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蜚聲海內外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大陸女社會學者李銀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李銀河在研究中國農村生育文化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傳統文化的本質，來自於村落。在中國，有一個現象不論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關係。另外，中國農村住得很緊密，起碼和外國農村相比是這樣。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在村裏沒有不透風的牆，你的事別人都知道，別人的事你也知道。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類學裏信息學派的意見，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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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李銀河當初想用“村社文化”這個說法，但是別人說，“村社”這個詞已經有了，不能賦予它新的意義。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很為李銀河喪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說，“村”是什麽意思不必解釋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這和她要說明的現象很吻合。在村裏，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無所不知，又無所不傳。所以一個自然村簡直就是個人信息的超導體，毫無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麽事別人都知道，所以簡直什麽事自己都做不了主。這種現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說，外國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這個感覺相當犀利，但隻是感覺而已。罪感當然來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會覺得在他麵前是個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覺得有好多人在盯著你，恥感何來呢？如沒有信息共有，恥感文化也無法解釋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裏還有很多個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說，紅白喜事。這些事要花很多的錢，搞得當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規矩辦。也許你樂意用傳統、風俗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你解釋不了人們為什麽要堅持痛苦的傳統，除非你說大家都是受虐狂，實際上又遠不是這樣——有好日子誰不想過。村落文化是一種強製的力量，個人意誌不是它的對手。
李銀河認為，傳統觀念、宗族意識等等，在現在農村裏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為它們保存在個人的頭腦裏。實際上，它們是保留在村落文化這個半封閉的大匣子裏。這也是個有意義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蘇格蘭有個半封閉的尼斯湖，湖裏還有恐龍哪。在中國村落裏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龍，也不算什麽新鮮的事。不管怎麽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學沒有合法的權威性。真正有權威的是村落。辦事都要按一定規矩辦，想問題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這既不是因為古板，也不是因為有族規，而是因為有一大群人盯著你。我相信，這樣的解釋更加合乎實情。她描述了這樣一幅生活圖景：你怎麽掙錢，別人不管；但你怎麽過日子，大夥就要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日子當然難有嶄新的過法。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所依據的是在山西、浙江兩地的調查。她的見解十分敏銳，遺憾的是實證功夫稍有欠缺。假設她的調查不是在這兩地的兩三個村子，各百十戶人家裏，而是在散布在全國的上百個村子、上千戶人家裏完成，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這樣的要求近似扳杠。因為她用的是人類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第一手資料，麵對麵交談，通過翻譯都會遭人詬病。人類學的前輩大師米德女士在薩摩亞實地調查多年，隻因為聽人轉述，就遭人耍了。考慮到這種情況，談了百十戶，談得紮實，也就不錯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獻裏找出個說法，然後在調查裏驗證一番，而是自己來找說法，到調查裏驗證，這是非常好的。其實她闡述的現象就在我們眼前，隻不過我們視而不見罷了。北京城裏沒有村落，但有過胡同、大雜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麽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麽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裏，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麽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係。那麽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樣，另外的快樂、幸福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了呢？在結束了在山西的調查、浙江調查未開始時，李銀河給《二十一世紀》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能詳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長。簡單來說，結論是這樣的：不管怎麽說，自己覺得好和別人說你好畢竟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後者看得極重，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對他們來說前一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以此為據，村落文化的實質就容易把握了。
李銀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是因為這種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這個自然村裏，把寶貴的財力全用在了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上，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村裏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動力。這個文化裏，人際關係的分量太大，把個人擠沒了。別人也許會反對她的觀點——他會說重視人際關係，正是我們的好處呢。在這方麵，恐怕我要同意李銀河的意見，因為中國的村落文化和低質量的生活聯係在一起，放棄村落文化到城市裏生活正是千百萬農民的夢想——所以它是那種你不喜歡、又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給它唱讚歌了。
李銀河的研究工作是樸素的。作為學者，她不是氣勢恢弘、辭藻華麗的那一種，也不是學富五車、旁征博引的那一種。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這種明白會被人看成淺薄也罷。從表麵上來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內容，比方說，題目有沒有人重視啦，一年發了多少論文啦，寫了多少學術專著啦，但是這些在她看來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發現。
《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李銀河著，199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未完待續）
李銀河在研究中國農村生育文化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傳統文化的本質，來自於村落。在中國，有一個現象不論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關係。另外，中國農村住得很緊密，起碼和外國農村相比是這樣。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在村裏沒有不透風的牆，你的事別人都知道，別人的事你也知道。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類學裏信息學派的意見，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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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李銀河當初想用“村社文化”這個說法，但是別人說，“村社”這個詞已經有了，不能賦予它新的意義。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很為李銀河喪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說，“村”是什麽意思不必解釋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這和她要說明的現象很吻合。在村裏，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無所不知，又無所不傳。所以一個自然村簡直就是個人信息的超導體，毫無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麽事別人都知道，所以簡直什麽事自己都做不了主。這種現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說，外國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這個感覺相當犀利，但隻是感覺而已。罪感當然來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會覺得在他麵前是個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覺得有好多人在盯著你，恥感何來呢？如沒有信息共有，恥感文化也無法解釋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裏還有很多個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說，紅白喜事。這些事要花很多的錢，搞得當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規矩辦。也許你樂意用傳統、風俗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你解釋不了人們為什麽要堅持痛苦的傳統，除非你說大家都是受虐狂，實際上又遠不是這樣——有好日子誰不想過。村落文化是一種強製的力量，個人意誌不是它的對手。
李銀河認為，傳統觀念、宗族意識等等，在現在農村裏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為它們保存在個人的頭腦裏。實際上，它們是保留在村落文化這個半封閉的大匣子裏。這也是個有意義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蘇格蘭有個半封閉的尼斯湖，湖裏還有恐龍哪。在中國村落裏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龍，也不算什麽新鮮的事。不管怎麽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學沒有合法的權威性。真正有權威的是村落。辦事都要按一定規矩辦，想問題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這既不是因為古板，也不是因為有族規，而是因為有一大群人盯著你。我相信，這樣的解釋更加合乎實情。她描述了這樣一幅生活圖景：你怎麽掙錢，別人不管；但你怎麽過日子，大夥就要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日子當然難有嶄新的過法。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所依據的是在山西、浙江兩地的調查。她的見解十分敏銳，遺憾的是實證功夫稍有欠缺。假設她的調查不是在這兩地的兩三個村子，各百十戶人家裏，而是在散布在全國的上百個村子、上千戶人家裏完成，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這樣的要求近似扳杠。因為她用的是人類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第一手資料，麵對麵交談，通過翻譯都會遭人詬病。人類學的前輩大師米德女士在薩摩亞實地調查多年，隻因為聽人轉述，就遭人耍了。考慮到這種情況，談了百十戶，談得紮實，也就不錯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獻裏找出個說法，然後在調查裏驗證一番，而是自己來找說法，到調查裏驗證，這是非常好的。其實她闡述的現象就在我們眼前，隻不過我們視而不見罷了。北京城裏沒有村落，但有過胡同、大雜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麽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麽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裏，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麽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係。那麽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樣，另外的快樂、幸福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了呢？在結束了在山西的調查、浙江調查未開始時，李銀河給《二十一世紀》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能詳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長。簡單來說，結論是這樣的：不管怎麽說，自己覺得好和別人說你好畢竟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後者看得極重，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對他們來說前一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以此為據，村落文化的實質就容易把握了。
李銀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是因為這種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這個自然村裏，把寶貴的財力全用在了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上，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村裏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動力。這個文化裏，人際關係的分量太大，把個人擠沒了。別人也許會反對她的觀點——他會說重視人際關係，正是我們的好處呢。在這方麵，恐怕我要同意李銀河的意見，因為中國的村落文化和低質量的生活聯係在一起，放棄村落文化到城市裏生活正是千百萬農民的夢想——所以它是那種你不喜歡、又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給它唱讚歌了。
李銀河的研究工作是樸素的。作為學者，她不是氣勢恢弘、辭藻華麗的那一種，也不是學富五車、旁征博引的那一種。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這種明白會被人看成淺薄也罷。從表麵上來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內容，比方說，題目有沒有人重視啦，一年發了多少論文啦，寫了多少學術專著啦，但是這些在她看來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發現。
《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李銀河著，199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