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麽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裏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對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裏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裏，好像故紙之中什麽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麽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做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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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裏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麽叫作“是”（be），什麽叫作“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麽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都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現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做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做虛偽。還有些人隻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做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一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隻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裏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鱗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8月1日《中華讀書報》。（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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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裏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麽叫作“是”（be），什麽叫作“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麽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都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現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做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做虛偽。還有些人隻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做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一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隻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裏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鱗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8月1日《中華讀書報》。（未完待續）