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銀河所譯約翰·蓋格農《性社會學》一書中，第十七章“性環境”集中敘述了美國對含有性內容的作品審查製度的變遷，因而成為全書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對“Se情作品”的審查是最嚴的，受到打擊的絕不止真正的Se情作品。就以作家為例，不但海明威、雷馬克有作品被禁，連最為“道學”的列夫·托爾斯泰也上了禁書榜。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禁書榜上不但包括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萊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也隻能出節本。事有湊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國內出版的《西線無戰事》，也是節本，而且節得上氣不接下氣。這種相似之處，我相信不僅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們談到國內對書刊、影視某些內容過於敏感時，總是歸因於中外國情不同，社會製度不同，假如拿美國的三十年代和現在中國做個對比，就很容易發現新的線索。
自一次大戰後，美國對Se情作品的檢查呈穩步上升之勢。一方麵對性作品拚命壓製，一方麵嚴肅文學中性主題不斷湧現，結果是從聯邦到州、市政府開出了長得嚇人的禁書書單。遭難的不隻是上述作家，連《聖經》和莎翁的戲劇也隻能通過節本和青少年見麵。《聖經》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謂eiie的內容，結果是孩子們簡直就看不明白。當然，受到限製的不僅是書刊，電影也沒有逃出審查之網。在電影裏禁止表現娼妓、長時間的zuo愛，禁止出現裸體、毒品、混血兒、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職人員的鏡頭。
當時嚴格的檢查製度有其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對性的公開正麵（非譴責性）的討論都會導致性活動的泛濫，因為性知識是性行為的前兆。這就是說，性衝動是強大的，一受刺激就會自動表達出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理論：性是危險的，人是薄弱的，必須控製性來保護人。這種觀點和時下主張對文學作品嚴加控製的觀點甚是相似。在我們國家裏，現在正有人認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書籍、錄像帶有關係，還有一些家長反映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因此主張對有性內容的書刊、錄像嚴加限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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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看來，像這樣的觀點因為是缺少科學訓練的人提出的，多少總有點混亂不清的地方。比方說二十年代美國這種理論，在科學上我們隻能承認它是一種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種最糟不過的假設，定義不清，以致無法設計一種檢驗方法。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過“不良”書刊或者黃色錄像帶，但是這樣立論是錯誤的。實際上有效的立論應是指出有多少看過“不良”書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論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反驗概率，沒有確定的關係，也不能夠互相替代。至於家長說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因果模型——看某些書刊→影響學習。有經驗的社會學家都會同意，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難的。就以前述家長的抱怨為例，首先你要證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書刊，而後學習成績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證明沒有一個因素既影響到孩子看某種書，也影響到孩子的學習。我知道有一個因素要影響到這兩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長的抱怨不能成立。現在的孩子營養好，性成熟早，對性知識的需求比他們的父母要早。據我所知，這是造成普遍憂慮的一個原因。假如家長隻給他們饅頭和鹹菜吃，倒可以解決問題（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來）。以上論述要說明的是，關於Se情作品對青少年的腐蝕作用，公眾從常識的觀點得出的結論和專家能做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倘非如此，專家就不成其為專家。
當然，人們給所謂Se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僅是腐蝕青少年，而且是腐蝕社會。在這方麵書中有一個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麥實驗。1967年，丹麥開放了Se情文學（真正的Se情文學）作品，1969年開放了Se情照片，規定Se情作品可以生產，並出售給十六歲以上的公民。這項實驗有了兩項重要結果：其一是，丹麥人隻是在初開禁時買了一些Se情品，後來就不買或是很少買，以致在開禁幾年後，所有的Se情商店從哥本哈根居民區絕跡，目前隻在兩個小小的地區還在營業，而且隻靠旅遊者生存。本書作者對此的結論是：“人有多種興趣，性隻是其中的一種，Se情品又隻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側麵。幾乎沒有人會把性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把Se情品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的人就更少見。”
丹麥實驗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Se情業的開放對某些類型的犯罪有重大影響。eiie兒童發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陰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汙辱罪（強X，eiie）也減少了，其他犯罪數量沒有改變。這個例子說明Se情作品的開放會減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筆者引述這個例子，並不是主張什麽，隻是說明有此一事實而已。
美國對Se情作品的審查浪潮在二次大戰後忽然退潮了。本書作者的觀點是：這和美國從一個保守的、鄉村為主的單一清教國家，轉變成了多元的國家有關。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排外的，社會掌握在道德警察手裏；後來變成了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那種嚴格檢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這種說明對我們甚有意義，我們國家也是一個以鄉村為主的國家。至於清教傳統，我們沒有過。清教徒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必須加以限製。我們國家傳統哲學認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齡，他就不再是好東西了。所以對於青春期以後的人，兩邊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本書作者給出了一個美國Se情開放程度的時間表，在此列出，以備參考：
早於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體或能引起這類聯想的東西，包括掀起的衣裙、**的暗示，都屬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Se情雜誌上出現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Ru房的側影；
六十年代：出現**，《花花公子》雜誌上出現女性**；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現在《維瓦》和《花花女郎》雜誌上，女性的**出現在《閣樓》和《花花公子》雜誌上。
每當雜誌走得更遠時，審查員就大聲疾呼，災難就要降臨，但是後來也沒鬧什麽災。所以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來了”的那個孩子的窘境。
《性社會學》這本書裏把對影視出版的審查，看作一種性環境。這種審查的主要目標是Se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內容的嚴肅作品在這裏隻是被“捎帶”的。所謂嚴肅作品，在我看來應該是雖然寫到了性，但不以寫性為目的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了以藝術上完美為目標的文學、影視作品，社會學、人類學的專業書，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書。據我所知，這類作品有時會遇到些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講，嚴肅的作家、影視從業人員也可以算作專家，從專家的角度來看審查製度，應該得到什麽樣的結論呢？
改革開放之初，聶華苓、安格爾夫婦到中國來，訪問了我國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爾在會見時問：你們中國的作品裏，怎麽沒有寫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國一位年長的作家答道：我們中國人對此不感興趣！這當然是騙洋鬼子的話，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騙，又問道：你們中國有好多小孩子，這是怎麽一回事？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這些孩子不是你捏著鼻子、忍著惡心造出來的吧。當然，我們可以回答：我們就是像吃苦藥那樣做這件事！但是這樣說話就等於承認我們都是偽君子。事實上性在中國人生活裏也是很重要的事，我們享受X生活的態度和外國人沒有什麽不同。在這個方麵沒必要裝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討論。嚴肅的文學不能回避它，社會學和人類學要研究它，藝術電影要表現它。這是為了科學和藝術的緣故。然而社會要在這方麵限製它，於是，問題就不再是性環境，而是知識環境的問題了。
《性社會學》這本書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國是怎樣判決淫穢書的：起訴人從大部頭書裏摘出一段來，念給陪審員聽，然後對他們說：難道你希望你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書嗎？結果海明威、勞倫斯、喬伊斯就這樣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們國家裏現在有沒有像海明威那樣偉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話，他一定為難以發表作品而苦惱。海明威能寫出讓起訴人滿意的書嗎？不能。
我本人就是個作者。任何作者的書出版以後，會賣給誰他是不能夠控製的。假如一位嚴肅作家寫了性，盡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達生活的真諦，也不能防止這書到了某個男孩子手裏，起到**前性喚起的作用。故此社會對作家的判決是：因為有這樣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書不能出。這不是太冤了嗎？但我以為這樣的事還不算冤，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比他還要冤。事實上社會要求每個嚴肅作家、專業作者把自己的讀者想象成十六歲的男孩子，而且這些男孩似乎還是不求上進、隨時要學壞的那一種。
我本人又是個讀者，年登不惑，需要看專業書，並且喜歡看嚴肅的文學書，但是市麵上隻有七十二個故事的《十日談》、節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馬克，還有一些性心理學、性社會學的書，不客氣地說，出得完全是烏七八糟。前些日子買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現在正想辦法找英文本來看。這種情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損害。在此我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個高層次的讀者，可是書刊檢查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這種事情背後隱含著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國家的出版事業必須就低不就高。一本書能不能出，並不取決於它將有眾多的有藝術鑒賞力或者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應該對他們有益，而是取決於社會上存在著一些沒有鑒賞力或沒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不能對他們有害。對我來說，書刊審查不是個性環境，而是個知識環境問題，對其他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一點是《性社會學》上沒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頭腦的美國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歐洲待著。後來希特勒把知識分子又都攆回到美國去，所以美國才有了科學發達、人文薈萃的時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歐洲燒書、殺猶太人，我敢說現在美國和歐洲相比，依然是個土得掉渣的國家。我不敢說國內人才凋零是書刊檢查之故，但是美國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們國內的人才一定會多起來。
假如說市場上有我需要的書，可能會不利於某些頑劣少年的成長的話，有利於少年成長的書也不適合於我們。這一點與意識形態無關。舉例而言，《雷鋒的故事》這樣的書對青年有益，把它譯成英文，也很適合西點軍校的學員閱讀，但是對於那些禿頂教授，就不那麽適宜。再比方說，《羅蘭小語》、瓊瑤的小說，對美國highschool的女生很適宜（可惜的是美國這類書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年過四旬，拿了博士學位，在大學裏講社會學的知識分子就不適宜，如果強要他們讀的話，大概會感到有點惡心。這種人甚至會讀StoryofO，雖然你問他時他不一定肯承認。有人會爭辯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應該為他們做犧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犧牲的代價是讓成人也變成孩子。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麽未來。
現在美國和歐洲把成人和兒童的知識環境分開，有些書、有些電影兒童不能看。這種做法的背後的邏輯是承認成人有自我控製的能力，無須法庭、教會來決定哪些他能夠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這不僅是因為成人接觸這些知識是無害的，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知識裏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還因為這是對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知識分子，限製他獲得知識就是限製他的成長。而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指出的，目前中國人麵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弗洛伊德所說的gang門時期。也許，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曆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麽，下一步怎麽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下一步”當然不是把日曆翻過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應當是日曆永遠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年第6期《讀書》雜誌。（未完待續）
自一次大戰後，美國對Se情作品的檢查呈穩步上升之勢。一方麵對性作品拚命壓製，一方麵嚴肅文學中性主題不斷湧現，結果是從聯邦到州、市政府開出了長得嚇人的禁書書單。遭難的不隻是上述作家，連《聖經》和莎翁的戲劇也隻能通過節本和青少年見麵。《聖經》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謂eiie的內容，結果是孩子們簡直就看不明白。當然，受到限製的不僅是書刊，電影也沒有逃出審查之網。在電影裏禁止表現娼妓、長時間的zuo愛，禁止出現裸體、毒品、混血兒、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職人員的鏡頭。
當時嚴格的檢查製度有其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對性的公開正麵（非譴責性）的討論都會導致性活動的泛濫，因為性知識是性行為的前兆。這就是說，性衝動是強大的，一受刺激就會自動表達出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理論：性是危險的，人是薄弱的，必須控製性來保護人。這種觀點和時下主張對文學作品嚴加控製的觀點甚是相似。在我們國家裏，現在正有人認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書籍、錄像帶有關係，還有一些家長反映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因此主張對有性內容的書刊、錄像嚴加限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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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看來，像這樣的觀點因為是缺少科學訓練的人提出的，多少總有點混亂不清的地方。比方說二十年代美國這種理論，在科學上我們隻能承認它是一種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種最糟不過的假設，定義不清，以致無法設計一種檢驗方法。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過“不良”書刊或者黃色錄像帶，但是這樣立論是錯誤的。實際上有效的立論應是指出有多少看過“不良”書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論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反驗概率，沒有確定的關係，也不能夠互相替代。至於家長說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因果模型——看某些書刊→影響學習。有經驗的社會學家都會同意，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難的。就以前述家長的抱怨為例，首先你要證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書刊，而後學習成績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證明沒有一個因素既影響到孩子看某種書，也影響到孩子的學習。我知道有一個因素要影響到這兩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長的抱怨不能成立。現在的孩子營養好，性成熟早，對性知識的需求比他們的父母要早。據我所知，這是造成普遍憂慮的一個原因。假如家長隻給他們饅頭和鹹菜吃，倒可以解決問題（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來）。以上論述要說明的是，關於Se情作品對青少年的腐蝕作用，公眾從常識的觀點得出的結論和專家能做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倘非如此，專家就不成其為專家。
當然，人們給所謂Se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僅是腐蝕青少年，而且是腐蝕社會。在這方麵書中有一個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麥實驗。1967年，丹麥開放了Se情文學（真正的Se情文學）作品，1969年開放了Se情照片，規定Se情作品可以生產，並出售給十六歲以上的公民。這項實驗有了兩項重要結果：其一是，丹麥人隻是在初開禁時買了一些Se情品，後來就不買或是很少買，以致在開禁幾年後，所有的Se情商店從哥本哈根居民區絕跡，目前隻在兩個小小的地區還在營業，而且隻靠旅遊者生存。本書作者對此的結論是：“人有多種興趣，性隻是其中的一種，Se情品又隻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側麵。幾乎沒有人會把性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把Se情品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的人就更少見。”
丹麥實驗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Se情業的開放對某些類型的犯罪有重大影響。eiie兒童發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陰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汙辱罪（強X，eiie）也減少了，其他犯罪數量沒有改變。這個例子說明Se情作品的開放會減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筆者引述這個例子，並不是主張什麽，隻是說明有此一事實而已。
美國對Se情作品的審查浪潮在二次大戰後忽然退潮了。本書作者的觀點是：這和美國從一個保守的、鄉村為主的單一清教國家，轉變成了多元的國家有關。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排外的，社會掌握在道德警察手裏；後來變成了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那種嚴格檢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這種說明對我們甚有意義，我們國家也是一個以鄉村為主的國家。至於清教傳統，我們沒有過。清教徒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必須加以限製。我們國家傳統哲學認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齡，他就不再是好東西了。所以對於青春期以後的人，兩邊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本書作者給出了一個美國Se情開放程度的時間表，在此列出，以備參考：
早於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體或能引起這類聯想的東西，包括掀起的衣裙、**的暗示，都屬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Se情雜誌上出現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Ru房的側影；
六十年代：出現**，《花花公子》雜誌上出現女性**；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現在《維瓦》和《花花女郎》雜誌上，女性的**出現在《閣樓》和《花花公子》雜誌上。
每當雜誌走得更遠時，審查員就大聲疾呼，災難就要降臨，但是後來也沒鬧什麽災。所以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來了”的那個孩子的窘境。
《性社會學》這本書裏把對影視出版的審查，看作一種性環境。這種審查的主要目標是Se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內容的嚴肅作品在這裏隻是被“捎帶”的。所謂嚴肅作品，在我看來應該是雖然寫到了性，但不以寫性為目的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了以藝術上完美為目標的文學、影視作品，社會學、人類學的專業書，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書。據我所知，這類作品有時會遇到些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講，嚴肅的作家、影視從業人員也可以算作專家，從專家的角度來看審查製度，應該得到什麽樣的結論呢？
改革開放之初，聶華苓、安格爾夫婦到中國來，訪問了我國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爾在會見時問：你們中國的作品裏，怎麽沒有寫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國一位年長的作家答道：我們中國人對此不感興趣！這當然是騙洋鬼子的話，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騙，又問道：你們中國有好多小孩子，這是怎麽一回事？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這些孩子不是你捏著鼻子、忍著惡心造出來的吧。當然，我們可以回答：我們就是像吃苦藥那樣做這件事！但是這樣說話就等於承認我們都是偽君子。事實上性在中國人生活裏也是很重要的事，我們享受X生活的態度和外國人沒有什麽不同。在這個方麵沒必要裝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討論。嚴肅的文學不能回避它，社會學和人類學要研究它，藝術電影要表現它。這是為了科學和藝術的緣故。然而社會要在這方麵限製它，於是，問題就不再是性環境，而是知識環境的問題了。
《性社會學》這本書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國是怎樣判決淫穢書的：起訴人從大部頭書裏摘出一段來，念給陪審員聽，然後對他們說：難道你希望你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書嗎？結果海明威、勞倫斯、喬伊斯就這樣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們國家裏現在有沒有像海明威那樣偉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話，他一定為難以發表作品而苦惱。海明威能寫出讓起訴人滿意的書嗎？不能。
我本人就是個作者。任何作者的書出版以後，會賣給誰他是不能夠控製的。假如一位嚴肅作家寫了性，盡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達生活的真諦，也不能防止這書到了某個男孩子手裏，起到**前性喚起的作用。故此社會對作家的判決是：因為有這樣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書不能出。這不是太冤了嗎？但我以為這樣的事還不算冤，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比他還要冤。事實上社會要求每個嚴肅作家、專業作者把自己的讀者想象成十六歲的男孩子，而且這些男孩似乎還是不求上進、隨時要學壞的那一種。
我本人又是個讀者，年登不惑，需要看專業書，並且喜歡看嚴肅的文學書，但是市麵上隻有七十二個故事的《十日談》、節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馬克，還有一些性心理學、性社會學的書，不客氣地說，出得完全是烏七八糟。前些日子買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現在正想辦法找英文本來看。這種情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損害。在此我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個高層次的讀者，可是書刊檢查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這種事情背後隱含著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國家的出版事業必須就低不就高。一本書能不能出，並不取決於它將有眾多的有藝術鑒賞力或者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應該對他們有益，而是取決於社會上存在著一些沒有鑒賞力或沒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不能對他們有害。對我來說，書刊審查不是個性環境，而是個知識環境問題，對其他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一點是《性社會學》上沒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頭腦的美國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歐洲待著。後來希特勒把知識分子又都攆回到美國去，所以美國才有了科學發達、人文薈萃的時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歐洲燒書、殺猶太人，我敢說現在美國和歐洲相比，依然是個土得掉渣的國家。我不敢說國內人才凋零是書刊檢查之故，但是美國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們國內的人才一定會多起來。
假如說市場上有我需要的書，可能會不利於某些頑劣少年的成長的話，有利於少年成長的書也不適合於我們。這一點與意識形態無關。舉例而言，《雷鋒的故事》這樣的書對青年有益，把它譯成英文，也很適合西點軍校的學員閱讀，但是對於那些禿頂教授，就不那麽適宜。再比方說，《羅蘭小語》、瓊瑤的小說，對美國highschool的女生很適宜（可惜的是美國這類書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年過四旬，拿了博士學位，在大學裏講社會學的知識分子就不適宜，如果強要他們讀的話，大概會感到有點惡心。這種人甚至會讀StoryofO，雖然你問他時他不一定肯承認。有人會爭辯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應該為他們做犧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犧牲的代價是讓成人也變成孩子。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麽未來。
現在美國和歐洲把成人和兒童的知識環境分開，有些書、有些電影兒童不能看。這種做法的背後的邏輯是承認成人有自我控製的能力，無須法庭、教會來決定哪些他能夠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這不僅是因為成人接觸這些知識是無害的，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知識裏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還因為這是對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知識分子，限製他獲得知識就是限製他的成長。而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指出的，目前中國人麵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弗洛伊德所說的gang門時期。也許，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曆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麽，下一步怎麽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下一步”當然不是把日曆翻過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應當是日曆永遠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年第6期《讀書》雜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