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六年八月上旬，崔應元帶著抓來的一幹要犯啟程北返京城，籠罩在蘇州城上空緊張壓抑的氛圍終於得以消散，但城裏彌漫著的恐慌情緒卻持續了數月之久。
雖然崔應元僅僅在蘇州城待了一個月，但他給蘇州城的權貴和百姓所帶來的震撼是無以複加的，蘇州城上至巡撫下至地痞流氓有數十人被抓，不要說蘇州了就是整個江南也從未生過如此大規模的抓人事件。
與此同時，外界也真正意識到了錦衣衛的可怕，錦衣衛辦案根本不需要向外人交待，隻向皇帝負責，說抓人就抓人根本不會給你任何理由。
在崔應元雷霆萬鈞般的攻勢下，蘇州的那些富紳大戶們很快就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跟崔應元根本就不在一個量級上：連周起元這個堂堂的蘇鬆巡撫以及曾經做過朝廷高官的周順昌等人都鋃鐺入獄，更何況是他們。
值得一提的是，當高攀龍得知崔應元派來抓他的錦衣衛即將趕到時，知道自己這次大難已到，故而留下一封遺書後投水自盡。
說起來，高攀龍和周順昌等六人本應該在上一次就被錦衣衛抓回京城受審，由於他們的住處分布在江南數地，故而錦衣衛第一個抓的是周起元，反正這些人在當地家大業大也跑不了。
誰知，在抓周起元的時候出了事，一名錦衣衛徑直被打死，故而使得抓高攀龍等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來。
崔應元並不急著抓高攀龍等人，他自然不怕對方跑了，而且還巴不得對方逃走，這樣可就是畏罪潛逃了。
故而，等到周起元主動走出巡撫衙門後，崔應元這才派人去抓高攀龍和周順昌等人，不成想高攀龍竟然投水自盡，前去抓人的錦衣衛於是把他的屍體帶了回來，畢竟高攀龍犯的是禦案，就算死了也要有錦衣衛負責。
實際上，崔應元隻是對付了張佑海等幾個蘇州地界的頭麵人物，其他人他根本就沒動，畢竟蘇州是大明重要的稅賦征集地，他可不想使得其亂了套。
但正因為蘇州是繁華富庶之地，這使得他帶來的那些錦衣衛和南京軍士紛紛動起了撈油水的念頭，否則他們豈不是白跑一趟，他們都是外地人根本就沒有什麽顧忌的。
因此，不僅蘇州城，整個蘇州地界有錢的大戶人家基本上都受到了騷擾，錦衣衛的人帶著南京的軍士登門敲詐勒索一番，收獲頗豐。
作為蘇州有名富商大賈，劉興文的家裏自然免不了被錦衣衛騷擾，一名錦衣衛百戶帶著人就衝進了劉府，想要從李家敲上一筆錢財。
正好杜伯清當時正好在劉府，當那名趾高氣揚的錦衣衛百戶得知眼前這個氣度不凡的中年人是四海商會副會長，以及與劉興文的關係後，頓時嚇得臉色大變，來不及等劉家的下人拿錢來就帶著人倉皇離開。
那名錦衣衛百戶自然不怕杜伯清這個商賈人，可他惹不起四海商會背後的李宏宇，不要說了，就連崔應元見了李宏宇都隻有唯唯諾諾的份兒，故而哪裏還敢要劉家的錢，要是傳到李宏宇的耳朵裏那後果可就不堪設想。
得知此事後，蘇州城那些沒被崔應元抓走但被其手下的錦衣衛騷擾的富紳大戶紛紛登門拜見杜伯清，希望他能從中斡旋以確保他們的安危。
隨著周起元和張佑海等人被抓，蘇州城的那些富紳大戶紛紛感到害怕，這錦衣衛辦事可不像衙門裏的差役那樣，那些差役想要抓他們的話至少還有個由頭，而且大家都是鄉裏鄉親的也不敢亂來。
可錦衣衛不一樣，抓人的時候根本就不需要理由，確切的說是根本就不會給被抓的人理由，即便是南京的那些王公權貴也無法過問，這使得他們心裏沒底兒，天知道那些錦衣衛會不會把他們給抓起來。
杜伯清當然不敢輕舉妄動，立刻向李宏宇請示，得到李宏宇的回複後這才動身去見崔應元替那些蘇州的富紳大戶說情，並且暗示崔應元那些富紳大戶會有一番心意送到。
崔應元自然清楚杜伯清的意思，他這次當然不能白來一趟蘇州，這個時候如果不撈錢的話簡直是天理難容。
那些錦衣衛之所以四處勒索也是因為崔應元的故意放縱，他總不能不讓兄弟們財吧，這也是向那些富紳大戶施加壓力讓他們花錢消災。
為此，崔應元很爽快地就答應不找那些惴惴不安的富紳大戶的麻煩，反正他已經抓了足夠多的人可以向魏忠賢交差，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從蘇州大撈一筆，總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些靠著不義之財家致富的富紳商賈們。
當然了，崔應元撈的那些錢不可能獨吞，他回京後還要給魏忠賢等與他的利益休戚相關的上司們各自送上一份厚禮，這可是官場上的禮數。
換句話而言，大明官場的風氣如此，崔應元根本就無法當一個清官，否則就要得罪人了，這也是為何有著“海青天”美譽的海瑞會被大明的官員看成是一個另類。
天啟六年九月中旬，經過錦衣衛北鎮撫司的審問，以貪汙受賄和謀害錦衣衛為由處死了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等閑居在家的大員和張佑海等數名蘇州地方豪強。
不僅如此，魏忠賢還以高攀龍和周起元等人以東林書院為基地結黨營私為由，奏請天啟皇帝拆除了大明各地除了公學和私塾以外的書院，禁止以講學為名結社。
一時間，包括東林書院在內的大明各地書院悉數被拆毀。
終明一代，一共有四次禁毀書院的事件生，明代的書院可以說命運多舛，屢遭劫難。
明廷當然不會沒來由地這樣做，而是這些書院的一些行為已經觸動了朝廷或者朝廷當權者的利益，故而將其毀去。
第一次和第二次生在嘉靖年間，第三次生在萬曆年間，第四次生在天啟年間，也就是魏忠賢主導的這次禁毀書院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禁毀書院的人是萬曆輔張居正，張居正曾說：
“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
由此可見，張居正禁毀書院並不是禁止學校所教授的經書義理，而是反對一些人以書院為媒介“聚黨空談”，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等到了天啟年間，隨著東林黨的逐漸強盛，天啟皇帝意識到了書院的危害，那裏已經不是讀書人做學問的地方，而是結黨營私之所。
由於能進書院的人都是大明的讀書人，不少人有著功名在身在地方上有著不少特權，故而聚集在一起的話就成為了地方上最為強大的利益集團。
為此，這才有了天啟年間的禁毀書院一事，主要衝著的就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東林書院，這無疑給了東林黨的官員以沉重的打擊。
如果說楊漣和左光鬥等六人被殺是天啟皇帝一舉把東林黨從朝堂上的統治階層拉下馬的話，那麽周起元和高攀龍等七人被殺則是天啟皇帝對東林黨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與朝廷對抗。
當然了，這兩件事情是天啟皇帝通過魏忠賢來完成的，故而魏忠賢自然成為了東林黨最為痛恨的人。
由於周起元和高攀龍七人皆為東林黨的重要成員，故而被東林黨稱之為“東林七君子”，與楊漣和左光鬥等六人的“東林六君子”相對。
隨著周起元和高攀龍七人的被殺，天啟皇帝的君威正式得以確立，讓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意識到他們所侍奉的早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的少年天子。
故而，自此以後天啟皇帝的政令得以順利推行，無論是京城各大部院堂官還是地方上的豪強勢力都皆不敢違逆其聖意，畢竟天啟皇帝手裏的刀可比萬曆皇帝鋒利得多
當得知朝廷要禁毀天下書院時，李宏宇不由得無奈地歎了一口氣，這是遲早的事情，東林黨的根基就在東林書院，而且自東林書院後大明各地的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固然，這些書院與東林書院一樣都教授經義典籍，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了地方上士紳勢力的聚集地，結黨營社現象嚴重，引了明廷上層統治官員乃至皇帝的重視。
李宏宇所開設的西洋學院自然不在禁毀的行列，因為李宏宇早已經將其掛靠在了海關司的名下。
換句話而言，設在海城的西洋學院和醫學院的性質是官學，而且在裏麵受教數年後就會被海關司派遣到外地任職，與大明的書院以及私塾、官學皆不同，由此一來就避開了這次的浩劫。
蘇州的事情過後，朝堂文武百官都見識到了天啟皇帝的強勢，故而無人敢明目張當地違抗天啟皇帝的萼聖意，天啟皇帝的君威得以鞏固和強化。
作為天啟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魏忠賢的行情更是水漲船高，一躍成為大明最有權勢的人，使得滿朝的文武百官莫不對其禮讓三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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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崔應元僅僅在蘇州城待了一個月，但他給蘇州城的權貴和百姓所帶來的震撼是無以複加的，蘇州城上至巡撫下至地痞流氓有數十人被抓，不要說蘇州了就是整個江南也從未生過如此大規模的抓人事件。
與此同時，外界也真正意識到了錦衣衛的可怕，錦衣衛辦案根本不需要向外人交待，隻向皇帝負責，說抓人就抓人根本不會給你任何理由。
在崔應元雷霆萬鈞般的攻勢下，蘇州的那些富紳大戶們很快就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跟崔應元根本就不在一個量級上：連周起元這個堂堂的蘇鬆巡撫以及曾經做過朝廷高官的周順昌等人都鋃鐺入獄，更何況是他們。
值得一提的是，當高攀龍得知崔應元派來抓他的錦衣衛即將趕到時，知道自己這次大難已到，故而留下一封遺書後投水自盡。
說起來，高攀龍和周順昌等六人本應該在上一次就被錦衣衛抓回京城受審，由於他們的住處分布在江南數地，故而錦衣衛第一個抓的是周起元，反正這些人在當地家大業大也跑不了。
誰知，在抓周起元的時候出了事，一名錦衣衛徑直被打死，故而使得抓高攀龍等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來。
崔應元並不急著抓高攀龍等人，他自然不怕對方跑了，而且還巴不得對方逃走，這樣可就是畏罪潛逃了。
故而，等到周起元主動走出巡撫衙門後，崔應元這才派人去抓高攀龍和周順昌等人，不成想高攀龍竟然投水自盡，前去抓人的錦衣衛於是把他的屍體帶了回來，畢竟高攀龍犯的是禦案，就算死了也要有錦衣衛負責。
實際上，崔應元隻是對付了張佑海等幾個蘇州地界的頭麵人物，其他人他根本就沒動，畢竟蘇州是大明重要的稅賦征集地，他可不想使得其亂了套。
但正因為蘇州是繁華富庶之地，這使得他帶來的那些錦衣衛和南京軍士紛紛動起了撈油水的念頭，否則他們豈不是白跑一趟，他們都是外地人根本就沒有什麽顧忌的。
因此，不僅蘇州城，整個蘇州地界有錢的大戶人家基本上都受到了騷擾，錦衣衛的人帶著南京的軍士登門敲詐勒索一番，收獲頗豐。
作為蘇州有名富商大賈，劉興文的家裏自然免不了被錦衣衛騷擾，一名錦衣衛百戶帶著人就衝進了劉府，想要從李家敲上一筆錢財。
正好杜伯清當時正好在劉府，當那名趾高氣揚的錦衣衛百戶得知眼前這個氣度不凡的中年人是四海商會副會長，以及與劉興文的關係後，頓時嚇得臉色大變，來不及等劉家的下人拿錢來就帶著人倉皇離開。
那名錦衣衛百戶自然不怕杜伯清這個商賈人，可他惹不起四海商會背後的李宏宇，不要說了，就連崔應元見了李宏宇都隻有唯唯諾諾的份兒，故而哪裏還敢要劉家的錢，要是傳到李宏宇的耳朵裏那後果可就不堪設想。
得知此事後，蘇州城那些沒被崔應元抓走但被其手下的錦衣衛騷擾的富紳大戶紛紛登門拜見杜伯清，希望他能從中斡旋以確保他們的安危。
隨著周起元和張佑海等人被抓，蘇州城的那些富紳大戶紛紛感到害怕，這錦衣衛辦事可不像衙門裏的差役那樣，那些差役想要抓他們的話至少還有個由頭，而且大家都是鄉裏鄉親的也不敢亂來。
可錦衣衛不一樣，抓人的時候根本就不需要理由，確切的說是根本就不會給被抓的人理由，即便是南京的那些王公權貴也無法過問，這使得他們心裏沒底兒，天知道那些錦衣衛會不會把他們給抓起來。
杜伯清當然不敢輕舉妄動，立刻向李宏宇請示，得到李宏宇的回複後這才動身去見崔應元替那些蘇州的富紳大戶說情，並且暗示崔應元那些富紳大戶會有一番心意送到。
崔應元自然清楚杜伯清的意思，他這次當然不能白來一趟蘇州，這個時候如果不撈錢的話簡直是天理難容。
那些錦衣衛之所以四處勒索也是因為崔應元的故意放縱，他總不能不讓兄弟們財吧，這也是向那些富紳大戶施加壓力讓他們花錢消災。
為此，崔應元很爽快地就答應不找那些惴惴不安的富紳大戶的麻煩，反正他已經抓了足夠多的人可以向魏忠賢交差，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從蘇州大撈一筆，總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些靠著不義之財家致富的富紳商賈們。
當然了，崔應元撈的那些錢不可能獨吞，他回京後還要給魏忠賢等與他的利益休戚相關的上司們各自送上一份厚禮，這可是官場上的禮數。
換句話而言，大明官場的風氣如此，崔應元根本就無法當一個清官，否則就要得罪人了，這也是為何有著“海青天”美譽的海瑞會被大明的官員看成是一個另類。
天啟六年九月中旬，經過錦衣衛北鎮撫司的審問，以貪汙受賄和謀害錦衣衛為由處死了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等閑居在家的大員和張佑海等數名蘇州地方豪強。
不僅如此，魏忠賢還以高攀龍和周起元等人以東林書院為基地結黨營私為由，奏請天啟皇帝拆除了大明各地除了公學和私塾以外的書院，禁止以講學為名結社。
一時間，包括東林書院在內的大明各地書院悉數被拆毀。
終明一代，一共有四次禁毀書院的事件生，明代的書院可以說命運多舛，屢遭劫難。
明廷當然不會沒來由地這樣做，而是這些書院的一些行為已經觸動了朝廷或者朝廷當權者的利益，故而將其毀去。
第一次和第二次生在嘉靖年間，第三次生在萬曆年間，第四次生在天啟年間，也就是魏忠賢主導的這次禁毀書院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禁毀書院的人是萬曆輔張居正，張居正曾說：
“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
由此可見，張居正禁毀書院並不是禁止學校所教授的經書義理，而是反對一些人以書院為媒介“聚黨空談”，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等到了天啟年間，隨著東林黨的逐漸強盛，天啟皇帝意識到了書院的危害，那裏已經不是讀書人做學問的地方，而是結黨營私之所。
由於能進書院的人都是大明的讀書人，不少人有著功名在身在地方上有著不少特權，故而聚集在一起的話就成為了地方上最為強大的利益集團。
為此，這才有了天啟年間的禁毀書院一事，主要衝著的就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東林書院，這無疑給了東林黨的官員以沉重的打擊。
如果說楊漣和左光鬥等六人被殺是天啟皇帝一舉把東林黨從朝堂上的統治階層拉下馬的話，那麽周起元和高攀龍等七人被殺則是天啟皇帝對東林黨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與朝廷對抗。
當然了，這兩件事情是天啟皇帝通過魏忠賢來完成的，故而魏忠賢自然成為了東林黨最為痛恨的人。
由於周起元和高攀龍七人皆為東林黨的重要成員，故而被東林黨稱之為“東林七君子”，與楊漣和左光鬥等六人的“東林六君子”相對。
隨著周起元和高攀龍七人的被殺，天啟皇帝的君威正式得以確立，讓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意識到他們所侍奉的早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的少年天子。
故而，自此以後天啟皇帝的政令得以順利推行，無論是京城各大部院堂官還是地方上的豪強勢力都皆不敢違逆其聖意，畢竟天啟皇帝手裏的刀可比萬曆皇帝鋒利得多
當得知朝廷要禁毀天下書院時，李宏宇不由得無奈地歎了一口氣，這是遲早的事情，東林黨的根基就在東林書院，而且自東林書院後大明各地的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固然，這些書院與東林書院一樣都教授經義典籍，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了地方上士紳勢力的聚集地，結黨營社現象嚴重，引了明廷上層統治官員乃至皇帝的重視。
李宏宇所開設的西洋學院自然不在禁毀的行列，因為李宏宇早已經將其掛靠在了海關司的名下。
換句話而言，設在海城的西洋學院和醫學院的性質是官學，而且在裏麵受教數年後就會被海關司派遣到外地任職，與大明的書院以及私塾、官學皆不同，由此一來就避開了這次的浩劫。
蘇州的事情過後，朝堂文武百官都見識到了天啟皇帝的強勢，故而無人敢明目張當地違抗天啟皇帝的萼聖意，天啟皇帝的君威得以鞏固和強化。
作為天啟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魏忠賢的行情更是水漲船高，一躍成為大明最有權勢的人，使得滿朝的文武百官莫不對其禮讓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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