之士無奈的是，隨著經濟的複蘇，土地兼並就會越來越嚴重，而地權也會高度集中。僅此倒也罷了，問題是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會造成大量農民逃徙，將導致徭役製度遭受嚴重破壞。
朱棣對役法進行的改革可以用簡單的一段話來概括。
將各州縣原來的田賦、各種徭役（按戶、按丁、臨時的）、各種雜稅全部折成銀兩，統一編派到田畝上，按田畝征銀，隨夏、秋兩稅一起征收。其中按戶、丁征收的役銀隻是部分分攤到田畝上，另一部分則分攤到人丁上。
之所以要改徭役為繳納貨幣，其主要原因在於勞役無法量化。賦與役的征收及解運期間彼此不一致，而賦內各項與役內各項，其征解期間多亦不同。主持征收及解運的人員，也往往不是同一個人，而是由各種不同名義的人員去分別地負責。如此一來，就很容易滋生官吏的**。
“稅收製度越簡單越好”這句話雖說有絕對化的嫌疑，但毫無疑問，將稅收製度簡明化，既可以減輕稅收成本，又可以減少官吏從中舞弊的機會。雖說朱棣並不打算遷都北京（永樂皇帝之所以遷都北京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北方領土的完整，而朱棣準備向海外發展，因此若遷都北京則無法滿足其戰略目的），但是南糧北運的局麵卻是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想要維護北疆領土的完整，必然會有大量錢糧運輸的現象產生。過去運送錢糧屬於百姓的徭役負擔之一。各項錢糧皆有它指定的輸送倉庫，又大都有特定的用途，因此運輸距離的遠近不同，時間緩急也不同。所以，官吏很容易從中舞弊――假設張三行賄，官吏便可以將緩項以及較近的運輸任務指派給張三，使其暫不起解或隻是負擔費力較少的解運任務；而李四不行賄，官吏則可以指派急項以及較遠的運輸任務給李四，並且逼迫李四及早起運，進而借機侵欺勒索。
將解運事宜由民間自理改為官府辦理後，這樣的弊端自然而然就會消失。
役法改革的核心思想便是各項賦役普遍地用大明寶鈔折納。想要稅收完全貨幣化，當然不能僅僅隻是田賦貨幣化――田賦、徭役，一個都不能少。
將民眾之役折成現錢來征收，國家反過來逐步提高錢幣生產，這樣稅收中不斷增加的對貨幣的要求便可以抵消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流通領域內貨幣的增加，又可以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說，稅收實現貨幣化是再好不過的政策了。
夏元吉不是穿越者，不知道朱棣的思路主要是抄襲後世的一條鞭法，因此對朱棣驚為天人。其實按後世的評價，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還不夠徹底，因為一條鞭法仍然保留了部分徭役。真正徹底減輕貧民負擔的，其實應該是雍正的攤丁入畝。
按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封建社會的皇帝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所做所為均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決定腦袋”這句話顯然是正確的：如果朱棣穿越後身份隻是一個雇農，當然會希望國家實施攤丁入畝，完全取消人頭稅。然而朱棣如今的身份是皇帝，立場不同，想法自然也就不同。當然，朱棣之所以仍然保留人頭稅，倒也不是出於階級立場。雍正的職業同樣是皇帝，也沒見後世學者認為雍正叛變了地主階級的立場――朱棣這麽做，其實是為將來殖民做準備。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就遷移習性而言，漢民族的鄉土觀念太強，因此並不具有強烈的遷移傾向――在現代社會之前，若不是在家鄉生活不下去，漢人極少自發地移民。
朱棣堅信，在自己的指導下，鄭和至少可以比另一個時空提前一百年完成環球航行的壯舉。畢竟，1405年鄭和就開始下西洋了，而麥哲倫1519年才開始環球航行。按正常的程序，發現新的土地後應該立即開展殖民活動。然而一旦實施攤丁入畝，就會穩定地主經濟，強化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體係，繼而會使得農民更加牢固地束縛於土地之上，對開展殖民活動形成障礙。
想想，中國的老百姓們隻要有口飯吃（如果實施攤丁入畝，貧民的負擔將大為減輕，因此果腹這一最低級的目標將很容易實現）就會故土難離，因此，到那時唯有通過強迫手段才能獲得足夠的移民來源。而漢民族本來就對離開故土有著天然的反感情緒，如果知道移民的目的地竟然不在中國，而是比天涯海角（海南）更加遙遠的海外，一旦有人帶頭唱起了了類似《無向遼東浪死歌》的俚曲，朱棣找誰哭去？朱棣堅信自己在軍事上比隋煬帝高明無數倍，可他並沒有強逼民反然後鎮壓農民起義的愛好。
所以說，仍然保留人頭稅，令無地和少地的貧民生活艱難，然後誘使他們加入殖民活動才是最好的選擇。
另一個時空裏最先開始殖民活動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由於本國人口有限，殖民成果受到嚴重的限製。而“攤丁入畝”對丁徭的徹底取消，又恰恰能夠助長人口的增殖，因此，朱棣決定在製定人頭稅時耍點花招。這個花招，便是將人頭稅分為正稅和附稅。
正稅為每丁每年繳納一個銅錢，這樣的額度其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而附稅則可以稱之為役銀，與基本田賦結合起來。所謂的基本田賦，無論是明朝人還是穿越者都是不懂的，因為這是朱棣自己定義的概念：以州縣為單位，將一個州縣的全部徭役折算並入田地後，單位田地所需繳納的貨幣數額。
與基本田賦相對應的則是浮動田賦。畢竟土地的肥沃程度各有不同，如果按同樣的額度收取田賦，那樣既不公平也不科學。從本質上看，基本田賦其實就是農戶應當承擔的徭役，而浮動田賦才是真正的農業稅。由於浮動田賦與役法改革的關聯不大，所以朱棣並沒有將浮動田賦的相關內容寫在那摞紙上。
言歸正傳。人頭稅的正稅隻不過一個銅錢，而附稅則與基本田賦掛鉤。如果某丁繳納的基本田賦等於或超過十畝，則無需再繳納役銀。如此一來，隻要擁有田產達到十畝，實際上便享受了攤丁入畝的待遇，“富戶也困於役，而置產困也”，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限製土地兼並。另一種情況則是繳納的基本田賦不及十畝之數，則需補齊差額部分，這意味著無田和擁有田產不及十畝的農民，仍然需要承擔徭役負擔――也就是說，貧農稍遇天災**，其破產的可能性絲毫未減。
一旦貧農無力繳納人頭稅附稅，官府就會強製移民。強製移民的說法不好聽，所以朱棣換了種好聽的說法：無力繳納人頭稅附稅的人是因為沒有田產或是田產太少，因此仁慈而又大方的皇上決定賜給他們足夠的土地。
明朝創立初期，由於朱元璋通過行政手段大力執行移民政策，導致人口密度最大的江南地區，戶均耕田也遠遠超過了十畝。例如，按洪武二十六年戶數與田地數計算，蘇州府戶均耕地為20畝，常州府為52畝。事實上，即便到了萬曆年間，自耕農所擁有的田地也不算少――按萬年六年統計的戶數與耕地數進行計算，蘇州府戶均耕地為15畝，常州府為25畝。
也就是說，所謂的人頭稅附稅，對這個時期絕大多數的自耕農而言基本上是可以無視的。朱棣所針對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無田產或田產太少的人。另一類則是屬於賤民的奴婢和佃仆。
佃仆雖與奴婢有別，但由於與家主有較嚴格的隸屬關係，因此同樣被視為家主的奴仆，兩者均屬於賤民。賤民被排除在國家編戶齊民之外，不登於官府戶籍。嚴格說起來，由於奴婢和佃仆並不在賦役黃冊的名單上，因此役法改革理論上應當與奴婢和佃仆無關才對。然而在朱棣的役法改革中卻特別強調：奴婢和佃仆也需繳納人頭稅。
由於賤民“子孫讀書，不許與考應試”，而且“主家子孫，凡有婚喪之事，必令執役，稍不遂意，則加捶楚。甚至地產丁糧，必寄居主戶完納”。因此賤民不僅社會地位遠遠低於普通平民，其經濟狀況其實也不如自耕農。正常情況下，奴婢和佃仆不太可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田產，因此隻得用現金繳納足額人頭稅附稅。也就是說，如果家主不代為支付，奴婢和佃仆基本上都屬於移民的潛在對象。另外，又由於賤民原本的社會地位低、經濟狀況差，而移民後不僅可以由賤民轉為良民，還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對於殖民的抵觸心理應當不會太大。
至於說移民的目的地嘛，自然是海外和邊疆。
海外不說，呂宋能容納很多移民。將來鄭和正式下西洋之後，所有新發現的、無正式國家統治管理的土地都將成為潛在的殖民地。
去邊疆墾荒的最佳地點，近期是東起庫頁島、西至鄂嫩河、南到渾河、北達興安嶺的奴兒幹都司。雖說奴兒幹都司目前尚未成立，不過洪武初明朝統治勢力就已經逐步達到鬆花江、牡丹江及牙蘭河一帶，也就是說，用來移民的土地是非常充足的。按照曆史的軌跡，再過幾年奴兒幹衛、奴兒幹都指揮使司就會相繼成立，明朝勢力還會進一步擴張。
在朱棣的印象中，後金政權與明政府對峙時，東北有大量的漢人以奴隸的身份為滿人勞作。由此可見，這時候開發北大荒的條件應該已經算是成熟了。既然如此，與其坐視漢人未來將會以奴隸的身份在那片黑土地上勞作，還不如讓他們現在就以主人的身份前去開發那片土地。
至於說陸地移民的遠期目標，自然是俄國擴張步伐的逆向操作。按原來的曆史，直到朱棣死後俄羅斯公國都還沒獨立，也就是說，至少在朱棣的有生之年不可能遇上什麽兩強衝突的麻煩。
如果奴婢、佃仆都被弄走了，地主們自然會非常不爽。平日裏沒有奴婢的服侍，年節壽誕時沒有佃仆前來叩頭祝賀，地主們的生活質量以及精神享受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一般來說，任何損害統治階段利益的改革都會遭受不同程度的抵製甚至反撲，然而永樂年間地主階段的力量與皇權相比差距實在太過懸殊，朱棣絲毫不擔心地主階級會有什麽出格的舉動。
再者說，朱棣也並沒有把事情做絕，反正隻要地主肯為奴婢和佃仆繳納人頭稅就可以保留奴婢和佃仆。這種情況有點象俄國的彼得大帝下令國民不得蓄大胡子，但隻要繳納不菲的蓄胡稅，貴族們仍然可以保留他們心愛的大胡子。這種額外的支出，本質其實就是奢侈稅。隻要地主們願意繳納奢侈稅，朱棣倒也稱得上通情達理。
不過朱棣私下揣測：隻要佃仆能夠創造剩餘價值，地主們為了保證自家田地不至於荒蕪，不論是否情願總歸是要為相應佃仆繳納人頭稅的；而奴婢卻並不直接創造剩餘價值，因此在人頭附加稅的影響下，紅樓夢中描繪的“每個主子都有不等的丫環小廝服侍，而高級丫環又由低級丫環服侍”的情景估計是很難出現了。
至於說人頭稅附稅是否會阻礙商業發展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朱棣也早就考慮過了。從表麵看，非農業人口必須額外繳納人頭稅附稅，肯定會阻礙商業的發展。但事實上，即便商品經濟最為繁榮的宋代也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萌芽，而是商品經濟畸型發展的“假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病態繁榮，可以稱之為城市肥胖症。因為，流入城市的非農業人口當中隻有小部分轉化到了手工業生產部門中，大量的則淪為貧民，充當茶樓酒肆的傭保，鬥雞、走狗、擊築、歌舞的遊手，或充當富貴之家的仆人雜役。要知道，資本主義萌芽初期的歐洲，倫敦、巴黎等城市才幾十萬人！
既然資本主義萌芽所依靠的並非是大量的流動人口或所謂的自由勞動力，而是能夠投入到手工業生產部門中的人口，那麽朱棣自然不肯免除城市人口的人頭稅附加稅――否則，流民們紛紛湧進入城市並且聲稱自己是手工業勞動者該怎麽處理？
明朝商業稅率隻是三十稅一，顯然非常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隻要有利可圖，手工作坊主自然會給出足夠的工錢供勞動者繳納人頭稅附稅。如果有必要，朱棣還可以出台扶持商品經濟發展的人頭稅政策，規定商人和手工業者繳納的商業稅可以充抵人頭稅附稅。這樣規定後，便相當於商人和手工業者繳納的商業稅額度隻要達到了十畝田的基本田賦，該商人或是手工業者便無需再繳納人頭稅附稅。甚至，朱棣還可以規定：繳納的商業稅達到二十畝田的基本田賦，那麽可雇傭一名工人，而且此工人亦免人頭稅附稅；繳納的商業稅達到三十畝田的基本田賦，那麽可雇傭兩名工人，而且……總而言之，為了刺激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犧牲少許的稅收朱棣還是願意的。
至於那些到鄉紳官宦人家作傭人的、到官府幹雜活的、到茶樓酒肆當傭保的、鬥雞、走狗、擊築、歌舞的遊手，甚至於流浪漢們……自然是統統移民！要知道，即便人口已經過億，即便已經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僅僅巴西一個國家的可耕種土地都沒能充分開發。無論有多少富餘人口，朱棣總歸有足夠的土地安置――反正世界那麽大，隻要開展殖民，人口再多也不顯多。
朱棣的胃口很大：西伯利亞、東南亞諸島、澳洲、美洲……如此廣袤的土地所需要殖民的人數自然不小。若是殖民所需的經費全部由朝廷承擔，雖說殖民是件有利可圖的事情，但前期投入的壓力畢竟太過巨大。因此，朱棣打算充分利用民間的力量――靠殖民起家的那幾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依靠諸如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這樣的組織。
一開始就建立類似的公司自然為時尚早，朱棣打算頒布這樣一條政策：凡承擔五十個以上移民費用者，可獲得一個最低級的貴族爵位，並擁有對該移民屯的管理權利。如此一來，殖民活動的各方均能夠得到足夠的好處：於國家而言，可以減輕財政壓力；於被資助者而言，可由自願移民轉為自費移民，多獲得五十畝免費土地，而且還可擁有以每畝10個銅錢的價格購買不超過500畝土地的資格；於投資者而言，既可以獲得爵位（在古代，這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又可以獲得相應的報酬（擁有了管理權，自然擁有收稅權）。於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歡喜。
當夏元吉看到關於人頭稅的內容時，一開始是準備進諫的。因為他認為人頭稅附稅對於貧民和賤民實在是太不利了，儒家理論上是講究“仁”的。不過朱棣對此早有預料，因此特意解釋說：將繳不起人頭稅的賤民和貧民移民海外，是為了充實海外那個為建文皇帝遺孤所建的王國――朱棣的殖民目標自然不止區區一個呂宋，隻不過殖民需要講究循序漸進，第一階段恰巧正是呂宋罷了。
對於這樣的解釋，夏元吉不禁默然。
對於轉投朱棣麾下，夏元吉多多少少還是有一絲愧疚的。朱棣對那些“左逆文臣”及其親族的處置，官方說法是發配海外。然而人多口雜，朱棣又沒有下達噤口令，因此他與“左逆文臣”的約定早已通過各種途徑流傳開去。對此，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此乃仁義之舉。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有數的名君，然而玄武門之變時唐太宗弑兄殺弟倒也罷了，卻連侄子們也要斬草除根，後世文人對此還是多有詬病的。相比之下，朱棣不僅放過建文皇帝的遺孤，還派遣建文皇帝的弟弟們以及忠於建文的大臣們打前站，為其在海外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王國。這樣的處理方式，令朱棣贏得了不少文人的好感。
如果隻是將忠於建文皇帝的臣子打發到海外去，人們還可以懷疑朱棣隻是想將和建文皇帝有關的人打發的遠遠的，以便眼不見心不煩。可是後來朱棣又專門明詔天下，宣布心懷故君者可向官府報名，由官府統一將其送往海外為建文遺孤專門成立的王國去。
明詔已經下發一段時間了，然而響應者廖廖。中國人大抵都是這個樣子，茶餘飯後私底下議論時，人們都會同情建文皇帝。但是若讓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建文皇帝的後人，卻是誰也不肯的。
現在，朱棣又專門用改革人頭稅的辦法，為建文皇帝的遺孤提供更多的臣民。在夏元吉看來，此舉簡直達到了“仁義”的最高境界，因此，進諫的想法自然也就吞到了肚子裏。
朱棣並不知道在夏元吉的心目中自己已經達到了“仁義”的最高境界，如果知道了，他沒準會笑趴下。事實上，朱棣不僅不認為自己能夠和仁義扯上什麽關係，相反，他清晰地感覺到自己附身成為永樂大帝後，心腸迅速地變硬變冷，良心、同情心什麽的也相繼不翼而飛。
朱棣知道自己的這種精神狀態與常人大不相同，按後世的醫學觀點看，多少也有點精神病的意思。朱棣對這種變化卻並沒有什麽負麵的情緒，因為他知道，這隻不過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職業病罷了――若是太過善良，必然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皇帝。既然當皇帝的大抵如此，朱棣自然不會沒事找事去背負什麽心理負擔。
略過朱棣對自身變化的認識不談。後來，當夏元吉看到地主或是家主可以為奴婢、佃仆繳納人頭稅附稅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詭寄”這個名詞。傳統意義上的詭寄是指地主為了少繳賦稅，而將田產掛在應當享受賦稅減免的孤寡者名下。夏元吉懷疑，地主們為了減少對奴婢和佃仆的人頭稅支出，或許會將田產掛在奴婢和佃仆的名下。
一目十行地讀完役法改革的內容，夏元吉緩緩地攤開紙，若有所思地開始磨墨。
對於朱棣的役法改革思路，夏元吉基本還是能夠接受的。現在，他隻是想著怎樣才能為這篇大好文章拾遺補闕。
皇上出乎意料的信任和重視，令夏元吉感激涕零。除此之外，夏元吉也對匣子裏的東西頗為好奇。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作為鬱新深為信賴的左膀右臂，夏元吉知道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其實是皇上本人的主意。
那天朝會，朱棣宣布由大臣們公開討論是否應當“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時，形勢完全是一邊倒。當時隻有幾個食古不化的家夥翻來覆去地強調祖宗之法不可改，而讚同的聲音卻完全聽不到。並不是大臣們全都不讚同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真正的原因在於：明朝的文官都是孔孟弟子，敬天法祖曰仁曰義乃是最根本的規矩。世襲罔替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製度，而當今皇上靖難時也打著“恢複祖製”的旗號，所以讚同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的大臣雖然不少，但誰也不敢站出來。
這時，皇上一連向反對者提出了三個問題。
“太祖皇帝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皇子26人當中，有後代的為23人。民間自古有多子多福的說法，皇家宗室應當不是福薄之人。那麽，平均每人生三個兒子不算多吧？”
從道理上講，宗室有著優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因此宗室人口的增長率理應遠遠高於人口的平均增長率。平均每位宗室隻三個兒子真的不算多。從情理上講，誰吃了熊心豹子膽敢跳出來說皇室福薄？
這時，一個官員站出來猛拍馬屁。
“龍子龍孫自當福緣深厚，其子嗣不說百子千孫，起碼幾十個卻是不成問題的。”
令那名官員意外的是，聽到這個馬屁後皇上不僅不喜，反而臉色鐵青。思維快捷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皇上如今已經四十出頭，卻隻有四個兒子，養大的更是隻有三個。若說皇上將來會有幾十個兒子，那多半得戴上綠帽子才成。
幸好皇上並沒有因此雷霆大發，隻是哼了一聲，然後提出第二個問題。
“大明朝順應天命。其國祚自當長久。延續十代不成問題吧？”
這個問題倒是很好回答。大臣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大明順應天命。理當國祚永昌、千秋萬代！”
事實上。這種誅心之問也隻能這樣回答。這時候誰會跳出來說大明國運多厄。十代之內必將亡國？如果真地活膩味了。等早朝結束後悄悄找根柱子撞死得了。又何必連累九族受誅呢？！
“這樣一算。太祖皇帝地第十代孫就會多達四十五萬兩千七百零九人。即便這些宗室全部隻拿奉國中尉地歲祿。而且還不算公主、附馬、郡主、縣主地歲祿。國家每年仍然需要為此支付9054萬1800石。洪武年間田賦收入曾達到3227萬8900石。有誰認為十代之後。國家能夠支付得起一億石地宗室歲祿？或者說。你們誰有解決地辦法？”
皇家宗室地子孫不繁昌嗎？
大明國祚不綿長嗎？
如果不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將來國家有能力供應宗室的歲祿嗎？
這三個問題提出來之後，持反對意見的人立即烏眉梢眼地閉上嘴了――即便是腦袋被驢踢過的人，也知道這種時候絕對不能出言反對。因為，他們既不能說皇室福薄或是大明必然短命，又不能硬著頭皮說支付多達一億石的宗室歲祿能夠辦到。
於是，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的建議便順利通過了。
之前，夏元吉隻是隱隱約約覺得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更好，但並沒有想到這種細節問題――別看作為戶部左侍朗的夏元吉經常與數字打交道，不過每人生三子，十代之後會有多少人的數學問題他卻也從來未曾想過。聽了皇上的話，夏元吉立即有了一種拔開雲霧見天日的感覺。
顯然，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是一項極有遠見的措施。而皇上之所以要拐彎沒角讓周王等人提出這件事，大約是因為此舉畢竟違背祖宗成法，擔心會對自己的名聲有礙吧。
想到這裏，夏元吉不禁對懷裏的黃木匣子產生了極大的期待。不知道這一次，皇上又會有什麽先知卓見呢？
回到家，夏元吉顧不上吃飯便吩咐下人不許打擾自己，然後躲進書房。將房門關緊後，夏元吉將黃匣子虔誠地放在書桌上，揭開木匣上的封條，果然見到裏麵放著一摞寫滿字的紙。
夏元吉捧起這摞紙細細地看著，很快，他的心神便完全被皇上的改革思路深深吸引。夏元吉在戶部幹了很多年，對財政上的某些弊端非常了解。作為一個正直而且有能力的官員，夏元吉自然希望解決那些弊端。然而由於知識麵的局限，夏元吉根本就想不到這些方法。雖然有些內容夏元吉未必完全理解，而少數思路他也並不是很讚同，但在閱讀思考的過程中，夏元吉仍然陷入了如癡如醉的狀態之中。夏元吉眼都不眨地看著，時而長籲短歎，時而拍案叫絕。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輕輕放下那摞紙，用微微顫抖地聲音自言自語道：“聖上真乃神人也！”
朱棣在這摞紙上寫的主要是役法改革的內容。
所謂役，是指徭役。明朝徭役有裏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再加上驛傳，四者被合稱“四差”。其中以裏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所謂的“丁糧”，其中“丁”是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而“糧”則是指田賦。徭役製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製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每個朝代之初因為之前曆經戰亂的緣故，會有大量的荒地，因此很容易有產生大量的自耕農――隻要開國皇帝不太蠢，而外部環境又不太惡劣，每個朝代一開始都會有一段社會秩序良好、經濟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
然而令曆朝曆代有識之士無奈的是，隨著經濟的複蘇，土地兼並就會越來越嚴重，而地權也會高度集中。僅此倒也罷了，問題是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會造成大量農民逃徙，將導致徭役製度遭受嚴重破壞。
朱棣對役法進行的改革可以用簡單的一段話來概括。
將各州縣原來的田賦、各種徭役（按戶、按丁、臨時的）、各種雜稅全部折成銀兩，統一編派到田畝上，按田畝征銀，隨夏、秋兩稅一起征收。其中按戶、丁征收的役銀隻是部分分攤到田畝上，另一部分則分攤到人丁上。
之所以要改徭役為繳納貨幣，其主要原因在於勞役無法量化。賦與役的征收及解運期間彼此不一致，而賦內各項與役內各項，其征解期間多亦不同。主持征收及解運的人員，也往往不是同一個人，而是由各種不同名義的人員去分別地負責。如此一來，就很容易滋生官吏的**。
“稅收製度越簡單越好”這句話雖說有絕對化的嫌疑，但毫無疑問，將稅收製度簡明化，既可以減輕稅收成本，又可以減少官吏從中舞弊的機會。雖說朱棣並不打算遷都北京（永樂皇帝之所以遷都北京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北方領土的完整，而朱棣準備向海外發展，因此若遷都北京則無法滿足其戰略目的），但是南糧北運的局麵卻是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想要維護北疆領土的完整，必然會有大量錢糧運輸的現象產生。過去運送錢糧屬於百姓的徭役負擔之一。各項錢糧皆有它指定的輸送倉庫，又大都有特定的用途，因此運輸距離的遠近不同，時間緩急也不同。所以，官吏很容易從中舞弊――假設張三行賄，官吏便可以將緩項以及較近的運輸任務指派給張三，使其暫不起解或隻是負擔費力較少的解運任務；而李四不行賄，官吏則可以指派急項以及較遠的運輸任務給李四，並且逼迫李四及早起運，進而借機侵欺勒索。
將解運事宜由民間自理改為官府辦理後，這樣的弊端自然而然就會消失。
役法改革的核心思想便是各項賦役普遍地用大明寶鈔折納。想要稅收完全貨幣化，當然不能僅僅隻是田賦貨幣化――田賦、徭役，一個都不能少。
將民眾之役折成現錢來征收，國家反過來逐步提高錢幣生產，這樣稅收中不斷增加的對貨幣的要求便可以抵消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流通領域內貨幣的增加，又可以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說，稅收實現貨幣化是再好不過的政策了。
夏元吉不是穿越者，不知道朱棣的思路主要是抄襲後世的一條鞭法，因此對朱棣驚為天人。其實按後世的評價，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還不夠徹底，因為一條鞭法仍然保留了部分徭役。真正徹底減輕貧民負擔的，其實應該是雍正的攤丁入畝。
按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封建社會的皇帝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所做所為均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決定腦袋”這句話顯然是正確的：如果朱棣穿越後身份隻是一個雇農，當然會希望國家實施攤丁入畝，完全取消人頭稅。然而朱棣如今的身份是皇帝，立場不同，想法自然也就不同。當然，朱棣之所以仍然保留人頭稅，倒也不是出於階級立場。雍正的職業同樣是皇帝，也沒見後世學者認為雍正叛變了地主階級的立場――朱棣這麽做，其實是為將來殖民做準備。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就遷移習性而言，漢民族的鄉土觀念太強，因此並不具有強烈的遷移傾向――在現代社會之前，若不是在家鄉生活不下去，漢人極少自發地移民。
朱棣堅信，在自己的指導下，鄭和至少可以比另一個時空提前一百年完成環球航行的壯舉。畢竟，1405年鄭和就開始下西洋了，而麥哲倫1519年才開始環球航行。按正常的程序，發現新的土地後應該立即開展殖民活動。然而一旦實施攤丁入畝，就會穩定地主經濟，強化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體係，繼而會使得農民更加牢固地束縛於土地之上，對開展殖民活動形成障礙。
想想，中國的老百姓們隻要有口飯吃（如果實施攤丁入畝，貧民的負擔將大為減輕，因此果腹這一最低級的目標將很容易實現）就會故土難離，因此，到那時唯有通過強迫手段才能獲得足夠的移民來源。而漢民族本來就對離開故土有著天然的反感情緒，如果知道移民的目的地竟然不在中國，而是比天涯海角（海南）更加遙遠的海外，一旦有人帶頭唱起了了類似《無向遼東浪死歌》的俚曲，朱棣找誰哭去？朱棣堅信自己在軍事上比隋煬帝高明無數倍，可他並沒有強逼民反然後鎮壓農民起義的愛好。
所以說，仍然保留人頭稅，令無地和少地的貧民生活艱難，然後誘使他們加入殖民活動才是最好的選擇。
另一個時空裏最先開始殖民活動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由於本國人口有限，殖民成果受到嚴重的限製。而“攤丁入畝”對丁徭的徹底取消，又恰恰能夠助長人口的增殖，因此，朱棣決定在製定人頭稅時耍點花招。這個花招，便是將人頭稅分為正稅和附稅。
正稅為每丁每年繳納一個銅錢，這樣的額度其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而附稅則可以稱之為役銀，與基本田賦結合起來。所謂的基本田賦，無論是明朝人還是穿越者都是不懂的，因為這是朱棣自己定義的概念：以州縣為單位，將一個州縣的全部徭役折算並入田地後，單位田地所需繳納的貨幣數額。
與基本田賦相對應的則是浮動田賦。畢竟土地的肥沃程度各有不同，如果按同樣的額度收取田賦，那樣既不公平也不科學。從本質上看，基本田賦其實就是農戶應當承擔的徭役，而浮動田賦才是真正的農業稅。由於浮動田賦與役法改革的關聯不大，所以朱棣並沒有將浮動田賦的相關內容寫在那摞紙上。
言歸正傳。人頭稅的正稅隻不過一個銅錢，而附稅則與基本田賦掛鉤。如果某丁繳納的基本田賦等於或超過十畝，則無需再繳納役銀。如此一來，隻要擁有田產達到十畝，實際上便享受了攤丁入畝的待遇，“富戶也困於役，而置產困也”，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限製土地兼並。另一種情況則是繳納的基本田賦不及十畝之數，則需補齊差額部分，這意味著無田和擁有田產不及十畝的農民，仍然需要承擔徭役負擔――也就是說，貧農稍遇天災**，其破產的可能性絲毫未減。
一旦貧農無力繳納人頭稅附稅，官府就會強製移民。強製移民的說法不好聽，所以朱棣換了種好聽的說法：無力繳納人頭稅附稅的人是因為沒有田產或是田產太少，因此仁慈而又大方的皇上決定賜給他們足夠的土地。
明朝創立初期，由於朱元璋通過行政手段大力執行移民政策，導致人口密度最大的江南地區，戶均耕田也遠遠超過了十畝。例如，按洪武二十六年戶數與田地數計算，蘇州府戶均耕地為20畝，常州府為52畝。事實上，即便到了萬曆年間，自耕農所擁有的田地也不算少――按萬年六年統計的戶數與耕地數進行計算，蘇州府戶均耕地為15畝，常州府為25畝。
也就是說，所謂的人頭稅附稅，對這個時期絕大多數的自耕農而言基本上是可以無視的。朱棣所針對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無田產或田產太少的人。另一類則是屬於賤民的奴婢和佃仆。
佃仆雖與奴婢有別，但由於與家主有較嚴格的隸屬關係，因此同樣被視為家主的奴仆，兩者均屬於賤民。賤民被排除在國家編戶齊民之外，不登於官府戶籍。嚴格說起來，由於奴婢和佃仆並不在賦役黃冊的名單上，因此役法改革理論上應當與奴婢和佃仆無關才對。然而在朱棣的役法改革中卻特別強調：奴婢和佃仆也需繳納人頭稅。
由於賤民“子孫讀書，不許與考應試”，而且“主家子孫，凡有婚喪之事，必令執役，稍不遂意，則加捶楚。甚至地產丁糧，必寄居主戶完納”。因此賤民不僅社會地位遠遠低於普通平民，其經濟狀況其實也不如自耕農。正常情況下，奴婢和佃仆不太可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田產，因此隻得用現金繳納足額人頭稅附稅。也就是說，如果家主不代為支付，奴婢和佃仆基本上都屬於移民的潛在對象。另外，又由於賤民原本的社會地位低、經濟狀況差，而移民後不僅可以由賤民轉為良民，還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對於殖民的抵觸心理應當不會太大。
至於說移民的目的地嘛，自然是海外和邊疆。
海外不說，呂宋能容納很多移民。將來鄭和正式下西洋之後，所有新發現的、無正式國家統治管理的土地都將成為潛在的殖民地。
去邊疆墾荒的最佳地點，近期是東起庫頁島、西至鄂嫩河、南到渾河、北達興安嶺的奴兒幹都司。雖說奴兒幹都司目前尚未成立，不過洪武初明朝統治勢力就已經逐步達到鬆花江、牡丹江及牙蘭河一帶，也就是說，用來移民的土地是非常充足的。按照曆史的軌跡，再過幾年奴兒幹衛、奴兒幹都指揮使司就會相繼成立，明朝勢力還會進一步擴張。
在朱棣的印象中，後金政權與明政府對峙時，東北有大量的漢人以奴隸的身份為滿人勞作。由此可見，這時候開發北大荒的條件應該已經算是成熟了。既然如此，與其坐視漢人未來將會以奴隸的身份在那片黑土地上勞作，還不如讓他們現在就以主人的身份前去開發那片土地。
至於說陸地移民的遠期目標，自然是俄國擴張步伐的逆向操作。按原來的曆史，直到朱棣死後俄羅斯公國都還沒獨立，也就是說，至少在朱棣的有生之年不可能遇上什麽兩強衝突的麻煩。
如果奴婢、佃仆都被弄走了，地主們自然會非常不爽。平日裏沒有奴婢的服侍，年節壽誕時沒有佃仆前來叩頭祝賀，地主們的生活質量以及精神享受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一般來說，任何損害統治階段利益的改革都會遭受不同程度的抵製甚至反撲，然而永樂年間地主階段的力量與皇權相比差距實在太過懸殊，朱棣絲毫不擔心地主階級會有什麽出格的舉動。
再者說，朱棣也並沒有把事情做絕，反正隻要地主肯為奴婢和佃仆繳納人頭稅就可以保留奴婢和佃仆。這種情況有點象俄國的彼得大帝下令國民不得蓄大胡子，但隻要繳納不菲的蓄胡稅，貴族們仍然可以保留他們心愛的大胡子。這種額外的支出，本質其實就是奢侈稅。隻要地主們願意繳納奢侈稅，朱棣倒也稱得上通情達理。
不過朱棣私下揣測：隻要佃仆能夠創造剩餘價值，地主們為了保證自家田地不至於荒蕪，不論是否情願總歸是要為相應佃仆繳納人頭稅的；而奴婢卻並不直接創造剩餘價值，因此在人頭附加稅的影響下，紅樓夢中描繪的“每個主子都有不等的丫環小廝服侍，而高級丫環又由低級丫環服侍”的情景估計是很難出現了。
至於說人頭稅附稅是否會阻礙商業發展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朱棣也早就考慮過了。從表麵看，非農業人口必須額外繳納人頭稅附稅，肯定會阻礙商業的發展。但事實上，即便商品經濟最為繁榮的宋代也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萌芽，而是商品經濟畸型發展的“假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病態繁榮，可以稱之為城市肥胖症。因為，流入城市的非農業人口當中隻有小部分轉化到了手工業生產部門中，大量的則淪為貧民，充當茶樓酒肆的傭保，鬥雞、走狗、擊築、歌舞的遊手，或充當富貴之家的仆人雜役。要知道，資本主義萌芽初期的歐洲，倫敦、巴黎等城市才幾十萬人！
既然資本主義萌芽所依靠的並非是大量的流動人口或所謂的自由勞動力，而是能夠投入到手工業生產部門中的人口，那麽朱棣自然不肯免除城市人口的人頭稅附加稅――否則，流民們紛紛湧進入城市並且聲稱自己是手工業勞動者該怎麽處理？
明朝商業稅率隻是三十稅一，顯然非常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隻要有利可圖，手工作坊主自然會給出足夠的工錢供勞動者繳納人頭稅附稅。如果有必要，朱棣還可以出台扶持商品經濟發展的人頭稅政策，規定商人和手工業者繳納的商業稅可以充抵人頭稅附稅。這樣規定後，便相當於商人和手工業者繳納的商業稅額度隻要達到了十畝田的基本田賦，該商人或是手工業者便無需再繳納人頭稅附稅。甚至，朱棣還可以規定：繳納的商業稅達到二十畝田的基本田賦，那麽可雇傭一名工人，而且此工人亦免人頭稅附稅；繳納的商業稅達到三十畝田的基本田賦，那麽可雇傭兩名工人，而且……總而言之，為了刺激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犧牲少許的稅收朱棣還是願意的。
至於那些到鄉紳官宦人家作傭人的、到官府幹雜活的、到茶樓酒肆當傭保的、鬥雞、走狗、擊築、歌舞的遊手，甚至於流浪漢們……自然是統統移民！要知道，即便人口已經過億，即便已經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僅僅巴西一個國家的可耕種土地都沒能充分開發。無論有多少富餘人口，朱棣總歸有足夠的土地安置――反正世界那麽大，隻要開展殖民，人口再多也不顯多。
朱棣的胃口很大：西伯利亞、東南亞諸島、澳洲、美洲……如此廣袤的土地所需要殖民的人數自然不小。若是殖民所需的經費全部由朝廷承擔，雖說殖民是件有利可圖的事情，但前期投入的壓力畢竟太過巨大。因此，朱棣打算充分利用民間的力量――靠殖民起家的那幾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依靠諸如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這樣的組織。
一開始就建立類似的公司自然為時尚早，朱棣打算頒布這樣一條政策：凡承擔五十個以上移民費用者，可獲得一個最低級的貴族爵位，並擁有對該移民屯的管理權利。如此一來，殖民活動的各方均能夠得到足夠的好處：於國家而言，可以減輕財政壓力；於被資助者而言，可由自願移民轉為自費移民，多獲得五十畝免費土地，而且還可擁有以每畝10個銅錢的價格購買不超過500畝土地的資格；於投資者而言，既可以獲得爵位（在古代，這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又可以獲得相應的報酬（擁有了管理權，自然擁有收稅權）。於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歡喜。
當夏元吉看到關於人頭稅的內容時，一開始是準備進諫的。因為他認為人頭稅附稅對於貧民和賤民實在是太不利了，儒家理論上是講究“仁”的。不過朱棣對此早有預料，因此特意解釋說：將繳不起人頭稅的賤民和貧民移民海外，是為了充實海外那個為建文皇帝遺孤所建的王國――朱棣的殖民目標自然不止區區一個呂宋，隻不過殖民需要講究循序漸進，第一階段恰巧正是呂宋罷了。
對於這樣的解釋，夏元吉不禁默然。
對於轉投朱棣麾下，夏元吉多多少少還是有一絲愧疚的。朱棣對那些“左逆文臣”及其親族的處置，官方說法是發配海外。然而人多口雜，朱棣又沒有下達噤口令，因此他與“左逆文臣”的約定早已通過各種途徑流傳開去。對此，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此乃仁義之舉。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有數的名君，然而玄武門之變時唐太宗弑兄殺弟倒也罷了，卻連侄子們也要斬草除根，後世文人對此還是多有詬病的。相比之下，朱棣不僅放過建文皇帝的遺孤，還派遣建文皇帝的弟弟們以及忠於建文的大臣們打前站，為其在海外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王國。這樣的處理方式，令朱棣贏得了不少文人的好感。
如果隻是將忠於建文皇帝的臣子打發到海外去，人們還可以懷疑朱棣隻是想將和建文皇帝有關的人打發的遠遠的，以便眼不見心不煩。可是後來朱棣又專門明詔天下，宣布心懷故君者可向官府報名，由官府統一將其送往海外為建文遺孤專門成立的王國去。
明詔已經下發一段時間了，然而響應者廖廖。中國人大抵都是這個樣子，茶餘飯後私底下議論時，人們都會同情建文皇帝。但是若讓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建文皇帝的後人，卻是誰也不肯的。
現在，朱棣又專門用改革人頭稅的辦法，為建文皇帝的遺孤提供更多的臣民。在夏元吉看來，此舉簡直達到了“仁義”的最高境界，因此，進諫的想法自然也就吞到了肚子裏。
朱棣並不知道在夏元吉的心目中自己已經達到了“仁義”的最高境界，如果知道了，他沒準會笑趴下。事實上，朱棣不僅不認為自己能夠和仁義扯上什麽關係，相反，他清晰地感覺到自己附身成為永樂大帝後，心腸迅速地變硬變冷，良心、同情心什麽的也相繼不翼而飛。
朱棣知道自己的這種精神狀態與常人大不相同，按後世的醫學觀點看，多少也有點精神病的意思。朱棣對這種變化卻並沒有什麽負麵的情緒，因為他知道，這隻不過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職業病罷了――若是太過善良，必然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皇帝。既然當皇帝的大抵如此，朱棣自然不會沒事找事去背負什麽心理負擔。
略過朱棣對自身變化的認識不談。後來，當夏元吉看到地主或是家主可以為奴婢、佃仆繳納人頭稅附稅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詭寄”這個名詞。傳統意義上的詭寄是指地主為了少繳賦稅，而將田產掛在應當享受賦稅減免的孤寡者名下。夏元吉懷疑，地主們為了減少對奴婢和佃仆的人頭稅支出，或許會將田產掛在奴婢和佃仆的名下。
一目十行地讀完役法改革的內容，夏元吉緩緩地攤開紙，若有所思地開始磨墨。
對於朱棣的役法改革思路，夏元吉基本還是能夠接受的。現在，他隻是想著怎樣才能為這篇大好文章拾遺補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