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一審24
圈套：一個套子引發的血案 作者：夏冬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一個正常人，衣裙被脫，四肢被捆綁，固定在活動床板上，身上隻是蓋著一件單薄的病號床單，每天接受各樣的檢查，回答許多怪誕的問題。那時刻，我不再是人，而是待宰的羔羊。
在精神病院裏，最可怕的不是那些瘋瘋癲癲真正的精神病人，而是那些精神病醫生，他們頭頂著醫生的光輝，卻肆意違反法定的醫院治療程序，行使著法西斯分子的殘忍手段。
我記得曆史教課書上曾這樣寫著，德國法西斯為了打擊政治對手，他們強行把持不同政見者關進精神病院，以治病的名義迫害他們。我想不到在中國也會受到這樣的遭遇。
我在裏麵隻能老老實實配合醫生的檢查，不能質疑，不能反抗。每次我大聲抗議，換來的就是一針鎮定劑，我不知道我在裏麵打了幾針，頭腦總是昏昏沉沉的。
這種待遇還是優待，因為我是法院院長的女兒，他們不敢對我使用暴力，而其他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的正常人則沒有這種待遇，電擊和體罰時常都會發生。
我不想過這種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這種非人的生活什麽時候能夠結束，我沒有勇氣熬到出院的那一天。我在我爸爸的槍口下寧死不認錯，可是在精神病院裏僅僅幾天時間我就已經投降了，我不想再遭受這種毫無尊嚴的折磨，我希望快點死去。
我不知道那是我在精神病院裏的第幾個夜晚，我在裏麵喪失了時間觀念，甚至連白天黑夜都分不甚清了。
那個夜晚，看守我的醫生都睡去了，我想盡辦法鬆開捆綁住我手腳的繩索，恢複身體的自由。我蜷縮在牆角默默哭泣，我知道跑不出去，被醫生發現我會受到更嚴密的禁錮。
我決定投降了，我決定以死來離開這個暗無天日的精神病院。
我最開始是想割腕自殺，可是我沒有找到鋒利的刀片，我隻得換其他自殺方式。
我觀察到房頂有一個老式吊扇，吊掛吊扇的鐵鉤子足夠堅固，我把解開的繩索挽成一個死套，我踩著活動板床把繩套掛在鐵鉤子上，我把脖子套進繩套裏，我踢開活動板床，我的身子立即懸掛起來，繩套立即勒緊我的脖子，我無法呼吸。
我們曾經看過電影，看到演員表演自殺或者死亡前的情景，演員在生命終結前會有豐富多彩的心理活動，會回憶許多美好的或者痛苦的事情。
事實上，電影中表演的都是藝術，而不是真實的。當我臨近死亡時，什麽回憶都沒有，隻有窒息的痛苦和對死亡的害怕。我立即後悔了，我隻有一個念頭，我不想死！
可是，我已經無力自救，我掙紮得越厲害，繩索勒得越緊，幾乎幾個呼吸功夫，我就昏死過去，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就要死了。”
法庭上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在聽徐虹“講故事”，這是一個女人自殺的過程，這是一個傷心故事。哀莫大於心死，一個女人因為被親人誤解，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在裏麵喪失所有做人的尊嚴，她選擇了自殺，可以理解為她的軟弱，也可以理解為她的抗爭。
能夠出現在法庭上的人應該都是精神正常的人，他們可能從沒有接觸過精神病院，隻是通過媒體了解一些信息，比如上訪者被精神病的新聞事件。
他們認為，精神病院肯定是正當的醫療機構，主要功能就是對精神病人的收治，而強行關押上訪者可能隻是個案，而且是地方政府的惡劣做法，並非是精神病病院主動惡意為之。
而正常人被親屬惡意送進精神病院更是個案中的個案。就徐虹此例來說，她丈夫送她去精神病院的動機可能不好確定，但是她爸爸送她去精神病院治療的出發點肯定是善意的。
她的身份也不容質疑，精神病院的醫生肯定不會怠慢法院院長的女兒，更不敢虐待她，她在講述中也沒有指責醫生的野蠻，隻是痛批精神病院的治療方式違犯法律和治療程序，侵犯了她的尊嚴等合法權利。
但是，眾人對於她的憤怒和痛苦還是能夠理解，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他們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按照準精神病人的方式被動治療，這種對人性尊嚴的赤裸裸的踐踏確實讓人無法忍受，何況徐虹這樣個性如此強烈的女人，何況她有可能是被親人誤解為貪官情fu的前提下，她的痛苦和憤怒該是多麽強烈。
當徐虹滿麵淚水平靜講述她的自殺曆程時，眾人無不對她報以同情心，因為她的言行和神情是那樣自然，她所訴說的，自然便是真實的。相反，眾人開始對常雨澤的“殘酷無情”報以責備，無論夫妻感情惡化到如何程度，都不足以把妻子逼上死路，如果徐虹真的就此死去，常雨澤的責任無法推卸。
黃愛玲早已泣不成聲，這是她第一次聽女兒詳細講述自殺過程，她似乎看到在精神病院的黑暗病房裏她的女兒冰冷的屍體正懸掛在牆壁上。女兒剛從精神病院出來時，她曾經發現女兒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她問原因，女兒騙她說是醫院裏醫生操作失誤造成的，想不到卻是女兒自殺留下的痕跡。
徐鐸除了悔恨還是悔恨，他已經完全相信了女兒，相信她是被常雨澤陷害的。他終於認識了女兒，女兒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如果沒有尊嚴，寧可自殺。寧可玉碎，不可瓦全，這才是女兒的性格。
他經曆過文革，見過那些知識分子因為不堪批鬥屈辱而選擇了自殺。他是那種不甘低頭的倔強性格，而女兒的性格比他還要剛烈。如果女兒在精神病院真的自殺死去，他的餘生該多麽悔恨啊。
宋臘梅和常獻義兩口子也非常自責，常雨澤把日記發到網上已經不對了，不管日記是否真實，他都不應該公布於眾，因為他的行為直接粉毀幾個女人的生活，其中一個女人還曾是他們的兒媳。接著，他又把徐虹送進精神病院，不管他因何產生這種念頭，不管他出發點是多麽純潔，如果徐虹真的吊死在精神病院裏，他都難就其辭。
常雨澤第一次產生了悔意，他感覺她沒有說謊，她剛出院時他也發現了她脖子上的這道勒痕，他當時沒有問她原因，猜測可能是醫院控製她激烈反抗時造成的傷痕，並沒有往她自殺的角度考慮，他不認為在防範嚴密的醫院她會有自殺的機會。
從她的講述來看，她事實上已經自殺過一次，如果沒有外因幫助，她可能已經死去了，現在隻剩一捧骨灰。他送她進精神病醫院是希望她得到治療，沒有任何念頭讓她自殺，即便現在庭審上她如此激憤的指證他，他也不會惡意的詛咒她死去。
他靜等下文，看她如何掙脫死亡。
徐虹依然以平靜的語氣說：“是張鋒救了我。真是可笑啊，被告人安派張鋒到精神病院的目的是監視我，沒想到張鋒卻救了我一命。如果被告人當時知道這個情況，或許他會讓張鋒放棄搶救我，我死了正合他心意啊。
張鋒救了我，還給繼續活下去的動力。他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還清楚記的。他說，你要是死了，一輩子都不會翻案，一輩子都會背著鄭衛華情fu的罵名，活下去你才有機會證明清白。當時他可能隻是安慰我，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意思，可是今天看來，他的話非常有深意，因為我活下來了，才有今天這場審判，才有我洗清罵名的機會。
我感謝張鋒，一輩子都感謝他，他給了我二次生命，給予我洗刷清白的機會。他救了我，我清醒過來，然後跟他發生了關係。是我主動的，我覺得我還是有幾分姿色的，對於男人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現在我跟張鋒都已經認識到不該做那件事情，可是那時那刻，在那個非人的環境，我不覺得有什麽異常，我當時非常害怕，我不知道還要在裏麵關多久，張鋒救了我的生命，是我唯一的依靠，我強烈希望他能留下來，或者解救我，我就用我女人的本錢來爭取他。
並且，當我知道張鋒是常雨澤派來監督我的時，我非常憤怒，既然他鐵了心認定我已經出軌，那麽我就真的出軌一次，我主動來坐實我的這個汙名。當時或許還有其他情緒和原因吧，這些複雜紛亂的情緒讓我決定做出那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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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我不是一個視貞節如生命的烈女，我不覺得女人的失貞比生命更重要。如果法庭認為我跟張鋒發生關係有違傳統，傷害了我的婚姻和我的家庭，我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未完待續）
在精神病院裏，最可怕的不是那些瘋瘋癲癲真正的精神病人，而是那些精神病醫生，他們頭頂著醫生的光輝，卻肆意違反法定的醫院治療程序，行使著法西斯分子的殘忍手段。
我記得曆史教課書上曾這樣寫著，德國法西斯為了打擊政治對手，他們強行把持不同政見者關進精神病院，以治病的名義迫害他們。我想不到在中國也會受到這樣的遭遇。
我在裏麵隻能老老實實配合醫生的檢查，不能質疑，不能反抗。每次我大聲抗議，換來的就是一針鎮定劑，我不知道我在裏麵打了幾針，頭腦總是昏昏沉沉的。
這種待遇還是優待，因為我是法院院長的女兒，他們不敢對我使用暴力，而其他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的正常人則沒有這種待遇，電擊和體罰時常都會發生。
我不想過這種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這種非人的生活什麽時候能夠結束，我沒有勇氣熬到出院的那一天。我在我爸爸的槍口下寧死不認錯，可是在精神病院裏僅僅幾天時間我就已經投降了，我不想再遭受這種毫無尊嚴的折磨，我希望快點死去。
我不知道那是我在精神病院裏的第幾個夜晚，我在裏麵喪失了時間觀念，甚至連白天黑夜都分不甚清了。
那個夜晚，看守我的醫生都睡去了，我想盡辦法鬆開捆綁住我手腳的繩索，恢複身體的自由。我蜷縮在牆角默默哭泣，我知道跑不出去，被醫生發現我會受到更嚴密的禁錮。
我決定投降了，我決定以死來離開這個暗無天日的精神病院。
我最開始是想割腕自殺，可是我沒有找到鋒利的刀片，我隻得換其他自殺方式。
我觀察到房頂有一個老式吊扇，吊掛吊扇的鐵鉤子足夠堅固，我把解開的繩索挽成一個死套，我踩著活動板床把繩套掛在鐵鉤子上，我把脖子套進繩套裏，我踢開活動板床，我的身子立即懸掛起來，繩套立即勒緊我的脖子，我無法呼吸。
我們曾經看過電影，看到演員表演自殺或者死亡前的情景，演員在生命終結前會有豐富多彩的心理活動，會回憶許多美好的或者痛苦的事情。
事實上，電影中表演的都是藝術，而不是真實的。當我臨近死亡時，什麽回憶都沒有，隻有窒息的痛苦和對死亡的害怕。我立即後悔了，我隻有一個念頭，我不想死！
可是，我已經無力自救，我掙紮得越厲害，繩索勒得越緊，幾乎幾個呼吸功夫，我就昏死過去，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就要死了。”
法庭上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在聽徐虹“講故事”，這是一個女人自殺的過程，這是一個傷心故事。哀莫大於心死，一個女人因為被親人誤解，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在裏麵喪失所有做人的尊嚴，她選擇了自殺，可以理解為她的軟弱，也可以理解為她的抗爭。
能夠出現在法庭上的人應該都是精神正常的人，他們可能從沒有接觸過精神病院，隻是通過媒體了解一些信息，比如上訪者被精神病的新聞事件。
他們認為，精神病院肯定是正當的醫療機構，主要功能就是對精神病人的收治，而強行關押上訪者可能隻是個案，而且是地方政府的惡劣做法，並非是精神病病院主動惡意為之。
而正常人被親屬惡意送進精神病院更是個案中的個案。就徐虹此例來說，她丈夫送她去精神病院的動機可能不好確定，但是她爸爸送她去精神病院治療的出發點肯定是善意的。
她的身份也不容質疑，精神病院的醫生肯定不會怠慢法院院長的女兒，更不敢虐待她，她在講述中也沒有指責醫生的野蠻，隻是痛批精神病院的治療方式違犯法律和治療程序，侵犯了她的尊嚴等合法權利。
但是，眾人對於她的憤怒和痛苦還是能夠理解，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他們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按照準精神病人的方式被動治療，這種對人性尊嚴的赤裸裸的踐踏確實讓人無法忍受，何況徐虹這樣個性如此強烈的女人，何況她有可能是被親人誤解為貪官情fu的前提下，她的痛苦和憤怒該是多麽強烈。
當徐虹滿麵淚水平靜講述她的自殺曆程時，眾人無不對她報以同情心，因為她的言行和神情是那樣自然，她所訴說的，自然便是真實的。相反，眾人開始對常雨澤的“殘酷無情”報以責備，無論夫妻感情惡化到如何程度，都不足以把妻子逼上死路，如果徐虹真的就此死去，常雨澤的責任無法推卸。
黃愛玲早已泣不成聲，這是她第一次聽女兒詳細講述自殺過程，她似乎看到在精神病院的黑暗病房裏她的女兒冰冷的屍體正懸掛在牆壁上。女兒剛從精神病院出來時，她曾經發現女兒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她問原因，女兒騙她說是醫院裏醫生操作失誤造成的，想不到卻是女兒自殺留下的痕跡。
徐鐸除了悔恨還是悔恨，他已經完全相信了女兒，相信她是被常雨澤陷害的。他終於認識了女兒，女兒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如果沒有尊嚴，寧可自殺。寧可玉碎，不可瓦全，這才是女兒的性格。
他經曆過文革，見過那些知識分子因為不堪批鬥屈辱而選擇了自殺。他是那種不甘低頭的倔強性格，而女兒的性格比他還要剛烈。如果女兒在精神病院真的自殺死去，他的餘生該多麽悔恨啊。
宋臘梅和常獻義兩口子也非常自責，常雨澤把日記發到網上已經不對了，不管日記是否真實，他都不應該公布於眾，因為他的行為直接粉毀幾個女人的生活，其中一個女人還曾是他們的兒媳。接著，他又把徐虹送進精神病院，不管他因何產生這種念頭，不管他出發點是多麽純潔，如果徐虹真的吊死在精神病院裏，他都難就其辭。
常雨澤第一次產生了悔意，他感覺她沒有說謊，她剛出院時他也發現了她脖子上的這道勒痕，他當時沒有問她原因，猜測可能是醫院控製她激烈反抗時造成的傷痕，並沒有往她自殺的角度考慮，他不認為在防範嚴密的醫院她會有自殺的機會。
從她的講述來看，她事實上已經自殺過一次，如果沒有外因幫助，她可能已經死去了，現在隻剩一捧骨灰。他送她進精神病醫院是希望她得到治療，沒有任何念頭讓她自殺，即便現在庭審上她如此激憤的指證他，他也不會惡意的詛咒她死去。
他靜等下文，看她如何掙脫死亡。
徐虹依然以平靜的語氣說：“是張鋒救了我。真是可笑啊，被告人安派張鋒到精神病院的目的是監視我，沒想到張鋒卻救了我一命。如果被告人當時知道這個情況，或許他會讓張鋒放棄搶救我，我死了正合他心意啊。
張鋒救了我，還給繼續活下去的動力。他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還清楚記的。他說，你要是死了，一輩子都不會翻案，一輩子都會背著鄭衛華情fu的罵名，活下去你才有機會證明清白。當時他可能隻是安慰我，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意思，可是今天看來，他的話非常有深意，因為我活下來了，才有今天這場審判，才有我洗清罵名的機會。
我感謝張鋒，一輩子都感謝他，他給了我二次生命，給予我洗刷清白的機會。他救了我，我清醒過來，然後跟他發生了關係。是我主動的，我覺得我還是有幾分姿色的，對於男人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現在我跟張鋒都已經認識到不該做那件事情，可是那時那刻，在那個非人的環境，我不覺得有什麽異常，我當時非常害怕，我不知道還要在裏麵關多久，張鋒救了我的生命，是我唯一的依靠，我強烈希望他能留下來，或者解救我，我就用我女人的本錢來爭取他。
並且，當我知道張鋒是常雨澤派來監督我的時，我非常憤怒，既然他鐵了心認定我已經出軌，那麽我就真的出軌一次，我主動來坐實我的這個汙名。當時或許還有其他情緒和原因吧，這些複雜紛亂的情緒讓我決定做出那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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