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五千餘年來，湧現了一大批影響民族文化、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的傑出文化大家，他們在思想和文化方麵的貢獻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不久前我寫了長篇曆史小說《奸雄·阿瞞》（作家出版社出版）。近幾年讀了一些曆史書籍，做了些分析研究，加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曾在軍事科學院軍事學術雜誌，做過六年的編輯組長，掌握了一鱗半爪的古代曆史知識。因而我選擇了漢末社會巨大變動時，帶來的我國文化發展的繁榮時期，以章回形式寫了這個曆史文化名人故事繁榮一百回，冠名為“建安風骨——曹公三父子”。（指曹操、曹丕、曹植）
建安時代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學史上是一個很突出很輝煌的時期。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公元196年起到19年止。不過從文學史上所經曆的建安時代，大致上是指漢末魏初，並非嚴格地限予這4年。當時文壇上湧現了大量的詩人、作家，“三曹”（指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指孔融、陳琳、王桀、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和蔡琰等人。當時“三曹”在文學上和他們在政治上一樣是處於領袖地位，他們的文學才能和實際成就也完全配得上這個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曆來被公認的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建安文學以魏為主，吳、蜀作家創作很少。其中原因是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他們又都曾卷入漢末**的漩渦，接觸了廣泛的社會現實，因此能夠去承繼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創作的高潮。南朝梁，著名文學理論評論家鍾嶸在他的著作《詩品》中，將漢至梁10位詩人，分上中下三品論其優劣，他在詩品序中說：“建安曹公父子篤好詩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桀為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這時文學的主要體裁已經從辭賦轉變為五言詩，而作家之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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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年之後（公元05年）曹操消滅了袁紹集團，冀州全境相繼歸屬曹氏。袁紹的大本營鄴城（今河北臨漳），便成了曹魏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曹操晉魏公後，鄴城即為實際上的首都，文學之士紛紛投歸曹操。南朝劉勰撰著的《文心雕龍》曾對此作過經典的評述，他在“時序”中認為，文學的發展都與時代的政治有關，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他評論建安時代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以來，區域方輯、魏此以的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主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雲筆琳琅。並體貌英俊，故俊才雲集。……可以說，這是曆史上最早的對於建安文學的概括，洗煉的論述了建安文學的曆史背景、組織結構、作家群集以及活動形式，並由此而形成了“建安風骨”，在這裏曹氏父子又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建安時期三曹流傳下來詩、賦三百餘篇，還有大量的詔、令、表、論文三百餘篇。其中詩篇最多的是曹植，約八十餘首。曹操的詩0餘首，書、令、表、序三卷150餘篇。此外，他還有兵書著作和注釋古兵書多種（魏武自序有曰：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論文煩富，故撰為略解焉）。魏誌武紀注：太祖注孫武1篇傳於世。見在日本圖書目：孫子兵書三卷。曹丕的詩約40餘首、賦論樂府亦約40餘篇，另外還有詔、令、論文百餘件。
“三曹”的作品保存下來的或多或少雖有種種原因，但其質量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淘汰考驗，應當說是主要原因。從現在留存的建安詩作，應該說“三曹”排在最前列，凡其作品成就較高，留存的也就較多，當時也就能夠被公認。直到今天，有些名句仍活在人們的口語中，如曹操的《龜雖壽》，“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曹植的《七步詩》，1941年，周總理就化用“相煎何太急”一句，用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皖南事變”。可見其影響深矣！（未完待續）
建安時代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學史上是一個很突出很輝煌的時期。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公元196年起到19年止。不過從文學史上所經曆的建安時代，大致上是指漢末魏初，並非嚴格地限予這4年。當時文壇上湧現了大量的詩人、作家，“三曹”（指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指孔融、陳琳、王桀、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和蔡琰等人。當時“三曹”在文學上和他們在政治上一樣是處於領袖地位，他們的文學才能和實際成就也完全配得上這個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曆來被公認的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建安文學以魏為主，吳、蜀作家創作很少。其中原因是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他們又都曾卷入漢末**的漩渦，接觸了廣泛的社會現實，因此能夠去承繼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創作的高潮。南朝梁，著名文學理論評論家鍾嶸在他的著作《詩品》中，將漢至梁10位詩人，分上中下三品論其優劣，他在詩品序中說：“建安曹公父子篤好詩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桀為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這時文學的主要體裁已經從辭賦轉變為五言詩，而作家之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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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年之後（公元05年）曹操消滅了袁紹集團，冀州全境相繼歸屬曹氏。袁紹的大本營鄴城（今河北臨漳），便成了曹魏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曹操晉魏公後，鄴城即為實際上的首都，文學之士紛紛投歸曹操。南朝劉勰撰著的《文心雕龍》曾對此作過經典的評述，他在“時序”中認為，文學的發展都與時代的政治有關，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他評論建安時代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以來，區域方輯、魏此以的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主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雲筆琳琅。並體貌英俊，故俊才雲集。……可以說，這是曆史上最早的對於建安文學的概括，洗煉的論述了建安文學的曆史背景、組織結構、作家群集以及活動形式，並由此而形成了“建安風骨”，在這裏曹氏父子又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建安時期三曹流傳下來詩、賦三百餘篇，還有大量的詔、令、表、論文三百餘篇。其中詩篇最多的是曹植，約八十餘首。曹操的詩0餘首，書、令、表、序三卷150餘篇。此外，他還有兵書著作和注釋古兵書多種（魏武自序有曰：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論文煩富，故撰為略解焉）。魏誌武紀注：太祖注孫武1篇傳於世。見在日本圖書目：孫子兵書三卷。曹丕的詩約40餘首、賦論樂府亦約40餘篇，另外還有詔、令、論文百餘件。
“三曹”的作品保存下來的或多或少雖有種種原因，但其質量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淘汰考驗，應當說是主要原因。從現在留存的建安詩作，應該說“三曹”排在最前列，凡其作品成就較高，留存的也就較多，當時也就能夠被公認。直到今天，有些名句仍活在人們的口語中，如曹操的《龜雖壽》，“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曹植的《七步詩》，1941年，周總理就化用“相煎何太急”一句，用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皖南事變”。可見其影響深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