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怎樣一部書？僅從文學史角度看《詩經》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從王教之典籍角度來理解《詩經》在中國古代的崇高地位。北大哲學係孟慶楠攜新書《哲學史視域下的先秦儒家詩學研究》談到了這個問題。
但同時，現代生活中殘存的一些印記表明，《詩經》是與德行的確立有關的，對《詩經》的諳習關乎家族的長久傳續，故有“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門聯。而這樣的功能並不是一部詩歌集所能承載的。事實上，在古代學術譜係中，《詩經》並沒有被歸入“詩賦略”或“集部”，而是作為六藝之書或經學典籍出現的。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申叔時的這一表述，成為我們了解當時《詩》教情形的重要材料。這裏建議了一套係統的分科教育方案。教育的科目主要以典籍為核心分列設置，每個科目有其特定的教育目標。在這一設計中，《詩》教是諸多教育科目之一。由此看來，西周春秋之時有關《詩》的教育明顯具有王官學“治教無二，官師合一”的特征。
在《詩》學發展的曆程中，先秦儒家《詩》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王官學時代的《詩》學傳統。儒家以更為自由和開放的學術姿態，將對社會危機的深刻反思融入《詩》學討論之中，並由此重塑了《詩》的經典意義與經典性格。《哲學史視域下的先秦儒家詩學研究》即針對《詩》學發展的這一重要階段展開討論，力圖揭示先秦儒家《詩》學的曆史淵源、傳承形式、解釋方法，特別在哲學史視域下係統地梳理先秦儒家論詩解詩的思想內涵。
《詩》的經典化進程何時完成？
《詩》的經典化進程究竟是何時完成的，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時間節點。但是通過相關史料的記載，我們還是能夠找到《詩》成為經典的更確切的標誌或表現。在這個問題上，《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一條材料是必須被提及的：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禦戎，魏犨為右。
對此事的記載還見於《國語》：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誌，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上引《左傳》、《國語》記述的是同一史實，可以結合起來分析。
魯僖公二十七年，楚國率領附庸的諸侯國圍困了宋國。宋國急遣公孫固赴晉國求援。晉國君臣對此事進行了討論和謀劃。
先軫首先指明，霸主必須有“報施救患”的擔當。晉國如果想立威於諸侯，就要對處於患難之中的宋國施以援手。在明確了救患的基本方針之後，狐偃給出了一個具體的解圍策略。曹、衛兩國附庸於楚國，若出兵攻此二國，楚國必回師救援，則宋國之圍可解。
策略既定，就需要選任三軍的元帥來負責執行。趙衰向晉文公推薦郤縠為帥，並闡述了理由。這其中就包含了對《詩》的認識。據《左傳》記，趙衰之所以推薦郤縠，是因為屢次聽郤縠自道，他喜好禮、樂而敦習《詩》、《書》。
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為什麽喜好禮、樂而敦習《詩》、《書》的人就適合領兵為帥？我們知道，戰爭絕不僅僅是戰場上的攻守，它關係著國家內政、外交等諸多方麵的因素。戰爭與整個國家的運作，依循著共通的法則。因此，要贏得戰爭勝利，就要求統兵之人不能隻擅長戰場攻守的戰術，uu看書 .ukanshu他要對整個國家所依循的那些基本秩序和價值有著充分的把握，並能夠靈活地加以運用。
這裏所謂的基本秩序與價值，就是趙衰所說的德、義。德、義，是“利之本”，是“生民之本”。而《詩》、《書》、禮、樂，正是德、義最重要的載體，是“德義之府”。或者按照《國語》的表述，《詩》、《書》等就是先王訂立的“法誌”。郤縠喜好並敦習這些典籍，意味著他掌握了典籍所藏納的德、義原則。這才是趙衰推薦郤縠為帥的理由。
由此來看，在僖公之時，《詩》已經明確地具有了法則之義。而且，趙衰之所以會以此為理由舉薦元帥，必然是因為，作為谘詢者或聽聞者的晉國君臣，都認可《詩》的這種意義。
《詩》為“德義之府”，已經是當時的一種共識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趙衰的表述中，《詩》是與《書》、禮、樂並稱的，其作為“德義之府”不再依賴於合樂的表現形式，而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這與約略同時的楚國世子教育對《詩》的定位是類似的。
而這些都是《詩》成為經典的重要標誌。《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這則材料，進一步說明了古人對六藝經典的認識。在古人看來，《詩》《書》是“義之府”，禮樂是“德之則”。六藝之書匯聚著古人對於天道、人倫、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是“王教之典籍”。正是這個意義上的《詩經》才具有“繼世長”的功用。而《詩經》的文學意義與經學意義之間的張力，也暗示著《詩經》的經典意義是一個被塑造的結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但同時，現代生活中殘存的一些印記表明，《詩經》是與德行的確立有關的，對《詩經》的諳習關乎家族的長久傳續，故有“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門聯。而這樣的功能並不是一部詩歌集所能承載的。事實上，在古代學術譜係中，《詩經》並沒有被歸入“詩賦略”或“集部”，而是作為六藝之書或經學典籍出現的。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申叔時的這一表述，成為我們了解當時《詩》教情形的重要材料。這裏建議了一套係統的分科教育方案。教育的科目主要以典籍為核心分列設置，每個科目有其特定的教育目標。在這一設計中，《詩》教是諸多教育科目之一。由此看來，西周春秋之時有關《詩》的教育明顯具有王官學“治教無二，官師合一”的特征。
在《詩》學發展的曆程中，先秦儒家《詩》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王官學時代的《詩》學傳統。儒家以更為自由和開放的學術姿態，將對社會危機的深刻反思融入《詩》學討論之中，並由此重塑了《詩》的經典意義與經典性格。《哲學史視域下的先秦儒家詩學研究》即針對《詩》學發展的這一重要階段展開討論，力圖揭示先秦儒家《詩》學的曆史淵源、傳承形式、解釋方法，特別在哲學史視域下係統地梳理先秦儒家論詩解詩的思想內涵。
《詩》的經典化進程何時完成？
《詩》的經典化進程究竟是何時完成的，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時間節點。但是通過相關史料的記載，我們還是能夠找到《詩》成為經典的更確切的標誌或表現。在這個問題上，《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一條材料是必須被提及的：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禦戎，魏犨為右。
對此事的記載還見於《國語》：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誌，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上引《左傳》、《國語》記述的是同一史實，可以結合起來分析。
魯僖公二十七年，楚國率領附庸的諸侯國圍困了宋國。宋國急遣公孫固赴晉國求援。晉國君臣對此事進行了討論和謀劃。
先軫首先指明，霸主必須有“報施救患”的擔當。晉國如果想立威於諸侯，就要對處於患難之中的宋國施以援手。在明確了救患的基本方針之後，狐偃給出了一個具體的解圍策略。曹、衛兩國附庸於楚國，若出兵攻此二國，楚國必回師救援，則宋國之圍可解。
策略既定，就需要選任三軍的元帥來負責執行。趙衰向晉文公推薦郤縠為帥，並闡述了理由。這其中就包含了對《詩》的認識。據《左傳》記，趙衰之所以推薦郤縠，是因為屢次聽郤縠自道，他喜好禮、樂而敦習《詩》、《書》。
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為什麽喜好禮、樂而敦習《詩》、《書》的人就適合領兵為帥？我們知道，戰爭絕不僅僅是戰場上的攻守，它關係著國家內政、外交等諸多方麵的因素。戰爭與整個國家的運作，依循著共通的法則。因此，要贏得戰爭勝利，就要求統兵之人不能隻擅長戰場攻守的戰術，uu看書 .ukanshu他要對整個國家所依循的那些基本秩序和價值有著充分的把握，並能夠靈活地加以運用。
這裏所謂的基本秩序與價值，就是趙衰所說的德、義。德、義，是“利之本”，是“生民之本”。而《詩》、《書》、禮、樂，正是德、義最重要的載體，是“德義之府”。或者按照《國語》的表述，《詩》、《書》等就是先王訂立的“法誌”。郤縠喜好並敦習這些典籍，意味著他掌握了典籍所藏納的德、義原則。這才是趙衰推薦郤縠為帥的理由。
由此來看，在僖公之時，《詩》已經明確地具有了法則之義。而且，趙衰之所以會以此為理由舉薦元帥，必然是因為，作為谘詢者或聽聞者的晉國君臣，都認可《詩》的這種意義。
《詩》為“德義之府”，已經是當時的一種共識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趙衰的表述中，《詩》是與《書》、禮、樂並稱的，其作為“德義之府”不再依賴於合樂的表現形式，而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這與約略同時的楚國世子教育對《詩》的定位是類似的。
而這些都是《詩》成為經典的重要標誌。《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這則材料，進一步說明了古人對六藝經典的認識。在古人看來，《詩》《書》是“義之府”，禮樂是“德之則”。六藝之書匯聚著古人對於天道、人倫、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是“王教之典籍”。正是這個意義上的《詩經》才具有“繼世長”的功用。而《詩經》的文學意義與經學意義之間的張力，也暗示著《詩經》的經典意義是一個被塑造的結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