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月以來，中日兩國圍繞著從朝鮮搬兵的問題開始了頻繁的交涉。在這場交涉中，由於李鴻章一心想“保全和局”，而清朝中樞內部又和戰兩歧，難以對朝鮮問題製定出正確的方針，因此，交涉的結果隻能對日本有利，使它贏得了動員和部署兵力的時間。
集軍事外交重責於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對日本的情況既不真正了解，對整個形勢也缺乏正確的估計，所以在朝鮮問題的處理上處處樁動。起初，當朝鮮政府乞援時，他采納了袁世凱出兵朝鮮的建議，對日本“必無他意”的口頭保證毫不置疑，並未料到日本會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及日本已經出兵，他先是於六月七日要求日本隻派少量軍隊．九日，總理衙門即以此意照會日本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十二日，小村複照總理衙門，斷然拒絕無須多派軍隊的提議。其後，日本繼續增兵不已，李鴻章始感到事態的嚴重。於是，中日雙方開始了曆時近一個半月的交涉。
六月十二日，日本大島棍成旅團先遣部隊抵仁川時，大島義昌少將率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業已出發，正在駛向仁川的途中。此時，漢城非常平靜，日本突派大軍壓境，頗引人注目。各國駐漢城公使對日本的舉動無不吃驚，而且持有異議。正是在這種外交的壓力下，大鳥圭介才主動同袁世凱商談雙方撤軍問題。到十五日，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即就分批撤軍的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隻差雙方互換公文了。事實上，早在兩天前，大鳥已經接到了陸奧宗光的電令，不僅反對從朝鮮撤軍，而且明確指出：“關於對朝鮮將來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強硬之處置。”撤軍談判進行到第五天，便由於日本正式提出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而宣告失敗了。在談判中，李鴻章堅持兩國同時撤軍的原則，應讀說是公平合理的。但是，由於他未能覺察日本蓄謀挑起釁端的野心，所以在原則行不通時未能采取適當的策略。在此期間，朝鮮政府曾先後照會日本和中國要求撤軍。如果中國在雙方撤軍談判失敗的情況下，宣布根據朝鮮政府的要求而單方麵撤軍，未始不是切實可行的措施。因為日本當時已經在外交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國軍隊一旦撤離朝境，那末，它不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軍拖住的陰謀必然破產，其精心策劃的所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想提也提不出來了。所以，在此階段中，李鴻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見得全錯，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他未能洞察奸謀，及早采取相應的策略。果真如此的話，日本盡管還會玩弄各種花招，但要想急於挑起釁端則勢所難能了。
六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在使雙方撤軍談判破裂之後，向中國提出了所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日本之提出此案，是想既把清軍拖在朝鮮，又使日軍賴在朝鮮不走，以達到進一步挑釁的目的。在此階段中，李鴻章和總理衙門皆據理駁斥日方提案．李鴻章同意駐日公使汪鳳藻關於“中倭皆不幹預韓政，惟勸韓自行清厘”的意見，認為“尚是正論”。並斷定日本“以重兵挾議，實欲幹預韓內政，為侵奪之謀”，已看出了日本的浸略野心．他還指示袁世凱：“任他多方恫喝，當據理駁辯勿怖。”總理衙門也告誡日本：
“朝鮮有其自主之權”，“不得對其內政濫加幹涉”。在談判中通過鬥爭來保全和局，堅持了原則立場，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於日本決心挑起戰爭這一點，李鴻章並無充分的估計。他不是加強戰備以保全和局，而是用綏靖手段以求和局，結果隻能是適得其反。六月十七日，汪鳳藻致電李鴻章提出增兵的建議：“察倭頗以我急欲撤兵為怯，狡謀愈逞，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候餘孽盡平，再與商撤，可望就範．”李卻複電曰：“日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十八日，袁世凱亦致電李鴻章，“日廷意在脅韓，大鳥不能自主，難與舌爭。似應先調南北洋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建議加強軍備，不可單靠口頭上的交涉。李鴻章也隻是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添調數船住仁川，以“聊助聲勢”。對於汪鳳藻、袁世凱二人加強戰備的建議，他致電總理衙門闡述己見說，“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葉駐牙山，距漢二百餘裏，陸續添撥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滅賊。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李鴻章在已覺察日本懷有“侵奪之謀”的情況下，不作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以立於不敗之地,而想依靠外交上的折衝尊俎來保全和局,當然隻能是一種幻想．到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發出“第一次絕交書”,強硬地表示：“設與貴政府所見相違,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李鴻章的這一幻想也就破滅了。
六月二十一日，日本舉行禦前會議，決定向朝鮮繼續派出第二批部隊，並撇開中國而單獨脅迫朝鮮政府“改革內政”。日本挑戰的意圖已經暴露得相當充分。當時，日本方麵雖百般威逼，朝鮮政府仍嚴正指出：日本“嚴限實行改革的日期，不免有幹涉內政之嫌。”並表示：“內政改革一事，須待貴軍撤回之後，我政府可實行之。”拒絕了日本以高壓手段強勒“改革內政”的計謀。此時，清政府主要依賴列強進行調停。在朝鮮，袁世凱與大鳥圭介的交涉已告終止，在北京，總理衙門與小村壽太郎的談判表麵上述在進行。先是七月四日，小村至總理衙門表示，“願兩國相商，不甚願他國幹預，以免日後牽製。”並說明“已按其外務電，予以商議之權，日內必能開談”。其後，總理衙門與小村進行了兩次會談：
第一次會談是在七月七日，中目方麵參加的有奕劻、孫毓汶、徐用儀、崇禮、張蔭桓五人，日本方麵則由小村壽太郎攜書記官兼譯員鄭永昌參加。其主要對話如下： 小村：“對於此次事件，如貴我兩國不速開協商之端緒，恐日益受他國之幹涉，此應為特別注意之事。” 孫毓汶：“貴政府對此事更應提出辦法，我政府希望據此與貴署大臣達成協議。” 小村：“目前自朝鮮撤出兩國兵員，乃談判開始先應議定之事項。即對於搬兵之方法和時間進行必要之協商．此點僅供貴王大臣參考，故明言之。” 孫毓汶：“如同意以此為協商之第一項，本大臣亦表同感。” 奕劻：“早者明日，遲者亦不過後日，可答複之。” 小村：“此事急需處理，希望至遲後日必須答複．”
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國提出的雙方撤軍建議，並決定製造決裂的口實，小村對此不會不知道，而他卻主動提出再議撤兵問題，顯然是有意地引中國上鉤。奕劻、孫毓汶等誤認為是列強調停奏效，欣然應諾，結果大上其當。
第二次會談如約在七月九日舉行，雙方的參加人員未變。其主要對話如下： 奕劻：“望貴我兩國進行協商，迅速結束此事。然而，目前兩國派出眾多兵員，一則使各國產生種種疑慮，難免會有來自他國的多方幹涉；二則恐兩國軍隊發生意外衝突，遂有破壞兩國友好之懸念，故貴我兩國談判前互將兵員撤回，乃當務之急。” 孫毓汶：“頃接朝亂已平之報告，故兩國兵員已無駐紮之必要。兩國先將兵員撤回，然後再協商善後之策。蓋兩國撤兵乃執行《天津條約》之明文也。” 小村，“朝鮮目下安寧，然明日難期．一旦兩國搬兵，亂必再起。故我政府力求兩國充分協議，以絕亂源。談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亦為實現日後不再出兵之切望也。” 孫毓汶：“貴我兩國政府根據《天津條約》而出兵，業已平安朝亂。今國王既請求撤兵，責我兩國亦應遵照《天津條約》之明文，約定日期共同撤兵，是乃恰當之處置。” 小村：“在事情未定之時，我兵員決不撤回。” 孫毓汶：“目前兩國出兵朝鮮，引起各國種種猜測，以至試圖幹涉之。為消除此患，惟有速撤兩國之兵。況且撤兵之舉，井非不再談判。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後兩國就勸告國王改革內政事進行協商。” 小村：“如此，為免於誤解，本官可將貴王大臣意見之要點重複如下，現今朝鮮內亂業已平定，根據《天津條約》之明文，日清兩國所派兵員應各自撤回。且兩國駐兵朝鮮，亦有引起他國出兵之慮。因此，談判非於撤兵之後難以進行。” 徐用儀:“如是，無誤。” 奕劻：“接到貴政府對我政府意見之回電後，望速報知。”
在這兩次會談中，中國方麵都以避免他國出兵為詞，強調兩國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麵需要的隻是挑釁的口實，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轉變立場的，其結果也就不難預期了。 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送來了日本政府的照會，內稱： “查朝鮮屢有變亂之事，從其內治紛亂而來。我政府因念今俾該國能更正內治，絕變亂於未萌，莫善於兩國戮力同心者，緣兩國之與該國所有關係原常吃緊也。乃將此意提出清國政府，詎料清國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實深詫異。近聞駐京英國大臣顧念睦誼，甚願日清兩國言歸於好，出力調停等語。但清國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於我政府之意毫無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開，總而言之，清國政府有意滋事也。則非好事而何乎?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
這就是陸奧宗光的所謂“第二次絕交書”。其中，不僅斷然拒絕了中國提出的雙方共同撤兵的正當要求，還倒打一耙，預將挑起戰端的罪責推給中國。清政府“始則假俄人為箝製，繼則恃英人為調停”，幻想依賴列強折衝調停，到此終於落空。
在此階段中，李鴻章對俄國的幹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軍事上仍不積極準備。這與光緒皇帝的態度適成鮮明的對照。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緒曾兩次諭李鴻章加強備戰。但是，李鴻章認為日本決不會先開釁，仍不積極進行部署．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請戰，提出：“各艦齊作整備，候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直往，並力拚戰，決一雌雄。”七月初，葉誌超有移軍水原的建議。在此以前，袁世凱也曾提出：“不妨先播進漢聲勢，而不必遽進，看其如何變態。”不久，漢城即風傳聶士成“準備以謁見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鳥圭介聽說後，異常驚慌，準備製止，如不聽其勸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陸奧宗光回電則稱：“可進行勸告以製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國正在兩國間進行斡旋，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使用武力。”可見，當時如果清軍及時增派兵力，在軍事上爭取主動，不失為可行的辦法。而李鴻章卻認為：“與日相逼，日轉有詞。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仍望靜守勿動。”及到七月十日，聶士成請求“撤隊內渡”時，李鴻章又未能當機立斷，再一次失去了撤軍的大好時機。既不加強戰備，從軍事上爭取主動，又不能及時撤軍，從政治上爭取主動，而是遷延不決，愈來愈陷於被動，這不能不說是李鴻章的極大失誤。
七月十五日，即日本發出“第二次絕交書”的第二天，光緒皇帝頒旨，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與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商有關朝鮮問題的對策。十六日，中樞諸王大臣會議。會議間，翁同龢，李鴻藻主張續派軍隊，而奕劻等持觀望態度，因此議無所決。會後，軍機大臣以此入奏，光緒大為震怒，嚴責上次辦理失當，此番須加整頓，宣示主戰之意，“並傳懿旨亦主戰”。
當天，軍機處電寄李鴻章一道諭旨：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複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在朝廷的嚴令下，李鴻章才開始增派軍隊援朝。此時，主戰的空氣漸趨高漲。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為今之計，與其後日添防，老師匱餉，縻有窮期，何若今日臨以大兵，示以必戰?倘該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約，誠國家福．設仍相抗，即以一戰，挫其凶鋒。”禮部右侍郎誌悅亦上疏稱：“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擾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雖欲求無釁，不可得也。”井指責依賴列強調停之失當：“全憑口舌折衝，雖俄，英各使逞辯蘇張，果能化弱為強，強日人以就我範圍乎？”翰林院修撰張謇則上書翁同龢，為“中國之兵狃於慶典，不開邊釁，翱翔海上”的情況擔憂，提出：“此時舍大張旗鼓，攻其所必救，則朝鮮之事無可望其瓦全。”這些議論，多是批評前此已失機宜，應為亡羊補牢之計，力爭在軍事上掌握主動權。
那末，清朝統治集團最高層內部在和戰問題上的意見是否已趨於一致呢?事實上，此時，中樞的意見並未真正繞一，除翁同龢、李鴻藻外，多數人仍然幻想依賴列強調停，並無主戰的決心。
如此首鼠兩端，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軍事上始終缺乏必要的準備，在即將到來的甲午之戰中，如何不敗？
何紹明狠狠地將手中的電文揉做一團，而後猛力地擲了出去，紙團劃過拋物線，而後落入院中的水缸內，激起一片水花。心中暗暗念道：“這次，不一樣了！”
（今日爆發完畢，明日同一時間，繼續爆發~）（未完待續）
集軍事外交重責於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對日本的情況既不真正了解，對整個形勢也缺乏正確的估計，所以在朝鮮問題的處理上處處樁動。起初，當朝鮮政府乞援時，他采納了袁世凱出兵朝鮮的建議，對日本“必無他意”的口頭保證毫不置疑，並未料到日本會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及日本已經出兵，他先是於六月七日要求日本隻派少量軍隊．九日，總理衙門即以此意照會日本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十二日，小村複照總理衙門，斷然拒絕無須多派軍隊的提議。其後，日本繼續增兵不已，李鴻章始感到事態的嚴重。於是，中日雙方開始了曆時近一個半月的交涉。
六月十二日，日本大島棍成旅團先遣部隊抵仁川時，大島義昌少將率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業已出發，正在駛向仁川的途中。此時，漢城非常平靜，日本突派大軍壓境，頗引人注目。各國駐漢城公使對日本的舉動無不吃驚，而且持有異議。正是在這種外交的壓力下，大鳥圭介才主動同袁世凱商談雙方撤軍問題。到十五日，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即就分批撤軍的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隻差雙方互換公文了。事實上，早在兩天前，大鳥已經接到了陸奧宗光的電令，不僅反對從朝鮮撤軍，而且明確指出：“關於對朝鮮將來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強硬之處置。”撤軍談判進行到第五天，便由於日本正式提出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而宣告失敗了。在談判中，李鴻章堅持兩國同時撤軍的原則，應讀說是公平合理的。但是，由於他未能覺察日本蓄謀挑起釁端的野心，所以在原則行不通時未能采取適當的策略。在此期間，朝鮮政府曾先後照會日本和中國要求撤軍。如果中國在雙方撤軍談判失敗的情況下，宣布根據朝鮮政府的要求而單方麵撤軍，未始不是切實可行的措施。因為日本當時已經在外交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國軍隊一旦撤離朝境，那末，它不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軍拖住的陰謀必然破產，其精心策劃的所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想提也提不出來了。所以，在此階段中，李鴻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見得全錯，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他未能洞察奸謀，及早采取相應的策略。果真如此的話，日本盡管還會玩弄各種花招，但要想急於挑起釁端則勢所難能了。
六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在使雙方撤軍談判破裂之後，向中國提出了所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日本之提出此案，是想既把清軍拖在朝鮮，又使日軍賴在朝鮮不走，以達到進一步挑釁的目的。在此階段中，李鴻章和總理衙門皆據理駁斥日方提案．李鴻章同意駐日公使汪鳳藻關於“中倭皆不幹預韓政，惟勸韓自行清厘”的意見，認為“尚是正論”。並斷定日本“以重兵挾議，實欲幹預韓內政，為侵奪之謀”，已看出了日本的浸略野心．他還指示袁世凱：“任他多方恫喝，當據理駁辯勿怖。”總理衙門也告誡日本：
“朝鮮有其自主之權”，“不得對其內政濫加幹涉”。在談判中通過鬥爭來保全和局，堅持了原則立場，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於日本決心挑起戰爭這一點，李鴻章並無充分的估計。他不是加強戰備以保全和局，而是用綏靖手段以求和局，結果隻能是適得其反。六月十七日，汪鳳藻致電李鴻章提出增兵的建議：“察倭頗以我急欲撤兵為怯，狡謀愈逞，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候餘孽盡平，再與商撤，可望就範．”李卻複電曰：“日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十八日，袁世凱亦致電李鴻章，“日廷意在脅韓，大鳥不能自主，難與舌爭。似應先調南北洋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建議加強軍備，不可單靠口頭上的交涉。李鴻章也隻是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添調數船住仁川，以“聊助聲勢”。對於汪鳳藻、袁世凱二人加強戰備的建議，他致電總理衙門闡述己見說，“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葉駐牙山，距漢二百餘裏，陸續添撥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滅賊。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李鴻章在已覺察日本懷有“侵奪之謀”的情況下，不作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以立於不敗之地,而想依靠外交上的折衝尊俎來保全和局,當然隻能是一種幻想．到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發出“第一次絕交書”,強硬地表示：“設與貴政府所見相違,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李鴻章的這一幻想也就破滅了。
六月二十一日，日本舉行禦前會議，決定向朝鮮繼續派出第二批部隊，並撇開中國而單獨脅迫朝鮮政府“改革內政”。日本挑戰的意圖已經暴露得相當充分。當時，日本方麵雖百般威逼，朝鮮政府仍嚴正指出：日本“嚴限實行改革的日期，不免有幹涉內政之嫌。”並表示：“內政改革一事，須待貴軍撤回之後，我政府可實行之。”拒絕了日本以高壓手段強勒“改革內政”的計謀。此時，清政府主要依賴列強進行調停。在朝鮮，袁世凱與大鳥圭介的交涉已告終止，在北京，總理衙門與小村壽太郎的談判表麵上述在進行。先是七月四日，小村至總理衙門表示，“願兩國相商，不甚願他國幹預，以免日後牽製。”並說明“已按其外務電，予以商議之權，日內必能開談”。其後，總理衙門與小村進行了兩次會談：
第一次會談是在七月七日，中目方麵參加的有奕劻、孫毓汶、徐用儀、崇禮、張蔭桓五人，日本方麵則由小村壽太郎攜書記官兼譯員鄭永昌參加。其主要對話如下： 小村：“對於此次事件，如貴我兩國不速開協商之端緒，恐日益受他國之幹涉，此應為特別注意之事。” 孫毓汶：“貴政府對此事更應提出辦法，我政府希望據此與貴署大臣達成協議。” 小村：“目前自朝鮮撤出兩國兵員，乃談判開始先應議定之事項。即對於搬兵之方法和時間進行必要之協商．此點僅供貴王大臣參考，故明言之。” 孫毓汶：“如同意以此為協商之第一項，本大臣亦表同感。” 奕劻：“早者明日，遲者亦不過後日，可答複之。” 小村：“此事急需處理，希望至遲後日必須答複．”
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國提出的雙方撤軍建議，並決定製造決裂的口實，小村對此不會不知道，而他卻主動提出再議撤兵問題，顯然是有意地引中國上鉤。奕劻、孫毓汶等誤認為是列強調停奏效，欣然應諾，結果大上其當。
第二次會談如約在七月九日舉行，雙方的參加人員未變。其主要對話如下： 奕劻：“望貴我兩國進行協商，迅速結束此事。然而，目前兩國派出眾多兵員，一則使各國產生種種疑慮，難免會有來自他國的多方幹涉；二則恐兩國軍隊發生意外衝突，遂有破壞兩國友好之懸念，故貴我兩國談判前互將兵員撤回，乃當務之急。” 孫毓汶：“頃接朝亂已平之報告，故兩國兵員已無駐紮之必要。兩國先將兵員撤回，然後再協商善後之策。蓋兩國撤兵乃執行《天津條約》之明文也。” 小村，“朝鮮目下安寧，然明日難期．一旦兩國搬兵，亂必再起。故我政府力求兩國充分協議，以絕亂源。談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亦為實現日後不再出兵之切望也。” 孫毓汶：“貴我兩國政府根據《天津條約》而出兵，業已平安朝亂。今國王既請求撤兵，責我兩國亦應遵照《天津條約》之明文，約定日期共同撤兵，是乃恰當之處置。” 小村：“在事情未定之時，我兵員決不撤回。” 孫毓汶：“目前兩國出兵朝鮮，引起各國種種猜測，以至試圖幹涉之。為消除此患，惟有速撤兩國之兵。況且撤兵之舉，井非不再談判。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後兩國就勸告國王改革內政事進行協商。” 小村：“如此，為免於誤解，本官可將貴王大臣意見之要點重複如下，現今朝鮮內亂業已平定，根據《天津條約》之明文，日清兩國所派兵員應各自撤回。且兩國駐兵朝鮮，亦有引起他國出兵之慮。因此，談判非於撤兵之後難以進行。” 徐用儀:“如是，無誤。” 奕劻：“接到貴政府對我政府意見之回電後，望速報知。”
在這兩次會談中，中國方麵都以避免他國出兵為詞，強調兩國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麵需要的隻是挑釁的口實，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轉變立場的，其結果也就不難預期了。 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送來了日本政府的照會，內稱： “查朝鮮屢有變亂之事，從其內治紛亂而來。我政府因念今俾該國能更正內治，絕變亂於未萌，莫善於兩國戮力同心者，緣兩國之與該國所有關係原常吃緊也。乃將此意提出清國政府，詎料清國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實深詫異。近聞駐京英國大臣顧念睦誼，甚願日清兩國言歸於好，出力調停等語。但清國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於我政府之意毫無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開，總而言之，清國政府有意滋事也。則非好事而何乎?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
這就是陸奧宗光的所謂“第二次絕交書”。其中，不僅斷然拒絕了中國提出的雙方共同撤兵的正當要求，還倒打一耙，預將挑起戰端的罪責推給中國。清政府“始則假俄人為箝製，繼則恃英人為調停”，幻想依賴列強折衝調停，到此終於落空。
在此階段中，李鴻章對俄國的幹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軍事上仍不積極準備。這與光緒皇帝的態度適成鮮明的對照。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緒曾兩次諭李鴻章加強備戰。但是，李鴻章認為日本決不會先開釁，仍不積極進行部署．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請戰，提出：“各艦齊作整備，候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直往，並力拚戰，決一雌雄。”七月初，葉誌超有移軍水原的建議。在此以前，袁世凱也曾提出：“不妨先播進漢聲勢，而不必遽進，看其如何變態。”不久，漢城即風傳聶士成“準備以謁見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鳥圭介聽說後，異常驚慌，準備製止，如不聽其勸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陸奧宗光回電則稱：“可進行勸告以製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國正在兩國間進行斡旋，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使用武力。”可見，當時如果清軍及時增派兵力，在軍事上爭取主動，不失為可行的辦法。而李鴻章卻認為：“與日相逼，日轉有詞。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仍望靜守勿動。”及到七月十日，聶士成請求“撤隊內渡”時，李鴻章又未能當機立斷，再一次失去了撤軍的大好時機。既不加強戰備，從軍事上爭取主動，又不能及時撤軍，從政治上爭取主動，而是遷延不決，愈來愈陷於被動，這不能不說是李鴻章的極大失誤。
七月十五日，即日本發出“第二次絕交書”的第二天，光緒皇帝頒旨，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與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商有關朝鮮問題的對策。十六日，中樞諸王大臣會議。會議間，翁同龢，李鴻藻主張續派軍隊，而奕劻等持觀望態度，因此議無所決。會後，軍機大臣以此入奏，光緒大為震怒，嚴責上次辦理失當，此番須加整頓，宣示主戰之意，“並傳懿旨亦主戰”。
當天，軍機處電寄李鴻章一道諭旨：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複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在朝廷的嚴令下，李鴻章才開始增派軍隊援朝。此時，主戰的空氣漸趨高漲。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為今之計，與其後日添防，老師匱餉，縻有窮期，何若今日臨以大兵，示以必戰?倘該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約，誠國家福．設仍相抗，即以一戰，挫其凶鋒。”禮部右侍郎誌悅亦上疏稱：“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擾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雖欲求無釁，不可得也。”井指責依賴列強調停之失當：“全憑口舌折衝，雖俄，英各使逞辯蘇張，果能化弱為強，強日人以就我範圍乎？”翰林院修撰張謇則上書翁同龢，為“中國之兵狃於慶典，不開邊釁，翱翔海上”的情況擔憂，提出：“此時舍大張旗鼓，攻其所必救，則朝鮮之事無可望其瓦全。”這些議論，多是批評前此已失機宜，應為亡羊補牢之計，力爭在軍事上掌握主動權。
那末，清朝統治集團最高層內部在和戰問題上的意見是否已趨於一致呢?事實上，此時，中樞的意見並未真正繞一，除翁同龢、李鴻藻外，多數人仍然幻想依賴列強調停，並無主戰的決心。
如此首鼠兩端，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軍事上始終缺乏必要的準備，在即將到來的甲午之戰中，如何不敗？
何紹明狠狠地將手中的電文揉做一團，而後猛力地擲了出去，紙團劃過拋物線，而後落入院中的水缸內，激起一片水花。心中暗暗念道：“這次，不一樣了！”
（今日爆發完畢，明日同一時間，繼續爆發~）（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