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裏寫道: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工程師已有能力營造真實的感覺。他們可以給人戴上顯示彩色圖像的眼鏡,再給你戴上立體聲耳機,你的所見所聞都由計算機來控製。隻要軟硬件都過硬,人分不出電子音像和真聲真像的區別。可能現在的軟硬件還稱不上過硬,尚做不到這一點,但過去二十年裏,技術的進步是驚人的,所以對這一天的到來,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光看到和聽到還不算身曆其境,還要模擬身體的感覺。蓋茨先生想出一種東西,叫做VR緊身衣,這是一種機電設備,像一件衣服,內表麵上有很多伸縮的觸頭,用電腦來控製,這樣就可以模仿人的觸覺。照他的說法,隻要有二十五到三十萬個觸點,就可以完全模擬人全身的觸感——從電腦技術的角度來說,控製這些觸頭簡直是小兒科。有了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樣。比方說,電腦向你輸出一陣風,你不但可以看到風吹楊柳,聽到風過樹梢,還可以感到風從臉上流過——假如電腦輸出的是美人,那就不僅是她的音容笑貌,還有她的發絲從你麵頰上滑過——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來的就是大耳刮子——VR緊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作為學食品科技的人,我覺得還該有個麵罩連著一些香水瓶,由電腦控製的閥門決定你該聞到什麽氣味,但假若你患有鼻炎,就會覺得麵罩沒有必要。總而言之,VR緊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計要不了二十年,科學就能把它造出來,而且讓它很便宜,像今天的電子遊戲機一樣,在街上出售;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個世界,假如軟件豐富,想上哪兒就能上哪兒,想遇上誰就能遇上誰,想幹啥就能幹啥,而且不花什麽代價——頂多出點軟件錢。到了那一天,不知人們還有沒有心思閱讀文本,甚至識不識字都不一定。我靠寫作為生,現在該作出何種決定呢?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法國有些小說家就這樣提出問題:在電影時代,小說應該怎麽寫?該看到的電影都演出來了,該聽到的廣播也播出來了。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裏花幾十頁寫出的東西,用寬銀幕電影幾個鏡頭就能解決。還照經典作家的寫法,沒有人愛看,頂多給電影提供腳本——如我們所知,這叫生產初級產品,在現代社會裏地位很低。在那時,電影電視就像比爾·蓋茨的緊身衣,對藝術家來說,是天大的災難。有人提出,小說應該向詩歌的方向發展。還有人說,小說該著重去寫人內心的感受。這樣就有了法國的新小說。還有人除了寫小說,還去搞搞電影,比如已故的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對這些作品很感興趣,但憑良心說,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幾年來沒讀到過什麽令人滿意的小說。有人也許會提出最近風靡一時的《廊橋遺夢》,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部文字化的電影。假如把它編成軟件,鑽到比爾·蓋茨的緊身衣裏去享受,會更過癮一些。相比之下,我寧願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國新小說,也不要一部《廊橋遺夢》,這是因為,從小說自身的前途來看,寫出這種東西解決不了問題。


    真正的小說家不會喜歡把小說寫得像電影。我記得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和音樂是同質的東西。我討厭這個說法,因為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了音樂,就說不出小說該像什麽了;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小說該寫人內在的感覺,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僅此還不夠,還要使這些感覺組成韻律。音樂有種連貫的、使人神往的東西,小說也該有。既然難以言狀,就叫它韻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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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目的是要紀念已故的杜拉斯,談談她的小說《情人》,誰知扯得這樣遠——現在可以進入主題。我喜歡過不少小說,比方說,喬治·奧威爾的《1984》,還有些別的書。但這些小說對我的意義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這樣的書對我有幫助,是幫我解決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決的是有關小說自身的疑惑。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ing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就如達·芬奇畫出了他的傑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達·芬奇的錯;米開朗琪羅雕出了他的傑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米開朗琪羅的錯。現代小說有這樣的傑作,人若不肯看小說,那是人的錯,不是小說的錯。杜拉斯寫過《華北情人》後說,我最終還原成小說家了。這就是說,隻有書寫文本能使她獲得敘事藝術的精髓。這個結論使我滿意,既不羨慕電影的鏡頭,也不羨慕比爾·蓋茨的緊身衣。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5月9日《中華讀書報》。發表時題目為“小說和蓋茨的緊身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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